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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徵︰是「漢奸」,還是「漢忠」?——大師素描•容庚(之一)

2015-08-06*國防部長白崇禧把飛機借給容庚。1946年2月,容庚經過重慶去見傅斯年。那位代理校長還是那麼固執,指責他是文化漢奸,污辱了北大。容先生毫不退讓,傅斯年拍桌大罵。

自序:今天我在《大家》發表《是「漢奸」,還是「漢忠」?》,講古文字大師容庚的故事。容先生是最有性格的中國學者。如果現在的教授能學到容先生性格的百分之一,中國學術界馬上就會受到全世界的尊重。

【一】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個很奇怪的運動,叫「批林批孔」。當時一首流行歌唱道:「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壞東西!」

一個是中國文化的老祖宗,一個是類似短訓班的黃埔軍校畢業生,秀才和大兵,相隔兩千多年,不知怎麼能綁到一塊。不過毛主席這麼講,全國人想都不想就跟著吼,各行各業一起開會罵孔子和林彪。我中學畢業,進廠當學徒,也跟著師傅、師兄起哄。工廠禮堂兩邊貼滿了「批林批孔」的大字報,把窗戶全擋了。每隔一陣,大家就集中在那裡,聽一些年輕的工友在台上打竹板,或者念順口溜,指責林彪和孔子如何反動。全國幾億百姓,如醉如狂。

就在這個時候,廣州中山大學的容庚教授,居然公開說:「批林就批林,何必又要批孔?」「孔子死了兩千多年了。他有什麼不好?批孔不如批我。」

從工廠派去控制學校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指責容先生。

老人家冷冷地回答:「再強迫我批孔,我就跳珠江!」

那些工人和從軍隊、工廠、農村來的「工農兵學員」氣壞了。但一直在中大校園裡做事生活的教職工和小孩子完全不覺得奇怪:容先生從來都這樣。

最近不少人在爭論民國時候的讀書人水平高還是現在知識分子的水平高。這不容易吵出個輸贏,因為世界上的科技文化在進步,現在好多最常見的電子產品也是幾十年前沒有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民國時期讀書人的脾氣跟現在的完全不同。

容先生是幸存的恐龍,一直保持著原來的性情。

【二】

他是廣東人,但長期在北平工作,跟北京大學代校長傅斯年大吵一架之後才回到家鄉。

容先生1894年出生在東莞。祖父中舉,當了十幾年書院院長。父親是廣雅書院的學生,不幸早逝。容先生中學畢業後,收集商周銅器的銘文,編寫了《金文篇》,類似一部金文詞典。

1922年,他北上求學,考入北京朝陽大學法律專修科。開學以後,北京大學考古研究室主任馬衡約他見面,勸他到北大國學門念研究生。原來容先生曾經帶著《金文篇》的初稿向古文大師羅振玉請教。羅先生很贊賞,寫信向馬先生推薦。於是,容先生越過大學本科,免試成為研究生。

三年後,《金文篇》經過大幅修改補充,正式出版,容先生一舉成名,同時也完成了學業。

畢業不久,容先生被燕京大學聘為襄教授(相當於其他學校的副教授),過了一年多又升為教授。燕京是英美教會辦的學校,資金足,工作條件好。容先生的研究突飛猛進,成為研究古文字和文物重要權威。

日本全面侵華,北大、清華等學校撤出北平。燕京有西方政府保護,原地不動。

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把美國拉進戰場。日軍隨即封掉燕京大學,抓捕校長司徒雷登。一部分師生逃出北平,在成都建立臨時學校。容先生沒走,最主要的原因,是家裡收集了很多珍貴的文物,有些銅器一件就過百斤,很難運輸。另外,西部缺少他研究必需的古物和書籍。他的兒女又多,一家八口,搬遷不易。容先生對國民黨軍隊沒有信心。但有美國人參戰,他知道日本很快就會被打敗。

他在失業的狀況下熬了幾個月。第二年春,淪陷區政府教育總署致信燕京教職員,說可以幫助就業。容先生表示願意到淪陷區政府辦的北京大學任教,不久收到教授聘書,講授「卜辭研究」和「金石學」之類課程。

【三】

三年多以後,日本投降。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此公一向強悍無忌,有「傅老虎」之稱。他把日本統治區北京大學的中國教職員通通視為附逆失節,決定全部趕走,一個不留。這不但砸掉那些教職工的飯碗,還毀了他們的名聲。

1945年11月中旬,容先生在北平的報紙發表了給傅斯年的公開信,大聲抗辯。他說,在淪陷區北大、北師大和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工作的,多數是留在北平的中國教職員,課程跟日軍侵佔前差別不大,沒有什麼奴化教育:「偽政府之重立三校也,課程依舊,盡先聘任留平之舊教職員。除增日籍教授每院數人,及增加日文課每周數小時外,實無若何之變更。不知所謂奴化教育者,將何所指?」

公開信指出,中國教師多數專心教學,極少討好統治者,所以日本人一直不能控制教育界:「吾輩多專心教書,而兼政府職務者甚少。劇秦美新之文固優為之,然而藉以媚日取榮者亦甚少。日寇之不得逞於教育界,自淪陷以至於今。」

在淪陷區北大工作的日本教師也說:「北大教授會形式上由日中雙方教員構成,但我們這些人完全不懂中國話,所以沒有人出席教授會的。故會議完全由中國人操作,我們對於大學的經營方面沒有任何干係。」當時日本大使館的官員認為:「中國的偽政府雖然是傀儡的,但大學並非傀儡。」那個時代中國讀書人的性格跟現在不同,不能用後來的情況推斷淪陷區的大學教育。

容先生的公開信寫道,戰後重建,亟需人才,留在日佔區的知識分子不該受排斥。他自豪地說,他和唐蘭教授專門研究古文字和文物,唐先生撤到昆明,他本人留在北平;他的水平不在唐教授之下,理應為國出力。

【四】

容先生還直率地講,傅斯年作風專橫,應該改變:「公嘗自負為喑鳴叱吒、千人皆廢之西楚霸王,庚辱知交十餘年,未嘗不冀能變化氣質,為‘豁達大度,善於將將’之漢高祖,故敢為公借箸籌之。」

公開信裡有個觀點特別重要。容先生寫道,日軍入侵,中國軍隊匆忙撤退,多數居民無法轉移到後方。留在敵佔區的青少年需要學校,中國教師出來工作有什麼不對?「淪陷區之人民,勢不能盡室以內遷;……我有子女,待教於人;人有子女,亦待教於我。則出而任教,余之責也。」敵佔區中國的教師生活艱難,那裡是中國的領土,被統治的是中國人民。為中國人服務的學校不該關閉。容先生說:「固知吾國之不亡,教育之不當停頓,故忍受而無悔也。」

這個七十年前提出的觀點到現在還值得注意。外敵入侵,大部分居民不得不在敵人的統治下生活。他們需要各種服務。清潔工人繼續工作,使各家門口不至於堆滿垃圾。醫生護士繼續上班,解除居民的病痛。為什麼教師就不該繼續講課,使青少年有學習的機會?難道讓敵佔區的孩子通通不能上學才好?

問題是很多人把學校看成思想控制的工具。其實教師是專業人員,專業精神是政治中立。醫生不能給政治主張不同的病人下不同的藥,教師也不能因為政治風氣變化改變學術觀點。教育是文化服務,研究是尋求真理。堅持學術原則的教師和嚴守醫學標準的大夫在哪裡都不該挨罵。

指責淪陷區教職員失節,也因為宗法專制主義:臣民只能忠於一個統治者。統治者逃跑了,人民最好去自殺,「君辱臣死」,這樣死掉就是「節」,就是「義」。無論如何不能工作,為外族統治下的同胞服務不行,為妻子兒女的生存做事更不行。「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五】

容先生的公開信說,他有責任在學校工作,鼓動學生抗日,幫助他們保持信心:「策日寇之必敗,鼓勵學生以最後勝利終屬於我者,余之責也。」

他確實是這麼做的。

1931年9月,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容先生很氣憤,發動燕京大學的教師,組織「抗日十人團」。10月12日,抗日十人團在容先生家正式成立。成員包括容庚、顧頡剛、洪業、郭紹虞和吳文藻等名教授,還有容先生的妹妹容媛。他們簽名發表了一份毫不含糊的誓詞:「余等誓以至誠,擁護中國國土之完整,故有抗日十人團之組織。在日本軍隊未離中國疆土,賠償其所給予我國一切損失以前,凡我團員絕對不為日人利用,不應日人要求,不買賣日人貨物,並各自努力於抗日有效之種種工作。如違背此誓,甘受其他團員之嚴厲制裁,作人格破產之宣告。」

容先生他們的榜樣帶動了燕京的師生。一個又一個抗日十人團接著成立,大家宣誓絕不被敵人利用。容先生組織的叫「第一團」,其他都請容先生依次編號,形成統一的抗日系統。

也在這個時候,「燕京大學中國教職員抗日會」建立,容先生當選主席。

他還擔任「燕京大學學生抗日救國會」的顧問,捐錢出版會刊《火把》。容先生以《悲憤》為總標題,給《火把》寫了二十多篇鼓吹抗戰的文章。他指導救國會的年輕人編小冊子《九一八事變記》,印了幾千本,送到海外,向華僑散髮。

容先生原來埋頭文物古字,不問外事,這時卻成了校園裡抵抗運動的領袖。他有點口吃,曾經被魯迅挖苦,過去從來不作政治講演。日本入侵,容先生打破慣例,到學生救國會的大會演說,呼籲學生讀書不忘救國。

幾十年後,談起容先生的鼓勵,參加那次大會的學生還很感動。

【六】

日本的侵略越來越猖狂。

1933年1月,日軍佔據山海關,平津震動。燕大學生抗日救國會組織戰地無線電服務隊、傷兵護理工作隊和慰勞隊,到前線支持中國官兵。這時接近期末,救國會要求推遲考試。校方堅決反對,美籍代理校務長召集全校教授開會,提出開除救國會委員的學籍。容先生和鄭振鐸教授挺身而出,帶領中國教授保護學生。由於他們頑強堅持,學校同意到前線的學生以個人身份請假,考試推遲到下個學期。這樣的做法在燕大歷史上從來沒有過。

1936年4月,日本政府決定大量增加平津一帶「屯駐軍」的兵力,華北危在旦夕。10月,平津104位文化名人發表宣言,明確宣佈:「反對日人干涉中國內政,及在華有非法軍事行動與設置特務機關」;「根本反對日本在華北有任何所謂特殊地位;」「反對以外力開發華北,侵奪國家處理資源之主權」。這份勇敢的文件上有容先生的親筆簽名。

容先生對《金文篇》做了認真的修改補充,1939年在香港印行第二版。羅振玉對容先生研究金文幫助極大,《金文篇》第一版就是他出資刊行。但他跟溥儀和日本人一塊搞滿洲國,擔任滿日文化協會會長。身在北平淪陷區的容先生不能原諒恩師的行為,不願跟滿洲國的高官有任何關係,在《金文篇》的新版刪掉了羅振玉的序言。

容先生仔細研究商代和周朝的銅器,在1941年3月出版了《商周彝器通考》。這本書三十多萬字,有圖片近千幅,是材料最豐富,考辨最嚴謹的古銅器研究著作。考古學家於省吾稱贊它是「空前之創作,稽古之寶典」。

容先生後來寫道:「日寇侵華,我激於義憤,知非抗日不足以圖存,然而對於國民黨無信心,對於共產黨無認識,以為日寇非中國獨力所能打敗」,所以他一直盼望美國參戰。1941年底,日軍狂妄地偷襲珍珠港,逼著美國人應戰。校長司徒雷登在燕大見到容先生,握著他的手說:「我們希望的日子到了!」容先生很贊成,心裡想,鬼子的死期肯定不會太遠。

燕京大學被關閉。容先生到傀儡政府辦的北大任教。他回憶說:「我自恃在學術上有些小地位,日寇對我無甚辦法,並且表示愛國,在教室中向學生罵日本人侵略我們不對,我國一定能得到勝利來發洩我的牢騷。」所以,他在給傅斯年的公開信裡,說自己不是「漢奸」,而是「漢忠」。

【七】

傅斯年死守正統君臣觀念。

1945年11月下旬,他發表聲明,再次宣佈:「北大將來復校時,決不延聘任何偽北大之教職員。」不久,《世界日報》刊登了專訪報道,記者描述說:「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對偽北大教職員,好像抱有一種義憤填膺,不共戴天的憤怒。」這似乎有點傻。

當局的歧視激起許多教師和學生的不滿。北平大專院校師生一再集會遊行,反對官方的排斥政策。容先生又起草了《北平國立各院校教職員宣言》,跟一批教師職工聯名發表,批駁把淪陷區高校教職員說成「漢奸」的做法。

把教育看成思想控制和忠君不貳的觀念滲透了許多中國人的頭腦。容先生想回燕京工作。燕大教務長洪業也說容先生積極抗日,但多數教授覺得容先生不可原諒。

容先生又失業了。他覺得還有兩條路可走:如果政府逼得緊,就投奔共產黨。淪陷區北大中文系的一個教師已經去了。要是政府不太凶,他就當古董商。

共產黨支持淪陷區高校師生的反抗,政府挺頭疼。當局認為容先生帶頭鬧事,要把他支走,派人跟容先生商量,希望他去廣西大學任教,承諾照顧容先生在北平的家人。容先生答應了。

政府想平息事態,國防部長白崇禧把飛機借給容先生。1946年2月,容先生跟淪陷區大學的另外兩個教師飛往桂林。經過重慶,白崇禧客客氣氣地接待了他們。離開白府,他們去見傅斯年。那位代理校長還是那麼固執,指責他們是文化漢奸,污辱了北大。容先生毫不退讓,傅斯年拍桌大罵。傅太太以為他們打了起來,連忙下樓去看。

到達廣西,學校戰後重建,容先生沒課可上。他弟弟容肇祖在嶺南大學工作多年,問他想不想到嶺大看看。容先生見了嶺大教務長和文學院院長。他們當場就請容先生當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7月,容先生接到聘書。在北平工作二十多年之後,他回到廣東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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