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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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評】香港建制派的破局

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引發了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毫無疑問,特區政府的決定是整場風波的導火線,而建制派就是整場風波的最大輸家。去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市民對政府的種種怒火燃燒到建制陣營的候選人身上,多個建制老巢相繼被民主派攻陷,全港十八區建制派只能保住離島區的控制權。坐擁龐大人力物力的建制陣營在整場風暴中畏首畏尾,進退失據,最後一場區議會選舉終於把這座屹立多年的巨塔徹底推倒。區議會選舉過後,有資深民主派人物明言,現在是民主派有史以來最接近全面執政的時刻。建制派若要在今年10月的立法會選舉重整旗鼓,除了喋喋不休的說如果民主派在立法會議席過半香港便會「攬炒」,究竟還可以做什麼?

問題是意識形態,笨蛋

在《香港建制派的集體失語症》一文中,筆者已經簡述了香港建制派在意識形態的軟肋。建制派組成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抗衡自80年代迅速發展的民主派,由多個不同階層、背景和理念的組織拼湊而成的政治聯盟。建制政團之間的「意識形態」就是諸如擁護《基本法》、維持現狀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等鬆散和空洞的共同信念。回歸以後,特區政府和建制陣營都極力推動社會「去政治化」,淡化民主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上的優勢,將自己的合法性建基於政績以及香港的「繁榮穩定」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成為香港民眾從內地、香港特區官員和建制政治人物口中其中一句最常聽的話,但是回歸這麼多年,隨著社會愈來愈繁榮,市民不再單單追求物質富裕,這句話還聽得入耳嗎?諷刺的是,建制派說社會要「去政治化」,偏偏社會還未「去政治化」,自己先「去政治化」,結果當社會政治氣氛熾熱的時候,整個建制陣營面對民主派的輿論攻勢毫無還擊之力,把整個意識形態話語權拱手相讓給自己的對手。

建制派該看看毛澤東在50年代末說過的一段話。當時他早已經警告過「去政治化」的危險:

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於事務,那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鬆,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上邪路上去。

還記得不久之前有一名建制派議員說立法會不應該講太多政治,令人啼笑皆非。政治人物如果不在議會裡講政治,難道回到家裏才講嗎?這種思維令香港的建制派有著「執政黨」的身分,但畏首畏尾的行為舉止就跟「地下黨」沒有分別。從現實來看,「去政治化」就是一種「不作為」。其中一個「去政治化」的失敗例子,就是教育領域。「國民教育」的本質就是一個向年輕一代灌輸國家意識形態的過程。回歸後建制勢力坐擁龐大資源、得到北京全力支持,特區政府要推行國民教育灌輸國家意識本有優勢。然而,經歷二十三條立法失敗、兩次政改、反高鐵運動、中港矛盾加劇,直到2012年特區政府才正式推動「國民教育」,但為時已晚。特區政府和建制陣營浪費了足足十多年的時間以及一個穩定的黃金時期去推行有利自己的教育改革。正如毛澤東所講,建制派的意識形態工作過於鬆懈,走上了一條「邪路」。

「民主」、「公義」、「自由」等現代社會的價值觀成為民主派爭取輿論支持的利器。(圖片來源:明報)

缺乏意識形態指導令整個建制派在整場反修例運動中猶如驚弓之鳥,在支持政府和自保之間進退失據,無法在關鍵時候擔當領導角色,在不少人眼中再一次淪為特區政府的政治附庸。過去十多年,在香港特區政府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方針下,社會出現兩極化、貧富懸殊差距擴大、階級矛盾深化、社會發展停滯不前。大地產商攻城掠地,小市民貧無立錐之地。面對一個渴望變革的香港社會,建制派無疑處於一個被動的狀態。香港經濟經過多年發展,早已進入一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階段。社會對於「自由」、「公義」、「民主」、「平等」等價值觀的嚮往越來越大。這些價值觀已然成為香港核心價值,而這些核心價值本身與建制的立場不存在直接衝突。但建制派卻對這些香港人的理想追求處處迴避,即使擁有廣泛人脈和大量資源,仍然放棄帶領社會推動改革的角色,被動地維持現狀,期盼「悶聲發大財」,結果把這些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白白送給民主派作「專利詞」。現實清楚不過,主打「政績」的人事倍功半、主打「理念」的人則事半功倍。不論民主派有沒有能力為社會實現「公平」、「正義」等價值,從門面功夫來看建制派已經先輸一仗。如果無法提出實際改變社會現狀的主張,一切只是空談。

組織力和行動力薄弱

黨應該是組織的總和(而且不是甚麼簡單的算數式的總和,而是一個整體)......無產階級是不會因為那些不願意加入組織的大學教授先生和中學學生先生在黨組織監督下工作,就急於承認他們是黨員。- 列寧,1904,《進一步,退兩部》

香港建制政團大多面對組織僵化的問題,猶如一個經脈閉塞的巨人,外面看上去強大,但實際手腳僵硬,只要天時配合,就算一個普通小孩都能將其推倒。建制派看來需要一場「自我革命」來打通任督二脈。從近年的建制派集會來看,其動員主要是依靠地區團體、例如甚麼甚麼街坊會、甚麼甚麼同鄉會。這些地區基層組織在選舉替建制派扮演動員群眾的角色。這種方式的好處是能夠在短時間內動員到一定數量的支持者造勢,但局限就是只能接觸到原有的支持者,而無助擴大自身的群眾基礎。更甚的是,有些地區建制人士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勢,會與自己的支持者組織數個不同的團體,雖然有多個不同的招牌,但內部基本上是同一班人。故此,每當建制派發起群眾動員,都會看到一大群組織馬上呼應,聲勢看似浩大,但當中有多少是「水份」,有多少組織的會員是互相重疊,恐怕連建制中人也未必完全清楚。

建制派的組織動員能力僵化,令其在整場「反修例風波」中處於「挨打」狀態。(網上圖片)

香港不少人自稱建制派,但整個陣營的組織力和行動力甚為薄弱。每當香港政治爭端處於高峰,主要建制政黨馬上避其鋒芒、韜光養晦。大多所謂「愛國愛港」人士,都在大時代選擇明哲保身,趁局勢緩和一點,參加一兩次活動便向組織交差了事。這就是所謂「人多勢眾」。一個普通大學生能夠奮身參加各種社會運動、空閒時間在社交媒體發表政見和參與網絡輿論戰、用平時社交場合向同輩宣傳其理念甚至製造群眾壓力令其他同齡人加入抗爭。那麼,一名屬於某建制政黨的「專業人士」又能為自己陣營作出甚麼貢獻呢?除了參加一兩次集會拍拍照,在Facebook分享一兩則貼文便技窮了。在這場「反修例風波」中,一名普通大學生的行動力都能夠抵得上二十名建制政團成員。不要忘記,建制派的「對家」有著數以千計甚至以萬計的年青人正在拿著抗爭的火炬。

甚至近來一些在邊緣和規模較少的親建制團體、網路群組和一些新興或名不經傳的建制網絡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 KOL)的行動力和組織力都比傳統建制政團靈活。他們透過網路和各個手機群組動員了不少以往傳統建制政團未能接觸到的民眾,這種動員方式比起依賴地區團體更迅速和靈活。他們舉辦的「反暴力」集會和清理路障活動都有為數不少的市民自發參與,在網路也凝聚到一定數目的建制支持者。這些新興建制組織和KOL在短時間內所展示的組織力和行動力值得傳統建制大黨借鑑。

建制派還能抬起頭嗎?

只有令到基層發怒才能使他們盡自己的責任。-班農,前特朗普競選顧問,前白宮首席策略師,2014

建制派已在區議會選舉被擊潰,他們要在即將來臨的立法會選舉中維持多數,絕非易事。然而,政治從來都是波譎雲詭,現時擁有多數民意支持的民主派不一定穩操勝券,建制派在選舉中大敗也不代表從此永不翻身。掌握制定政治議程的技巧,審視度勢,因時制宜地重新整合政治聯盟 (re-alignment) ,是勝出民主選舉的關鍵。近年在歐美,一些處於政壇邊緣位的民粹主義者就透過轉移社會矛盾來改寫政治遊戲規則和增強自身的群眾基礎。以美英兩國為例,美國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借助民粹主義情緒,把社會的主要矛盾轉移到移民和貿易議題,鼓動民族主義思潮。英國的約翰遜(Boris Johnson)則借脫歐公投,把社會的焦點放在脫歐議題。兩人都成功改寫了本國政治的傳統遊戲規則。兩人把移民和外國人視為本國問題的代罪羔羊。他們把社會主要政治分野從以往主張左派或右派的社會經濟政策(socio-economic policy)轉移到社會融合和國民身分認同等議題。兩人最初的策略都被評論員質疑為政治豪賭,但結果特朗普一鳴驚人當選美國總統,而約翰遜則領導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取得自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以來最好的選舉成績。

約翰遜和特朗普透過分化社會再整合的策略在選舉中取得大勝。(網上圖片)

特朗普和約翰遜的選舉策略就是先利用各種民粹主義議題如反移民和保護主義,分化社會並將原有政治秩序推倒重來,然後再重新整合一個新的選舉聯盟。在美國,特朗普成功團結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的傳統支持者,並聯合美國中北部的基層白人工人群體,組成一個新的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聯盟,成功在2016年總統選舉中擊敗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大熱候選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美國中西部的基層白人工人群體原本都是民主黨的傳統支持者,但在上一次選舉一面倒支持特朗普成為民主黨敗選原因。歷史同樣在2019年的英國大選重演,約翰遜利用反移民和脫歐議題,不僅鞏固了保守黨的基本盤,還攻陷工黨(Labour Party)在英格蘭北部的多個老巢。英格蘭北部的工人群體多年來是工黨的堅實支持者,但不少人在是次選舉便因約翰遜的「脫歐牌」而轉投保守黨。二人的分化策略雖然同樣令所屬政黨撕裂,把黨內的溫和派和中間派趕走,不利於黨內團結,但作為選舉策略就非常有效。

那麼,建制派將來有可能和哪個社會群體組成新的選舉聯盟呢?早年內地研判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時候,就指出地產商勢力壟斷和經濟利益集團多年來的阻撓,才是香港多年不能解決社會矛盾的主要原因。建制派為了長遠發展,理應按照社會情況對自身的選民基礎作出相應調整,提出更多理念打動人心。然而礙於維持現狀和爭取最多支持的需要,不少建制政團與大財團多年來保持良好關係。經過反修例風波之後,建制派需要改寫原有的政治分界線,才能夠在民間建立一個較廣泛的選舉基礎。當然,這個過程必然得失商界和利益集團。先作整合,然後再輕裝上路,也許建制派的其中一條生路。

結語

回歸後特區政府和建制陣營本有一手好牌,但過去多年的庸碌無為把佔盡優勢的先天條件完全浪費。自2012年起特區政府推出樓市「辣招」限制炒賣、復建公共房屋和推行「國民教育」等政策嘗試力挽狂瀾,可惜面對日積月累的問題也顯得力不從心,回天乏術。過往建制派給筆者的印象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烏合之眾。看來建制政黨要重建聲望,除了在意識形態方面多下功夫,還需要重新審視其組織力和動員力,在民間建立一個新的選舉聯盟,重新改寫政治的遊戲規則。「悶聲發大財」的日子已經過去,建制要尋找出路,他們的路途必然漫長而痛苦。

作者:丘楚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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