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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揚:如果歐洲沒有放棄殖民地?

2015-09-09*現在回想起來,歐洲列強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被迫放棄殖民地,簡直是一種歷史的「幸運」。

聽起來有點矯情?且放心,這裏不會拋出一串如民族自決民族獨立反殖民主義此類的大詞,咱們等會給歷史做點不嚴肅的假設就都明白了:如果歐洲沒有放棄殖民地,世界將會怎樣?

在當下的歐洲,沒有比敘利亞男孩伏屍海灘更大的政治了。這當然是一個悲劇,應該會稍稍改變歐洲選民排斥難民移民的態度。不過,年初的《查理周刊》槍擊事件也是一個悲劇,而且是一個相反的悲劇,他給歐洲選民提供了與此次敘利亞男孩事件完全相反的信息:警惕移民,特別是有宗教背景的移民。

如果以寫穿越小說的路子去假設,比如當年歐洲沒有放棄殖民地,我們會面對怎樣的故事呢?

在二戰之後的歐洲,「帝國」仍然是最大的政治現象。大英帝國、法蘭西帝國、荷蘭帝國,連孱弱不堪的葡萄牙都有一個帝國。歐洲的帝國精英們還信奉着上兩個世紀的傳統智慧,幻想殖民地將會和歐洲本土一起延續帝國式的繁榮。

好吧,殖民地的愛國群眾們,就委屈你們稍稍改變一下歷史的進程,看看不獨立會咋樣。

場景一。

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各大帝國的白人群眾們沐浴在大國國民的民族自豪感中,地理教科書上的國家版圖通常是要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

但有一天,他們突然發現,他們被膚色各異的「外地人」包圍了。如果說外國人還可能用各種移民法難民法加以限制的話,將「外地人」攔在歐洲本土之外那就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畢竟,再先進的戶籍制度,都無法有效掌控外地人進大城市的問題,何況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呢,人家來打個工怎麼了?

更棘手的是,歐洲帝國們治下的殖民地幾乎都與穆斯林有着極大的交集。比如說大英帝國,半個中東(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都是他的殖民地,光印度的穆斯林人口就要超出英國本土的白人人口好幾倍;再比如說法國,大半個北非都是他的,敘利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的穆斯林人口加起來,足以讓這個平行時空的法國人為之膽寒;還有荷蘭,印度尼西亞的穆斯林人口大約相當於荷蘭的十倍吧,什麼也別說了。

好吧,據說還有種族隔離這一招。即使在我們想像的這個歷史世界中,「種族隔離」也是不可持續的,一切類似政策大約都會和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興起一塊節節敗退。

因此,這個歷史世界最大的可能性是:歐洲原住民日益感覺到硬盤橫行,巴黎不是可能變綠而是早已變綠,清真寺的數量漸漸全面超過教堂,法國女郎的豪放漸漸被「外地人」道路以目,帶着阿拉伯口音的法語及帶着法國口音的阿拉伯語成為法國的日常語言,倫敦的牛津腔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歐洲本土的「外地人」在某一天歷史性地超過了本地白人……

直到有一天,白人群眾們恍然大悟,我們的祖國已經被「佔領」了,去他的帝國!然後,有一種可能性是,有錢的白人群眾們紛紛向美國移民,將歐洲留給「外地人」;另外一種我更看好的可能是,白人群眾們悍然宣佈獨立,哭着喊着鬧着的要求「外地人」回老家,甚至不惜為此打上一場「獨立戰爭」。根據歷史記載,「外地人」們堅決站在了帝國的那一邊,白人原住民成為了與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分裂主義者。

場景二。

主要劇情請參考場景一。

1960年代,為了挽留殖民地民眾那顆不羈的心,英國、法國等歐洲帝國在完成本土普選的同時,逐步將殖民地人民也納入了帝國的普選體系,用民主的武器捍衛了帝國的完整。

讓帝國民主的總設計師們很滿意的是,殖民地選民的投票熱情很高,白人總統(政黨)候選人們感動地發現自己竟然在殖民地也如此受擁戴。

不妙的是,事情漸漸起了變化。殖民地選民們越來越喜歡將票投給本民族的總統候選人,出於某種微妙的心態,寧願投給其他殖民地的候選人,總之就是不投給白人。

這件事的嚴重程度在於,歐洲帝國們都屬於「內輕外重」的形態,殖民地人口遠遠超過本土人口。拿英國來說,僅印度人口就是本土白人的二十倍;法國那邊光越南(最新數據8800萬)的人口就超過本土人口(最新數據6400萬)。

就這樣,帝國們掉入了一人一票的選舉陷阱。民主這東西,給了就收不回來了。很快,英國出現了第一位印度首相,據說也是尼赫魯家族的;法國出現了第一位姓阮的總統。這些新生代領袖上台後,為了迎合選民,出台了很多「去英國化」、「去法國化」的文化政策,法國歷史課本上的聖女貞德被淡化了,英國歷史課本上的亞瑟王被一些叫作毗濕奴濕婆這樣的印度神祇取代了。

然後,感覺到即將亡國滅種的白人群眾們又一次怒了:打倒帝國,誓死獨立,不忘初心!

頭腦風暴至此,真是為歐洲群眾捏一把汗,他們的先輩真是有如神助,在被迫的狀態下都能逃脫一場大劫難。

歷史的弔詭是,當年那些堅決要與歐洲帝國鬧分家的殖民地人民們,在很多年後,卻要被迫以難民的身份來到歐洲,甚至非法移民都在所不惜……

封上腦洞,說點正經的。對於歐洲民眾而言,在早期,接收移民特別是難民曾經是一件發自本心的事,誰沒有點人道主義精神呢?何況,誰上溯三代沒有點移民的血緣關係呢?

當進入現代社會形態之後,歐洲民眾的人道主義卻遇見了現實的衝擊,所謂形勢比人強。隨便舉兩個例子,先談利,再談義。第一,在前現代,國籍本身除了點民族自豪感之外,並不包含太多的隱含收益(社會福利),移民的到來並不會直接損害原住民的利益(當然,印第安人不會這麼想);而二戰後的歐洲是一個福利社會,在短期內,福利的盤子就那麼大,歐洲民眾會非常自然地想到甚至真實感知到,移民的到來實際上「攤薄」了原住民原本可以享受到的福利水平。除了福利之外,人道主義和實際利益孰輕孰重,我想,讓道德水平高尚的知識分子來判斷絕對是不客觀的。

第二,歐洲國家大體上都算是廣義上的基督教國家,如果一定要扯政教分離的話,那至少是有着一種共同的「歐洲價值觀」。落實到小處,可以是戴不戴面紗的問題,講不講英語法語的問題,現代文明與宗教情感孰輕孰重的問題,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問題。但當異質文明伴隨着移民一同大舉湧入歐洲時,那些本身人道主義感情泛濫的歐洲民眾可能也坐不住了。他們原本以為,西方(現代)文明會像「大熔爐」一樣同化那些移民,這或許本是一個他們在心理上接受移民的一個基本前提,但當他們發現移民在新的國度可能會更抱團,以更加固守本身文化價值觀的方式抵抗「同化」,甚至威脅到西方生活方式本身時,這應該算是一種幻滅吧。如果你用人道主義去提醒這些幻滅者時,他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告訴你,人道主義本就是源於歐洲文藝復興的一種現代西方價值觀,當西方價值觀整個體系都在遭受異質文明的威脅時,再談人道主義豈不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歐洲移民政策的反覆搖擺從本質上是對選民民意的一種回應。關鍵是,民意也是如此搖擺不定,選民的內心對此也充滿着不確定性,一邊是人道主義,一邊是現實利益的考量。當《查理周刊》事件或者某次移民參與的恐怖襲擊發生時,當國家福利水平受制於移民停滯不前時,民意可能會往右走一點,在輿論上更偏向收緊移民政策;但當敘利亞男孩溺斃這樣的人道主義災難發生時,他們柔軟的內心將會被刺痛得鮮血淋漓,短暫忘記移民給他們生活帶來的種種不快,以一個人道主義者的口吻向政治家呼喚:放他們進來吧,救救孩子。

所有人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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