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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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是真名,历史文化探访者,个人网站www.tiexiuyugudao.com,微信公号:斗量之海。

吉隆坡旧游记:多族群社区与想象中的热带自由

这是一篇旧文,2018年马来半岛旅行,也收录在我的书《盲目流动》中

这是一篇旧文,2018年马来半岛旅行,也收录在我的书《盲目流动》中。

在马六甲,我了解到马来半岛最早的华人——娘惹峇峇,但如果仅有娘惹峇峇,华人尚不能成为对本地有影响力的族群,真正对马来近代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鸦片战争之后来到马来西亚的第二批华人移民。

第二批到来的华人移民数量远远超过早期的娘惹峇峇,被早期定居的人称为“新客”。新旧移民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新客们侨居思乡情结浓厚,男女比例失调,与马来人文化差异太大,这批华人一开始大多不打算在马来半岛定居,而是希望赚够钱回到老家。这种意识让他们很难也不想融入马来社会,更愿意结成社团自给自足,这也是之后马来人与华人分歧的一个隐患。

这批新的华人移民中大部分是锡矿矿工,矿工们组成的乡党帮派之间常常发生激烈的械斗冲突,但在冲突中也磨合出了华人社团自治的定居方式。这引领我来到吉隆坡,这座由华人矿工开辟的城市。

在吉隆坡,我住在这座城市的诞生起点——嘉美克清真寺(Masjid Jamek)旁边一家印度人开的小旅馆里,距离地铁站和几个主要街区都很近,周围是印度人聚居街区,街道两边有点像闽粤地区的骑楼。

嘉美克清真寺在Klang河和Gombak河的交汇处,1857年,87名探寻锡矿的华人矿工在河流交汇处登陆,把这里命名为吉隆坡,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泥泞的河口”。

夜晚的时候,我来到清真寺旁边两条河交汇的地方,这里有很多乘凉的人,白天湿热的气候让我这个北方人颇为不适,晚上河边略有凉风愉悦了很多,河面上会起雾,雾气朦胧中望向嘉美克清真寺,仿佛回到了建城初始。

1908年修建的嘉美克清真寺是吉隆坡现存最老的清真寺,英国建筑师Hubback以19世纪折中主义建筑为基础融合了印度伊斯兰建筑样式,他的作品几乎是马来西亚各个城市的地标建筑,除了嘉美克清真寺之外还有吉隆坡老火车站、吉隆坡铁路局、怡保火车站、纺织博物馆、吉隆坡市政厅、怡保市政厅等等。

我住的旅馆旁边是印度街区,此时临近印度教的屠妖节,这片街区特别热闹。人们采购节日用品,焚烧的香料、酥油和布料等等,还有各种油炸食品。印度人特别喜欢吃油炸食品,有一些条形的有点像回族做的撒子,还有一种油炸小团子。我在印度商店里买了一个铜制的摇铃,几个泥捏的供酥油的小碗和一些香料,我还给钱赓带了一个象头神雕像。

我从嘉美克清真寺旁边的印度街区往南,走到茨厂街周围的华人街区。今天的茨厂街是一条专门面向游客的旅游市场街,并没有可看之处。但是旁边的仙四师爷宫(Sin Sze Si Ya Temple)是吉隆坡最老的华人庙宇,也是华人在马来半岛奋斗定居的缩影,甚至可以说是吉隆坡乃至马来西亚华人精神世界的中心。

我来到这座庙,寻访吉隆坡华人的起点。据庙里的主理人介绍,仙四师爷宫是吉隆坡的华人开拓者叶亚来为了纪念他的两位将军盛公和钟公而修建的,当地人称他们为仙师爷和四师爷。

庙分成上下两栋,上栋大殿中龛供奉着仙师爷和四师爷的神像,下栋正中为庙门,有一副光绪二十四年的对联,右边是义勇祠,供奉太岁、白虎爷、财神爷,左边是观音堂,奉祀观音菩萨、金花夫人、花粉夫人。庙内还有文昌君、关帝、大伯公、财帛星君。

我参观的时候,一个老人家带着一个女孩在这里拜文昌君,老人把每科考试的时间和科目逐渐念一遍,祈求保佑女孩考试通过。

庙中左侧是叶亚来的塑像,身边两侧是华光大帝和谭公仙师。叶亚来是吉隆坡华人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是第三任华人甲必丹,甲必丹这个词是荷兰语Kapitan的音译,意思是首领。之前我在马六甲去了青云亭,青云亭就是荷兰人任命的华人甲必丹的办公场所。

在庙门口有一座民国二十一年立的四公纪念碑,四公指的是叶德来(就是叶亚来,他在担任甲必丹期间叫叶德来)、叶致英、叶观盛和陈秀莲,这四个人都是华人领袖。

纪念碑上写道:四公均於前清咸、同、光中叶先后莅止是邦,距今约八十年前。时各州土酋,相争沙乱靡有定,吾侨居此,难获安处。叶工德来,率众奋起为公理尽义务。事既息,从此致力开辟事业。叶致英、叶观盛二公,亦同为本邦领袖人物,地方建设,胥赖其力焉,当地政府知人善任,故次第畀三公以司甲政,陈秀莲公虽属后起,但当日翊赞地方公益,功亦甚伟!论者谓其时设甲必丹之制度仍在,则陈公断不仅以市县议会议员为止境云。溯自建立本庙之意,原以当日尚未有所谓社团之组织,除寻常会馆外,而欲成立一无界限之公共集会场所,则庙堂尚矣,此前人最苦心之撆划也。

在这块纪念碑上大体可以看出吉隆坡华人的历史,这些华人领袖平定了当地的动乱,保护了民众的安全,这也是马来西亚华人基本的共识,华人对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稳定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1857年吉隆坡建城后很快发展为矿区贸易中心,第二年英国殖民当局指派了第一位华人甲必丹负责管理华工事务。当时的矿区由两个华人帮会控制,分别是客家人为主的海山会和福建人为主的义兴会,叶亚来是惠州的客家人,属于海山会。

吉隆坡华人矿工帮派内斗严重,1866年蔓延成雪兰莪州内战,叶亚来在1868年成为甲必丹平息战乱。到了1873年内战结束,他成为华人领袖,开始重新振兴锡矿业。1879年,英国顾问来到吉隆坡,第二年把州府从巴生迁往吉隆坡,巴生河以东三分之一的土地曾经都是叶亚来的,他修建了很多道路连接矿区和城市,其中就包括茨厂街。

在叶亚来平息雪兰莪州内战的过程中,这座庙里供奉的仙师爷和四师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仙师爷盛公叫盛明利,原本也是一位华人甲必丹,相传他在内战中阵亡,死的时候脖颈溅出白色的血,当时叶亚来是他的部下,安葬了他。盛明利死后显灵过两次,托梦给叶亚来说当地酋长要叛乱,并帮助叶亚来平叛。四师爷钟公叫钟炳来,是叶亚来手下的一个将军,统领三军运筹帷幄,是叶亚来全部战役的主将。

茨厂街虽然是唐人街,但白天的时候商铺却大多是印度人在打理,可能是华人老板雇佣印度人看店。晚上这条街有人妖娼妓出没,看长相很多也是印度人,他们在摊位后面招揽生意。

我晚上在茨厂街散步的时候,发现一家兰州牛肉面馆,好奇地看招牌上的菜单和价格,正好看到路边一个人妖娼妓在整理紧身短裤里的男性器官,我前面的几个中国女游客看见之后吓得尖叫跑开了。

从仙四师爷宫出来路过关帝庙,我到了建于1873年的斯里马哈马里安曼印度神庙(Sri Maha Mariamman Temple)。这座神庙最值得看的就是正门高大的塔楼,一共有5层,上面雕刻着印度教中的各位神祗。这座庙是吉隆坡最早的印度教神庙,早在吉隆坡附近发现锡矿的时候,马来酋长们就招募了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来做矿工,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宗教。

马哈马里安曼是印度南部的神,她是湿婆的妻子雪山女神帕尔瓦蒂的一个化身,被视为离乡者的保护神,在海外的印度人尤其是泰米尔人崇拜她。女神的神殿在神庙后面,这座神庙也像人的身体,神殿朝向的西方是头部,塔楼朝向的东方是脚。进神庙之前要在门口脱鞋光脚,人们经过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门槛,进入神庙到达神灵头部。

我去的时候临近屠妖节,庙里面在进行一些翻新装修工作,也有很多人在里面参加宗教仪式。

我在神庙门口看到一个印度人在画画,他用染色的稻谷和面粉在一个圆盘上绘制出各种几何图案,这是屠妖节的习俗。虽然印度人在马来西亚人口中占比例并不高,也并不热衷参与政治,但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和社区凝聚力却对社会有比较强的影响,很多商场里都会绘制屠妖节的彩色绘画。

神庙里的一个华人老奶奶发现我一直在看画画,就来和我搭讪,老奶奶的祖父来自广东,20岁来到马来西亚,但老奶奶自己不会讲中文。她告诉我,这种绘画是一种神圣的艺术,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艺术,但艺术背后的神圣每个人都能获得,所以不要只看到绘画,而是要看到绘画背后的神圣。

我在马来西亚每到一座城市都喜欢去印度街区逛逛,像我小时候90年代大市场的感觉,喧嚣而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印度人跟华人、马来人都不一样,有一种很特别的热闹,印度人的市场里总是充满音乐,弥漫着香料的味道和烟雾,街景色彩也非常浓烈,他们好像蛮重视家庭,街上都是拖家带口吵吵闹闹,我看着觉得挺幸福的。

我很喜欢在印度人的路边摊吃饭,他们的大排档会经营到很晚,和我的口味比较接近。煎饼和咖喱肉食是我的最爱,一定要配冻拉茶,一些专门的素食餐厅味道也很好,甜点主要以油炸为主,他们喜欢在油炸的面外壳里面添加馅料,有点像硬壳的油炸糕。

在一些传统的摊位,食物被盛放在叶子上,印度顾客用手进食,店主会给外国人递上勺子,但鼓励我用手试一试。试不了,吃烤鸡还行,用手抓米饭有点费劲,而且不是比较粘稠的东北大米,没法捏成饭团蘸咖喱酱料吃,那种很散的印度大米我只能用勺子进食,不是很喜欢这样的口感。

中国政府喜欢把一切都规划清楚,用统一的招牌、设置好路线的商业街和强制的空间规范进行管理,这样看起来有一种更文明的错觉,可能是落后久了总想先进,城市的管理者非常享受乐高玩具一样的城市规划来满足他们幼稚的控制欲。城市不是被规划建造的,而是像森林一样自然生长的,每一座城市在建立初期都想不到之后会有远远超过想象的人口,人类寄生在城市当中吸取营养,也对城市产生作用。

完全硬性规划的街区是没有真实生命的,就像农场里一行行小麦(我的同胞们更愿意称自己为韭菜),在并没有自然生命的耕地上,被人为种植只为了功能性地收割,这不是真正的生命,只是一种有生命功能的塑料模型,逛吉隆坡的印度街区就像是离开农场走进森林里。

嘉美克清真寺附近这片印度街区到了晚上,会有流浪汉在路边游荡,朝走过的人要零钱。当地人似乎很习惯这种现象,便利店店员会拿给他们当天剩下的食物,也会帮助顾客驱赶他们。

这片街区的KFC快餐店,我中午在里面吃饭的时候,一个流浪汉进来四处寻找别人吃剩的食物,店员习以为常并不阻拦。在一些旅行日志中会有安全提示,但我这一路上都习惯独自夜游老城街区,从来没遇到过危险。

寄生于一片繁荣街区的固定游民是无害的,虽然他们偶尔会显得粗鲁或者骚扰一下游客,多数时候只是想要点零钱或食物,存在固定的游民说明这片街区有着比较强的供养能力,本地居民相对富足有善心,而且治安状况相对良好,真正危险充满吸毒者和帮派火拼的街区不会有慵懒安逸的固定游民。

本地人告诉我这些流浪汉不全是印度人,也有巴基斯坦人或者孟加拉人,尤其孟加拉移民是马来西亚被着重关注的社会问题。这些流浪汉很多拿着长期劳工签证来到马来西亚,但他们不会工作太久,辞职之后就黑在这里,除非有人报警,警察一般不会查护照,也不会驱赶流浪汉。

在马来西亚的印度人也分成不同群体,大部分是印度南部泰米尔人,有印度教徒也有穆斯林,少数是印度北方人和锡克教徒,这些锡克教徒中不少是当年派驻到英国海峡殖民地的军人和警察的后代。

我询问当地印度人对母国的看法,与华人不同的是,这里的印度人好像对印度母国并没有特别的情感,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印度人这个族群社区的影响与魅力。站在马来西亚本国来讲,可能印度人的心态更受欢迎,而那些看起来总与中国勾勾搭搭的华人群体显然不能让政府和主体民族马来人放心,但这对华人来说也是很冤枉的猜疑,因为华人也不见得对中国真有多少特别的好感。

一个四十多岁的印度司机和我聊天,他父母那代人从印度来到马来西亚,他只回过印度几次,并不喜欢印度,他觉得马来西亚更干净,这里的印度人更亲切平和,做菜也好吃。这位大哥坦言印度人不如华人勤劳,这也是印度社区看起来比较混乱,流浪汉比较多的原因。

屠妖节临近,吉隆坡的小印度社区也开始热闹起来,我观看了一场户外演出,感觉像社区音乐节,我是现场唯一一个华人面孔的观众。之前看印度电影中经常看到莫名其妙插入的歌舞表演,在印度社区发现他们确实有这样的传统,除了印度民族歌舞之外,流行音乐和Hip-Hop也是观众非常喜欢的。 

印度人来到马来半岛其实很早,一般认为要早到公元前3世纪,目前留下的遗迹主要在吉打布秧河谷地带,印度的政治和宗教对马来传统的塑造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近代马来西亚印度人的活动与英国殖民和两次世界大战有关系,英国殖民时期无法有效控制华人和印尼人,本地马来人难以胜任辛苦粗活,欧洲雇员成本又太高,英国人开始雇佣大量印度劳工来到马来半岛。

在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海峡华人群体常常被英国殖民者重用,而印度人一开始没有社群意识,在政治上参与感也很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来自印度和越南的英法殖民地士兵与劳工被征发到欧洲战场,这些亚洲人有机会直接接触欧陆,在他们当中产生了种族平等和民族独立的意识。

在欧洲期间,这些印度人和越南人有机会和欧洲女人约会或发生性关系,甚至还有正式结婚的,种族间最私密的界限被打破了,这让欧洲男人们勃然大怒但又没办法,性与爱在战后成为了反抗殖民压迫的引子,权威一旦被打破一次,就很难再恢复原样了 

二战爆发之后,随着英国人在东南亚的败退,日本扶持在新加坡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东南亚的印度人开始有了民族觉醒意识。新加坡的原英国殖民军队中的印度士兵组成了印度国民军,他们穿过马来半岛和缅甸进入印度作战准备赶走英国殖民者。虽然他们的作战失败,但在战后的审判中却争取了自己的荣誉,成为印度独立思潮的一个爆发点。

虽然“大东亚共荣”只是日本为了满足自身帝国扩张而打出的旗号,但这却成为东南亚和南亚摆脱欧洲殖民统治的机会,日本国内对于大东亚共荣的理解也存在分歧,究竟是仅仅满足日本本国的现实利益,还是真正带领亚洲各国反抗欧洲白人压迫。

一些学者认为印度人缺少历史的传承,这是很片面的观点,历史的传承只有在更高层次的信仰缺失的时候才显得过度重要,没有神灵为镜只好以史为镜,但是当人们有远超过现世的精神追求时,历史就显得过于短暂和单薄,是无所谓被记录和研究的。神话可以代替历史,但历史代替不了神话,历史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模仿神话的叙事。

插一段闪回,我之前在上海居住的时候,找寻过一座锡克教谒师所。从东宝兴路地铁站过马路穿过一道铁门,就能看到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社区诊所的右边有一扇很容易被忽略的小门,进去之后会看到一座红砖建筑,就是当年租界的锡克巡捕们使用的宗教场所。

上海租界很多巡捕和门卫都是来自印度旁遮普地区的锡克人,一开始这些锡克人居住在广西北路,公共租界建立之后,他们就搬到了虹口区。他们的特征是留大胡子缠红色包头,在英国体系里长官叫“阿sir”,经过印度英语口音的变异,所以中国人叫他们“红头阿三”。这个称呼是贬义的,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这些锡克人面相凶恶、态度粗暴,经常与中国人发生有冲突。 

1883年底,中法战争在越南北部爆发,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当时住在上海公共租界边缘地区的欧洲人很惶恐,担心受到华人袭击,因此要求巡捕房增派巡逻。招募洋人巡捕佣金太高,又不放心派华人巡捕,这种情况下,1884年开始有印度巡捕出现在上海。

为了满足锡克人的宗教需要,也便于监视他们的群体生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同意修建锡克教宗教场所的要求,在1907年修建了东宝兴路锡克教谒师所。其实这些锡克人的待遇还是好的,法租界雇佣的是印支殖民地的越南人做巡捕,待遇更差,只能住在兵营里,几乎没有分房子、享受奖励和宗教场所这些待遇。

1934年,在上海的印度侨民超过1300人,其中近一半是巡捕和门卫,这些印度人之间方言不同,彼此亦有地区矛盾,所以期间又有三座新的谒师所修建,分别在江宁路、黄陂北路和舟山路。

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公共租界,之后日军对上海外商企业进行军管,解散了印度巡捕,再加上之后的内战,大量印度侨民陆续离开上海。到了1949年,仅剩东宝兴路的谒师所还在使用中,其他三座均已关闭。

新中国建立时,上海的印度侨民仅剩200多人。到了1956年,上海市政府支持留在上海的印度侨民去香港谋生,留在上海的不足20人,在此进行宗教活动的锡克人只有5、6个,谒师所也就变成了民居,当地的住户普遍都不太清楚建筑的由来,满心求拆迁而不可得的怨念。

我住的旅馆周围有两所学校,一所是马来人为主的公立学校,一所是印度人和华人为主的教会学校,大部分都是女生。我观察出一个很主观的印象,华人女孩一看就特别聪明,印度女孩有一种看起来容易被欺负愚弄的样子,但华人女孩的聪明感觉就是挂在脸上的这些,印度女孩的脸有一种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类似灵性的东西。

引用我一个朋友的话,“你是对其他种族比较陌生,而太了解同胞们的所谓聪明都是何种钻营世故”。

在中央车站附近的印度街区漫步,我发现了一座有意思的建筑,是一所修行学校,建筑为白色两层,墙面有黄色装饰。这座建筑叫Vivekananda Ashrama,是1904年为了纪念斯瓦米·维韦卡南达造访马来亚而修建,建筑前有一座他的塑像。

维韦卡南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大师,他将瑜伽带到了西方。如今这座建筑依然在发挥学校的作用,为当地年轻人提供精神指导,之前曾面临拆迁开发的状况,但被当地人努力保留了下来。这里的警卫懂一点中文,但是懂得不多,里面也没有中文讲师或材料。我去的时候建筑外面有一个搭建的大棚子,里面在讲学。

离开Vivekananda Ashrama,我走过几条街,这附近有几座斯里兰卡移民的宗教场所。其中有一座教堂Evang Lutheran Zion Church属于路德教会,是斯里兰卡泰米尔移民在1924年建的,最初路德会就是在马来半岛种植园的泰米尔劳工当中传教。教堂院子里有一口铜钟,上面讲述了教堂的历史,很可惜我去的时候教堂没有活动没开门。

同一条街上还有一座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佛寺Buddhist Maha Vihara,这座佛寺是1895年建成的,由当时英属锡兰的僧侣们来主持宗教活动。在上世纪20年代之后,华人佛教徒开始为这座佛寺捐赠,目前佛寺属于僧伽罗人与华人共有,我去的时候有一些华人学生在寺里举行活动,应该是课外拓展学习,这是马来西亚最主要的佛寺之一,每年的佛诞日会在这里举行音乐节。

在教堂和佛寺中间是一座属于斯里兰卡移民的印度教寺庙,正门后面是一座象头神,然后是两侧向上的楼梯,TripAdvisor上面一个日本游客说像织田信长的安土城。

在斯里兰卡本土,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长期内战,这其中还有印度政府的涉足,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是因为干涉斯里兰卡内战被“猛虎”组织刺杀,但在吉隆坡,这两个民族和印度人一起混居在中央车站附近最繁华的地区。

我在吉隆坡的最后一站是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比较遗憾的是没有中文翻译机,实际上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去看的博物馆,里面有大量伊斯兰文明不同地区和时代的展品。在博物馆内有半个展厅是关于中国(华人)穆斯林的艺术品,这也是我能唯一不借助讲解能看懂的部分。

大部分展品是正德瓷器,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穆斯林的阿拉伯文书法作品,阿拉伯文书法是伊斯兰艺术很重要的部分,也分出了各个不同的流派,中国穆斯林将阿拉伯文书法与传统汉文书法结合,将阿拉伯文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进行组合,用书法描绘宝剑、寿桃、花瓶等图案。

这座博物馆中的中国穆斯林展品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在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群体是很少数的,这些人当中一部分是马来西亚本地华人皈依伊斯兰教,比如因为通婚而皈依;另一部分是中国穆斯林,其中主要是回族,包括移民、长期经商务工人士和留学生。

在吉隆坡的回族大多集中居住在国际伊斯兰大学周边,一部分是留学生及家属,还有一部分是在吉隆坡经商务工的,为了方便聚居在一起。这些回族来自青海、甘肃居多,每到冬天就会有很多这两个地区的回族来马来西亚过冬,吸引他们的原因包括方便的清真饮食和宗教场所、便宜的物价、有通行中文的空间、简单快捷的签证以及适宜的气候。

我试图去了解这些回族在马来西亚本地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态度。我的朋友韩小姐是在马来西亚的中国籍务工人士,之前在马来西亚读大学,后来回国一段时间,在北京我们相识,现在她又回到马来西亚在吉隆坡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

在她的日常接触中,马来人并不会按民族区分中国人,“中国回族”这个概念对马来人没太大意义,“穆斯林”是一个有可能获得区别对待的身份,可能对方会稍微热情一些,但也仅限于此。

在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时代,提出了一个口号叫“Satu Malaysia”(一个马来西亚),试图强调族群之间的融合,以统一的马来西亚人的观念弥合不同族群的差异和分歧。无论回族在宗教上更倾向马来人,还是在族裔身份上更倾向华人,终究都是外国人,并不在马来西亚本国的身份体系内。

我们聊到这些回族在马来西亚的生活态度,大体上一部分人会觉得比在中国过得好,因为中国国内部分地区清真饮食不太方便,宗教活动也会受到政府的限制,再加上近些年大中华民族主义倾向,有时候会给少数族群带来困扰。另一种情况则截然相反,对于一些来自相对保守地区的穆斯林年轻人来说,马来西亚比他们的故乡更加开放自由,他们可以规避家里严格的宗教要求。

我认识的另一位在马中国籍穆斯林马小姐,她是来自青海的撒拉族,之前在北京读大学,后来在马来西亚工作。她告诉我吉隆坡的回族没有明确的聚居社区倾向,主要是留学生和经商为主,基本没有政治地位诉求,也没有形成社区自治的传统。

在中国城市中的回族习惯围绕清真寺居住,但在吉隆坡的回族没有固定聚集的清真寺,而是根据居住和工作地分散在不同的清真寺进行宗教活动,这些回族依然是松散的外国人,而不是一个稳定的定居移民社群。

马来西亚有华人清真寺,源于政府早期试图对华人传教,但收效甚微。近些年新建的华人清真寺主要是与回族商人团体的合作,对于在马来西亚的普通回族侨民并没有太大意义,我认识的在马回族朋友都没去过或者只是旅行路过。

我之前去云南旅行的时候,在巍山东莲花村听闻当地回族马帮的故事,这些马帮常年往返于川滇和中南半岛之间经商,在1949年之后一部分人去了缅甸和泰国。我试图在马来西亚找寻当年那批回族马帮的后裔,或者更早时期下南洋的闽粤回族后裔,但没有相关线索。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马来西亚的华人由于更坚持自身文化传统,和马来人有一定对立感,这也是华人穆斯林难以立足的原因,一些因为婚姻而皈依伊斯兰教的华人逐渐就只和马来亲属来往,被华人社区疏远。

当地政府的一些政策也制造了误解与隔阂,比如华人与马来人通婚皈依伊斯兰教,通常要起一个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名字,很多中国回族都有这样的阿拉伯语“经名”,与汉语名字并不冲突。但在马来西亚一些执行官员的误导下被当作是强制改名,这对于重视姓氏的华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在吉隆坡的最后一天,白天我去了Amcorp Mall里的跳蚤市场,这个集市只有周末才有,有大量的黑胶唱片和旧CD,我买了一堆明信片,很多是二战期间的。傍晚的吉隆坡下起了暴雨,热带地区下雨就像天漏了一样,但雨后又格外凉快。

晚上我散步到一片老街区,这里有一座东方俱乐部,不过招牌的霓虹灯坏了,东方变成了东厂。这周围都是老房子,很多流浪狗聚集在这里,到了晚上非常热闹,一大片棚子搭起了夜市和舞台,是华人的夜宵场所,舞台上的女歌手在唱着港台老歌,这里在凌晨之后是一片低档红灯区,闷热夜晚靡靡之音的夜宵摊子,像我大学所在的唐家湾。

回到我住的印度街区,一家街边的快餐店坐满了人,我在那里点了炸鱼、烤鸡和南印度煎饼,那种煎饼是薄薄的长筒型,非常脆,上面有一层糖晶,蘸着咖喱酱料吃。在北京比较少见这种街边露天大食堂一样的餐馆,在我故乡东北多一些,在广东就非常多了。

这些地方不仅仅是餐馆,就像非洲大草原的池塘一样,是城市自然生态的一部分,餐馆是半开放的,与街道没有很明确的分界线,人们聚集在这样的餐馆中用餐、聊天,可以从中午待到半夜。

我在吉隆坡见了几个朋友,他们在吉隆坡生活很舒适,建议我也考虑留在大马,或者长住一阵子旅居写作。但或许是我自己乡土感很深,我总不愿意离开故乡太远,无论是之前去西北还是西南,亦或是在上海居住的一年,虽然我不得不承认有很多美妙的存在,却无法让我产生真正的亲近感,我留恋北京也并非真的喜欢这座城市,只是因为离我的家乡足够近。

从吉隆坡到怡保,我决定尝试马来亚铁路,火车快速穿越热带林区的快乐是坐大巴体验不到的。我喜欢乘坐火车,除了享受速度之外,路径明确且封闭的铁路会给我带来安全感,这或许来源于我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从一个点到明确的另一个点,不同于我的那些热衷于尝试很多生活方式的体验者们,我更愿意旁观不同的生活方式,然后选择自己明确的一条路。

马来半岛最有名的丛林铁路其实是从哥打巴鲁到新山的一段,我在之后的环岛旅途中享受了这段火车旅途。傍晚的哥打巴鲁,白天的闷热逐渐散去,我在站台上一边喝着冻拉茶,一边感受难得的雨后凉爽微风,意识到我要前往整个欧亚大陆的最南端,离我的北方故乡更遥远了。

和马来半岛西部经过吉隆坡的火车比起来,东部丛林铁路的火车要陈旧很多,大概就是中国的绿皮车,也没有多少乘客。慢悠悠的老旧火车穿越丛林,车厢晃来晃去,我仿佛穿越进了十九世纪殖民文学里,一种茂盛而神秘的热带对北方人的吸引力。

火车从哥打巴鲁到新山开了一整夜,很难睡着,因为火车上实在太冷了。夜里穿过北部林区之后,更多人上了火车,看他们的服装好像是学校的足球队,给冰冷的车厢里带来了一些热闹。

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带队的女老师披上了一件方便礼拜毯在车厢末尾进行晨礼,列车员开始准备早餐,有炒面、汉堡和牛奶,吃过早饭之后感觉舒服了一些。

如果说这趟冻死人也困死人的火车之旅有什么惊喜,就是我早上醒来的时候,在远处的丛林间瞥见马来半岛的日出,一开始是大片暗紫色,猛然迸射出一线亮红色,天际的形态渐变过渡,在火车窗外勾勒出树梢越来越清晰的轮廓,真的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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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锈与孤岛

马特

多数人愿意跟随时代,甚至期待自己能引领时代,但总要有人负责落后于时代,成为人群中最无趣的那个人,郁郁寡欢地跟在时代后面捡拾被碾过的碎片。有的人就是永远都高兴不起来,总会在狂欢中嗅出苦难的味道,在歌舞升平里挖掘那些希望被永远遗忘的过往,那些令一小部分人感觉尴尬,同时令大部分人感觉扫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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