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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迷而忘返的交響樂—— 城市符號系列

2013-09-01*倘若不是因了那一天的一次「偶然」,或許我的此生會與古典音樂擦肩而過。人生不可謂不是一個傳奇故事,而每一個人都會在自己的人生軌道上刻寫下只屬於他自己的那個獨一無二的故事。

自改革開放以降,率先讓我傾心的是鄧麗君的流行歌曲,那種聞所未聞的「靡靡之音」以一種哀婉憂傷的動人的旋律不可抗拒地讓我沉迷,隨後又在不知不覺間著迷於強烈而刺激的搖滾,再後來就是對聲嘶力竭的重金屬音樂的追逐了。於今想來,這或許便是一個人在其成長過程中必然伴隨的「叛逆」歷程。

在那時,凡與「古典」沾邊的東西一概不屑,猶覺從那些傳統而古典的「衰亡」之物中能聞出一股腐朽的氣息,那時我們這撥在當代文壇上「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先鋒派人物,只關心前衛與實驗藝術,我們甚至在心中暗暗地宣判了傳統藝術的死亡,並為此而歡欣鼓舞。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一個夏天的傍晚,綠蔭叢中傳來的蟬鳴還在此起彼伏地聒噪著,那個夏天是那麼的酷熱如火,在室外沒呆上一會便汗如雨下,我和一朋友下了車,揮汗奔向一座陌生的樓房,那是因了我的這位朋友在誘惑我買下一款二手的英國天朗音箱。

這是一個地道的名牌音箱,你聽說過嗎?朋友說。

我茫然地搖了搖頭。確實,我那時對這類物件還一無所知。朋友向我講敘了這個音箱的來歷,如何從一個使館大員的手中轉到了北京一哥們家,又從這個哥們家轉手到了香港,又如何從香港榮歸故里———重返北京。

在北京,每一個出了名的好音箱都有一個故事,而且,我們這些音樂發燒友都會瞭解它的來龍去脈。朋友在我耳邊喋喋不休地說,所以當我知道這個朋友因為手頭緊,需要出手這款音箱時我就想到了你,這麼好的東西我不忍落到了別人的手裡。這時,朋友的目光中閃爍出一絲狡黠,那狡黠中分明透著生意人的貫有的精明,這讓我感到了不快,我心知此行他亦做一筆小生意了,只是我裝著渾然不覺而已。

其實當時去看這款音箱純粹是出於友情,朋友的一再忽悠讓我尤覺如不去太不給朋友面子了,再說,我心下也頗覺好奇,聽了這麼多年的流行與搖滾,時至今日仍不知何為發燒級的音響,我對任何稀罕物都心存一份好奇。

就在那個黃昏,在一棟舊式的住宅樓里,我看到了那款古風猶存的發燒音箱。記得當時我說,放張搖滾我聽聽。音箱的主人搖了搖頭,不屑地瞥了我一眼:這東西聽搖滾就糟賤了,它是專聽古典的。我當時多少有些不悅,因為心裡充滿了對所謂古典一說的強烈抵觸,但彼時我也只能客隨主便,由著他了———我不就是來聽一耳朵的嗎?我心想,再說了,古典音樂是個什麼玩意兒我還稀裡糊塗的呢!

於是他從堆放了一地的地上翻出了一張CD,在封面上匆匆掃了一眼,笑了:哦,就它了,海廷克指揮的蕭斯塔科維奇,錄音特棒。他眉飛色舞地說。

在當時我聽來,這都是些專業名詞,懵然不知。

後來我才知道,那人那天放的曲子是蕭斯塔科維奇的第五交響曲,一首沉鬱、壓抑、扭曲、惶恐而又充滿了內心掙扎的樂曲,但在當時,我只是覺得驀然被什麼東西深深地觸動了,旋律像電流般地穿透了我,讓我感到了莫名的亢奮。

音箱發出的聲響之逼真、細膩、恢弘,動態區域之寬廣宏亮,亦是我從未體驗過的,彷彿一支龐大的、陣容齊整的樂隊在你的跟前演奏,弦樂與管樂以及急促的擊鼓之聲那麼真切地回蕩在耳畔,經久不息,蜇伏在我內心深處的某種意識被驟然喚醒了,且發出的嘶聲的咆哮,讓我在倍感陌生的同時亦感到了顫慄。我忽然覺得愛上了這類型的音樂,它是古典嗎?可為什麼讓我覺得如此現代?這是我當時的心理反應。但它又確實與我過去聽過的樂曲截然不同,甚至有霄壤之別,它不是在稀釋我的狂躁或撫慰我的小資般的纏綿情緒,一如傾聽流行音樂或搖滾那般,而是喚起了我內心深處的巨大波瀾,甚至震憾。

我毫不猶豫地「拿」下了那款音箱,雖然價格不菲,我又一次看到了我的那位朋友嘴角划過的那道狡黠的意味深長的微笑,但這一切對我已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冥冥之中覺得我與一種內心渴望的東西邂逅相逢,這讓我感到了興奮。

交響樂就這樣稀裡糊塗地走進了我的精神生活,讓我迷而忘返,從此遠離了搖滾,亦遠離了流行音樂,這亦引發了我的一個疑問,在今天這樣一個追逐流行時尚與消費的時代,古典音樂猶如一具僵而不死的「文物」,落寞地邊緣化了,為什麼我竟會逆流而行地迷戀上了這種「夕陽」藝術?它之於今天這個時代究竟意味著什麼?

交響樂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流淌王公貴族的血統,雖然音樂元素緣自民間,但催生它發展壯大乃為宮廷與宗教,這就在無形之中決定了它的身份與屬性,它是高雅的,不流俗的,滿足的是人精神世界的欲求,以致在它誕生的早期,似乎只與高高在上的神聖的上帝對話,就如同我們在巴赫作品中所感受到的———他顯然相信神意的存在,上帝的神威俯視著人間世界與芸芸眾生,同時讓它的神光普照大地,故而它堅信上帝創世有一個燦爛到極致的完美無瑕的結構,勻稱而均衡,高度和諧,他致力於通過樂思來模擬這一神創的秩序與結構,在與上帝的對話中亦讓他自己的身心臻於絕對的莊靜、肅穆與平和,在我聽來,巴赫的音樂幾近不沾染世俗氣息,它是聖潔而高尚的。

貝多芬的不朽,就在於他「顛覆」了前古典樂派對人間情感的「漠視」,顛覆了旋律中的一味靜穆或華麗乃至浮華的味道———它總會讓我聯想到音樂對宮廷與教廷的獻媚(比如海頓與莫扎特某些曲目)。當貝多芬他在第一第二交響樂中完成了對「古典」的禮讚與致敬之後,便開創性地開始了對人間情感的注目,而這一切又都是從自我情感的發現出發的。

僅以人們耳熟能詳的冠以命名的作品為例:「命運」「田園」「英雄」交響曲,無不融注了它個人基於自身處境的世俗化了的情感———這其中有讚頌(如《英雄》),有謳歌(如《田園》),有悲憤《如:《命運》》,在這一系列偉大的音樂作品中,貝多芬心中存留著對上帝的虔誠與敬畏,正因了上帝的永恆與恩澤,讓他有了戰勝命運的膽略與勇氣。在他的交響曲中(包括他的鋼琴協奏曲),與其說在與命運進行頑強不屈的抗爭,莫如說是在向上帝證明瞭人的意志的不可戰勝,因為榮耀歸於上帝。

在貝多芬的音樂中,不再一如巴赫那般企圖探索與模擬上帝創制的宇宙秩序了,而是把對上帝的信仰與虔敬轉換為對人生與命運的搏擊(因為有上帝庇佑),其中注入的是個人的主觀性認知與情感,在此,神意通過一個人驚人的意志與毅力而獲得了人性化的體現———這也就是為什麼,貝多芬的交響曲總能讓人感受慷慨悲歌,血熱中腸。

肇始於貝多芬的音樂創新,孕育出了一個浪漫主義的音樂浪潮,音樂掙脫了長久以來的古典範式的束縛,開始獲得瞭解放與自由,也就是說,音樂原由神格來主宰的品質,逐漸進入了具有人格特徵的主觀性表達。

在這裡,我必須說到極具悲劇感的馬勒。在我看來,馬勒就像是一個預言家——個我們無從逃避的悲劇時代的發現者,一個正在沉淪的世界的詠嘆者,雖然他的這一髮現是通過音樂來予以表達和完成的。馬勒的音樂就如同一首首宏大而悲愴的長詩,只不過這些長詩是由音符作為詞語組合而成的。但我奇怪的是,作為跨世紀的的一名著名指揮(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這位酷愛文學的天才音樂家,即便他指揮了許多歌劇,卻從未嘗試過創作更富有文學性的歌劇,而只為後人留下了不朽的豐富的管弦樂作品,尤其是他的交響樂,他似乎在刻意地排斥音樂敘事(猶如歌劇),而是駕熟就輕地將他傾慕的文學性融入了他所創作的交響曲的合唱中(甚至在《大地之歌》中使用了李白的唐詩作為其歌詞)。

馬勒有兩部交響曲的「名字」最能反映他的音樂思想,一者為「復活」(第二交響曲),一者為「悲劇」(第六交響曲),私以為從他的音樂中,人們不難體驗到他悲郁的一生始終在復活與悲劇中痛苦地掙扎著,復活是屬於生命的再生,而悲劇則隸屬於命運的沉淪了,他宏大而悲愴的旋律一如愛略特的不朽長詩《荒原》,充滿了一種滿目瘡痍的景象———那是因了什麼原由,鑄造出了他的悲劇性格?亦孕育了貫穿他一生的悲愴的旋律?但你又分明能聽出他是將個人對人生與世界的體悟,昇華到了對人類命運的感悟,故而,他的音樂不是花前月下的男歡女愛式的哀嘆了,而是上升到了對人生及命運的逼視與詠嘆。

馬勒是他那個時代的一位無可爭議的音樂詩人,他甚至是一個先知式的預言者———預言了這個世界在現代文明與科技進步的旗幟下,正在無可救藥地走向沉淪,這在他的第二、第五、第六交響曲中得到了淋灕盡致的體現。人們會不難發現,在馬勒的音樂旋律中,絲毫沒有了神的感召,以及來自神的啓示(我不知道他的歌詞中有沒有),在他的音樂中「上帝已死!」拯救者只有人類自己,他只是通過音樂來獲得自我救贖,並將自己從苦難的人生中得以解脫與拯救,但他又發現解脫與拯救是徒然的,於是他的旋律開始充滿了世紀末沉淪的悲痛與哀嘆———他的遽然離世的時間,正好應合了一戰的陰雲籠罩了歐洲大地,他用他的音樂,見證並預言了這個恐怖時代的來臨。

接下來是另一位前蘇聯的天才音樂家蕭斯塔科維奇了。我堅定地認為他是繼貝多芬之後最偉大的音樂家,不僅僅是因了他為後人留下的音樂遺產包羅萬象(交響曲、歌劇、弦樂四重奏、小協與鋼協、復古式的鋼琴前奏曲與賦格等應有盡有),而是通過他音樂所體現出的,思想,當然在他的這些了不起的思想中,反過來又體現了他真實的人生困境。

在蕭斯塔科維奇之前,還從未有人利用音樂這種特殊的藝術表達形式,對人的內心世界進行如此深刻甚至達到驚人深度的探究,他的音樂作品(交響曲、歌劇與弦樂四重奏)很容易讓人產生莫名的惶恐與緊張,似乎有一個看不見命運魔掌正在漆黑的暗夜中窺視著你,並悄然地向你逼近。他不象前輩貝多芬可以仰仗神的力量來驅魔;亦不能像馬勒,從對個體的對命運經驗出發,從而感悟出了世界的沉淪與衰落,因此,馬勒讓沉淪的世界與他個體的經驗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於是他的「聲音」既是個人的,又是時代的和人類世界的,兩者已然渾然一體地不可分割。

而蕭斯塔科維奇則不然,他的音樂純屬私人性的,甚至主觀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他顯然對他所必須面對的那個恐怖的年代倍感無奈,甚至時時亦有驚恐之感,這當然與他個人的境遇相關———在斯大林時代,他的藝術被宣判為反動,而他認識的好友與熟人也從他的身邊一個個的莫名其妙地「失蹤」,他自已亦被國家安全機構找去談話,他由此而成了驚弓之鳥,惶惶而不可終日,這讓他知道了外在的世界是一個可怕的墓場,是生命隨時有可能喪生之所在,亦是不可理喻、他又無法控制與把握的凶險之地(正是在這點上,他對人類的經驗世界乃及處境的認知超越了馬勒),於是他退回了他的內心世界中,在那裡,他通過對自身經驗的不無殘酷乃至殘忍地審視,尋找到了一種獨一無二的只屬於他自己的「聲音」,在我看來這就是他音樂的由來,或者說是他靈感的源泉,儘管這一「源泉」竟是如此的森然且令人毛骨悚然。

我始終對蕭斯塔科維奇這個人充滿了無盡的好奇——是什麼力量支撐著他將這種駭人的音樂之聲堅持不懈地進行了下去?又是什麼讓他沒有放棄對藝術的執著與忠誠(它來自於內心的真誠),而不顧生死地將這種旋律一步步地走向了深入?

在今天的我看來,或許正是蕭斯塔科維奇的這種特殊的命運,造就了他天才的藝術品質,如果他沒有經歷死亡威脅,他的音樂將會呈現出一種什麼樣的風格和基調呢?任何猜測與臆想在這裡都將是無濟於事的,我們所能知道的是,蕭斯塔科維奇創造了這個世上獨一無二的音樂世界,這個世界里有這麼一個人處在了暗無天日的恐怖的黑夜中,經歷與體驗了靈魂的驚懼與顫慄,也正是這種驚心動魄的顫慄,讓他的音樂達到了驚人的無與倫比的人性深度與高度,你在傾聽時甚至能感受到一個人的因驚懼而產生的神經痙攣。我始終認為蕭斯塔科維奇是音樂上「卡夫卡」,或者說是蒙克(現代派畫家),因為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發現了人心的幽暗,以及對外在於他們的那個世界的不可抑制的張惶與驚恐———在他們之前,我們可能對這個可怕的內心世界還一無所知。

古典音樂在今天已然褪去了它昔日的光彩照人,開始變得邊緣化了,在我看來,不是因了它無可奈何花落去般的頹敗了,而是今天的人,只知滿足於碎片化的人世感知,以及刻意地逃避痛苦,這種逃避所帶來的必須結果就是對自我認知的主動放棄———我們當下經驗的世界就是一如我們所眼見的這個喧嘩與騷動的現實,我們不再願意去探究這個看似浮華其實沉重的世界背後隱伏著的時代原因了。

於是因時代之故而開始變得寂寞的古典音樂,默然無語地退據在了城市的一角,默默地佔據著還能象徵一種高雅文化的大都市的劇院內,而大多數人至多只是對它的存在還保持著一點好奇與敬意(當然這其中的許多人甚至可能認為古典音樂的存在毫無必要),即便有些人對它還不無仰慕,但對它發出的聲音已然不再予以重視了,附庸風雅者也會不時地登上國家大劇場,去聆聽一耳朵它那輝煌之聲,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的理解它呢?它僅僅成了一些仍懷抱著慕古傾向的發燒友們追隨的高貴之所在。

在我們置身的這個追逐享樂主義與流行文化的時代,不朽已被易朽所取代,古典音樂已然輝煌不在了,對一個時代瀰漫的情緒與情感,亦已被簡單的、淺表的、喧囂的流行性音樂所取代(只有情緒發洩,而沒有思想的聚結)———這種音樂的特徵自是速朽,隨時都可能被迎面撲來的另一種流行性元素所取而代之,當人們沉溺在這種快速流行的、碎片化的並迅速衰亡的音樂中時,亦將意味著任何一種情感都不可能得有效的沉澱,並對之進行長久的凝視與沉思,正因為如此,我們正在經歷的時代不可能再誕生巴赫、莫扎特,以及馬勒與蕭斯塔科維奇這樣的藝術大師了,以他們為標誌的那個音樂時代只能作為一座不朽的豐碑被少數人所刻骨銘記,並在反復地聆聽中不無惆悵地感受著一個曾有過的音樂時代的消失,其實真正消失的不是這種類型的音樂———它們不僅僅屬於古典,他們更屬於永恆,而是人類本當具有的一種博大與高貴的情感和思想,當我們不能再以這種不朽的「古典」方式來表達我們的經驗世界時,其實只是證明瞭我們正在經歷的時代的是多麼淺薄與無趣,因為這個時代發生的一切都是流行與速朽的。

我們不妨捫心自問一下,我們將會為我們的後人留下一些什麼樣的彌足珍貴的精神遺產?

但巴赫、貝多芬。馬勒、蕭斯塔科維奇留下來了,他們跨越了他們所屬的那個世紀、那個時代,走向我們,亦在繼續地走向無限遼遠的永恆。

(王斌:作家、評論家、編劇。編劇策劃過電影:《活著》、《有話好好說》《我的父親母親》《千里走單騎》《英雄》《霍元甲》等,出版小說《遇》《味道》《六六年》及散文與長篇報告文學《活著-張藝謀》《思想的鐘擺》《逆風的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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