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

马特是真名,历史文化探访者,个人网站www.tiexiuyugudao.com,微信公号:斗量之海。

德黑兰旧游记:堆满灰尘与秘密的20世纪

这是一篇旧文,文章中的记录和观点现在可能有点过时了。2019年春天我去伊朗西部旅行,最近看到伊朗游行示威的新闻,就把之前的文章再发出来,这部分游记也收录在我的书《盲目流动》中

​这是一篇旧文,文章中的记录和观点现在可能有点过时了。2019年春天我去伊朗西部旅行,最近看到伊朗游行示威的新闻,就把之前的文章再发出来,德黑兰并不是我此次旅行的重点,游记中只是带过,这部分也收录在我的书《盲目流动》中(书的故事和购买可见关联作品)。

当我穿梭在伊斯坦布尔时,隐约感觉在东方有一个影子(上一个冬天我刚刚结束土耳其的旅行),从拜占庭帝国到奥斯曼帝国再到土耳其共和国,东方的影子始终对这里施加影响,好像是某种磁场,看似无形,但如果把碎铁屑撒在上面就会显示出痕迹,随着伊斯坦布尔之旅的结束,东方的影子也逐渐勾勒出清晰的轮廓,这个影子就是波斯。

在拜占庭之前,波斯远征希腊,亚历山大东征,双方就此有来有往各自成为了东西方文明的代言人。古典帝国时期,波斯在罗马和汉朝之间形成贸易和文化中转,伊斯兰时代直到蒙古征服之后,波斯以输出秩序系统的方式间接管理着多个帝国。

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后,西欧的天主教国家联合土耳其穆斯林对付自己的东正教教友,同时又联合什叶派的波斯牵制逊尼派的奥斯曼,让奥斯曼无力一次击穿西欧。奥斯曼帝国最后陷入一战和民族革命瓦解,波斯的君主却游刃在俄国(苏联)和英国(美国)之间坚持到了1979年,接下来就是更激烈的历史开始。

伊朗的当代的神秘感更多是外部观看者的寄托,包括对文明冲突的看法,对伊斯兰教的看法,对革命的看法等等。比起欧美人,伊朗更适合中国人前往,中国人对于东方的问题有更感性的认知,对于革命也更熟悉,很了解革命以及革命之后的异化是怎么一回事,也清楚革命之前的旧社会是什么状况,这种东方国家在近一两个世纪内的共同命运有所相通。

我竭力不让自己显得像成长在欧美文化与社会认同背景里一样。一些中国的媒体和文艺人士精致得像个从文明世界来的人,他们审视伊朗的目光如同欧美国家审视中国一样,却忽视了在他们认为伊朗很糟糕的领域,中国的情况更糟糕。

很难想象一个“落后”国家的人在另一个“落后”国家面前充满优越感,这种“落后”却是其他国家标准下的。如果我们认同欧美的标准,那么中国与伊朗就是不相伯仲的落后,如果我们不认同欧美的标准,那么就没理由认为中国比伊朗更先进。

一些人如此热爱君主制时代的秩序(当然他们未必热爱君主制本身),还热爱他们所认为的曾经拥有的自由,痛恨让他们失去秩序与自由的革命,但更值得思考的是原本的秩序为何不可避免地崩塌。

尽管如此我却能理解他们,就如同我热爱神权统治的秩序,但我并不热爱神权统治本身,我的热爱来自对高度资本社会物质追求的抵触和排斥,向往重视精神与祭祀的社会,所以我们嘴上所热爱的东西,都是在概念前加了非常多限定前提的,而且往往是作为我们所厌恶东西的反面集合存在的。

去伊朗的前一晚,我和母亲通了个电话,她很担心我在伊朗的安全,尤其是知道我要去两伊边境和西北山区之后,她一直想让我找个旅伴,但找旅伴真是很难的事情,每天高强度的徒步和陌生国家的廉价餐食住宿很容易让人起矛盾。 

从北京直达德黑兰有南方航空和马汉航空,前者在乌鲁木齐经停,到达时间是德黑兰当地深夜,要在机场的酒店过夜,为了省钱我选择马汉航空,这样一大早到达就可以直接开始城区徒步。马汉航空的餐食难吃至极,而且座椅非常不舒服,飞机上有不少中国人,很多是在伊朗的中资公司打工的,他们兴奋地评价着伊朗空乘的美貌,同时对美国制裁下中资公司的去留感到担忧。

此时我正陷入第一本书出版的困境中,去伊朗也是希望在困境中找些事情做,打开一些出口。比起我之前的旅行,去伊朗背负着更多的心理负担,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带着过多的期待而影响一路的观察和思考。

经过一夜睡不着觉的旅程,我在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到达德黑兰机场。我去伊朗的时候,伊朗和中国还没有免签协议,但过关非常方便。为了让很多旅客不必担心去过伊朗之后会被美国拒签,伊朗的签证是另纸签证,而且海关不会留下出入境章,只在护照封面贴一个小纸条。

但我无所谓,我已经被美国拒签过一次了,除非美利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亲自邀请我,不然我都不会想要去美国了。

德黑兰机场进城的地铁每小时只有一班,我只好搭出租车,到旅馆的时候差不多快早上七点了,因为旅馆中午才能入住,我放下行李就出门逛街了。早上七点的德黑兰,绝大多数店铺都还没开门,此时我饥肠辘辘,漫步在街上想找个吃早餐的地方,这边的餐馆营业时间好像都很晚,没有摆早餐摊的习惯。

德黑兰城区显得很破旧,像个败落的前苏联城市,吸引我注意的是满大街的革命风格墙绘,以及随处可见的两伊战争纪念碑。我在德黑兰停留时间并不长,只是作为旅行中转,我散步到德黑兰市中心找到伊朗国家博物馆,博物馆外部很漂亮,但是内部展品摆放很糟糕,而且有我见过的最差劲的打光。相比之下旁边的伊斯兰博物馆倒是惊喜,布展专业,参观的人很少,展品也不乏精品。

我到伊朗的时候正好赶上诺鲁孜节的最后几天,博物馆旁边有搭台演出,表演伊朗传统民族乐器和舞蹈。一群当地年轻人穿着白色长褂和黑裤子,有踩高跷的,还有一些黑脸红衣的扮相,据说是模仿琐罗亚斯德教的火工。

这些伊朗人向我打招呼的时候,称呼中国为“chin”,关于这个称呼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来自“秦”,有的说来自“晋”。汉朝的记载中高度赞美罗马的强大,对罗马的共和国体制也很好奇,把罗马称为“大秦”,意思是罗马是一个如前朝秦帝国一样强大的国家,而且黑发黑眼的罗马人和中国人长得也很像,所以在罗马和汉朝之间的波斯和贵霜地区就记住了“秦”这个象征强国的名字,把中国称为秦了,汉朝外交使节甘英前往罗马,最远只到达波斯湾,正是现在的伊朗。

我坐地铁前往伊朗神圣国防博物馆,顺便观察了一下伊朗女人的头巾,在中国的

媒体上大多认为伊朗是个宗教严苛的国家,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大部分年轻女人的头巾包得很随意,只是把后面的头发盖住,前面头发都露着,中年女人一般会把头发全盖上但很宽松,只有老年女人才会很严密地包住头发。

这么看来还是相对挺开放的,也没看到有所谓的宗教警察管理,但伊朗女性与宗教管制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这一点和中国的某些状况很像,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平衡,不出事的时候看似一切很温和,出事的时候就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肆意侵犯。

德黑兰地铁很便宜,全程票价只有人民币五毛钱,地铁有专门的女士车厢,男人不能进,但女人能进普通车厢。早高峰时,普通车厢人满为患,女士车厢全是座位,还有把脚放座位上靠着的。一个男人借了妻子的光进入女士车厢坐着(这是不允许的),他的朋友们发出暧昧的起哄声。

一些报道说伊朗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设置单独的女士车厢是一种不合适的隔离,呼吁女性乘坐普通车厢。在中国,一部分男性觉得女性受到了照顾优待,男性承受了辛苦,而一部分女性会觉得这种照顾优待是贬低女性的独立能力,是一种不平等。

我到达神圣国防博物馆,《孤独星球》说早上九点开门,谷歌地图说八点开门,其实十点才开门。我只好先在周围逛逛,神圣国防博物馆附近有一座自然之桥,是一处可以眺望远方的散步景点,可以看到城区北面的雪山,那边有不错的滑雪场。在自然之桥上看德黑兰城区很像乌鲁木齐,同样是能看到雪山的城市,同样是伊斯兰教与革命政权的联系,而且历史比较近代。

快到十点的时候,我坐在博物馆里面等候,买了瓶“无酒精啤酒”,之前别人说味道很奇怪,但我试了觉得很好喝,有一种特别的发酵果香,我坐在弹药箱做的茶几前,喝了一瓶又一瓶。

不得不说神圣国防博物馆内有点惊艳,布展思路也很不错,少部分内容关于巴列维国王时期迫害民众,后面大部分展区主要讲述的是两伊战争。博物馆内大量运用装置艺术作品,包括展示地雷铺设,还有模拟两伊南部沼泽地带作战情景,游客要走过会动的浮桥。

其中有一处设计很巧妙,表现的是烈士进入天堂的场景,我走上一座桥,两边显示屏上烈士的照片从地球飞向宇宙,等我走到桥对面,就是烈士进入天堂乐园的情景。还有一个展厅内容的是萨达姆的悲惨下场,引用了美军逮捕萨达姆的新闻,在这个反美的国家看到美军以敌人的敌人身份出现,也是很有意思。

德黑兰大巴扎乏善可陈,也是南城比较贫穷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是节日期间,巴扎里的店铺都是不营业的,我试图去探访巴扎附近几个亚美尼亚教堂,然而要么不开门,要么不欢迎参观。

我在巴扎旁边吃了午餐,一种当地人热衷向游客推荐的套餐,米饭下面是烤羊肉和烤番茄,撒了一点蔓越莓,上面覆盖了一块很大的用米炸成的金黄色甜品,伊朗人的口味也很奇怪,米配米,主食配主食,味道倒是还可以。这边人好像特别喜欢可口可乐,很多餐馆都没有茶,但是有可乐,却没有无糖的,让不愿摄入过多糖分的我非常无奈。

很多游客来到巴扎附近是为了参观古丽斯坦皇宫,然而我对此并无太大兴趣,波斯贵族住所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室内放置大面积的镜子,或者用镜子制成墙壁和天花板,皇室的穷奢极欲表现在他们对亮晶晶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就像乌鸦一样,浮夸的审美。

下午我去了前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当年的德黑兰人质事件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外墙的反美壁画值得看看,包括那幅最经典的骷髅自由女神画像,大使馆内没看到太激进的东西,主要是当年人质事件的照片,还有间谍设备等等。

德黑兰并不是一座历史很久的城市,却是一座堆满了灰尘的城市。这座城市在成为首都之后见证了无数的阴谋与秘密,这些秘密吸引了外来者猎奇的目光,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人们醉心于讨论当年人质事件背后的种种明争暗斗,政治选票交易、冷战双方的制衡、伊斯兰世界的分歧等等。

德黑兰巴扎附近有一座博物馆 Ebrat Museum,曾经是巴列维王朝秘密警察使用的监狱,国王在这里监禁、虐待和处决不同政见者。我在里面参观的时候,感觉有点像歌乐山渣滓洞之类的,馆员专门把我叫住,给我一个人播放反映巴列维国王迫害伊朗民众的纪录片,让外国人接受伊朗革命教育。



我还参观了另一座监狱博物馆Ghasr Museum Garden,这座监狱建于卡扎尔王朝时期,是伊朗第一座现代化监狱。这座监狱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关押并处决了很多政治人士,包括巴列维王朝的第一任司法大臣Abdolhossein Teymourtash,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也曾经被关押在这里。我注意到有一个囚室,里面摆着曾经关在这间囚室里的人的照片,是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伊朗革命爆发的时候,很多囚犯被解救出来,在监狱中可以看到解放囚犯时的照片。

德黑兰北面是富人区,也是巴列维皇宫所在地,现在被改造成博物馆区。富人区的气氛和南面巴扎区很不一样,虽然德黑兰近些年在西边城郊开辟新的商业区,但城北依然是最贵气的,街头看起来和欧洲城市没什么区别,招牌都是英文的,豪华的商场,人们打扮洋气体面,苹果手机也多了起来,也有一些不戴头巾的女人。

巴列维王宫这片博物馆参观体验很差,参观者要在门口从十几座博物馆中选择自己想去的馆买票,但这些馆开放时间又都是错开的,也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一次通票。我去的时候很多馆都没开,我随意参观了几座就出来去伊朗电影博物馆。

近些年中国人把伊朗电影当成特别文艺的,这是有道理的,伊朗人长得很好看又有艰难压抑的历史,在伊朗的电影中充满了对自由和传统的反思,这容易激发中国人的共鸣。反过来,以中国文艺受众的现实物质生活水平,你让人们看发达国家面向青少年的爆米花电影,里面的人挣钱多还特别自由,天天跑车派对沙滩美女,看完心里不可能好受。

晚上我在旅馆旁边吃了一顿伊朗传统食物Dizi,一个罐子里面有羊肉、蔬菜和鹰嘴豆,配上大饼。当地人的吃法有两种,一种是把汤倒在碗里,把里面的菜捣成泥,一边吃菜泥一边用饼蘸着汤汁,或者泡在汤汁里,就像羊肉泡馍。另一种吃法是直接喝汤,然后用饼舀着菜泥吃。味道怎么说呢,就是不好吃,但已经算是伊朗食物中相对好的了,很奇怪,传统丰饶的波斯人竟然不太会烹饪美食。

我住的地方靠近德黑兰大学,这里有一条街在诺鲁孜节的时候是手工集市,有很多街头摆摊的游戏项目,也有传统的踩高跷表演和看起来像相声一样的节目,很多小孩子把自己的脸画成狮子的模样,非常可爱,我那满满溢出的成吨的父爱。

在德黑兰我没有停留太久,在我后面的探访中发现德黑兰是一座属于国王和富人们的城市,它的繁荣与现代化恰恰意味着和伊朗传统社会的脱节,外人越觉得这座城市迷人,说明这座城市越不能代表伊朗。

(后面是我在伊朗西部旅行结束后,返回德黑兰准备回国)

回到德黑兰之后,我去见了一个伊朗朋友Pouya,他是我去伊朗之前一个中国朋友介绍给我的,因为伊朗无法使用一些互联网平台和国际信用卡,所以订旅馆和车票会比较麻烦,我的中国朋友就介绍了Pouya帮助我搞定旅途琐事。这一路上他帮我订的旅馆都非常好,基本上和我的需求偏好是一致的。

为了感谢他,我约他见面,打算送给他一盒茶叶,我们约在一个剧场的咖啡馆里。Pouya带了一个朋友,我没有记住叫什么名字,但印象却很深,因为那个朋友给我讲述了一些伊朗人的婚姻和性。在此之前我知道伊朗有一种临时婚姻制度,大概是两个人订立契约,做一个宗教公证,就然后可以以婚姻关系名义交往,称为临时婚姻有点不准确,更像是有法律保护的伴侣关系。

Pouya的这个朋友有过26个女朋友,这让我非常惊讶,同时他也惊讶我的情感经历如此匮乏,在他看来“你明明是一个来自世俗国家的人,又没有人管你,你还有钱出国,为什么会没有女人呢”。

他告诉我伊朗人收入很低,经济状况很糟糕,但婚姻的成本却非常高,普通人难以支付高昂的婚姻费用,但又需要满足情感需求和性需求,而伊朗法律禁止性交易,酒店也禁止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同住,所以就有了临时婚姻这种形式。

我告诉他在这方面中国和伊朗差不多,虽然在中国有过26个女朋友也不是很常见的事情,但中国人在性方面的确是更开放的,甚至在我看来有些过于开放,变得随意而泛滥了。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婚姻成本同样畸形,和伊朗一样有很多年轻人无法支付婚姻费用,只好选择一直恋爱同居的状态。

在伊朗的最后一站,我去了霍梅尼的陵墓,这座陵墓还没有完全修好,却已经成了伊朗人郊游的地方,更像是一座郊外公园,周围不少冷饮店和打着太阳伞的座位。

我走进陵墓,陵墓除了体量巨大之外,内部样式和伊朗随处可见的伊玛目或烈士的陵墓完全一样。很多人在里面坐着聊天、合影拍照和祈祷,小孩子跑来跑去,只有陵墓正面的一小段有人看管,要求男女分开瞻仰,领袖的墓葬成了属于市民的公共生活空间。

今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40周年,也是霍梅尼去世整30年。当我最初计划伊朗西部之旅的时候,原本期待的是走访建筑遗迹和宗教场所,以及少数族裔和移民社区,但一个月的旅行之后,我更关注到的反而是伊朗的当下。

与世界上所有的革命相同的是,早期的革命理想最终会被国家的权力结构所裹挟,曾经有效抵抗君主暴政的社会结构在伊斯兰革命时期被宗教高层利用,到了两伊战争末期,这种革命的动员力已近乎枯竭。

神权政治挤压了宗教的活力,把本该立足于民众自治社区的基层教团组织压迫在国家之下,从而失去了宗教阶层的超然精神领导,教士-商人-民众这个坚固的传统社会自治结构被裹挟在专制统治中,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早已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从这一点上讲,今天的伊朗并不是伊斯兰革命本来的样子,反而是革命在漫长的消耗与权欲膨胀中逐渐偏离后的样子。我在伊朗最喜欢去清真寺和巴扎和那些中老年人待在一起,他们大多是经历过革命和两伊战争的一代,温和友好,信仰虔诚,但是却生活贫穷,本该是社会最坚实、最能以保守态度稳健平衡社会的群体却过得很差,这才是伊朗的问题所在。

 伊朗的问题并不只是伊斯兰革命神权统治的问题,更多的是革命的异化导致新的权贵政治经济问题,现在的伊朗和革命前夕反而是很相似的,从这一点上讲,一些中国人只谈神权政治是在试图否认中国和伊朗高度的相似性,中国的状况比伊朗还要更糟糕一些。

我在伊朗西部中小城市与德黑兰不同的感受,一个国家的首都往往会聚集起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但他们不能代表这个国家,他们过于活跃却缥缈的社会见解无法在这个国家落实下去。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是真正的乡土阶层,他们秉持着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商业运作,巴列维国王没有搞清楚,那些巴扎里面土里土气的小商贩,那些一本古兰经可以指导全部生活与道德的朴实百姓,才是这个国家不可撼动的根基。

在来到伊朗之前,诸多的媒体文章告诉我这里是一个专制且宗教保守的国家,但是有热情淳朴的民众,以及渴望自由开放的年轻人。但在我的亲身观感中,这种描述的视角已经带着一种不恰当的审视,以自认为“正常”的标准去套用在他者身上,如果一定要说伊朗的特别之处,这种特别来自更深层的世界观。

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某些族群就是拥有更伟大的使命,同时他们也要承受“伟大之迷途”,问题在于人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一点。在伊朗的旅行途中,我发现这个社会虽然带着抗拒和哀怨,但是那些流露出的民族自尊心,那些崇拜牺牲的烈士纪念,伊朗人对于历史使命的认知和中国人是很相似的,相信自己注定带着特殊的意义来到这世上。

我们今天接纳了一种最现实也最功利的价值观,认为人就该活在当下,不该沉浸在历史中,也不该寄托在对未来的期盼中,然而这世上还有一种价值观告诉我们要回归到历史的传统中,然后等着新使命的到来。

在古老的国家旅行会让我觉得时间的叙事是很有意思的事情,21世纪第一个10年马上要过去了,我们马上要进入20年代了。上一个20年代是充满希望的,美国的爵士时代即将到来,欧洲一战之后老牌帝国瓦解,马上进入各种新思潮迸发的时期,苏联建立了,成为这个世纪剩下几十年里一半故事的主角,中国处于北洋政府后期,很快要开始北伐和民国黄金十年,日本此时正处于相对开放的大正民主时期。

但是我们这个世纪的20年代,好像没什么可期待的。世界处于一种缓慢下沉的状态里,这个状态让绝大多数人都不满意,一部分人担忧和恐惧下沉,他们期待中的美好并没有降临,反而越来越糟糕,但另一部分人觉得下沉速度太慢了,自己今生也未必能看到重新洗牌甚至掀翻牌桌的可能。

我们失去了社会整体的时间感,曾经的末世论者清楚未来的某一刻我们的文明会终结,甚至清楚将会以怎样的方式终结,将会有哪些征兆,时间不是一个无序流动的东西,而是早就被写好的故事。

我们今天只有个人的时间感,没有社会整体的时间感,我们为个人制定了详细的人生计划,早早把一生都规划好,可我们不知道未来社会将要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甚至不知道作为社会整体希望未来变成什么样子,社会整体到了走一步看一步的阶段。

在这个时代人要有自我的未来使命,建立起和社会有联系的时间感,而不是浑浑噩噩如同烂泥一样随着社会向前滚动。哪怕像我一样感觉社会每一天都在离我期待的样子越来越远,逆向的时间感也是时间感,每一天都在凝视最后一天的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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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锈与孤岛

马特

多数人愿意跟随时代,甚至期待自己能引领时代,但总要有人负责落后于时代,成为人群中最无趣的那个人,郁郁寡欢地跟在时代后面捡拾被碾过的碎片。有的人就是永远都高兴不起来,总会在狂欢中嗅出苦难的味道,在歌舞升平里挖掘那些希望被永远遗忘的过往,那些令一小部分人感觉尴尬,同时令大部分人感觉扫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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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来,干了这碗海!斗量之海联合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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