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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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重溫:「二世祖」和「私生子」的落差

經濟和政治上的落差,豐盛和缺失的交纏,「二世祖」和「私生子」的對比,正是「阿飛」作為一個問題的根源。這種巨大的反差和對比,帶來了強烈的迷亂和焦慮,並構成旭仔病態的人格和行為,以及無可救藥的悲劇人生!

在《阿飛正傳》的前半部,大量情節都放了在旭仔放浪青春、浪費生命。具體表現是消費與蘇麗珍和Lulu的感情,大量文藝腔的對白,只不過是源於溝女的需要。若說這只是王晶《精裝追女仔》的精裝版,兩者皆屬港產片黃金時代的代表作,又有何不可?

除了以青春作為本錢之外,旭仔還真擁有真金白銀的本錢。消費感情固然有賴經濟基礎,終日游手好閒、無所事事,同樣是玩弄女性的主要條件。相比之下,劉德華飾演的警察即使想溝女,也只能在行beat時進行,生計才是他先決考慮的事情。揮金如土、玩世不恭的二世祖,正是作為「阿飛」的主要標誌。

旭仔屬於「後物質主義」的一代嗎?在相當程度上亦是。在物質豐盛的基礎上,才有餘裕追尋別的目標、更高的人生價值。但諷刺地,物欲表象的背面卻只有一片蒼涼,僅剩的只有心靈的空虛和迷惘,找不到任何渴求的方向和意義——旭仔於是盡把寄託放在尋找生母之上,但亦只能宿命地構成了幻滅的泉源。

經濟上的揮霍,只能算是《阿飛正傳》的副題。到了電影的後半部,對身分的迷茫和困惑、鄉愁和尋根的鬱結,才是正式登場的主題。具體表現是生母交托旭仔給養母,但自始至終卻不願意認他。儘管電影中沒有明言,那大概是某種私生子、不被承認的身分。那正是作為「阿飛」的另一個主要標誌。 

其中不無荒誕的是,養母說的是上海話,旭仔卻跑到菲律賓尋親去了,然而生母不肯認他,他便要弄假護照去美國,最終卻「無厘頭」地客死異鄉……這種種身分和歸屬上的迷亂,說白了亦是政治上的迷亂和焦慮。這是《阿飛正傳》那份孤獨感和頽廢感的真正泉源。 

正如阿巴斯(Ackbar Abbas)在他的經典論述中指出,儘管《阿飛正傳》與1955年的占士甸電影同名,但英文翻譯「Days of Being Wild」似比「Rebel without a Cause」,更能表達那種反叛、不羈和渴望無拘無束,而並非什麼有意義的起義或反抗。旭仔處處表現出自信、自主和「獨立」,但實際上,那只是欠缺歸屬感和安全感的條件反射,自尊太強只是極度自卑的表現。這在生母不肯認他之後,便頭也不回、故作堅強地離去的一刻,表現得最清楚不過(註)。 

假如在養母的蔭庇下,香港是旭仔成長「 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則菲律賓大概亦宿命地,必然是他「生錯的地方、找錯的地方」。 

物欲/經濟上的揮霍,身分/政治上的迷亂,兩者結合,才真正構成了「阿飛」的基因。想到這一點,我禁不住要編造一個新的名詞:「流徙的貴族」(aristocrat diaspora)——在電影中,則被形象地稱為「冇腳的雀仔」。 

儘管沒有道明,但經濟和政治上的落差,豐盛和缺失的交纏,「二世祖」和「私生子」的對比,正是「阿飛」作為一個問題的根源。這種巨大的反差和對比,帶來了強烈的迷亂和焦慮,並構成旭仔病態的人格和行為,以及無可救藥的悲劇人生——在香港常見的豪門大家族,妻妾成群、分很多房的那種,難道此等現象還會罕見?

——節錄自〈《阿飛正傳》30周年祭〉, 《香港01周報》 ,2020年7月

註:Abbas, Ackbar (1997).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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