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路得

影像研究者

我會站出來,也要寫下去

大家好,我是何謙,被鄧飛起訴的那個“女生C”,我的案子於11月11日開庭。

2018年8月1日,鄒思聰@沈於淵 以《鄧飛,沒有女生是妳的“免費午餐”》爲題,發布了我的文章《“未遂”之後呢?成功say No又如何?》,那是我多年前的親身經歷。

發布文章的時候,我是就讀於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電影與媒體研究專業的博士生。今年夏天,我剛剛畢業,目前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後的研究工作,明年將開始於另一所大學的電影系任教。

我本科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2009年下半年曾在《鳳凰周刊》雜志社實習三個月。在此期間,我主要通過MSN與衆多編輯記者前輩保持聯絡,聽從工作安排,查找資料、聯系受訪對象,合作或獨立完成稿件。這些記者編輯中包括時爲“首席記者”、長期出差在外采訪的鄧飛。一次以工作爲由的會面中,鄧飛對我進行了性騷擾。我並不確定使用什麽詞彙可以更准確描述其看似“未遂”的侵犯行爲,但我確定的是,當時的我不願意、也拒絕被那樣對待,更沒有任何表達肯定意願的言語和行爲。

那是我們第一次也是僅有一次的單獨碰面。

事情剛發生後,痛苦便成爲秘密。因爲滿懷難堪和恥辱,我不希望讓任何人知道我所經歷的。我想如果我自己努力忘記,那麽,至少可以假裝什麽也沒有發生過,時間總會淹沒一切。在此後的數年裏,我沒有舉報此事,只是陸續對幾位我信任的朋友以及家人不同程度講過我的經歷。我逐漸發現,傷痛的一大部分是延遲的,後知後覺的,隨著時間不僅不會消失,還會一點一 點吞噬我。

2018年7月底,緊隨公益領袖雷闖被指控性侵之後,多位女性公開發聲指證鄧飛曾經性騷擾了她們。這些勇敢的聲音讓我想到自己早前的相似遭遇,也爲自己多年的沈默感到羞憤。那時的我希望通過書寫我所經歷的來聲援她們。2018年7月29日,我基於個人真實經歷寫作了《“未遂”之後呢,成功Say NO又如何?》一文,8月1日,鄒思聰@沈於淵 在其公衆號發布了這篇文章(我的化名爲C),引起公衆關注。8月1日下午,鄧飛發布公開聲明,宣布“已向免費午餐基金等項目團隊表明不再參與工作”,並“同時退出所參與發起的所有公益項目”。同年11月,鄒思聰被鄧飛起訴。2019年7月,我在此案庭前會議作證的過程中,被原告追加爲第二被告。

兩年前寫作文章時,我沒有公開自己的名字和身份,因爲恐懼、擔憂和恥感依然揮之不去。那時的我,既不願意,又難以接受自己因爲某種受害者的標簽和樣貌“出名”。我更擔心不可避免的傷害與當時經歷的負面影響會波及家人。就像很多相似事件中的親歷者們一樣,我害怕真相只會被淹沒在不實傳言、人身攻擊和操縱之中。

但是兩年來,很多變化都已悄然發生。

2019年7月,我專程回國,作爲證人出庭作證,並接受法官的詢問和對方律師的質證。我當庭承認匿名自述的文章由我本人所寫,無任何人編輯修改;朋友只是出於保護我替我發布,在言論自由的範疇內尋求公正。

在那次庭前會議中,面對法官和對方律師,我講述了我的初衷、思考、決定和訴求。

我看到自己曾經信任過的媒體界前輩與我的微信聊天記錄成爲原告的所謂證據;當法官許可我當庭核實此記錄後,我發現那卻並非我們對話的完整記錄。

我被問到並不友好、與案件無關的問題。

我被要求描述我所經歷的性騷擾和侵犯未遂的詳細過程。

時間,地點。聲音,動作,方向。顔色。

我當場比劃了記憶中的空間結構和方位。

其間,庭內法警遞來一盒紙巾,放在我所在證人席前的桌子上。

我被允許暫停發言、整理情緒若干分鍾。法官問我是否還能繼續發言,如不能則請人帶我下庭休息時,我回答:我可以。

因爲我知道,我迫切地需要,且必須繼續說下去。

庭前會議結束後,在我核對、簽署由書記員記錄的我的證言時,兩位法官前來問我:如果公開審理,將需要付出極大代價,情緒能夠承受嗎?真的能夠做好准備嗎?

我說:我認爲我可以,我在努力准備。我因很多女性的勇敢而受到鼓舞,其中一位便是日本的伊藤詩織。碰巧的是,我們在杭州進行本案庭前會議的當日,伊藤詩織受邀正在杭州舉辦自己新書《黑箱》的分享會。

事實上,在臨近那次庭前會議舉行的四天前,我還曾接到過一個電話,是原告委托我也認識的中間人向我傳話:如果我願意承認自己“記憶不清”的話,原告方便撤訴。我拒絕了這個提議,表明我們會應訴到底。

在庭前會議現場發生的一切,事後讓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釋放。

我發現,親身當衆言說我的個人經歷,即使痛苦,竟然也並非像過去想象的那樣是一件完全不可承受的事情。

反之,這種公開訴說的親歷本身無比莊嚴,給了我一個重新看見自己的機會。

坐在證人席上,我說出自己的名字,我看見、聽見自己的存在就是一種證據,我的真實經歷早已是我身體的一部分 — — 那些傷痛的存證不可逆轉,不會過期,沒有人能篡改,也沒有人可以剝奪。

它們曾經、正在、還將繼續改變我的生活方式,改變我對待自己的方式。它們永久性地改變了我與這個世界相處的方法,也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需要繼續努力,去重建身體中那個軟弱的自己。

令我最感恩的是,這一路收獲很多信任、鼓勵和幫助,來自她們和他們。

曾經聽我傾訴和從一開始便爲我發聲的朋友們,因爲相似經歷共情而站在一起的女生們,伸出援手的律師們,陪同我們到杭州參加庭前會議的夥伴們,在我情緒失控、難以完成工作和按期提交論文時給我理解與寬限的編輯學者們,不厭其煩傾聽我的無力的心理醫生和咨詢師們,始終站在我身後的家人和無條件支持我的學術導師們。

在此難以一一具名的TA們,有的爲我提供書面證言、出庭作證,有的陪我解決醫療證明及涉外公證的瑣碎難題;有的長達兩年幾乎每天定期找我聊天,只爲確認我的情緒狀態不至太過低沉;有的打開家門“收留”我、希望新環境裏暫時的放空可以安慰我;有的爲了表達相信和鼓勵、跟我分享TA從未與人講述的類似傷痛;有的在哪怕什麽也做不了的情況下,就以長久默默陪在旁邊的方式分擔我的崩潰與沉默。自2018年以來還有許多性騷擾/性侵相關案子的進展和爲之持續戰鬥的幸存者當事人、支持者和行動者們,以及我並不認識的人們在微博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標簽之下的種種講述,都讓我更加堅定相信“說出來”的強大力量。

我也要感謝杭州互聯網法院,無論是出庭作證,還是以當事人身份參加訴訟,他們都給了我充分的空間和保障。因此 — — 雖然並不符合我的本心 — — 如果法庭最終仍然決定不公開審理本案,我也將尊重法庭的決定:遵守法庭關於應當保密的庭審材料的要求,只披露屬於我個人的、法律上不屬於保密範圍的部分。

我仍有擔憂,但我獲得了新的自由。謝謝思聰@沈於淵 讓我站在他身後那麽久,我終於可以自己實名站出來面對大家,不辜負TA們讓我看到前行的可能性。

我在自述中提到,我個人曾經歷的,在司法和社會意義上也許只能叫作“未遂”,因爲對方試圖進行的最終動作沒有完成,人們所認爲的最糟糕、最具傷害性的結果也尚未發生。

然而,分明有什麽部分是已“遂”的,並在此後漫長的時間裏,侵蝕我的生活 — — 我希望可以書寫和探討的恰恰是,那其實已“遂”的部分到底是什麽?應該叫什麽?作爲親歷者的我,爲何竟然長久以來無法爲之命名?

最後,我想說,打官司本身雖然是漫長而消耗、結局未知的過程,但能通過一場訴訟去面對,去講述,去和原告當庭對質,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害怕人們會忘記,我們這一路已經和還在經歷著什麽,並且再沒有人願意爲類似的事件發聲,更沒有人在乎如何改變性騷擾、性侵害,以及滋生這一切的權力結構和社會文化土壤。

我不願看到這樣的狀況以及由此無限循環的痛苦。

所以,我會站出來,也要寫下去。

(關於配圖,謝謝@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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