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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仍在,希望长存 | 2021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

在这一年里,劳动者延续过去几年的势头,声量继续增强,发声所涉及的行业和群体范围也在扩大。


2021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



作者 | 不那么正经又有一点正经的爱的小组 



2021年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继续为生计奔波、遭遇权益受损问题的一年,也是劳动者积极关注和争取自身权益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劳动者延续过去几年的势头,声量继续增强,发声所涉及的行业和群体范围也在扩大。


疫情持续、经济萎靡和地方财政困难使一些行业的劳动者陷入收入减少、被欠薪乃至失业的困境。“双碳”“双减”政策的实行则对部分企业和行业造成重大影响,受波及的劳动者面临突如其来的停工和裁员,虽然感到手足无措,却没有停下维护权益的步伐。一些近年来受到重点关注的劳动者群体例如互联网从业者以及平台劳工,仍然在焦灼而紧张的对弈当中声讨剥削。企业、公益组织以及政府部门都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但是状况仍不容乐观。过去受到人们忽视的传统服务业工人,由于资本非正式用工的日益扩散乃至合法化,正在被看见。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问题浮出水面,引发越来越多的讨论。站在性别与劳动的交叉点,人们开始注视生育、婚恋、性与工作和就业平等之间的联系。中国海外劳工、研究生以及职校生的劳动状况也经媒体报道走进人们的视野。令人欣喜的是,除去过往的维权手段,我们也观察到,在许多行业,劳动者新形式的联结正在酝酿和诞生。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以及其它共享媒介,一些团结经验和文化实践得以累积下来,成为开启可持续生态的火种。尽管一些行动注定是转瞬即逝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行动者在短时内所能够产生的共鸣和影响力。这些都是我们推动改变所倚赖的资源。


在本年度的最后一天,让我们一起盘点2021年主要的劳动权益事件,用这种方式跨越时迭岁替,从过往的记忆中汲取下一年用得上的智慧和勇气,让希望可以有底气地延续下去。




#01

互联网员工权益拉锯





2021年,最先在舆论上吹响劳权号角的互联网从业者继续与大厂展开拉锯战。



1月3号,拼多多22岁女员工张某(网名“润肺”)在凌晨下班途中猝死,这位姑娘最后一条动态是“为拼多多夺边疆”。短短几天后的1月9号,同为拼多多员工的谭某从27楼纵身一跃,结束生命,死时父母还在为其准备午餐。 对公司的忠诚和对奋斗的热情,却换不来拼多多的一丝怜悯。张某去世后,拼多多知乎官方账号在相关问题下创建回答:“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 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引起轩然大波。对于报道过劳死的媒体,拼多多则选择起诉。


面对舆论压力,多家互联网企业宣布调整工时制度。6月初,腾讯互娱旗下光子工作室宣布限制休息时段加班。快手、字节跳动、美团优选也先后宣布取消“大小周”。到8月26日,最高法、人社部亲自下场,在新一批劳动争议案例中宣布996严重违法。然而,这些表态却并没有彻底消除违法加班现象,而是让加班更加隐形。根据部分一线员工的反馈,新的加班制度让他们难以拿到加班费,造成更多无偿加班,一些加班不得不转移到员工家中。


12月,腾讯科兴园同一地点出现两起员工跳楼事件。加上5月一名实习生的自杀,科兴园半年内发生三起员工自杀事件。而12月11日腾讯技术大牛毛星云在周末加班时间的自杀引起了广泛关注。有舆论指出,腾讯延续的违法加班以及严苛的绩效末位淘汰是员工患上抑郁并轻生的重要原因。




面对恶劣的劳动环境,仍然有员工选择站出来硬刚。一名腾讯前员工(微博:鹅厂监控哥)历经两年起诉后,于10月27日在深圳南山法院成功追讨了工作期间的年终奖9万多元。“南山必胜客”迎来失败。而在两年多以前,腾讯曾以该员工工作日在岗时间不足8小时为由否定加班事实,法院因此驳回该员工追讨加班费五百余万元的主张。可以预料,未来数年互联网行业的劳权拉锯战还将持续。



#02

平台劳工权益未见改善





近几年,中国的平台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愈来愈多人从事配送、网约车等行业。特别是疫情后,这些行业吸纳了更多非正规就业。这些劳动者大多与企业并无正式劳动关系,收入被平台持续压低;平台乱定规则进行罚款;工人受工伤后难以得到赔偿等情况相当普遍。



1月11日,江苏泰州海陵区的一家蜂鸟配送站前,一名骑手用汽油浇身点燃了自己。2020年底这名骑手就要离职,但站长以运力紧张为由拒绝,并一直拖欠他的工资,讨薪无果后这名骑手选择了自焚。令人愤怒的事远不止这一件,一位43岁外卖员送餐时猝死,饿了么出于人道主义只赔偿2000元,去世者家属获得的保险赔偿只有三万元。35岁顺丰骑手穿着顺丰工作服,一天干12小时,猝死后顺丰却不承认这是公司的员工。超强台风“烟花”7月25日在东海沿海浙江上海一带登陆前后三天,美团不顾骑手劳动安全,为沿海台风登陆点的骑士准备了7个活动,共计“629”元台风惊喜跑单奖励。在广东,有人去应聘美团配送员却要签协议“自愿放弃”社会保险等待遇。而石家庄的一家中通快递员在营业点突发疾病去世后,家属才发现当地站点从未给这名入职两年的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保。

平台经济的二律背反在于,一方面,平台对劳动者进行了极其严苛精细的管理和控制,例如要统一着装、超时要罚款、对劳动进行数字监,另一方面,则将业务层层外包,将企业对劳动者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致诚劳动者发布的调研报告《骑手谜云:法律如何打开外卖平台用工的「局」?》指出,劳动者的利益被侵害后往往求告无门,这是因为要认定用人单位是谁,确定劳动关系已经变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这个系统里,不单只有算法令骑手受困其中,更有一张精心设计的巨型法律关系网络将骑手包裹在内:A公司给他派单、B公司给他投保、C公司给他发工资、DEFG公司给他交个税……它们互相交织,将骑手紧紧捆住,可当骑手真正跌进前方的大坑并向外求助时,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为他的‘用人单位’。”甚至骑手在注册平台时,就已经被暗箱操作认定为了“个体户”,从而失去了作为劳动者的一切保障。

面对诸多不合理的情况,一些平台劳动者也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愤怒,集体罢送与个体抗议不断交织出现。从单次事件的参与人数来看,规模超过100人的工人集体行动的比例在过去一年多有所提升,而这一上升趋势在外卖员群体中最为显著。个体抗议包括:5月20日,陕西渭南一名外卖员当街焚烧外卖工作服和送餐箱,疑似因要交4000元手续费才能拿到工资、完成离职手续;6月19日凌晨,沈阳的美团骑手抓住美团App的系统漏洞,原地“完成”253个订单,登顶沈阳当地美团骑手的单日量榜单后注销了账号。最广为人知的团结行动,无疑是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运作,联盟“盟主”陈国江通过与身边的外卖员建立线上群聊、拍下与工作相关的视频、创建微信公众号、发布短视频等方式,为同行发声,解决劳动纠纷,成功迫使平台企业对损害外卖员权益的事件做出回应。然而,陈国江却在2月26日由于“寻衅滋事”而遭到拘留。目前已被释放。

请让我们继续关注目前仍然失去自由的劳工议题研究者方然、柴晓明和李翘楚。 方然于2021年8月26日被拘捕,柴晓明于2019年失去自由至今未释放 李翘楚于2021年3月被逮捕,目前仍处关押状态

7月1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8个部委发表《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全面规范用工、补齐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等。互联网平台行业其后陆续推出一些新措施,在工资、社会保险、工会组织上作出改变。但目前来看,新措施对平台的压榨行为影响轻微,平台劳工的境遇尚未得到明显改善。《意见》是否能如政府所愿纾缓劳动关系的矛盾和紧张,仍待进一步观察。



#03

疫情下被忽视的劳工高风险






疫情之下,由于恶劣劳动环境和针对工人的防疫措施不完备,一些行业的工人暴露在病毒面前的几率更高,更容易受到感染。7月20日至7月22日,南京出现的41例新冠肺炎感染者多为在南京禄口机场从事保洁工作的40到45岁女工,这些女工受雇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而劳务派遣公司和机场方对保洁女工防疫方面措施相互推卸责任,导致了众多女工的感染;8月6日武汉出现局部聚集性感染,中建三局武汉市沌口项目工地出现了首例感染者后,工地人员密集,食宿环境不佳和未做好通风措施,导致了局部聚集性感染的发生。


工作时间过长也大大增加了工人的受感染概率。12月13日,浙江绍兴一例确诊病例为52岁出租车司机,此前已经连续多日从早上6点开出租车到次日凌晨2点,工作时间长达20小时。对于其他出租车司机来说,除了长时间暴露在高风险感染环境中,疫情持续、过高的“份子钱”以及车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等多因素的叠加都对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引起多地司机集体维权。


疫情之下承受高强度防疫工作任务的社区工作人员则较少受到关注。由于任务繁重、人手不足,他们容易陷入工时过长和过劳的处境中。1月6日,为石家庄核酸检测连续工作两天后,社区工作者李瑞芝晕倒后抢救无效去世。


而在此类新闻的评论区中,网友发出的最多的评论是“大家都不容易”,但仅仅止步于“生活不易”的感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对疫情之中如何保障工人生命健康以及改善劳工环境的不断追问。



#04

拉闸限电背后的停工与赶工




今年夏季由于珠三角地区错峰限电,许多制造业工厂不得不关闭空调,即使紧急购买了一部分大电风扇尝试吹走厂房内的机器设备开动产生的热气以让室内降温,不少工厂的室内温度仍在35摄氏度以上。东莞部分工厂负责人称“偷开空调会直接被关电闸”。


9月23日以来,东北多地发布限电通知。而在9月24日,辽宁澎辉铸业有限公司发生了一起因突发限电而又未及时提前通知导致的事故。事故是限电导致工厂内的排风系统停止工作而引起的。23名工人因为高炉煤气中毒而被送往医院治疗。




浙江多地还出现了限电导致工人失业的现象。以“限电”为关键词在B站搜索相关视频,一名up主表示自己所在的工厂开始“上四休三”以后,为了补足“休三”的产能,需要加班至晚上12点,“现在做一天跟原来做两天一样”。评论区也有许多人评论因为限电,原先一天半的产能现在要压到一天做完:“上15天班只能拿15天工钱”,“一周上两天,上班两天从早上12点做到晚上12点”,“晚上11点做到早上7点”,足见由于限电而间接导致的高强度加班以及收入减少并不是个例。


限电背后隐藏的工时过长现象同样值得关注,一些工人因为“开一停六”“开二停五”“开四停三”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一名B站用户说“巴不得限电,这样就能真正回归8小时工作了”,下面评论回复道“等你被裁了,24小时都是你的”,短短两句话堪称绝佳的黑色幽默。




#05

行业寒冬下的裁员和欠薪潮






教培行业在“双减”政策的重锤之下艰难喘息。高途、好未来、猿辅导、新东方等原先作为毕业生蓄水池的教培机构,不仅进行了大面积裁员,甚至其中多家曝出变相逼迫员工主动辞职以避免支付经济补偿金、正式合同变兼职、拖欠工资的丑闻,从而引起员工的集体维权。


到年底,“优化”也成为互联网各大公司的主题。爱奇艺、腾讯、B站、芒果TV等互联网公司也纷纷传出裁员消息,爱奇艺裁员比例更是高达20%-40%之间,其中实习生和老员工成为被裁员的主要目标。裁员潮生动演绎了收益老板享受、风险员工承担的残酷影像。


年轻人为了稳定,开始选择走进体制内,寻找庇护所。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达202.6万,平均竞争比为59:1。而现实是公务员、教师、医生也在降薪和砍绩效。例如,江西上饶大部分地区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求退回全部绩效奖。根据网传消息,江苏、浙江及上海公务员多项绩效奖也被“砍”,杭州减薪最多达25%。


房地产行业的寒冬使得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群体继续面临讨薪困难的老问题。10月21日,一对农民工兄弟前往碧桂园讨薪,不仅遭到拒绝,而且被企业工作人员开车碾压,造成一位农民工盆骨粉碎性骨折、两眼视网膜脱裂。另一房地产巨头恒大债务危机,损害的不仅仅是业主的利益,更是农民工的利益。在贵阳恒大温泉小镇,忙碌一年的农民工没有收到一分钱,小孩临近开学却无法凑够学费。主要资产分布于房地产的宝能集团也陷入欠薪风波。6月15日,宝能汽车官微宣称已得到国企128亿元投资,而与公告的豪情壮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评论区里员工的讨薪浪潮。“工资不发、社保不交、牛吹上天”等词句充斥着评论区。尽管多地员工申请劳动仲裁,宝能集团却采取了无视的态度。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政策变革以及经济波动的成本,最终总是会转移到基层劳动者的身上。劳动者作为这些变动的被动承受者,只能选择默默忍受或者艰难维权,却基本没有参与各层面决策的空间。



#06

传统服务业与非正式工人困境




5月27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首次审议了《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草案)》,这次近17年来的首次拟修改中,将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日的最低期限从原本的本月22日延长至支付周期期满后一个月,并删除了不定时工作制员工在法定休假日工作享受加班工资的规定。


这样的修改不仅对适用不定时工作制或采用劳务外包、派遣等灵活用工关系的传统服务业工人的权益造成伤害,而且由于深圳特区的先行示范区身份,而可能造成其它地区的跟风效应,从而产生更大范围的不良影响。


6月4日,兰新铁路发生列车与铁路施工人员相撞事故,导致9名外包工人身亡。11月19日,一名54岁的好邻居便利店店员在连续上了一个月12小时的夜班之后,在排队等待核酸检测时猝死,而便利店从未和他签署劳动合同、缴纳五险一金。




而今年频频登上热搜的上海迪士尼乐园与北京环球影城,也爆出了劳动者低待遇的新闻。身处童话世界的工作人员只能得到远低于地区服务业平均水平的薪酬,与之相对的,则是超高的工作强度与对员工严苛的情感劳动要求。一位自称是上海迪士尼乐园前员工的网友爆料,长时期的过劳导致自己内分泌失调、月经紊乱。


12月16日,多名茶颜悦色员工在社交媒体的爆料引发了今年最后一轮关于服务业劳工权益的大讨论,仅9元的时薪与8元的提成与人均11小时的工时为这一网红品牌贴上了低劳权的标签。而在一些讨论中被当成模范来与茶颜悦色进行比对的麦当劳,也曾在此前频繁促销造成员工工作量加大且不支付加班费的风波中受到抨击。


同样为劳动关系所困的还有互联网大厂的外包员工。这种外包关系不仅被用于从事保洁、保安、食堂等工作,且被应用到大厂的核心业务如软件、游戏开发上。从事核心业务的外包员工在着装、工作牌等标示上低人一等,而且承担着比正式员工更多的工作量,工资更低,需要接受更多加班,却没有加班费,五险一金也是按最低标准缴纳。互联网大厂对工时制度的调整与这些外包员工无缘。而大厂里更容易被忽视的保洁、食堂务工者,他们大多是农民工,居住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城中村,工作时如同隐形人。




通常被认为是个体户自主经营的货车司机今年也遭遇到不幸。4月4日,河北省沧州市货车司机金德强途经一超限检查站时,针对司机疲劳驾驶的北斗卫星定位意外掉线,执法人员将此作为违例情况对他罚款,为了表示抗议,他直接在执法人员面前喝下农药自杀身亡。实际上,北斗掉线事件仅仅是货车司机遭受公路机构各类盘剥的一个缩影。雁过拔毛,加上新兴货运数字平台的压价,货车司机的日子也过得愈发艰难。



#07

女性员工权益




女性员工遭受公司领导、同事或客户性骚扰和性侵的现象已存在多时。而随着女性权益日益受到关注,这一问题在今年得到广泛讨论。在短短的8月一个月内,三家不同企业分别有女员工曝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类似事件。8月8日,滴滴公司的一名女员工发文称自己入职十天后被强制带入私人饭局,受到性骚扰,此后又被频繁强制参加酒局、接待客户。她报警强制猥亵后却不予立案,向上级投诉,反倒以试用期不合格理由被开除。8月11日,贵州国台酒业一名遭遇性侵的女员工也曝光了自己的遭遇,公司以工作能力不足的理由辞退了她。


在这些酒局性骚扰的案例中,引起最大关注的则是“阿里巴巴女员工遭性侵案”。8月7日,一名周姓女员工发文指出,自己在7月出差期间遭到上司与客户的性侵,她向公司投诉后,公司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导致她不得不到公司食堂发传单声张权益。事件曝光后,阿里一边积极公关,另一边却以散布虚假信息、给公司造成恶劣影响为由解雇了这名女员工。12月初,阿里起诉了受性侵女员工,认为其侵害阿里名誉。将此消息由阿里内网扩散除去的另外10名员工也遭辞退。这位女员工此前也提起了性侵案上诉,但目前还没有结果。




同样是8月,多益网络被曝出毫无理由地突然开除了公关部的所有女职员,说辞是“停职调查”,但却强迫签署离职文件。由此可见,女性在职场中仍遭遇着显性的性别歧视。


今年另一个重大事件是,多地延长了女性产假,并出台育儿假政策。其中,江西、浙江增加产假90天。陕西省提出对生育三孩的女职工再给予半年奖励假,总计产假达350天。包括修订草案在内,各地产假将长达128天至一年不等。部分地方也增加了男性陪产假。男性陪产假和育儿假的设立有利于男女双方共同承担育儿责任,一定程度减轻了女性在工作和家庭生活夹缝中生存的压力。不过总体来看,我国女性的育儿假期远长于男性,进一步增加女性育儿假可能加剧女性由于生育原因在职场上遭受的性别歧视。非公就业、非正规就业女性以及女性农民工也难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受家务劳动和生育影响,女性职工的升职机会降低,也存在社保中断的可能。在私企的招聘环节中,有过半女性表示被询问婚姻和生育状况相关问题,有将近30%的女性因为性别原因在求职时遭受用人单位限制。如何在女性就业权益和生育权益之间取得平衡,在保证女性生育权益的同时消除职场的性别歧视,仍是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08

性少数群体的就业平等




北同文化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于今年五月发布了《全国企业性别多元友善度调查报告》。在报告设计的122家企业中,只有13.9%的企业在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反歧视和机会平等的内容,开设了性别平等的培训。这表明,大部分企业仍旧缺乏性别平等和多元的意识。




作为国内第一位公开出柜的女运动员,中国女足主力前锋李影无缘今年的东京奥运会。6月24日,李影在微博公开出柜,并发布了与女友的合照,后在各方压力下被迫删除了这条微博。在随后公布的奥运会女足集训名单上,李影并不在列。李影为国家队效力八年,参加过两届世界杯,是现役女足国家队中唯一获得亚洲杯最佳射手称号的运动员。有舆论认为,由于公开同性恋的性取向而被教练团队排除参赛资格,这是不公平的。




#09

研究生与青教:劳动权益的模糊地带




高校研究生、青年教师作为传统观念上的知识精英,其劳动权益问题常常被忽视。今年,南京大学、延安大学一共有四名研究生与博士生自杀身亡,校方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但种种线索都指向导师的压榨。


11月23日,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的研究生谢鹏在自习室猝死,他本已应该在6月毕业,因为被导师要求“多干半年”而延毕。读研期间,除了原本的学习任务,谢鹏还不得不承担导师安排给他的打扫办公室、帮学弟修改论文等与自己学业无关的工作。校方则直接否认对谢鹏的死负有责任。




不少研究生会玩笑式地将导师称作“老板”。在表面的师生关系背后,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确存在着隐性的雇佣关系。国外许多大学已经建立了研究生工会来保障其权益,而在国内,尽管近两年新闻频出,社会各界依然对此缺乏足够的关注。


不仅是研究生,高校体制下严格的等级秩序与僵化的行政管理也造成了许多问题。6月7日,复旦大学数学学院青年教师姜文华持刀杀害学院党委书记的悲剧,已经极端地展现出了高校内矛盾的尖锐性。据称,姜文华因为科研任务未达标,没能通过“非升即走”的大考核,就在学院宣布解聘前,他作出了疯狂的选择。“非升即走”是国内高校广泛实行的“3+3”式制度,六年后如果没有评上副教授或教授,只能走人。而事实上,青年教师能够通过六年考核的比例不到十分之一,甚至还存在许多三年就踢人的情况。在这种大环境下,高校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同样沦为学术血汗工厂中的奴工。



#10

职校生实习乱象与悲剧




在2020年的统计中,全国共有9865所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的数字为1628.14万。这些没有上高中的40%年轻人涌入了职业学校。中职生往往会被分为三类:参加对口高考的、直升本校大专的和直接毕业的。进入高三之前,他们必须接受学校安排的实习,这份实习往往在最基层的流水线。




6月25日,就读于湖北十堰丹江口第四中学(丹江口职业技术学校)的17岁高二学生余铭,被学校安排到华高王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实习15天后,在宿舍楼道跳楼自杀。在自杀前余铭向父亲诉说,说是来实习其实是来搬箱子,一个箱子二十多斤,一天要搬十几个小时,不允许请假和旷工。与余铭一同来实习的还有另外100多名未成年人,实习前被告知是去公司敲键盘,被“骗”来实习后,班主任警告余铭,再旷工就开除学籍。余铭父亲将求助信发在网上,控诉这场由校方组织的集体实习中,工厂非法用工,强迫劳动,最终将儿子推向死亡。


9月4日,微博用户@小鹏失眠睡不着 发布消息称自己在去年1月被湖南省郴州市武临县职业中等专科学校安排强制到湖南久森新能源的工厂实习,并在实习过程中因意外导致手被卷进机器中,右手落下残疾。涉事企业和学校拒绝给他做后续手术,不肯出医疗费。




实习是教育实践的重要环节,本应是职校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渠道。然而,在现实中,不少职业院校把学生强制安排在流水线上,不仅将强制实习与学籍、毕业证挂钩,而且实习内容与所学专业无任何对口之处。学生往往也不能全额拿到自己的劳动所得,学校的克扣盘剥使职校生成为学校敛财的工具。工厂对职校生也缺乏必要的劳动安全保障。若学生受工伤,学生只能自己承担责任和后果。对企业来说,职校生顶岗实习,既解决了用工短缺的难题,又无需按正式员工标准支付报酬,不过是廉价劳动力。


尽管教育部等五部门已在2016年制定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禁止上述现象发生,但职校生实习乱象仍层出不穷。归根结底,这仍然是由于规定缺乏强制约束力、职校缺乏权益教育以及职校生难以找到维权途径。在这样的劳权环境下开展普职教育分流,只会导致更多年轻人踏上实习地狱的不归路。



#11

浮出水面:中国海外劳工生存状况






2021年3月,5名中国河南籍农民工经中介介绍,抵印度尼西亚进入位于东南苏拉威西省首府肯达里的中资镍业巨头德龙工作。该企业于2015年始在印尼投资建厂,已有镍铁冶炼生产线30条,其工业园企业为东南苏拉威西省第一大企业。然而,该工业园近两年事故频发,多名中国籍工人受工伤或死亡。


工人还发现企业给予的待遇与中介最初的承诺不符。中介承诺月薪为1.3万元人民币,但最终没有工人能拿到全额。出国前规定工作时间为9小时,工人们实际工作时长却超过10小时。此外,资方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是将劳动关系转移到外包公司。外包公司对工人随意降薪,对抽烟、玩手机等行为都会进行罚款。拖欠工资也是常态,到今年10月底,很多工人已四月有余未拿到工资。


在经历护照被扣、与所在外包企业协商归国反被讹诈、向使馆求助无望后,9月中旬,5名工人涉险偷渡马来西尼,试图改道回国,但被当地警方逮捕并扣留于当地移民局扣留营长达3个月。在工人家属、律师与劳工关注者的多方协作下,12月底1名工人登上从马遣返回国的飞机后,剩下4名工人有望于1月至2月分两批回国。然而,工人们付出的代价已是惊人的。


我们看到,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本国工人也通过中介途径被输送到国外从事各种工作。而这些工人不仅面临缺乏国内和当地劳动法律保障的尴尬境地,因而总是遭遇极其恶劣的劳动环境,而且容易遇到无法融入当地生活、缺乏支持网络等问题。企业正是利用这些因素规避用工责任,对工人大加盘剥。但愿这个刚刚浮出水面的问题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解决。




#12

“打工人也需要生活”






2021年10月12日,一个崭新的项目 “打工人也需要生活”(#WorkerLivesMatter)在网络上出现。该项目最早由4名95后程序员发起。项目所贡献的共享文档“公司作息表”在上线短短几天内就得到打工人的广泛传播,最多时收录了6649条各企业的劳动权益状况信息,累计百万浏览,覆盖行业超出互联网,也包括金融、房地产,企业类型不光有国内私企和国企,还有外企和部分事业单位。项目提议:任何行业任何地区的打工人都可以通过填写问卷的方式来分享所在企业的工作作息。


然而,从10月13日起,该项目就遭到不同平台的阻挠,其共享表格、项目官网以及GitHub 地址先后遭到QQ、百度、夸克、UC、微信的屏蔽。10月28日,该项目的小程序和公众号被永久封禁。11月1日20时18分,该项目删除了几乎所有信息,并将项目标记为已终止。项目发起人疑似被约谈。11月8日,该项目在github上的最后地址也遭删除。


与两年前的996.ICU项目相比,本次项目存续时间非常短暂,也更直接地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围剿。但是在项目的初衷以及运作层面,我们看到一些新的创造。借助互联网的新技术,劳动者得以发出最真实的声音,尝试跨行业乃至阶层的联结和互助,尽管这种联系非常脆弱。在它的遭遇当中,我们也看到线上行动所面临的困境。即便是此类遵纪守法的温和倡议,也越来越不为系统所容。




#13

劳动者与文化:躺平、牛马与海德格尔





4月17日,躺平吧题为《躺平即是正义》的帖子引发热议。帖主“好心的旅行家”写道: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躺平旋即成为整整一年的流行词,用来指称“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不工作”的反内卷主张。官媒随后多次对躺平思潮开炮抨击。躺平吧以及相关豆瓣小组亦被关停。




在同年爆红的还有B站up主大猛子。作为刚从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大猛子将自己在半年里的工地工作和见闻录制成视频上传到B站,其对建筑行业恶劣环境的吐槽,引起许多打工人的共鸣。“有人出生就在罗马,有人生来就是牛马”则传遍互联网,成为网民批评社会阶级分化的金句。然而,大猛子也很快遭到所在国企的约谈。随后,他的一些视频遭到删除。




另一则引起舆论漩涡的文化事件,则是某家非虚构平台对翻译海德格尔的农民工陈直(化名)的报道。这篇非虚构报道源于作者对当事人的线上采访,却在11月18日采用自述形式发表,从而引起争议。一些观点认为,对学习精英文化的底层劳动者加以表彰,实际上反映了底层劳动者所处的弱势的文化位阶。正是劳动者在各方面的受抑制状态,使得ta们缺乏创造和传播自己文化的渠道和资源。


我们在上面提到的事件中也能看到:虽然互联网为劳动者提供了发声平台,然而,一旦那些揭露社会矛盾、容易引起共鸣的声音获得扩散,它们就会被迅速扑灭。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仍然在创造自己的文化。当我们谈论文化时,只以海德格尔为师,却遮蔽那些说出“牛马和罗马”的人,这确实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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