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墨

人文爱好者

出走的母亲

1970年,母亲出生于广西桂林的一个山村,她在家中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跟两个妹妹。外婆十八岁开始生养,直到七十年代末开始严格控制人口才停止生育。尽管家里人口很多,但并不算贫困。外公祖上留下了一些地,又有一些生意头脑,在当时的村里也算是条件较好的人家。但孩子太多了,自然也没有什么家庭教育,管教的方式就只有打骂。孩子么,打听话了就好。母亲说即使生病他们也很少会被带去看医生,她有次范肠胃炎,直到晕倒在家里才被背去村里医生那里打了针,但回家之后她还是挨了打,因为给家里添了麻烦。

外公并不是没文化的人,他写的一手好字,在村里当了几十年的会计。八十年代基础教育开始逐渐恢复,外公让女儿们都上了学,并说只要考得上,就会供他们去上学。村里距离镇上的学校要走一个小时,母亲喜欢学习,但并没有很多的时间。桂林的乡下有很多的柑橘树,甘蔗林,还有大片大片的马蹄田。她放了学要去地里干农活,在家里要帮忙照看更小的妹妹。母亲还是坚持了下来,考上高中之后,她和大两岁的姐姐在一所学校住校。她的成绩不差,高考结束她考上了一所大专,通知书到的那天她正在地里干活,村里的人站在路口的田埂朝她喊,让她去村委会拿通知书。母亲兴奋地跳起,扔下手里的活跑去取。她至今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场景,但这份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那张通知书最后她也没有用上。她回家告诉外公这个消息,外公食了言,拒绝了继续供母亲上学。

1990年,母亲结束了自己的读书生涯,开始打零散的工。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所小学代课,教低年级语文。她没有教学经验也没人带她,零散的代课让她对学生也不熟悉。在学校的生活并不开心,母亲胖到了一百五十斤,下课时还总有学生聚在一起嘲笑她。后来我在外求学,压力大时便喜欢吃一顿垃圾食品排解苦闷。母亲听我提起,笑着说怎么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她说那时候她不开心了也喜欢吃东西,贵的买不起,就去镇上一斤一斤的买馒头,一个人在宿舍里吃一个晚上。她开玩笑说,可能是不开心的时候太多了吧,所以一不小心就吃到了一百五十斤。

九十年代初,县里刚开始招募出租车司机,算是个收入不错的职业。代课老师收入低又不稳定,母亲觉得该另谋出路,她想考驾照学开车,做女出租车司机。母亲报完名回到家跟外公提起,想让他能借给她学驾照的钱。外公说要学车也是男的去学,然后第二次拒绝了她的请求。这次拒绝彻底改变了母亲后来的生活。1993年,二十三岁的母亲背上行李离开了家,跟朋友一起踏上了去往浙江的火车。

女儿的出走并不算什么大事,在那一辈人眼里,女儿本来就是要走的,只有儿子要守在家里,就像时至今日仍守在老宅里的舅舅一样。但外公还是很愤怒,他生气更是因为母亲的叛逆与不服从。离家出走后的母亲在一个陌生的浙江小镇生活下来,给外公写了整整六张纸的信。她把从小到大所有受过的委屈与偏待都写了下来,告诉他为什么她必须要逃离那里,告诉他她内心的恨。外公收到信时愤怒不已,但到最后也没有给这封信一个答复。母亲说过去了就过去了,那些童年开始就积攒在内心的愤懑至少得以托盘而出,也是弥补了一部分内心的不平与遗憾。那之后她跟家里来往很少,只和几个亲近的姨妈保持着联系,再回桂林已经是在我外公离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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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跟浙江距离接近两千公里,那个年代的绿皮火车要坐三四十个小时。通过朋友介绍,母亲开始在镇上打工,而后认识了我的父亲。1994年初,相识半年,二十三岁的母亲与二十五岁的父亲结了婚,没办什么仪式,甚至没有留下照片。外公对这门婚事极力地反对,但距离太远,这一次的反对是一封轻飘飘的信件,几乎没有了重量。浙北的小乡村里,去往城市还没有通陆路,需要坐半个小时的船。母亲在镇上的商店里买了一件红色的大衣,父亲买了一身便宜的西装,在老家破旧的小楼里结了婚。

我出生的村庄那时候还是以务农为主。家门口有一条小河,屋子后头是成片的桑树林,水稻田还有鱼塘。父亲每天晚上会在附近的河里放好渔网,凌晨起来一个个的去收。大点的鱼跟黄鳝收起来拿去邻村卖掉,留下的小鱼就留给我吃。那些鱼都太小了,没几两肉又都是刺,母亲就把它们压碎了煮鱼汤,拌在饭里喂给我吃。母亲刚开始的生活并不顺利,她是所谓的“外地人”,听不懂本地的方言,受过教育依旧被村里人看不起。但她的学习能力的确很强,我上小学的时候,她的方言跟本地人已经毫无差异了。时至今日我跟母亲最常用的沟通语言变成了普通话,我们会讨论一些社会议题,聊内心的困苦与面临的困境。语言的神奇之处在于,人在说不同语言的时候常常体现出不一样的性格特质。我发现说不同语言的她不大一样,说浙江方言与普通话的她更温和,内敛;但回桂林时,母亲总让我觉得变了一个人,说着桂林方言的她更加外放,开朗,笑起来也毫不遮掩。

长大的过程中每隔几年我会被她带着回到桂林,几乎每一次我都会跟她吵架。在那里我感到孤独但又不知如何表述,觉得那片土地上的母亲格外的陌生。我不会那里的方言,对亲戚的提问不知道如何作答,每次都只能沉默地躲在母亲的身后。不知道我的窘迫是不是能取悦一些人,他们总是试图激起我的反应,大笑声环绕在我的头顶。母亲说着我听不懂的话一起笑着,让我感觉到一种深深的背叛感。原来的母亲不是这样的,原来的她会宽慰我,关注我,而不是站在那里什么也不说。我感觉被排挤,我感到很不悦。年幼的我并不适应自己变成异乡人,而母亲变成本地人的身份转换。脱离了母亲身份之外,她还是别人的姐姐,妹妹,女儿。那些角色在我眼里都很陌生。我只习惯她是我的母亲,那个目光集中在我身上的母亲。

桂林的山水很有名,但在年幼的我眼里,那些山跟平原地区的丘陵太不一样。矮小的我眼里那些山格外的高,垂直着插入天空,水汽上升,让人看不到山顶。我记得抬眼看过去时总感觉一股莫名的压迫感,那里的天气在印象中始终是阴蒙蒙的,而我总是拉着母亲的衣袖走在她身后。母亲的村里还有一条河,河水不像漓江那样清澈,水流很快,卷起河床的泥沙,把河水都搅成了土黄色的。有一年夏天我踩空石板掉进过那条河里,水流差点将我卷走,一旁的大人捞我起来,我浑身湿漉漉的,回去的夜晚就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

后来我上现代汉语的课程,学习不同的语言去不一样的国家。我研究过吴语的文化,学习其中的语素与词源。去北方交流的时候总有人说,一听我说话就知道我是南方人,还会加一句“江南女孩温婉,说话都轻声细语的”。那时我并没有觉察出其中的不对,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与塑造通过语言外现出来,成为一种褒奖与枷锁。女孩子应该得体,温柔,内秀。大声说话,吵吵嚷嚷是不合规矩的,也不招人喜欢。年幼的我不喜欢那个大声说话的母亲,像山歌一样,语气上昂,带着野性,充满力量。那种不遮掩的力量对我充满了攻击性,甚至觉得它在侵占我的母亲。后来我开始理解这种陌生感,母亲二十岁之前的人生留在那片土地上,那是我从未曾见过的,她内在另一半的人格。

2019年,舅舅修缮了老家的房子,在一旁新建了楼房,让姊妹们回家庆祝。母亲兴奋地给我打来电话,雀跃地跟我说她要回家了。那一瞬间我感觉我听到了三十多年前母亲的声音,像孩子时隔很久即将要回家,语气中压不住的喜悦。桂林对她来说可能并没有很多快乐的回忆,但她在那里长大,那里的语言是她的母语,那里有她最初的家人。十岁那年我在桂林生活过半年,上课的老师说着一口浓重的方言,我最终全都听得懂了,但始终没有学会如何说。我无法融入母亲从小生活的环境,我身上也一直无法褪去那种“外乡人”的局促感。桂林对我而言至今仍然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我无法获得一种游客的轻松感,但也无法获得归属感。

后来我在国外求学,刚到时每次说话之前都要先在心里打好草稿。我所在的国家不是英语国家,走在热闹的人群里,周围传来的声音我一句也听不懂。母亲说,就好像当年她从广西到浙江一样。我为能切身地感受到母亲当年类似的心境感到开心,但不同的是,我每天能跟家人联络,也很少感到孤独,母亲那时候面对的逃离的困苦与新世界的恶意,我其实很难感同身受一分。我不知道她是靠怎样强大的意志力坚持下来的,除了自身性格中的坚韧,在这里的几十年她似乎经历着一场被动的改造,她从听不懂不会说,慢慢地蜕变成一个全新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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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之前母亲还怀过一个孩子,七个月的时候查出来可能畸形,镇上的超声不算清晰,但母亲不敢冒险生下。药水通过针管打进她的子宫,她第一次生产诞下的是一个男性的死婴。母亲感受到的是比普通生产更为强烈的疼痛,因为那个孩子已经死了,没有了任何的力气,所以只能靠她自己的力量将他挤出来。父亲隔着玻璃看过那个孩子,回来可惜地跟她说,可惜四肢都已经生长齐全了。没隔多久她就有了我,怀我的过程没带给她太多的困扰,生我的过程格外的快,甚至出生的日子也跟预产期一天不差,所以她没想到我会是个那么麻烦的小孩。母亲生我那年二十五岁,我很难想象她是以怎样的心情面对死去的孩子,然后迎接另一个新生命的诞生的。或者说她也压根没有时间思考,堕完胎隔几天她就开始下地干活,怀着我的时候还在稻田里插秧,生下我之后她被戴上环,也没坐月子。地里的活不等人,我被背在母亲背上,或者独自坐在桑树下的塑料脸盆里,看他们收稻子,拔草,干农活。母亲年轻的时候体力很好,最擅长游泳跟跑步。她说她那时候能从江的一岸游到对岸,高中时也是班里体育最好的,还差点进了田径队。而后来她的体力用在了干不完的农活上,成日里弯着腰,偶尔抬头看看我。我总是坐在那棵桑树下,睁着大大的眼睛四处张望,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1996年,我不到一岁。那一年外公生了重病,卧床不起恐时日不多。阿姨们说要给母亲打电话,外公在病榻上拒绝了好几次:“不要打了,她一定不会回来的。”但她还是带着父亲还有不到一岁的我一起坐火车回了桂林。母亲后来提起,她觉得外公那一刻是内疚过的。绿皮火车又挤又臭,他们买不起坐票只能抱着我全程站着。男人们挤在过道处抽烟,厕所堆积着粪便,洗手池里堵塞着散发怪味的食物残渣,地板上黏糊糊的,混杂着水跟溅出来的尿液。母亲说刚上车时她还闹了笑话,我被绑在她的背上,鞋子被拥挤的人群挤掉了一只,她想捡但没办法,只能回过头喊“hai子,hai子”。后面的乘客一脸疑惑地看着她,说你孩子不就在你背上吗。吴语里鞋子读作hai子,母亲已经开始习惯用新的方言了。

漫长的旅程中我在摇晃的火车上哭个不停,他们轮流抱我安抚我,车厢的味道让母亲吐了好几次。一旁的大哥于心不忍,让她带着我坐他的位置,好不容易捱过了那次旅程。这些记忆都不存在于我的脑海里,我太小了,只是个折磨他们的累赘。大学时期我坐过三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贵州支教。时隔二十年,绿皮火车的设施已经改善很多,但车厢通风不畅,还是有一股奇怪的味道。我很喜欢看窗外的风景,往南开的火车慢悠悠地路过很多西南地区的山村,修建的房屋跟外婆村里的很类似,红砖砌成的小楼,外墙没有贴瓷妆或者刷水泥,就只是那么裸露着,像一面面破损的旗子。下火车时我的脖子酸痛不已,一行人拖着行李转公交车,又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到目的地的村庄。当年外公家的村庄还要落后,很多人家的房子还都是黄土砌的。母亲赶回家时外公还清醒着,病床前阿姨们总是忍不住哭,母亲却一滴泪都没有落下过。亲戚偷偷议论她冷血,她始终演不出那种父女情深。她跟我说那种情绪很奇怪,病床上的那个人让她觉得陌生,让她难过,但不会让她心碎。他们在那里待了半个月,还是婴儿的我可能水土不服,日夜都在哭闹。外公跟母亲说孩子太小不大适应,你们还是早点回去吧。母亲开玩笑说可能那时候外公也是被我哭烦了,他们踏上火车回到浙江,之后的一个礼拜,外公离开了人世。

新世纪的开始,母亲与广西的联系更少了些,经济拮据他们每日都在忙于生计,年幼的我也占据了她太多的精力。小城的纺织业开始兴起,除了家里的农活,母亲开始去纺织厂上班。她说那时候在缫丝厂上班算是很稳定的工作,但每次上工之前,工人都要把手泡在一种药水里,久了之后她的十个手指都烂了,后来不得不辞了职。我上幼儿园之后她在家里附近的橡胶厂找到了另一份工作,需要三班倒,但好在离家近,可以照顾到我。普通工人没什么假期,她每隔四五年才回去一次桂林。

母亲结婚之前外公曾写过信来劝她回去,说会给她在镇上找一份工作,大概意思是让她不要任性,早点回去。道歉是不存在的,爱情的冲动也好,对外公的恨意与叛逆也罢,母亲并没有回去。这不是个容易的选择,母亲并不后悔,她很爱我,尊重我,支持我,力所能及地给我更好的教育,不想让我留下遗憾。她后来格外理解我性格中的执着,或者是在我身上看到了她年轻时的影子。她说他们以前经历过的那些苦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再经历一次。我在想那是她心地太好,很多人都是将自己所经历的磨难与苦痛,报复性地施加在下一辈的身上。那些扭曲与控制没有发生在她身上,我是很幸运的小孩。

母亲提起这些事的时候格外的平静,那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很久很久,久到不需要和解也在慢慢地消失。她不清楚外公有没有后悔过,后来的人生她也遇到过无数的困苦。时至今日聊多了还是会有不能理解的时刻,“为什么不让我上学?” 母亲有自己的猜测,一直以来外公都偏心她的姐姐,所以只愿意供姐姐而不愿意供她。还有可能是当时的自己也很叛逆,在固执专横的外公面前从没低过头,只是说服自己平静地接受了一切。“为什么不让我上学?”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有时候也不是在问外公,更像是母亲对命运的质问。在某种程度上,她依旧恨着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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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母亲一直都很谦虚内敛,说自己聪明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但她的确很聪明,学东西也非常的快。四十七岁那一年,母亲报名了驾校考驾照,旁人跟她说这么大年纪没必要了,母亲很少辩解,默默地上课,很顺利地考了出来。她说年轻的时候没有认真争取过,读书好像没机会弥补了,但考了驾照算是弥补了一个心愿。高中时我英语成绩很好,母亲骄傲地提起,她高中时英语成绩也很好,我大概是有遗传到学习语言的天赋。但那时候的她已经只记得最基本的二十六个字母了。

她偶尔还是会跟我闲聊起那个“如果”,如果外公当初同意她上学,如果她没有来浙江,她现在会过着怎样的生活。我说可能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是安排好了的。我不想让她沉浸在以前的情绪里,总会找其他的话题扯开。后来我又觉得自己自私,母亲有怀疑自己生活的权利。

她其实也知道没有那个如果,“如果当初再争取一下”,结果可能并不会有任何的差别,外公的选择是母亲命运中必须承受的那一部分。我在想如果母亲去上了大学,她应该会在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会留在广西,在群山环绕的城市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过着跟她的姐姐差不多的生活。在遥远的浙江小镇不会诞生一个我,没有这个敏感而脆弱的我,母亲应该会过得更轻松快乐。但我们都无法切实地描绘出另一种可能性,平行宇宙即使存在,我们也没有办法窥探到其中的一分。命运把她带到这里,然后给予我生命。这是宇宙的安排。我后来很喜欢我名字中的“宇”。我说我们都只是宇宙中的一颗尘埃,但听起来也挺浪漫的。

我上大学时,浙江小城与桂林已经通了高铁,假期我们一家人坐高铁回桂林,列车飞驰,窗外的景色呼啸而过,时间比我们想象的流逝得更快,车厢的味道也不会再让母亲觉得恶心了。我们一起回乡下的老屋,坐在院子里的烤炉边吃饭,外婆后悔地提起,说自己当时在家里说话也没分量,不然肯定会让外公答应母亲去上学。母亲摇摇头说,都这么多年了,不重要了。

前年的一天,母亲驾驶着车子不小心擦撞了电线杆,只是很小的事故,她回到家神情却有点恍惚。我以为她被吓到了,问她怎么了。她告诉我她其实有点预感。前一天晚上她梦到了外公,梦里外公看着她,似乎是在想提醒她什么,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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