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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两夜:我的新冠飞行日记(下)

-History starts out as farce and ends up as tragedy.


2020年3月19日,MU542航班上,北京时间下午5时许

连着看了三部影片有些发困,我窝在座位上睡得迷迷糊糊,隐约听到广播响起:“各位旅客,飞机即将降落,为配合疫情控制,乘务人员将对您进行体温检测。”我的意识开始回笼,此时距离我从日内瓦出发已经过去了三天,我辗转于日内瓦、莫斯科、曼谷几大机场和不同航班,由衷感受到了对比,机上WiFi信号不好,但我依然给导师发送了我的感想:“国内航班真的很有序呀,提前下发入境信息填报表,现在又有条不紊地开始测体温。”

机上的一系列举措给了我信心,我开始乐观起来,相信机场已经做好了准备。为了尽量配合机场入境信息采集,我在飞机上就着时断时连的WiFi登录小程序填写线上入境信息表,但由于信号问题,大约填写了5次才完成提交成功。


2020年3月19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当地时间下午6时53分

2020年3月19日下午6时53分,我所乘坐的MU542航班按计划顺利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同日早些时候,我在曼谷机场注意到另一架飞往国内的东航航班被取消,故而飞机在上海机场稳稳降落那一刻,我由衷生出了要鼓掌的冲动,感到无比庆幸与巨大的安心。

7时许,乘务员通知乘客:诸位请在座位上坐好,等候检疫人员叫号后依次下飞机。我心情轻松,看一切都愉快,我相信周围的乘客也一样,他们配合着乘务人员“切勿打电话”的叮嘱,埋头给家里人发短信报平安。偶尔有人简短通话,但也是说几句就匆匆挂断了:“刚刚通知说尽量不要打电话,我先配合机组人员工作。我一切都好,你们放心。高铁明天早上出发,应该能赶上。”

坐在我左手边的大叔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虽然我听不出他来自哪里,从他简短的几句话里我可以推测出上海不是他的终点站。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漫长旅途到上海已是接近终点,但对于机上不少人来说,他们的国内跋涉不过刚刚开始。


2020年3月19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当地时间下午7时09分

乘务人员开始分批次安排乘客陆续下飞机前往检疫,一口气点了五十位乘客的名字。我很认真地竖起耳朵,但我的名字不在其中。我耐住性子坐在位子上,与朋友大Z开始闲聊。当时,我还非常镇定,“都回到家乡了,总归有办法的。”

但人群开始躁动了,有几位乘客开始小声质疑:“为什么那五十位可以最先下去?”

说实话我也有同样疑问。那几位下去的人,他们的健康状况是好是坏?我们在落地前测过的体温是做什么用的?如果体温异常将如何?负责检疫的工作人员未曾上飞机,又何以判断谁可以先下、谁需要先测?被留在飞机上的人情况又如何?各种各样的疑问句仿佛金鱼吐泡泡似地出现在我脑子里。随着一波又一波的乘客被点名下飞机,而我久久留守在机舱内,这些疑问渐渐发酵成一个个漩涡,在我的脑海里搅得我心绪不宁。

工作人员在飞机上安排检疫工作


2020年3月19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当地时间下午8时07分

我又看完了一部影片,也和朋友家人都报过平安,此时机舱里乘客下去了一半。空调自降落后就不运作了,狭窄的机舱里空气变得潮热,我看到有人拿着小册子给自己轻轻扇风,“尽量不要打电话”的叮嘱开始失效,电话的声音零星响起来。

朋友大Z问我是否要简单进食补充体力。我本想摇头拒绝,但想到父亲早前告知的信息,说我可能要在机场等候10小时才能回家隔离,心道还是需要吃点东西,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2020年3月19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当地时间下午9时30分

机组人员终于叫到了大Z的名字,虽然我还被留在飞机上,但我很替他高兴,早点下去意味着早点休息,他已经在机场间辗转4天了,想必已经累极。走之前,大Z还非常贴心地帮我将我那个其重无比的登机箱取下来。而我目送他离开,因为疫情期间个人防护的重要性,我们既没有握手也没有临别拥抱。

机舱里几乎没有人了,剩下的人和我面面相觑。有人询问为什么迟迟点不到自己的名字,可乘务员也讲不清,她们瞧出乘客的焦虑,竭尽全力地解释,一会儿说点名标准来自于大数据运算,一会儿说专业的检疫人员有一套判断标准。空荡荡的机舱里灯光明晃晃,萍水相逢的战友离开以后,我在逐渐累积起来的不安里咂摸出一丝难以名状的孤单。

我这一路,从决定买票开始,就收到了朋友和家人的各种关心,路上又有同行的伙伴,虽然很波折,但确实是被关照得很好,以至于我到这个时候才察觉到,哦,原来这段旅程这么漫长啊。


2020年3月19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当地时间下午10时

圣母玛利亚啊,我终于等来了下机呼唤。空姐甜美的嗓音呼唤我的名字,传进我耳朵里与天籁无异。我起身准备下飞机,环顾四周,此时,算上我,机上只剩下三名乘客。我提着行李穿过颇为狼藉的机舱,顺着指引进入检疫区。

等在待检的队伍里无事可做,我便与一名空少随意攀谈起来,得知当日7点几乎同一时间还有另一架飞机降落机场,至今机上乘客仍未下飞机。检疫区的漫长队伍少说也还有50人,假设这一晚只有两架飞机落地,对于机场工作人员来说,这也已经是无眠之夜了。

没能再多聊几句,我就被检疫人员单独拎出队伍来,他简单询问了我的入境情况后,就将我其他几位留学生领到一小块单独围起来的区域,也未做过多的解释,只是叫我们耐心等在那里。这几天等待已经成了一种惯常的事,落于如此被动的境地是我未想过的,但更没想到的是,我这一等又是三个小时。

乘客排队在第一轮检疫区初步待检


2020年3月20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当地时间凌晨1时30分左右

大约半个小时前,与我一同等待的几位留学生终于也按捺不住了。这也可以理解,毕竟那一片小小的等候区里挤了十一个人,却只有四把椅子。有两位留学生靠着墙打瞌睡,其中一位许是梦到了什么,身体突然失了平衡,于是便往前摔了出去。眼看着另一架飞机的乘客也陆续离开了这片检疫区,我们越发莫名起来——究竟是为什么把我们留在那里呢?

于是反复向工作人员确认,得到的却总是模棱两可的回复,有时对方甚至一问三不知:一不知为什么留我们,二不知接下来什么安排,三不知是谁收了我们的护照又将之放在了哪里。终于一名工作人员接通了电话,问是否还有机场大巴可以接十名乘客去T1航站楼。

凌晨1时30分许,机场大巴从夜色里驶来。在场的每一人都异常疲惫,工作人员裹在厚厚的防护服里,这几个小时里我未曾见他们换过口罩,也瞧不见他们喝水,我一边担心我那个戴了快20个小时的口罩失去功效,一边又操心这些工作人员的状态——他们工作多久了?口罩戴了多久?有休息时间吗?我无法得知确切的答案,但从他们细碎的交谈里我能窥探到一线基层的辛苦。

“我已经五十个小时没睡了。”

“我对讲机已经没电了。”

“大巴司机今天就没歇过。”

三个小时后几乎空空如也的第一轮检疫区


2020年3月20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当地时间凌晨2时05分左右

进入T1航站楼就是另一番天地了,这里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满场跑来跑去,浦东机场往日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不复存在,一片明亮的灯光打在工作人员的防护服上反弹出煞白的光晕,让我恍然间以为置身于某个医疗实验室。我在漫长的队伍里缓慢移动,这一片区域很宽阔,但人和人却隔得很密,凭空生出了一些许熙熙攘攘的错觉。

队伍里有走来一位外国母亲,手上抱着一个小婴儿,身前身后各跟着一个小朋友。许是男孩调皮,受不了口罩的憋闷,擅自脱了口罩在机场撒欢。这母亲急急地跟他身后,追着喊:“Put on your mask! I told you! Put! On! Your! Mask!”(戴上你的口罩!我跟你说过了!给我戴上你的口罩!)

回到国内以后找回最基本的安全感,那就是每个人都戴着口罩。瑞士疫情爆发之初,好友戴着口罩上街,在日内瓦人来人往的中心火车站被人对着咳嗽;这几日又听闻华人戴口罩被赶出超市。如今置身在这机场,望着人人戴口罩的样子,小半个月前我不得不用围巾悄悄裹住口罩才敢上街的日子竟已恍如隔世。

终于轮到我接受询问,对面的工作人员拿出表格细细盘问:“你从哪里回来?”

“瑞士。”

“哟,那可是个重点国家啊!那么你坐什么航班回来的呢?”估摸着这是位江浙沪人士,每一句话都透出浓浓的亲切,我听着这提问,竟短暂地放松下来。

“日内瓦转莫斯科,然后莫斯科转曼谷,再由曼谷到上海。”

“哎呦,你这个蛮能飞啊!”

我晓得他也是随口一说,但还是不由苦笑,我要是买得到直飞,又怎么会想绕这么一大圈呢?

乘客在第二轮检疫区排队待检


2020年3月20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当地时间凌晨3时左右

大约三周前,我开始出现干咳情况,其实我几乎确定自己只是感冒。当时日内瓦气候多变,一会儿温暖如春,一会儿漫天大雪。这种天气条件下,感冒是再正常不过的。另一方面,我很早就开始了社交隔离,几乎没有被感染的可能。实际上,早在一周前,我就基本不再咳嗽了。但出于谨慎以及对周围人负责的态度,在被询问时,我依然老实交代了自己的咳嗽史。

坦白讲,在从20号入住医院隔离以来,我有几次短暂的后悔——是不是我一开始不说就没有那么多麻烦呢?但终究也只是短暂的动摇而已,毕竟几次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依然是实打实的好消息,不仅使我安心不少,也叫我周围人彻底松了一口气。我始终相信有症状就报告的做法是负责任的行为,但我万万没想到,如实汇报的结果是我将被迫在机场滞留10多个小时,期间我与十数位“极可能被感染者”共处一室三个多小时。这几个小时的焦灼与等待不说使我筋疲力尽,也至少叫我神经紧张。

“你说你之前有干咳,那现在还在咳吗?”

“熬夜太晚的时候会咳一两下,但基本不咳了。”

“吃药了吗?”

“用了点咳嗽药水。”

“出发前还在喝吗?”

“嗯,因为药量刚好用到出发前,想着稍稍巩固一下就喝完了。”

“哦,那你这个跟120走一下吧。去那边的小隔间里等着,会有人带你去的。”

没等我多问一句“120和小隔间都是什么情况”,检查人员已经匆匆唤来下一位。候检区坐满了人,长途旅行后的众人脸上显出一种迟钝。而给我检查的那位工作人员,我能隐约瞧见她眼中的血丝,口罩和防护眼镜遮不住她的疲惫,她的声线本来就轻柔,此刻几乎有些气若游丝。

等候120的小隔间门口贴着“未穿着防护服不得入内”,我打量了自己这一身装备——一件外套,一件连帽套衫,还有一副戴了近20个小时的口罩,一时不知我这到底算不算穿着防护服,又不知该不该入内。

隔间里人还不少,刚进去时已经有六七位坐在那里,见我进去,他们略略抬眼,继而快速低头,隐约的不安写在他们脸上。而我的脸上估计也写满了担心——他们是谁,他们是疑似吗,他们和谁接触过——我的大脑里都是这样的问句,一个病态的念头轻而易举地攻占了我的大脑:我和他们待一块会增加风险吗?

我猜,当时在场的人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相似的疑问,那些不安的困惑反复翻滚,几乎要把心里那面小鼓敲得震天响。


2020年3月20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当地时间凌晨4时左右

早前的进食逐渐消耗完了,我不得不跑到小隔间外一处僻静无人的地方补充点巧克力。一抬眼正对着一扇玻璃大门,大门则通向另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上一排长椅,上面蜷缩着一个白色的身影。我睁着眼睛瞧了半天,才确定那是一位工作人员。

巧克力带来的饱腹感有限,饥饿与长时间的等待消磨着我的耐心。我决定去问问在场的工作人员,好歹知道我这是在等什么,又要等到何时。坦白讲,我是带着一丝火气去的,可眼前的景象是一盆巨大的冷水,一口气浇灭了我的怒气。为我做过检查的那位工作人员正软软地趴在桌子上,看样子是在小憩。对面的椅子上坐着另外两位工作人员,见我探头探脑,便温声询问我:“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我这才突然想起,之前不小心听了工作人员的墙角,说是19日抵达的航班一直到20号凌晨4点才基本结束筛查,而下一班即将于4点30分抵达。我看了眼手机,当时已是4点10分,这些工作人员套在防护服里,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都已经连轴转了将近一整天。我未曾见他们脱下口罩,推测也不一定喝过几口水。眼看新航班就要来,而他们还没有要离开的迹象,估计是要继续奋战了。

那些问题又开始在我脑海里反复:他们的口罩戴了多久?他们吃过饭了吗?他们到底工作了多久?

一名工作人员在长椅上休息


2020年3月20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当地时间清晨5时左右

近三个小时的等候让一众等在小隔间的游客逐渐熟络起来,大家苦中作乐地分享旅途中稀奇古怪的困难,有说有笑地商量着建一个微信群,说要日后保持联系。我在这样轻松的环境里逐渐找回稳定的情绪,一时把饥饿也抛在了脑后。

五点左右,一位工作人员通知我们:“收拾收拾东西,马上有人来接你们去医院”。我探出头看了眼小隔间外的景象,已经有新抵达的旅客陆陆续续出现在大厅里。

这一等又是一个多小时,用来接可能感染者去医院检查的救护车久久不来。困惑驱使我上网搜索:上海有多少辆救护车?


2020年3月20日,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当地时间清晨6时左右

也不知是为什么,我被单独送上了一辆救护车,而另外五名等候者则被送上了另一辆车。过于丰富的想象力结合我对情况的一无所知,又一次拉紧了我的神经:我是疑似吗?我接触确诊病例了吗?

车在浦东新区人民医院门口停下,我一路小跑着兜转于各个流程之间:填写航班信息、挂号、医生简单问话,抽静脉血,拍CT。等待检查结果期间,有工作人员要我提供身份证信息,我便从包中拿出身份证件来。旁边的另一位工作人员瞥见了,一口熟悉的川沙(镇名)味道沪语袭来:

“侬这是去欧洲读书啊?书读了多少呢?身份证倒是还在用中国身份证哦?”

辛苦了一整晚没好好休息的医院工作人员


2020年3月20日,浦东感染病医院,当地时间清晨7时左右

验血和CT很快出了结果,各项指标证明我一切都好。工作人员告诉我,我还需要去医院观察几天,做一次核酸检测后才能判断是否可以出院进行居家隔离。我突然生出一丝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错觉。

也许是我太久没有出现在医院病房的缘故,虽然没有期待奢华的病房,却也没想到作为隔离点的医院,它的条件会让我如此咋舌。医院的大门用U型锁圈着,一楼大厅没有开灯,虽然有日光透进来,却不足以照亮室内。楼道里墙面有细小的裂缝,窗棂上布着一层绒毛似的灰,这情景让我忆起小时街道附近的老旧病房。

泛黄的床单

事实证明,病房确实很旧了。

我那时已经将近三天未曾洗澡。然而我又不幸对尘螨过敏,故而实在担心再不洗澡我可能得先遭受一轮荨麻疹。

“这里能不能洗澡呀?”

护士面露难色:“估计不行,你看看那个条件,我看是洗不了。”

“那我要在这里待几天呢?”

“大概两三天吧,确切的我说不准。”

“我可以找我家里人给我送点衣服来吗?”

“这里流动性很高的,你可能两天就出去了,要不就忍一忍?”

隔离点人手本来也不多,我这个时候非要父母送东西来无异于给他们平添工作量,想着随身行李里应该还有至少一套干净衣服,我便也不再坚持了。但我记得机场里与我一同等待的伙伴中,有几位外省市的姑娘身边根本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我实在不知道她们隔离的这几天都要怎么办。

病房一角


2020年3月20日,浦东感染病医院,当地时间清晨8时左右

护士交代完基本信息就离开了,还很体贴地给我送来一袋基础生活用品:毛巾、牙刷、纸巾。我放下行李,着急忙慌地冲向洗手间,想看一看洗浴的条件。我对居住条件的要求一直算不上高,然而看着浴室条件我突然不受控制地崩溃了。那个铁锈发黑的出水口和久久不热乎的洗澡水成为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叫我在奔波了近4天后大哭起来。

然而我还是匆匆冲洗了一下,因为屋内没有空调和暖气,并未打湿头发。一边洗一边哭,一边哭一边唾弃自己娇气,又不敢在那个情形下给父母打电话,唯恐徒增他们的担心。实在没憋住,一通电话打给了同样在隔离的朋友,凄凄惨惨地哭诉了好一阵,着实把朋友吓得不轻。

洗手间一角


2020年3月20日,浦东感染病医院,当地时间上午10时50分左右

和午餐一起送来的,还有两袋成分不明的中药和一盒连花清瘟。我询问过这中药是做什么用的,可护士姐姐也说不上来,只跟我说清热去火解毒用的。我寻思着这功效似乎对的上市面里大多数的中药广告。退一步假设这真的有效,我的CT结果显示阴性,也就是无病,又为什么需要喝这药呢?我这两三天隔离在病房里,不正是为了观察是否会出现后续病症吗?那为何一开始就要吃药了呢?

诸多的不解冲淡了住宿环境带给我的不安。又过了一会儿,有护士敲门来给我做核酸检测。

不知成分的中药药剂


2020年3月20日,浦东感染病医院,当地时间下午5时左右

嚎啕大哭之后,超长旅途的疲惫和长时间的紧张使我消沉了好一会。我在床上大脑放空了大约7个小时,终于意识到自己需要积极调整心态,必须做点事情振奋自己的情绪。

也是我收拾行李的特殊智慧吧,竟叫我在随身行李中翻出了一个投影仪、一台音箱和一个排插。这真是喜出望外的收获,拉上窗帘,我就拥有了一个随身影院。

病房暂时变成了我的小天地,我竟然咂摸出一丝怡然自得的味道。但门外走廊上并不平静。我隐约听到一个男声:“阿姨,不用麻烦,我站着在走廊等就行,反正他们说半个小时以后就来接我走了。”

我当时心想:哦,我好羡慕他呀,他这就要离开啦。可我没想到的是,当我一部电影看完,一篇游记写了一半,他还在外头走廊里。我坐在房间里听他时不时地长吁短叹,可我正在隔离,不好出门问他一句“怎么了”,只能在屋子里替他的每一声叹息感到焦虑。

又这样听他唉声叹气了两三个小时,我听到走廊传来工作人员的声音:“哎,小伙子,你别等啦,他们今天不来了。”

投影仪打在墙上的效果


2020年3月22日,浦东感染病医院,当地时间凌晨1点左右

从3月20日入住以来,我至今还在这病房里,粗算已经是第三天。昨天,也就是3月21日下午8时许,因母亲询问我是否能于当晚回家,如我不能,她便打算早早入睡了,我就致电咨询“是否有可能于当日出院”。当时的回复是相当明确的否定——“应该不会了,如果要接你走,那早就通知你了。”

我于是转告父母好好休息早些入睡吧,而我自己也开始着手记录我的第二篇游记。然而,当晚10点24分,工作人员突然通知我“收拾东西,做好回家独自隔离的准备”。虽然不忍吵醒已经睡下的父母,但归家心切,我随即打通父母电话,请他们也做好准备,将屋子腾出来容我一个人隔离。10点40分左右,我匆匆忙忙完成住院费用结算,终于确信这一次我马上就可以回到家中,虽然面上不显,但心里却是一片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再也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写游记或者做其他事情。

时针划过12点,时间偷偷溜走,一转眼已是3月22日,我依然坐在病房里心情愉悦地等候着。

3月22日00:52,床头呼叫铃响起,新的通知传来:他们不来接你了。

一日三餐:早餐
一日三餐:中餐
一日三餐:晚餐




写在后面:

疫情全球爆发的情况下,回国之旅注定不容易,经历了上半段在海外的曲折,我原以为那已经是辛苦的极限了,却没想到抵达故乡以后的“出机场记”才是重头戏。这两日我就一直在想:是我不够配合吗?是工作人员不够敬业吗?是游客和工作人员相互不够谅解吗?何以这一段“机场检疫战”打得每一个人身心俱疲?

飞机落地以来,我算是陆陆续续地把整套检疫流程走了一遍,真实地见到了机场乌泱泱的旅客,但也见证了每一位乘客的耐心与配合。工作人员的辛苦大家看在眼里,对此人们既尊重又感激。可这检疫工作的推进,是否一定要基层工作人员如此舍身忘己地加班加点呢?又是否一定要国际旅客没日没夜地等在机场,既不得休息又没得吃喝呢?

一位工作人员,他的体力上限是多少?连轴转的拼命工作是否会危及他们的健康?

一位旅客,他要做到多么配合才算合格?他要理解多少才算识大体?

一位留学生,他要多小心才被不会被说是“千里投毒”?

然而眼下的情况是:一位机场检疫人员50个小时没有合眼,一位救护车司机整宿不得片刻安宁,一个留学生处处配合却连核酸检测的结果都迟迟无人告知。

22日凌晨,我对工作人员的出尔反尔感到生气:“凌晨了你才跟我说不来接我了,那我不要紧,可为什么要我父母跟着我一块折腾呢?”电话那头传来护士姐姐委委屈屈的小小声音:“我也替你催到现在,我也在熬夜呀!”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生哪门子气呢?




几点问题:

1. 机场、医院的基层工作人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自我决断权?何以连叫一辆大巴都需要“请示上级”?

2. 目前的检疫控制政策与实际运作能力匹配否?一对一的接送是否存在人力物力短缺?巨大人流量面前,车辆足够吗?检测结果出来多久以后可以离开医院前往酒店集中隔离或回家独自居家隔离?为什么有人只在医院留宿一晚,而有些人留宿了四晚依然没有任何消息?工作人员几班倒?为什么屡屡出现通知接人离开医院却放鸽子的情况?

3. 是否存在具体可依的流程?乘客下飞机的顺序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的?谁才算高风险人员?旅客在机场最多需要等待多久?被重点筛查者在医院究竟停留几天、满足什么样的标准才算结束观察?医院和机场的工作人员为何常常将“我不知道”、“我们不能决定”挂在嘴边?

4. 如何才能发挥大数据的优势?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何以不能帮忙,反而仍需要反复填写各种纸质表格?何以反复交代的航班信息仍要被反复询问?试想,仅以我个人经历为例,仅3月20日一天我就被问询了七八次,以一次询问5分钟,共计7次计算,前前后后花费在航班信息上的交流就浪费了30多分钟。这对于机场的检疫效率是否大有影响?

5. 大量旅客拥挤在检疫区,人与人相距不过20厘米,这样的环境是否助长病毒传播?机场检疫区设置是否需要进一步改善?

6. 居家隔离的政策又是否相互矛盾?这两天隔离在家,门口贴了封条又装了感应器,我但凡打开一丝门缝,居委那里就能收到电话提醒,可就这种情况下,又有政策要求卫生院护士穿着防护服,千里迢迢赶来我家给我当面测量?此时我开门还是不开门?

7. 抗疫战进入现状这个阶段,既要守护已有成果,又要严防第二波疾病攻势。在这个阶段,积极配合是否意味着决不可以批评?体谅基层是不是等于不可以有正当意见?基层、旅客、管理层的各种难处和情绪是否应当得到合理重视?

8. 完全不否认基层人员的艰辛与认真,可正是这样,更要注意防疫工作的流程及规章完善,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给与他们应有的照拂。毕竟,张主任那句“人不可以欺负老实人”还响当当地挂在那。


早前看到朋友的一个观点,感到很是认同:既然入境压力增加,就应该做好配套措施,做得好就是合众为一,且内宣是民心,外宣是软实力,做不好就里外不讨好。

我知道自己的处境和好多人相比,已经非常幸运了。我顺利回国,平安无事,可以回去居家隔离。总之,怎么看我都应该感恩。

我确实非常感恩,但也正是因此,我真诚地希望机场检疫的安排可以进一步合理化。那些远在他乡的游子归家不是可耻的事情,合理化的安排既是为了他们的健康,更是为了社会的正常运转。

连轴转的基层或许人微言轻,却是这个抗疫系统得以运作的关键因素。但问题是,现行的运作系统是否能支持他们继续下去?目前的工作量是否已经超出他们可承受的范围?

望尽早春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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