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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哲学发源地的广州

陈纯

上一次回广州,是三年前的七月,从新疆回来,在去杭州之前。此次我住在沙面,也是十余年前散步时常歇脚之处。5号下午,我坐上网约车去骏扬的新居,从车窗看到沿江西路熟悉的粤海关博物馆和西堤码头,当即感到心头一热。2011年木匠兄来广州开会,我便带着他沿着此路走过,指着同样的建筑高谈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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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启蒙者与他们的时代

陈纯

按:这篇文章前几天发过,新版在结构上做了全面的调整,减少了一些私人的叙述,增加了更多分析性的文字。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时代的青年启蒙者没有出现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这样的思想家和变革者?为什么《北斗》没有办成《新民丛报》或者《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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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命名

陈纯

乡绅、附近与普通人——项飚的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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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汪晖的左翼立场与“国家主义”

陈纯

首发于《思想》第44期 如果要問在當代中國思想界,哪一個大陸學者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最大,答案很有可能是汪暉。大衛·哈威(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義簡史》裡的《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一章,曾大量引用汪暉的英文著作《中國的新秩序》(China’s New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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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深圳的社交生活

陈纯

大约是九年前,我去北京访学一个月回到广州,和邓伟生老师说起那边的氛围,“几乎遇到的每个人都和我聊政治哲学”。他说,这氛围有点不正常。我以为他要说不该聊得那么沉重,该谈点日常生活什么的,谁知他凝神望着空中,说,形而上学才是第一哲学嘛,怎么都聊政治哲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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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粉红与中国人的政治主体性

陈纯

首发于端传媒,请勿转载 这两年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小粉红的操作了:几乎是每隔一两周就有公众人物或群体遭到他们的“网暴”,以至于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退出某些公共平台或发表道歉声明。从五月份以来,“受害者”覆盖女权行动派、LGBT、蒋方舟、科普工作者、罗翔,甚至还包括胡锡进和《环球时报》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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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花园

陈纯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这个夏天雨水特别多,有一两周是每天都在下雨。对于养月季的人来说,雨水既是福音也是负担,雨水里有很多天然养分,对于月季生长极为有利,但雨过后最好打抗菌药,不然易得黑斑病和白粉病。如果两场雨的间歇不超过四小时,可以不打,打了也会被雨水冲走。

罗湖,我的无历史之地

陈纯

在我写过的关于深圳的文章里,只要和罗湖有关,那都是温情脉脉的,但只要讲到深圳整体,或者深圳的价值观,我马上变得言辞犀利。1993年以后、2004年以前,我的生活足迹很少踏出过罗湖,华强北已经是极限。如果考虑到这十年我都是住在罗湖和福田的交界附近,那这种“闭塞”就更让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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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义的分裂

陈纯

首发于端传媒 5月1号,作为中央政法委新闻网站的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发了一张对比图,“中国点火VS印度点火”,点燃了微博的一场战火。在这张图下,叫好的留言和批评的留言互相对峙,旗鼓相当。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对此进行转发评论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对沈逸进行转发回应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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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的民粹主义

陈纯

当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写《什么是民粹主义?》的时候,他大概还不会想到,作为他书中民粹主义政客之代表的川普,后来会和他的支持者弄出这么一出“六国大封相”。2020年美国大选,川普在被拜登击败后声称选举出现严重舞弊,在六个州的最高法院对川普团队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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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与元旦

陈纯

昨天在一个群里听说深圳大学今年不让学生过圣诞,不知道是真是假。尽管大学那会儿就偶尔在网上看到“抵制圣诞节”的新闻,但也就一笑了之,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过洋节”在这片土地上会变成一种政治不正确,甚至成为了举报项目之一。对于这个城市来说,这应该是件相当荒谬的事,因为在来深圳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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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春秋

陈纯

从热衷表达以来,我很少提及“家”的概念。这一方面是我自命清高,不太想去谈论一些物质层面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对家的原始印象是偏负面的,几乎想不起来我和原生家庭有过一些其乐融融的景象,由于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困境,也很难设想哪天会去“成家”。如果说我有过类似的想象,那大概也跟家人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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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与风月

陈纯

这么些年来,我认识的学术伉俪不在少数,比如秦晖老师和金雁老师,周濂老师和刘瑜老师,西闪老师和西门媚老师,刘乐恒兄和陈晓旭师姐。要说我不羡慕那是不可能的:两个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在一起,不仅可以时常切磋学术问题(只要不是都研究黑格尔的就行),而且生活习惯和脑回路都接近,可以省去许多麻烦。

钦定的社会性死亡

陈纯

今年出版的《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收录了我三十三篇学术文章,其中大多写于2015-2019之间。写于2018年的学术文章有十篇,写于2019年的有七篇,但去年我也写了大量的杂文,所以全年大约写了二十篇文章。可以说,2020年是我这五年来最低产的一年,从年初到现在,只有两篇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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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与正义

陈纯

按:关注本文立场多于关注说理过程的,请直接参考注释2。去年八月我写那篇《粉红狂潮与体制外的自由主义》,有来自左边的朋友评论道:“‘举报’这么费拉不堪的事情也能作为政治写作的题材,自由派真的要完蛋了。”我同意“举报”是一件很费拉不堪的事情,但“举报”成为政治写作的题材,并不是我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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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篇《粉红狂潮与体制外的极权主义》得奖了

陈纯

这篇文章在网上应该很容易搜到。当时文章里的一些判断引发许多争议,有的人认为这只是我和一小部分人的个人遭遇,没有什么代表性。现在一年还不到,里面所分析的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朋友在墙内被举报,被网暴,被炸号。疫情以来,猎巫行动更是全面升级,方方被围攻,邱晨被封杀,梁艳萍和王小妮被学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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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政治哲學與現實感——陳純書序

陈纯

按:征得钱先生同意,特发于此。在當代中國,政治哲學是一門「顯學」,音量與可見度均超過了哲學的其他分支,在各個人文學科之間也顯得格外熱鬧。當前一些受到矚目的學者、思想潮流,一些觀念的正面衝突,均可以歸到廣義的政治哲學領域。為什麼政治哲學如此動見觀瞻?

关于我的新书《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

陈纯

我的书终于出了,感谢为我张罗出版的荣伟老师,感谢为我作序的钱永祥先生。这本书的出版,还得感谢向我约过稿的邹思聪、龚克、符雨欣,以及陈宜中老师和周保松老师,尤其感谢邹思聪,没有他最早的邀稿,我也不会开始写与中国现实有关的政治哲学。Google图书链接:https://play.go...

新冠疫情下的饭圈与公民社会的回光返照

陈纯

按:这个版本和别的地方流传的版本有比一些差别,所以我还是希望在matters发出来。新冠疫情以来,举国模式的优越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早在十二月下旬,八名身处武汉不同医院的医生就在自己所在的微信群审慎地发出警报,却遭到武汉警方的传唤和“训诫”,且被央视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通报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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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与舆论的两极分化

陈纯

作于今年六月下旬 近日因为香港反修例的事,不仅国内舆论发生了两极分化,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撕裂也再一次得到凸显。远在芝加哥大学的赵鼎新教授恰好在《二十一世纪》撰文称,近年中国舆论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原因在于执政党内部出了“双面人”左派,假传圣旨对正常的言论进行了过分的打压,以至于自由派知识分子重新获得同情。

故乡的沉沦

陈纯

进入秋燥的季节,咽炎发作,只能吃比较清淡的东西。于是想起在清淡的食物里面,潮汕菜算是佼佼者。在深圳穿街走巷,都没有找到特别正宗的潮汕美食,我渐渐动了回乡看看的念头。2012年秋天,我表哥大婚回潮州摆酒,祖叔公也让我陪他在潮汕走一遭。这年十月,潮州政府举办了一场以“伟南精神”为主...

一座城市的文化宿命

陈纯

今天年初我写了一系列关于深二代的文章,后来我反思了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个主题。最有可能的答案是,我开始需要一个在地理上的确定“身份”,或者直白点说,自己人到中年,需要一点归宿感。我在很多个地方说到,我对“潮汕人”这个身份是没太多认同感的,因此我对“深圳人”或“深二代”的身份稍微有一些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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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MeToo的三波批评看公共文化的生成

陈纯

首发于《思想》37期 2017年十月,数十名好莱坞女星指控知名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曾对她们实行性侵,随后,同样受到过韦恩斯坦性侵的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呼吁受过性骚扰的女性用#MeToo标签,讲出自己的遭遇。

政治认知主义与政治行为主义 ——对韩乾的一个回应

陈纯

韩乾的文章可以在这个链接看到:https://weibointl.api.weibo.cn/share/94145504.html?weibo_id=4420840546350060&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

以言说对抗恐怖

陈纯

上个月底我在端传媒上发了一篇文章,前半部分写到我在派出所里十几个小时的经历,后半部分是我对这次“粉红狂潮”的成因的分析,两部分乍看没太多关联,其实想论证我一个观点:体制外有可能产生比体制内更反动的极权主义。文章发出来后,大部分批评集中在后半部分,但我在端上看到一个相当显眼的评论,...

八月浮沉

陈纯

去年的六七月我在土耳其呆了一个月,在南京的修和讲课两周,期间参与了#MeToo的几个案件,我以为这么让人惊心动魄的暑假可一不可再,结果今年又一次刷新了我的个人体验。“八月五号从派出所出来,我感觉自己已经跟不上世界的变化”。派出所只是一个被借用的地方,来“慰问”我的那些人平时都不在这个所里工作。

老朱——中产阶级的“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

陈纯

两三年前有人做了一张左右意识形态在中国各省份的分布图,其中偏“右”的前五名是上海、广东、浙江、北京、江苏,偏“左”的前五名是新疆、贵州、广西、宁夏、河南。从去年开始,我就发现这种划分是比较粗糙的:“有些地方的‘左’,是官方的‘左’,比如新疆,有些地方的‘左’,是民间的‘左’(主要是毛左),比如河南。

八年的北京

陈纯

也许是人到中年的关系,这两天我把《四城记》和《2012,一些理想主义的故事》再看一遍,对里面写到自己的部分感到略有不适。我曾经是一个多么爱表达自己的人,如今只想把自己私人的一面完全隐藏起来。我不想讲自己的私事,也不喜欢把那些未经反思的观点说出来,因为那些话在我看来毫无价值。

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年轻人

陈纯

《粉红狂潮与体制外的极权主义》无权在matters上发布,我贴一篇几个月前写的相关文章。五四前有编辑跟我约稿,让我谈谈去年写过的那群青年。我试过拿起笔,但始终觉得无从下手:如今任何的赞美在现实面前都变成嘲讽,局外人的反思对他们来说也无非是难听的风凉话而已。

这个时代的左翼青年

陈纯

我在教书的学校有一门课,要讲1900-1941年的俄国历史,教材都是英文。在教授的过程中,我对托洛茨基这个人产生了兴趣,于是把他的《俄国革命史》、《被背叛的革命》、《论列宁》和《斯大林评传》等著作都看了,后来又读了多伊彻写的《先知三部曲》。无独有偶,这时期韩乾和李二锅开始自称“托派”,张舒迟介绍我们认识后,我们还戏谑性地将群聊的名称改为“托派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