乔木木

就这样吧

爲什麼要紀念,以及在紀念什麼呢

三體人與地球人分享了他們的很多科技,地球人的生活變得安逸平和起來,許多人對三體人心存感激,甚至有人提議震懾毫無必要,建議應當審判執劍人。然而,就在第一代執劍人交出權柄的一瞬間,三體人對人類發動了蓄謀已久的進攻。

(封面圖來自於@iyouport

33年了。如今廣場上不再有燭光,甚至任何有關與此的活動都會被禁止,哪怕提到一點敏感的字詞,都會招來莫名的危險。每當回想起,香港如何變成今天的樣子,都不禁潸然。

有歷史記載說,中共黨內當時有聲音希望收回“4.26社論“,但這無異於打了最高權威的臉。我們今天知道,這是絕對不可能答應的事情。就如同現今的”清零“口號,想要收回,就等於失去權威,那是萬萬不可的事情。當年慈禧太后對外宣戰,斷沒有收回成命的可能。

最近這幾年其實已經感覺到,這一年一度的紀念活動已經漸漸勢弱了。如今香港已經噤聲,只剩下海外那些毫無建樹的“民運人士”還有氣無力的哭鬧幾聲。(順便一提,我們稱他們為“民逗”,不知其他地區的人是否有此稱呼?)

紀念不只是為了不忘記。對於親歷者來說,身上留下的創傷、身邊同仁死去的記憶,是不可能消逝的。而對於未曾親歷的人,和當年甚至還未出生的後人,如果僅僅將之作為“良知的提醒”,以為這只是如同古羅馬角斗場上慘劇一樣的歷史事件,那麼紀念其實已經失去了它的意義。我們銘記歷史,並不是為了顯示自己有多博學,有多慈愛。

是為了驚醒自己以及後人,應當如何從歷史中學習以武裝自己。

從“國家”一詞出現開始,我們就在探究國家的意義。以我粗淺的理解,例如民眾和民眾之間有糾紛,無論是小偷小摸,還是抵死相搏,最終需要有人出來作為中間調停,懲罰惡者,震懾其他惡人,維持社會秩序。現在,這個中間的調停人我們稱之為“政府”。

在美國,我們對政府是抱有警惕的,因為它是整個國家中唯一可以合法使用無限暴力的機構。那麼民眾如果和政府有了衝突該如何解決呢?在我們所認知的西方國家中,民眾當然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表達意見,提出批評,當然也可以提起訴訟。

而三十三年前,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個意想不到的解決方案:

無差別的平民屠殺。

而他們稱自己為“人民政府”;他們把“為人民服務”幾個大字高高掛在自己的額頭上。

可是“人民”在哪呢?在他們每天埋頭學習的文件裡,在日復一日孜孜不倦的宣傳材料裡。至於大街上走的,農田裡勞作的,辛辛苦苦只為生計奔波的--“活人”,似乎和“人民”無關。、

更妙的是,一旦這些“活人”有了救國救民的思想、有了對現狀的批評,他們就成了“人民的敵人”。

歷史總會重演,只是每次重演的方式並不相同。在當下思考這個問題格外重要,我們見到的基本是同樣的一個故事:

-- 發表“疫情清零”的最高指示。

- -無差別的社會隔離

你可以說,上海在這次大隔離中死去的人畢竟是極少數;雖然全國其它地方也有大小不同程度的無差別隔離,並且也都連帶著有人死亡,但那也是極少數,上海只不過是聲音更響而已。

就如同當年死難的學生也不過是少數人麼。再往前數,”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餓死的人,也沒影響如今人口發展到14個億,那也算是少數人吧?再再往前數,那些被批鬥被抄家的土豪,右派,地主走資派……也是少數人吧?

這種思想的精妙之處在於,很少人意識到,自己隨時都可能成為一個“少數人”。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掌權的人”和被他們“服務”的人,似乎只是互相通曉語言,但卻截然不同的兩個物種,一旦發生衝突,那就是兩個種族的矛盾,一定要拼個死活才可以。

講道理是沒法講的。講法律?那只是餵給你們下層人的奶瓶而已,隨時可以奪走。反正你又不知道奶瓶裡裝的是不是三聚氰胺。

知道的都被抓走了。


我不是哥吉拉迷,只是偶爾在某處(已經忘了是哪裡)看到一個對哥吉拉動畫的片段,說那些每隔幾年要受到哥吉拉破壞的農民們,如何還能在當地活得下去。一個伯伯說:“這就像是壞天氣,躲一躲還是能過去的。”

顯然,現實中還有很多東西,是比哥吉拉更可怕的。

在我看來,這才是“紀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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