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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爛時光會客室】第360集|白恐創傷(一) 白色恐怖是刺傷身心靈的利劍

陳慧瑛的父親是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她印象裡的父親謹慎小心,對人不信任,每天多次查看門窗是否鎖緊?孩子是否緊隨身邊?父親的印記也深深影響慧瑛的心靈,害怕與人接近,難以融入社會......

文 / 張睿恩

有些人說:「威權時代已過,促轉會僅需提出總結報告,交付規劃好的轉型工作給各機關部會,即可促成台灣社會集體反思。」但,真的是這樣嗎?

二二八、白色恐怖等政治暴力對大部分的人來說是過去式,以為賠償、公開道歉就可以撫平受害者的傷口,但對政治受難者及家屬而言,這卻是深植內心數十年,甚至更久的傷痛與恐懼。

政治創傷帶來的影響不只在身體與心理,也影響到人際關係、工作與日常生活,這對「正常」的家庭來說,是無法想像的傷痛。白色恐怖如同刺傷身心靈的利劍,更有許多說不出口的傷痛,需要我們關心。

本集節目邀請到「台灣政治暴力創傷跨專業療遇協會」理事陳慧瑛與楊敦翔,訴說他們的親身經歷與親眼所見,了解白色恐怖是如何讓人、讓社會創傷?

童年記憶和爸爸的受難經驗緊密連結

陳慧瑛小一的時候,爸媽就離婚了,年幼的她還不明白離婚的原因,只知道在爸爸口中,媽媽是一個「肖查某」,會虐待她和弟弟,用針戳她的下體,還會打爸爸,打到爸爸的牙齒全部脫落。在慧瑛的童年裡,爸爸和弟弟是她的全世界,跟媽媽接觸是一種「背叛」。

直到高中,因為繳不出班費,在老師的建議下,陳慧瑛開始和媽媽聯繫並得知「爸爸是政治受難者」。自那時起,她重新思考自己的過去和童年。

主持人管中祥詢問起陳慧瑛和父親的相處點滴,她講起了一種無以名狀的怪異感,例如爸爸極大的控制欲與不安全感。陳慧瑛回憶,爸爸每一天會花兩個小時確認門窗和電器是否關上、外出的時會再三查看證件、睡前會用繩子把子女包起來,甚至會錄下每一通電話,並時常懷疑親戚對他們意圖不軌,反覆地向子女解釋他當時被判刑的卷宗,試圖找出自己受冤的證據,當子女不聽話,則會警告「你會害死全家」。

這些無法說出口的「異常」,對年幼的慧瑛來說,都像是正常不過的日常,直到開始懂事、開始進入青春期,才發現爸爸曾經被壓迫的痕跡,一點一滴的侵入她和弟弟的身體,成為了成長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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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創傷複雜 到底誰才是受害者?

陳慧瑛說,爸爸畢業於台大政治系,是富有理想的知識份子,即便在六零年代時,「地下組織」已被政府壓制,政治仍然緊縮,但爸爸跟一些朋友還是對政治改革充滿期待。當時,國民黨政府打算開放選舉,增加地方選舉的名額,崇尚民主的知識分子自然有參政、改革的想法。陳慧瑛的爸爸也懷抱著熱情參與助選,但卻遭偽裝成學生的特務舉發。

在民主社會實踐基本的參政權力,卻還是被冠上許多莫須有的罪狀,在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佈局下,讓一群年輕有理想的學生,從此背負「匪諜」的罪名。而監禁與刑求在爸爸出獄後,仍如影隨形,刻劃在他的日常行為,也連帶影響子女與家庭的生活。

身為政治暴力創傷進行心理協助的助人者楊敦翔指出,跟一般的心理創傷個案相比,政治受難者及家屬的創傷是更加複雜且幽微。過去的歷史創傷不只是發生在一個人身上,對後代都會產生影響,而這也讓他不斷探問:「到底誰才是受害者?」。

對政治受難者家屬來說,創傷之所以無以名狀、很難被指認,是因為在當時台灣的政治環境下,白色恐怖是禁忌、是不能談論,通常子女都是到長大了,被動地知道家裡的處境,才開始細數傷疤,但那些早已烙印在身上。所以,比起一般的心理創傷,政治暴力傷害的似乎沒有根源、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然而,在怨恨父母親的同時,他們也同樣是受害者。

受難者不只受政治迫害 人際網絡、經濟生活亦受影響

政治受難者不只因政治壓力而斷送自己的美好人生,也影響了人際關係、社會連帶與經濟生活。楊敦翔提及,白色恐怖時期有些是遭牽連入獄,這也使得受難者的家人會因此保持距離而將其孤立。還可能因為判罪,家產被政府充公、特務進駐家裡監督,子女的求學之路、生涯規劃因此,遭受波及。即便後來出獄後,在求職、找對象或是婚姻生活也會因為這個標籤而受到影響。

陳慧瑛說,在童年的時光裡,爸爸總是說著「家裡沒有錢」,但實際上,爸爸承接了爺爺的碾米工廠,後因經營不善而失業在家,嘴上說要積極求職,但都並未實踐。反而在他出獄後,因為懷疑親戚佔他便宜,而鬧上法庭。陳慧瑛坦言,小時候有一段時間受政治受難補償基金會的支助。

政治受難者在經濟條件的困境有甚麼?楊敦翔解釋,他們不只求職過程受阻撓,因被褫奪公權,也無法進入公務機關工作。若還擁有一大筆祖產,也會在判刑之後全數被政府收回,經濟落差可想而知;相反的,對原本就窮困的家庭而言,只能領補助過生活。楊敦翔表示,白恐家屬更早經歷M型化的社會,中產階級在他們的群體中幾乎很少看到。

因為創傷而對他人的不信任,也反映在日常的人際交往中。陳慧瑛表示,爸爸禁止任何人到家裡拜訪,而且朋友只有律師與代書。 楊敦翔說,因過去被最信任的人舉報,所以開始對身邊的人充滿戒心和猜測,關係的建立和確認對受難者來說相當困難。

楊敦翔進一步指出,創傷具有延續性,受難者隨著時間的推進,當需要安全感,或人際關係挫折時,便容易湧現刑求、受難的記憶,對社會產生強大的不信任感,無法像一般人一樣擁有健康的心理面對生活。弔詭的是,很多時候,政治受難者也不知道創傷的原因為何,而對助人工作者來說,「信心重就」是幫助受難者家庭的重要課題。

訴說是為了希望告訴同樣處境的人:「我在!」

陳慧瑛身為白恐二代,爸爸身上的監禁記憶像是微血管一般,浸透到她和弟弟的身體裡。從小,她看見了爸爸特別的人際相處模式,讓她在進入青春期之後,不知道如何拿捏人際界線、不容易與人產生信任,讓他遭受霸凌和嘲笑。在幼年需要建立安全感的時候,因為爸爸從不解釋的離開,讓陳慧瑛從小就缺乏安全感、時常感到孤單和無助。

對陳慧瑛來說,和爸爸的關係又親近又疏離,爸爸從以前對子女的情感綁架,使她的精神和情緒和爸爸有一個緊密的連結。雖然陳慧瑛明白爸爸依舊承受著迫害和社會壓力,但是經過創傷的童年,她也有自己的生活要過,屬於爸爸的傷痛已經無法承擔了,而這對陳慧瑛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但,是甚麼原因讓陳慧瑛願意說自己的故事?她坦言, 每一次的訴說,都需要花時間調適。若是要訴說給願意聆聽的人,如節目訪問或見證會,陳慧瑛都會很樂意分享。但她也表示,在職場或是日常生活中,偶爾會遇到對歷史認知淺識的人,楊敦翔補充,當他開始從事政治受難的助人工作後,他也體會到與社會的隔閡感。

陳慧瑛願意分享自己的經驗,除了讓更多人知道政治受難家庭的處境,也希望自己能透過黑暗中的光芒,溫暖相同處境的受難家屬。她說,這是她的使命,即便訴說自己的故事很辛苦,但她想告訴其他家屬「還是有很多人跟你一樣,我願意陪你」。

從一群人到一個協會 用意是靠近受難者及家屬

為了協助更多的政治受難者與家屬,陳慧瑛、楊敦翔和一群朋友成立了「台灣政治暴力創傷跨專業療癒協會」,並偕同促轉會的據點和密集照護的工作夥伴,一起實踐療育工作。

陳慧瑛表示,目前協會剛成立,主要的工作是倡議和監督。他們擔心促轉會的「重建社會信任組」中的療遇工作移交到衛福部後,反而會讓政治受難家庭失去信任。此外,協會還會給予助人工作者支持,也期望能靠近更多的受難者及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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