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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必要的作孽—— 我們不得不默認童工的存在

2014-01-29*四川涼山童工被遣送回鄉的事件還在繼續發酵。涼山警方最近佈置大批警力成功攔截30多名正準備外出打工的少年;這些少年充滿了沮喪,連同他們的家長。在我看來,警方此舉屬於政府侵權。外出有很多種可能,都是這些少年的權利。政府無權預先干涉,哪怕是以保護的名義。

一個人總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裡,尤其是切近的利益。一個涼山少年在深圳,吃住都比在自己貧困的家鄉好,而且每年還能為自己的家裡帶去較穩定的收入。把這些少年遣送回鄉,其實是斷了他們的進路,讓他們陷入和原先一樣無助的貧瘠。這樣固然可能滿足一些人的道德感,比如那些童工舉報者以及力主遣送的那些人。但,不知這些人可曾想過,這些少年本來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來逐步改變自己,現在你讓他們靠誰。靠政府麼,那是最靠不住的。如果靠得住,他們也就不用出來做童工了。

人們對童工的同情以及對童工現象的憎惡,除了年齡因素,更多是和剝削一詞聯繫在一起的。記者這樣報道他們的工作和收入:「幾乎每天平均工作12個小時以上,除了午餐時休息半個小時以外,中途不允許說話、看手機發短信,連上廁所或喝水時間過長都會被罰,每次罰款60元。工資每小時僅12元,還要被介紹他們來打工的中間人抽成3元。」如果每小時12元要被中介抽去3元,還剩9元,一天就是108元,一個月就是3240元。這和他們出來打工路費500元還要家中湊上幾個月相比,每個人都清楚這筆賬。

那麼這裡剝削了嗎,至少剝削不是一個嚴謹的概念。假如這些童工的工資不是每小時12元,而是24元或36元,只要資方賣出的產品有盈餘,依然是剝削。按照剝削理論的邏輯,剝削的消除必須是高於成本的所有盈餘一律歸生產者。從常識角度,這個詞包括它的知識理論該有多荒謬。如果我們找不到一個可以數字化的剝削的點,那麼,糾結於雇傭與被雇傭之間的工資問題就是一個雙方可以博弈的空間。這些童工自然沒有博弈能力,因此廠方存在的問題是,除了那些鐵的紀律不人道不人性外,工作時間太長且工資空間可能被壓的夠低。

如果我們不能解決西部貧困地區青少年家庭的貧困問題,童工的存在就是一種合理。換言之,貧困存在,童工現象必然存在。與其取締,不如默存。可以想見,那些被遣送回去的少年,還會想方設法出來。改變自己的命運,是他們的願望和權利。如果我們不能實際解囊幫助他們,也就不必無謂地也是空泛地呼籲政府解決,而且明知政府無意也無能解決。這時我們的道德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現實感。意圖倫理有時無以解決問題,特別是罔顧責任倫理的意圖倫理,徒然只是一種道德姿態。那些報道和探路的記者,最後促成了這些童工的遣送。在我看來,這不但不是對童工的負責任,反而是把他們推上了貧困的不歸路。好心未必辦好事。儘管這些童工在工資的彈性空間中處於低端;但,有總是比無要好,而且並非不可改變。

饒有意味的是,當年詩人徐志摩也被此類問題困擾過。1920年代,詩人回到自己的家鄉,參觀他父親辦的紗廠,那裡面多是婦女和童工。也是每天12小時,每個月放假兩天。工資按鐘點算,每小時可得四角五甚至更多一點,每月刨去飯錢可剩十元光景。也就是說「一個女工到外府來做工每年年底可以捧一百多現洋錢回家,確是狠可自傲的了」。但,詩人是人道主義者,且又受蘇俄布爾什維克那種邪惡主義的影響,先在地認為資本主義就是惡。他問自家賬房:為什麼不能讓工人每天少做點時間呢?得到的回答是:工人自己不肯,因為多做多得,少做少得。又問:為什麼不按每星期放工呢?賬房說:工人連那兩天都不願意閒。

既認為資本家剝削工人勞力,又實在感到這些婦女和童工得到了她們需要的利益,並且改善了自己。你說這詩人是在為誰著急呢。「資本主義(在現在的中國)是怎樣一個必要的作孽」,這是詩人最後頗含感慨的歸結。其實,今天的童工現象,又何嘗不是一個必要的作孽。但,作孽的不是招收童工的工廠,而是滋生童工的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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