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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揚:杜月笙的大party

2015-10-15*杜月笙時代最讓人懷念的就是,曾經有那麼一個時代,除了南京政府和蔣介石先生之外,還可以裝得下一個杜月笙。

在今天的上海自貿區外高橋一帶,藏著一座頗難尋覓的院落。80多年前,在這座叫作「杜祠」的地方,曾經上演了一場堪稱民國時代最為盛大的社交關係秀。

「杜祠」的主人是杜月笙,江湖人稱「杜先生」。自1902年14歲出道以來,到了1920年代,杜先生在上海灘的黑道中已是風頭無二的人物。雖並稱「上海三大亨」,但杜先生的聲勢事實上早已超越了昔日老大黃金榮及同輩的張嘯林。

杜月笙是中國幫會歷史上數百年一出的奇才。杜先生最著名的口頭禪叫「閒話一句」,江湖中人找上門來擺平事體,只要有了杜先生這句話,這事就算成了。在章君彀的《杜月笙傳》中,隨處可見杜先生的散財之舉。杜先生的錢未必取之有道,他本就是煙賭起家,但絕不是一個聚斂之人,從革命黨到章太炎楊度這樣的大知識分子,從慈善救災到資助抗日,杜先生一生各種「無腦」散財真是多了去了,基本達到了「有散無類」的境界。我非常懷疑,文盲背景的杜先生是否弄得清章太炎究竟為何是「國學大師」,革命黨究竟和軍閥有啥兩樣,但他就是散了,散得全天下都是朋友。以至於,理論上本應是富甲天下的杜先生,在1951年彌留之際處理遺產事宜時,不過寥寥11萬美元。

杜先生的秘書胡敘五曾說:「他的金錢像潮水般湧來,依舊讓它像潮水般淌去。憑著這些身外之物,他從四面八方,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杜先生的朋友太多太多了。如果當年有微信朋友圈,杜先生的通訊錄可能要加到系統崩潰為止。但杜先生一生似乎很少主動找人幫忙,他是一個天生的giver,一生的成就感來自為天下三教九流排憂解難。只是,這個曾經的浦東小鎮青年也天生熱愛大場面,只有在這個時候,他的朋友終於能派上用場了。

杜先生一生充滿了高光時刻。他曾從軍閥二代盧筱嘉手中救出黃金榮,配合蔣介石誘殺上海工人領袖汪壽華,擺平英美煙草公司上萬工人的大罷工,出任法租界華董,幾乎白手辦出了一個中匯銀行,華東大水災募捐登高一呼,抗戰中配合戴笠暗殺漢奸……但在他的自我認知中,「杜家祠堂」的落成,應是人生輝煌,莫過如此了。章君彀在《杜月笙傳》中也將此視為「杜月笙一生之中,巔峰狀態時期的空前豪舉」。

1931年6月初,杜先生帶著杜祠來了,圍繞落成搞的各種慶祝儀式共持續了三天。對於上海人來說,這是開埠近百年以來,上海人從未見過的一次大場面。

那時還處於「黨國」時代。但杜先生最厲害的是,他的朋友交際是超越「黨國」的,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超越左右,通吃體制內外。杜祠的落成無疑是驚動了「黨國」上下,蔣介石以總司令的名義,送了一方「孝思不匱」的匾額,張學良、於右任、何應欽、孔祥熙、熊式輝、吳鐵城、何鍵、顧維鈞、外交部長王正廷、司法院長王寵惠也各自送上了賀禮匾額,新疆省主席金樹仁更是特意趕來參加;杜先生的朋友中還有很多「前朝餘孽」,這些北洋政府的舊人也基本都有了,徐世昌、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宗昌都送了匾額;上海財經界但凡有點名氣的大佬都來了,以虞洽卿為首,王曉籟和錢新之等大佬都親自前來;在滬的外國大人物也都來捧場了,法租界的總領事、法捕房總巡捕、日本總領事、駐上海的日軍最高司令長官阪西也來了。

總之,無論是中國政界,還是中國財經界,中國各大幫派就更別提了,但凡有頭有臉的大人物要麼是親身前來,要麼是送上匾額壽禮。

別忘了中國娛樂界。在那個時代,中國最頂級的明星基本都集中在京劇界,而杜老闆的大手筆是:全部請來。四大名旦都來了,楊小樓、譚富英、言菊朋、荀慧生、馬連良、尚小雲、徐碧雲也都來了,據說除了余叔岩,中國京劇界的所有名角都同時聚於杜祠。明星來了當然不是當花瓶用的,他們得唱得演,而且都拿出了看家功夫。當時有輿論評價,這是自京劇開創以來,空前絕後的一次盛大演出。

在6月9日奉主入祠的儀式中,僅儀仗隊伍就有五千多人,連綿兩英里。按照《杜月笙傳》的記錄,當天的儀仗隊是由騎著高頭大馬的英國巡捕開路的,法國人的安南巡捕騎著自行車隨行,最後才是中國巡捕。

最破天荒的是,法租界竟然主動「破壞」了不平等條約中的規定,讓中國軍隊在上百年中第一次進入了租界,淞滬警備司令部和陸軍第五師的軍樂隊和步兵舉著中華民國國旗,抬著蔣介石送的大牌匾,在租界的地面上,全副武裝地魚貫而過。下一次同樣的景象,可能就要在抗戰勝利光復上海的典禮上才能重現了。

杜先生的宴席開了兩百多桌,但這也架不住朋友太多,最後變成了流水席,每頓飯要翻三次台子,才能讓近萬名賓客都吃上飯。據說三天之內,一共開了兩千多桌。

沒有太多人會去批評杜先生的奢侈浪費。首先,杜先生花的都是自己的錢,100萬銀元,鄉親們白吃白喝熱鬧幾天,名伶們唱的過癮之余,每人還能拿走幾千銀元;更重要的是,除了祠堂之外,杜先生還做了很多配套的慈善。之前許多年杜先生就陸續給家鄉修了很多石橋,一年買一千套棉衣棉褲分給窮鄉親,給家鄉貧困老人發「養老金」以及喪葬費,而這一次,杜先生則給家鄉修了一條八公里長的柏油馬路,一間私塾和一個藏書十萬卷的圖書館。

三年後,杜先生又一口氣給家鄉建了一所小學,且學生費用全免(蔣介石似乎也有這個慈善愛好,在家鄉溪口開了一所武嶺學校,據說還自任校長,親自簽發畢業證書);還有一座實行免費醫療的醫院。

對於高橋的鄉親們來說,再下一次得到此等的重視與福利,可能就要等到浦東開發之時了。

杜月笙和哈同花園(今上海展覽館)也有一些特別的緣分。就在杜祠落成典禮(1931年6月10日)結束幾天後,上海猶太巨商哈同隨之去世(1931年6月19日)。徐鑄成先生在《杜月笙正傳》中說,哈同的葬禮是最接近杜祠落成的寥寥幾次大場面之一。

我覺得,杜月笙時代最讓人懷念的就是,曾經有那麼一個時代,除了南京政府和蔣介石先生之外,還可以裝得下一個杜月笙,裝得下充滿荷爾蒙的民間社會,他們可以盛大的辦一場盛典或葬禮,可以功高震府地辦慈善,可以在政治混亂時代不被革命及「反動派」碾壓或裹挾,他們除了找政府還可以找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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