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然

别跟任何人谈任何事情。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来。

我们不仅是牺牲品,也是共谋者者 /何兆武《上班记》

强调不苛责他人的同时,就更要强调对自我的苛责。

《上班记》最引人的部分,是文革痛史。这种阅读快感是很残忍的。

学生们一边喝酒,一边放着批斗老师的录音,“就像听音乐一样”。蒙文通的“美髯”被一把把揪掉,裤子和屁股上绽开的血肉黏在一起。宛如《棋王》的场景,谢国桢在牛棚里回忆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十几样菜就要配十几种酒。

何兆武也未幸免于难。“三反”中被记过,文革中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在这样的疯狂年代里如何生存是如何都逃避不了的问题。何兆武认同邓广铭的处世原则,好汉不吃眼前亏。在何看来,“伦理道德有一个底线,不能胡编乱造,不能给别人造谣,但在这之上,受一些屈辱,说一些假话,不能算是大错。”

《上班记》里提到的周一良和余秋雨,都参加过当年的写作班。周一良在回忆录中以“毕竟是书生”为自己开脱的说辞引发批评,何兆武认为,“在那种压力下,不能要求每个人都顶得住,不能过于苛责。”

谈及《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时,何兆武说,“有些人在过去的确干了过分的事情,但在那种形式下,叫你来,你还能不识抬举?何况我们这些没有受抬举的人,又比他们高明多少?”

当年,何兆武也被要求撰写批判雷海宗的文章。何兆武不是中国史专家,就从雷的书里抄了几段,敷衍而成。这篇文章后来不知所踪,何兆武说道,“当然我也很安慰,并不是说学生不可以批评老师,而是自己写的东西实在不像样,丢了最好。”因此,何兆武最终也就不必参加批判大会。

这段说辞稍有歧义,既像何兆武的调侃(焦点不在批判雷海宗是否合适,而在批判文章是否拿得出手),也像他为自己的解围(批判运动中的批判行为可以和学生批评老师划等号吗)。尽管何兆武也明确表示过,“崇高的道德是鼓励自己的”,但在整本《上班记》中,对不苛责他人的强调远远超过对自我的苛责。

这种厚此薄彼的呈现,很可能是因为口述这种形式造成的,如果记录者对该话题多问一句,何兆武可能就会展开得更多一些。

在何兆武看来,“说假话”是不得已为之的小错,“谁没歌颂过江青,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又何必苛责别人。”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成为英雄,随物赋形也是普通人最通用的保全策略。但在不苛责他人的同时,其实就更要强调对自我的苛责。起码要对自己的沉默与妥协抱有愧疚感。

哈维尔说,这架庞大机器得以运行,所有人都要负责,“我们不仅是牺牲品,也是共谋者者。”(文/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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