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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揚:美國人為什麼反對鴉片戰爭

2014-01-15*1839年,據說當時除了一份報紙之外,美國幾乎所有的報紙都站在中國一邊,甚至還有美國大人物提出「聯華制英」的方案。一位叫顧盛的美國議員說:「在廣州的美國人,已經證明了對於中華帝國法律和公共權力的尊重,和英國人粗暴、不馴形成鮮明對比……」除了政治倫理原因之外,顧盛所代表的美國人心中,滾動著的是商業精神,堅信著自由貿易可以潛移默化地和平改變中華帝國。

美國因為對華貿易幾乎砍光了夏威夷和斐濟的檀香樹;美國因為對華貿易幾乎殺光了太平洋上所有的海豹和海獺;美國因為對華貿易無意中率先發現了南極,大清國從此用上了南極產的海豹皮;美國因為對華貿易在中國海域和英國海軍大打出手;紐約因為對華貿易成為美國最大城市;美國利用大清的廉價勞動力山寨法國奢侈品,然後賣回本土;……我明白,我明白,各種荒誕不經,各種歷史恍惚,一定以為我在寫穿越小說。

我必須非常嚴肅的告訴大家和《大家》,這些毀三觀的說法都是我在《美國和中國最初的相遇:航海時代的奇異的中美關係史》一書中看來的。並且,這不是一本小說,是本挺嚴肅的歷史著作。在作者埃里克·多林的筆下,美國近代史上幾乎所有的大事件,都和中國有關係甚至有決定性關係。

在我們傳統的印象中,美國與中國應當是一直到鴉片戰爭後,更準確的說,是1844年《望廈條約》之後才開始產生交集的,而在此之前,兩國至多是那種「久仰」的關係吧。如果你這樣想,那必須得看看《美國和中國最初的相遇》稍稍改造一下歷史觀,重新審視鴉片戰爭前中國與美國的「蜜月」。

在中美兩國「最初相遇」之前,還有段被「中介」英國盤剝的日子。在美國獨立前,東印度公司在理論上控制著一切大英帝國的遠東貿易,美國(北美殖民地)要和中國做生意(主要是買瓷器特別是買茶葉),必須通過東印度公司,自然,這中間是要被擺無數刀的。

對於大清國來說,此時不要說是和北美做生意,就算是和英國做生意,也是可有可無的。但對於北美來說,對華貿易的意義就遠不止如此了。我們都知道,美國獨立的導火索是「波士頓傾茶事件」,然後據說引發了我們「無代表,不納稅」的現實思考,但不妨搞大點換個維度去想,為什麼是「傾茶」?在某種意義上,北美殖民地也是出於和中國直接做生意,直接購買一手茶葉的需要,才與英國翻臉的,他們不想納的那個稅就是「茶葉稅」。再說白點就是,北美人買中國茶葉,憑什麼要被東印度公司在中間盤剝,還要徵稅。

因此,你完全可以非常偏頗但也理直氣壯地說,美國是因為英國壟斷對華(茶葉)貿易而爆發了獨立戰爭。對此,《美國和中國最初的相遇》的說法是,「美國在經過了一場革命(獨立戰爭)之後,才真正打開與中國直接貿易的通道」,「對華貿易本身也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催化劑的作用」。

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剛5個月而已,美國人就已急不可耐地開始了對華交往的歷史性首航。1784年2月22日,「國父」華盛頓生日當天,「中國皇后」號從紐約起航開往中國,據說此行還包含著美國正式進入世界大舞台的偉大意義,而中國,此時對新生的美國而言幾乎就意味著「世界」。

如果說作為中英的首次「相遇」,馬戛爾尼使團1793年的訪華讓乾隆盛世顯得更像一個黑色幽默的話,中美的「最初相遇」則浪漫的猶如「人生若只如初見」。起航6個月之後,1784年8月,「中國皇后」號抵達了廣州——此時大清朝唯一的對外貿易城市,此時,大清朝才第一次知道了美國這個國家。抵達當日,許多西方「先行者」還鳴了禮炮,格外顯得美國作為新列強的姍姍來遲,最妙的是,美國人和前不久的敵人英國人在中國相見時,還作他鄉遇故知狀,英國誠懇地希望美國捐棄前嫌,相約「攜手」在中國發展。

但讓前宗主國英國沒有想到的是,美國人之後卻迅速崛起,成為了英國對華貿易的最大競爭對手。「中國皇后」回國之後,立即在美國的朝野間掀起了一股「中國熱」,當時的駐法大使,後來的美國總統傑斐遜還專門向法國外交部寄送了一份「中國皇后」首航的報告。有一種誇張的說法是,「全美各地,無論多小的村莊,哪怕只有一條能通行五人帆船的小溪,都在開始計劃前往遠東的貿易」。當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美國利用歐洲的戰亂乘虛而入,甚至做起了中國商品賣往歐洲的中間商。事實上,正是因為對華貿易的繁盛,才幫助紐約超過費城成為了美國最大城市。

關於英美競爭最勁爆的一個橋段是,在1812年的英美戰爭期間,雙方的海戰一直打到了中國海域,簡單來說就是,英國海軍封鎖美國的對華貿易,看到就擊沈或俘虜,而美國商船則奮起反擊,冒著敵人的炮火和中國做生意,也俘虜過英國的商船……誇張的是,誰打贏了就贏家通吃,把所有的戰利品拿到廣州去賣。而當時的大清政府也顯然比日俄戰爭時代更為強硬,義正詞嚴地告訴英美兩國:要麼就停止所有貿易,要麼就到跑到別處去打。這可能也是《美國和中國最初的相遇》一書中最為罕見的歷史記錄。

在那個時代,所有西方商人都面臨著一個困擾他們數個世紀的終極問題:把什麼賣給中國?乍看起來,自給自足的大清朝什麼都不需要,天朝之大,無所不有嘛,但幾乎所有西方人都需要大清的瓷器和茶葉。一根筋且可惡的英國人一開始對此給出的答卷是:紡織品紡織品紡織品……瘋狂地幻想著每個中國人都能穿著一件曼徹斯特的紡織品;當發現中國人對紡織品興趣不大之後,英國人的答案隨之變成:鴉片鴉片鴉片……當發現清政府開始大舉打擊鴉片貿易之後,英國人的答案繼而變成:炮艦炮艦炮艦……

總之,在英國人看來,英國貨在中國不暢銷悉數是中國的責任,唯一的解決方式是通過戰爭逼迫中國開放市場,至於什麼調研中國市場的需求對於英國人是天方夜譚,這也就是鴉片戰爭的英國邏輯。但在那個時代的美國人看來,除了紡織品、鴉片和戰爭這些選項之外,顯然還有其他更為妥帖的商業解決方案。對此,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語焉不詳地說道,「我們橫跨太平洋的擴張過程,是以廣州貿易、捕鯨業和西北海岸的毛皮業開始的」。

可以這麼說,與嚴重受限於殖民思維的英國人相比,美國人才是真正秉承自由貿易精神的天才商人。在周密的市場調研和不斷「試錯」之後,他們為中國準備了一份即使在這個時代看起來也無比絢爛的出口貨單,商品原產地北到阿拉斯加,南至南極。

美國人開出的第一項貨單是西洋參。事實上,「中國皇后」號首航中國時帶去的主力商品也是「242桶,約30噸」西洋參。據方舟子老師說,美國人自己是決計不吃西洋參的,這完全是一個為大清國民「私人定制」的保健產品。幸運的是,這個主打商品美國一直賣到了今天。

美國人出口中國的第二大主打產品,就是費正清說到的「毛皮業」,這可能也是中美貿易早期美國的頭號王牌商品。在那個時代的廣州街頭,隨處可見兜售美國毛皮的小販,傳說連北京的紫禁城的小主和娘娘們也都成為了美國毛皮的客戶。從1792-1812年間,美國商船運往廣州的海豹皮數量就高達250萬張,據說每張的利潤可以達到10倍。為了獲得海豹皮,北到阿拉斯加,南到馬島,美國人幾乎殺遍了「太平洋、南大西洋和印度洋」,幾乎是以一種種族滅絕的氣魄來做這個毛皮生意,而結果也確實是如此。

當時的中國人最精貴的毛皮是海獺皮,美國的「敏銳」的抓住了這個商機,又從美國西北海岸一直殺到了加利福尼亞,據《美國和中國最初的相遇》所說,這也竟然是美國人第一次來到加州,各種相遇各種巧合。美國每年賣往廣州的海獺皮一度高達18000張,但僅僅過了10年,被瘋狂獵殺的海獺在美國人視野所及的區域中幾乎絕跡。到了鴉片戰爭前,無論是海獺還是海豹,運往廣州的數量都已幾可忽略不計。

這裡也有一個激動人心的黑色幽默橋段。正如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在殺光了「周邊」的海豹之後,美國人為了尋找海豹,竟然一直從北美找到了南極洲,無意中成為了第一個發現南極的國家。當然,那時的美國船員們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巨大的歷史發現榮耀,而是迅速投入到獵殺海豹這個熱火朝天的工作中去。僅僅兩年,美國人就在南極周圍的群島上殺死了32萬只海豹,然後再不遠萬里跨越地球從南極運到了中國。

當然,那個時代的清朝毛皮消費者一點都不會意識到這些毛皮製品上所附著的全球化偉大意義,因為他們可能100年後都還不知道南極,但重要的是,200多年閉眼看世界的中國人可能就享用過「南極造」——這反倒是這個時代的中國人所無緣問津的。

與海獺和海豹命運相似的還有檀香樹,這也正是美國出口中國的另一項主打產品。中國人將夏威夷的首府火奴魯魯叫作「檀香山」,得名正因為夏威夷曾一度盛產檀香樹,可到了19世紀20年代末的時候,夏威夷的檀香樹已悉數砍光,幾近絕種;更誇張的是盛產檀香的太平洋島國湯加,美國人上島砍樹僅僅三年後,湯加的檀香樹遺跡再找也只能去廣州了。

並不是所有的美國出口商品都如此遭到滅絕的命運,美國人還有一個主打商品竟然是海參。美國人不僅基本不吃,還惡心地形容人家是「水下的鼻涕蟲」。在檀香樹和毛皮基本被「開採」殆盡之後,美國人對海參的興趣大增,在太平洋上雇土著居民大舉搜尋海參,動輒便是上千人作業,誇張的是,美國人竟然為此還和土著人發生過大規模流血衝突,套用鴉片戰爭的邏輯,這該叫「海參戰爭」?出口海參的利潤也非常驚人,據說一位美國船長曾以相當於3500美元的價格購入80噸海參,到廣州後轉手就以27000美元賣出。

從以上至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大多數國家的貿易都經歷過出賣自然資源的階段,現代的中東如是,中國如是,強大如美國在近代也難逃這一殘酷的歷史階段,幾乎滅絕了本國和周邊的所有海豹、海獺和檀香樹,這從本質上和非洲的象牙貿易並無太大區別;第二,即使考慮到第一點的殘酷,也必須承認,美國人的確是在以真正的商業邏輯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在充分瞭解中國市場的需求之後,不惜打通「全球貿易鏈」投中國市場之所好,與美國相比,自稱熱愛自由貿易的大英帝國至多就是本著殖民思維的商人。

這一點,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中也坦承,美國人早期是作為「商業冒險家」去中國的,「他們把年輕美國特有的人生哲學也帶到遠東去:他們著眼於謀利、創新和發明」。在政治方面,美國人本著自己的獨立戰爭傳統,發自內心設身處地地反對英國的殖民主義,懷疑英國人在對華貿易中施展陰謀,「總覺得我們在早期避免從事帝國政治甚至強權政治這一點上比他們純潔些」。

更重要的是,即使站在西方文明的立場上,我們是否可以對於英國當年發動鴉片戰爭的所謂「合理性」(打開中國市場,建立文明世界的自由貿易秩序),產生新的質疑?美國人在鴉片戰爭前恰恰證明了,只要本著純粹的商業邏輯,出口充分契合中國市場需求的商品,哪怕在當時清朝那個當然不合理的貿易秩序之下,也可以有所作為,哪怕美國對華依舊保持貿易逆差,美國商人仍在做著「顧客總是對的」如此的商業努力,所謂大清國民不消費西方商品看起來更接近一個歷史謊言。鴉片戰爭前夕,美國年對華貿易額已達700萬美元,佔美國對外貿易的4%左右,常年來往中美航線的美國商船也達到了60艘左右。

大膽做一個歷史邏輯推理,若英國不發動鴉片戰爭,美國人的純粹商業邏輯是否可以漸進式地和平改變中國根深蒂固的貿易秩序和朝貢體制呢?或者說,鴉片戰爭結束了中美兩大文明磨合的獨特商業道路,一切有待次第張開的可能性在戰爭中被英國人一並埋葬。畢竟,從來沒有一個清朝皇帝會去拒絕海參和西洋參,即使沒有了毛皮和檀香,美國人也完全有可能發現下一個市場機會。

事實上,在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前,美國對華也有鴉片貿易,儘管規模較英國小的多,但即使如此,正如《美國和中國最初的相遇》一書所說的,大多數美國人反對英國的戰爭舉動。準確地說,美國政府也並不支持美國商人的對華鴉片生意。1839年,據說當時除了一份報紙之外,美國幾乎所有的報紙都站在中國一邊,甚至還有美國大人物提出「聯華制英」的方案。一位叫顧盛的美國議員說:「在廣州的美國人,已經證明了對於中華帝國法律和公共權力的尊重,和英國人粗暴、不馴形成鮮明對比……上帝不會容忍我試想與英國政府合作,支持貪婪和暴力……」除了政治倫理原因之外,顧盛所代表的美國人心中,滾動著的是商業精神,堅信著自由貿易可以潛移默化地和平改變中華帝國。

5年之後,顧盛作為美國使團的領袖來到了中國,這也是美國歷史上首次向中國派出使團。正如費正清所說的「一面抨擊英帝國的壞處,一面要求分享它的好處」,在1844年那份謀求與英國對等權利的《望廈條約》中,美國人在英國人保持緘默的鴉片問題上,向中國明文承諾禁止販賣鴉片,違反這個規定的美國人將按中國法律判處,美國政府不予保護。而等到英國正式決定禁止對華販賣鴉片,已經到1914年以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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