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

马特是真名,历史文化探访者,个人网站www.tiexiuyugudao.com,微信公号:斗量之海。

伊斯坦布尔旧游记(五)奥斯曼帝国的世俗荣光

​这是一篇旧文,2018年土耳其旅行,也收录在我的书《盲目流动》中

伊斯坦布尔拥有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两面,在雄伟的宗教建筑中蕴含着这座城市丰富的世俗生活。继承自罗马时代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追求,奥斯曼帝国将伊斯兰教相对于中世纪基督教并不主张禁欲的思潮带入了这座城市,清真寺不仅仅是宗教活动场所,周围庞大的附属建筑构成了繁荣的公共空间。

今天伊斯坦布尔城中最热闹的商业区就是大巴扎,不同于中国城市常见的商场群,伊斯坦布尔更多保留了传统小贩街市。大巴扎室内是游客们喜欢光顾的地方,本地人更多去的是外面露天的街区市场,这里不仅有游客们喜爱的糖果甜品和茶具餐具,也有本地人日常购买的香料、奶制品、香肠和腌制小菜,一家卖现磨咖啡的店铺前排了最长的队,我也跟风买了几包。

走在大巴扎里,毫不夸张地说,我看到的美丽女人就像这座城市的地砖一样多。苏丹倒了一杯水,告诉我这是我从小到大见过的美女,又指着马尔马拉海说,那是伊斯坦布尔的美女。

旅游指南会告诉大家不要在大巴扎附近吃饭,因为都是面向游客的餐馆,但我觉得即便是这些餐馆也非常好吃,排除味道奇怪的腌制小菜和齁甜的高糖点心之外,土耳其菜可以说非常对我的胃口。

从大巴扎出发,不需要走太远就到了奥斯曼帝国最鼎盛的象征,苏莱曼清真寺。

苏莱曼清真寺是由苏莱曼一世下令在1557年建成的,是建筑师米马尔·希南(Mimar Sinan)最重要的作品,事实证明希南是一个天才,尤其在建筑防震技术方面,伊斯坦布尔很多历史建筑都曾在地震中受到破坏,但苏莱曼清真寺没有任何损伤。

希南设计苏莱曼清真寺的时候参考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结构,同时进行了升级,圣索菲亚大教堂支撑圆顶的扶壁让建筑外观显得很厚重,希南使用隐藏的四根支柱支撑主拱顶,此外还有两个半拱顶和两扇山墙,让墙壁本身承重压力减轻变得更轻巧,同时打开很多窗子有利于室内采光。

虽然离圣索菲亚大教堂建成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千年,但希南却是第一个在如此超大体量建筑上破解升级的建筑师,同时希南也主持修复和加固了圣索菲亚大教堂。

苏莱曼清真寺整个建筑群建在陡峭的山丘上,将起伏的地势和周围的街巷结合到一起,参与建造该建筑群的是来自奥斯曼帝国各地的工匠,包括许多希腊和亚美尼亚的基督徒。

在穆罕默德二世统治初期,一开始把自己看作是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在奥斯曼帝国占领了阿拉伯地区后,苏莱曼大帝的父亲塞利姆一世接受了“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的监护人”的头衔,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在此之前这个头衔属于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傀儡哈里发。从此奥斯曼苏丹把自己看作是正统伊斯兰教的捍卫者,苏莱曼本人通过这座清真寺的修建巩固了他对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建立了伊斯兰社会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新的公共关系。

我沿着山丘向上,眼望着穹顶和宣礼塔走向苏莱曼清真寺。延续罗马皇帝从帝国各地搜集纪念品的习惯,苏莱曼大帝派人从巴勒贝克、亚历山大、罗得岛、贝尔格莱德和马耳他运来石柱,每根石柱象征着帝国统治内的一个方向。

我走进清真寺内,巨大的拱顶营造出空阔的室内空间,吊灯垂得很低,稍微抬头就能望见星空,窗子上装饰着彩色的玻璃,遍布阿拉伯文书法,朝向麦加的墙是用精美的伊兹尼克陶瓷镶嵌成的,展示天堂花园里的植物和花朵。

苏莱曼清真寺周围有四座伊斯兰法学院和四座伊斯兰学院,清真寺的四座唤拜楼也象征着穆罕默德的四名继承人,四座唤拜楼共有十个阳台,代表着苏莱曼是奥斯曼帝国的第十位苏丹。清真寺后面的花园里是皇家陵墓,埋葬着苏莱曼大帝和他的妻子洛克塞拉娜、他们的女儿、苏莱曼大帝的母亲和姐姐以及苏莱曼二世和艾哈迈德二世,还有穆斯塔法二世的女儿。

在苏莱曼清真寺外面地势略低一点的地方有米马尔·希南的陵墓,我找到这座陵墓,但是被锁住了,只能透过铁栏杆窗子看到他的墓葬。在土耳其流行文化中,认为希南的陵墓里埋藏着伊斯坦布尔的秘密,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中,知道了这座城市里有无数的密室、暗道、陵墓、洞窟,隐藏着从拜占庭时代开始诸多建筑里的秘密。

作为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希南常常是被低估的,他的家族原本是基督徒,他本人长期是军队中的工程师,参与了攻克罗得岛和贝尔格莱德的战斗,积累了大量的实地建筑经验,特别是如何结合地形让建筑更实用以及改造旧建筑,战争经历也使得他对于欧洲的建筑技术非常了解。

希南担任了苏莱曼一世、塞利姆二世和穆拉德三世3位君主的首席建筑师,工作超过五十年,直到86岁的时候还完成了最伟大的作品——埃迪尔内的塞利米耶清真寺。除了一系列壮观的清真寺之外,米马尔·希南还设计了奥斯曼帝国海军统帅海雷丁·巴巴罗萨(Hayreddin Barbarossa)的陵墓。这座陵墓在今天的土耳其海军博物馆旁边,我去参观海军博物馆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但是海雷丁本人并不葬在那里,而是葬在苏莱曼清真寺周围。

海雷丁的家族是希腊基督徒,后来与哥哥一起加入了奥斯曼海军,他屡次以少胜多,让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大半个地中海。巴巴罗萨并不是他的名字,是传到西方之后,人们讹传成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名字。海雷丁的陵墓旁边是他的雕像,上面还有一首诗:那海面上咆哮的是什么?巴巴罗萨现在可以从突尼斯或者阿尔及尔返航吗?两百艘船在海浪上骑行,新月从陆地上升起,有福的船,你来自哪里。

参观完海雷丁陵墓已经是中午,我来到码头边上的奥塔科伊清真寺,奥塔科伊清真寺不同寻常之处是一座阳光海景清真寺,大量使用玻璃窗,冬日海滨凛凛寒风,人们在室内透射的阳光下礼拜,会比较温暖。码头上有很多贩卖小吃的商铺,我的午餐是一个码头边流行的巨大的烤土豆,上面放了很多食材,玉米、豌豆、香肠和蔬菜,浇上酱汁,热气腾腾很好吃。

我坐在清真寺外面的长椅上,一边享受冬日正午的阳光,一边看着海浪拍打着岸边,周围的小女孩们随着海浪冲到长椅前面激起水花而兴奋大笑。我身边有几条懒散的大狗,躺在地上睡午觉,游客过去抚摸它们合影,它们头也不抬接着睡,我很羡慕这些狗的安全感。

奥斯曼帝国有一个习惯,只要城内有足够多的礼拜地点就不建造其它的大清真寺,建造庞大的清真寺被看作是浮夸的表现,在伊斯兰教里奢侈是被批评的,节俭则是一项美德。因此,如果君主想要修建大型清真寺,往往会以满足市民公共生活的理由,所以清真寺通常是一片附带很多社会公共福利设施的建筑群。

在伊斯坦布尔,法提赫清真寺就是这样一个公共生活中心。比起宣扬帝国强大力量的苏莱曼清真寺,法提赫清真寺显得更为平民化,尽管法提赫意思是“征服者”。

这座清真寺在大巴扎的附近,由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建造于1470年,是奥斯曼帝国获得这座城市后的第一个重大工程。清真寺周围有一组精心设计的建筑群,包括伊斯兰学校、图书馆、医院、市场、土耳其浴室、小学和为穷人提供食物的公共食堂等。

最初的法提赫清真寺在1509年地震中严重受损,又先后遭受1557年和1754年两次地震的破坏,在1766年的地震中彻底被毁,主穹顶坍塌,墙壁也被严重破坏。目前的建筑由苏丹穆斯塔法三世完成于1771年,与原先的设计样式并不相同。

不知道土耳其现在是不是寒假,我去哪都能遇到成群的小孩子集体活动,清真寺里非常热闹,因为有厚厚的地毯,家长放心让小孩子在上面跑跳。大殿里有人在祷告,有人在聊天,拍照的游客很多,这是一座城市该有的真正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城市与人的连接,人们在这里献祭自己的一部分灵魂,众人的灵魂聚集在公共空间中,融入这座城市的空气、流水与土地,城市吸纳了这些人的过往记忆和他们祖先的过往记忆。之后这座城市里出生的人,呼吸带有众人灵魂的空气,饮用带有众人灵魂的水,食用带有众人灵魂的土地上生长的食物,他便吸收了这座城市生活过的前人的灵魂,一代代人正是这般传承下去,人类并不完全依靠文字记录的历史,历史通过更高级而神秘的方式传承于人的灵魂中。

如果一座城市失去了公共空间,人们没有闲暇的聚集,只能在路上匆匆走过,现代化的商业中心里,光线、电波、声响打乱了灵魂的聚集。城市的生命并不会自然产生,只能依靠吸收城市里人的灵魂,而吸收不到灵魂就会变得枯竭,空气、流水和土地不再有生命力,城市死气沉沉,人们在这里没有定居的温暖和幸福。

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和教堂就是这样的公共空间,我能感觉到灵魂的能量缭绕在建筑里,有生命在周围流动的感觉,就像树林中的鸟叫或街边睡懒觉的流浪狗,非常有安全感。

法提赫清真寺原本的位置是圣使徒教堂,这是君士坦丁堡地位非常尊贵的教堂之一。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圣使徒教堂曾短暂成为君士坦丁普世牧首的驻地,但建筑本身年久失修比较败落,而且周围居住的都是穆斯林,牧首不久就搬走了。1461年,穆罕默德二世拆除了圣使徒教堂,腾出这片空地修建法提赫清真寺。

最初的圣使徒教堂由君士坦丁大帝兴建于330年,到他337年去世时教堂尚未完工,由他的继任者君士坦丁二世完成。这座教堂里供奉耶稣的十二门徒,皇帝打算将所有使徒的圣髑都收集到这座教堂中,但是只收集到了圣安德烈、圣路加和圣提摩太的圣髑,君士坦丁大帝本人的遗体也安葬于此,被使徒们簇拥着。

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期间,在原地建造了新的圣使徒教堂,将君士坦丁大帝和三位圣徒的圣髑重新安葬在新教堂内,查士丁尼和家人的陵墓在教堂北部,后续大多数皇帝、牧首和主教都埋葬在这座教堂内。

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期间,圣使徒教堂遭到了严重的洗劫和破坏,教堂的黄金和宝石被抢走,拜占庭君主们的陵墓也被打开,一些珍宝被运往威尼斯圣马可教堂里。教堂内的一些圣物被带到梵蒂冈存放在圣彼得大教堂中,在800年后的2004年,部分圣物被归还到东正教会普世牧首驻地圣乔治教堂。

我来到圣乔治教堂,这个东正教最神圣的中心很朴素,从外面的街道上很容易错过。我去的时候教堂门前的安检门亭还在建设中,我经过一道小门进入一个不大的院子内,圣乔治教堂的外观看起来有19世纪中期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与传统拜占庭风格的东正教堂截然不同。

在教堂正面有一面黑色的大门是不开放的,叫格列高利大门,1821年,普世牧首格列高利五世(Patriarch Gregory V)因为无法控制希腊革命,被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绞死在上面。

圣乔治教堂是正教会最重要的主教座堂,从1600年起成为君士坦丁普世牧首驻地。我走进教堂的正门,看到有三处希腊文铭文,记录的是1720年教堂重建,同样还有一处希腊文铭文记录的是1836年翻新,正门上有双头鹰的标志。

我走到教堂最前方的位置,在祭坛的右边角落,有一根被金属包裹着露出一截黑色的柱子。我抚摸着那根柱子,不确定材质,冰凉的手感有点像玉石,这是圣鞭痕柱,基督教中记载耶稣曾被绑在上面鞭打,替世人承受罪责。

东正教有崇拜圣物的习惯,这座圣乔治教堂内收藏着很多圣物和圣像画,最著名的是圣格列高利和金口若望的圣骨匣。圣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也翻译成圣额我略,他是公元4世纪的一位神父,为三位一体教义做出了贡献,金口若望(John Chrysostom)指的是同样公元4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若望一世,因为擅长演说雄辩被称为金口,他们两个人与另一位圣徒巴西流被称为三圣教父。

在教堂南侧还有三位女圣徒的圣骨匣,其中最著名的是圣尤菲米娅(St.Euphemia),公元3世纪时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徒,尤菲米娅拒绝向罗马的阿瑞斯神献祭,被折磨死。公元620年她的圣骨被送往君士坦丁堡,这座教堂里她的圣骨匣是俄罗斯教会贡献的。

我在圣乔治教堂没赶上弥撒,只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我之前在东北和新疆接触过东正教,在中东铁路沿线有不少俄国移民留下的教堂,在伊宁我也去拜访了当地的俄罗斯族社区,参观了他们的宗教活动,中国的东正教基本都是来自俄国一系,希腊一系的东正教我从未接触过。

东正教的仪式、服装和音乐都非常吸引我,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过于注重形式感,这也是基督教内部的长期争论,关于圣像与圣物崇拜、华丽的仪式、社会化的组织结构等等,批评者认为这让人们把信仰变成某些机械形式的行为而远离了上帝。相比之下,伊斯兰教不主张繁琐的仪式和偶像崇拜,而是重视《古兰经》的传承,不可篡改且只有唯一版本,是更文本化的信仰。这意味着抛弃对物质实体的迷恋,而专注于纯粹的理念,会让人更接近信仰的真理。

人有着其本然的感知和思考方式,人的记忆不是文字式的,而是场景画面。虽然我们以脑海中的声音作为“思想”这个概念,但我们依然需要一些方式启发感知和思考,声音、色彩、动作、气味、光线等等,宗教仪式在漫长过程中的演变在于如何更容易唤起参与者对信仰的感知,获得启示。

这把人的感知与心灵贴合在一起,人们日常的肉体与精神世界之间存在一些缝隙甚至是巨大的间隔,让人们无法深入思考自己肉体感知到的信息,肉体也无法把精神世界表达出来。这样人的肉体就会机械而麻木,如行尸走肉般生活,精神被困在躯壳中无法释放,只能压抑地陷入内耗。这是很多人的痛苦来源,肉体与精神世界不协调,人就像一块加热的奶酪一样变软融化拉丝最后瘫在锅里。

从圣乔治教堂离开,我在法提赫老城区漫步,这里现在生活着很多阿拉伯人,是伊斯坦布尔宗教氛围最浓郁的区。在法提赫区中,有一片社区显得更加保守,就是伊斯梅尔阿伽清真寺所在的苏菲纳格什班迪耶社区。

在伊斯坦布尔乃至土耳其,不可忽视的宗教群体就是苏菲教团,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修行方式,在外界看来有一种带着灵性的魅力,但这种方式在一些穆斯林看来是有争议的。

伊斯梅尔阿伽清真寺是一座属于苏菲纳格什班迪耶(Naqshbandiyah)教团的清真寺,最早建于1723年,但是在1894年的大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土耳其共和国建起之后,宗教学校也随之关闭,建筑逐渐荒废,直到1952年清真寺的翻新和修缮工程才完成。

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在着装上比较容易识别,男性都留大胡子包白色缠头,女性着装也相对保守,会用头巾遮住半个面部。虽然一些旅行文章里并不建议旅行者前往苏菲教团的清真寺,因为这些教团在土耳其国内有一些政治争议,但我的个人感受是这座清真寺非常友好,学习的氛围很浓厚,大殿里很多人在听课或者讨论问题,还有很多小孩子,目光相交的人都会向我道Salam。

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早期,苏菲教团被认为有极端保守的宗教政治倾向,这与凯末尔主张的世俗化社会改革相冲突,他们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一些宗教场所被关闭。尽管禁令已被解除,但伊斯坦布尔仍然只有少数场所还在活动,有人认为埃尔多安是苏菲教团的成员,但他的拥护者认为这是政敌的攻击,埃苏丹只是为了平衡多方宗教势力的利益。

在距离伊斯坦布尔三个小时车程的布尔萨,我打算去拜访另一处苏菲社区。和繁华热闹的伊斯坦布尔比起来,这座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个首都,也是开国者奥斯曼一世和奥尔罕的陵寝所在地,显得更加平静。前朝开国君主的陵寝所在地,又是工业中心,和我的故乡沈阳很像。

从伊斯坦布尔去布尔萨要一大早坐船渡过马尔马拉海,然后再换乘大巴,在渡轮上我吃着面包圈当早餐,一边欣赏清晨的海上阳光。布尔萨诞生了土耳其皮影戏中的两个经典角色,Hacivat和Karagöz,这两个人有点像赵本山和范伟小品中的人物,一个代表文盲而朴实的农民,另一个则是受过教育有钱的中间阶层,这是很多戏剧作品的经典角色搭配。

这两个角色在周边各个国家都有改编版本,这可能是滑稽表演中最经典的人物设定组合,有人认为最初来自希腊,代表希腊农民与奥斯曼官员之间关于秩序的周旋。小丑通过滑稽表演来向君主阐述政治与社会观点,这是很多国家都会有的民间故事,区别是有的君主哈哈一笑接受了建议,有的君主把所有的小丑拉出去全砍了。

到了布尔萨之后,我直接前往伊兹尼克,这个地方以前叫尼西亚,是基督教历史上著名的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地点,当年开会的教堂已经沉入湖里了,只能去看其他的遗迹。

我找到伊兹尼克索菲亚教堂,这里也是举行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地点之一,建筑整体还保留着,从老照片上看经过了大面积的修复,可以发现建筑上面的砖色和下面不同,当年修复的时候教堂已经没有屋顶了,教堂内有一小块模糊的耶稣像和部分地砖是最早期的遗留。

伊兹尼克是著名的瓷砖生产地,奥斯曼帝国很多清真寺的彩色瓷砖都是这里生产的,除了有专门的手工工坊展示烧瓷作品之外,还有一条街都是售卖瓷器的,价格也非常低廉。

傍晚我从伊兹尼克返回布尔萨,乌鲁清真寺是布尔萨的老城中心,附近就是大市场。这座清真寺可看之处主要是墙壁的书法作品,而且大殿内有一个喷泉,乌鲁清真寺有20个圆顶,喷泉上方的圆顶是玻璃的,光会从上方透进来。据说当时的苏丹向真主许愿如果战胜敌人就修建20座清真寺,然而胜利之后因为缺少资金,苏丹耍了个滑头,他修建了这座带有20个圆顶的清真寺,结果后来就战败了。

布尔萨大清真寺在建造的时候为周边规划出一大片公共区域,现在也是繁荣的商业区,售卖针织品、首饰和瓷器,走廊中间是一片露天小广场,大家逛累了都在这喝咖啡。 

晚餐之后,我在一片居民区中找到苏菲社区活动中心,这里每天晚上都有免费的苏菲旋转舞表演,活动中心里面的人非常友好,还有茶水提供。我去的第一晚,一位在当地中学教授土耳其文学的老先生接待了我,当天晚上是两位老师带着三个舞者进行表演,其中一个最小的舞者只有九岁。在舞者表演的时候,我身边的老先生一直在为我讲解他们舞步的含义,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舞蹈与宗教修行之间的关联。

我问他认为旋转舞是一种宗教仪式还是一种艺术表演,他告诉我这两者都有,宗教指导人们修行的目的,艺术让这种修行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我又问他这是否只是一种外在形式,并不十分重要,他告诉我一开始人们会被形式所吸引,后来发现形式只是外在的不太重要,但最后又会发现老师们教授的形式其实很重要,那是很多人的经验确认过的最容易接近真理的方式。 

周六晚上是谢赫演讲,因为听不懂土耳其语,我的就在观察周围人,老人们围坐着喝茶,年轻男士们是一群,女士们是一群,各自在聊天,小孩由较大的孩子带着玩,这样一个社区中心庭院里的场景,我只在童年的单位家属宿舍大院才有这样的记忆。 

我在中国接触过一些苏菲修行的内容,始终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修行学习,也是因为人们把这种形式剥离于日常之外,没有和自己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这并非人们自己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生活本来就缺乏公共性,人们很难让集体生活与自己的私人精神世界完全融合。

我们的社会看似很注重集体生活,却缺少真正自发的集体,我们从小到大的集体都是被安排的,无论是同学还是同事,所谓的集体活动也都是强制的。也许一些青年空间有自发集体活动的功能,但和我说的以家庭为最小单位的集体又不一样,想来想去也只有宗教团体才保留了这个功能。

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方式,包括外部的公共空间是有联系的,苏菲教团的公共生活仪式让我意识到,当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建立起自主的关联之后,才能分享彼此的精神世界,以及认识和修行的方式。

刚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每天早早出门很晚回到旅馆,旅馆老板问我来伊斯坦布尔做什么,我说就是来旅行,他问我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匆忙疲惫,我说因为自己太穷了,可能今生只有一次机会来到伊斯坦布尔,所以要用眼睛和双脚记录下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但当我在伊斯坦布尔最后几天的时候,我开始尝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节奏,懒洋洋地吃个悠闲的早餐,在街上随便逛逛,找一个能晒太阳的茶馆坐一下午,这是伊斯坦布尔在厚重的历史遗迹和神圣哀伤的气息之外,给我的一点点悠闲轻松的体验。

我在伊斯坦布尔去的最后一个地方是帕慕克笔下的纯真博物馆,然而却没有开门,我在雨中感到很沮丧,在附近街区逡巡。在纯真博物馆附近的一个小巷子口,我看到墙边摆着几幅人物肖像画,那种色彩在下雨天空气的朦胧感中,让画上的人表情看起来很怪异,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忧伤。我朝巷子里望去,两边都是随意摆放的绘画用品,我走进去,尽头是一扇破旧的小门虚掩着,推开门昏暗的灯光中是一间简陋的小屋子。

屋子里有一位老人,他在给三个学生讲绘画,关于毕加索、卡拉瓦乔、莫奈,我以为那位老人是个美术老师,但学生们说他只是个画家,他在一幅送给学生的画作上写道“you come like bird,you left like bird”。老画家让我参观他的画室,他得知我来自中国,给我看了一张他的朋友从中国寄给他的明信片,上面用中文写着海子的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虽然没有去成纯真博物馆,但我似乎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了帕慕克书中所怀念的,他青少年时代伊斯坦布尔的惊喜与美妙。老画家的画作中,人物的表情复杂扭曲透射着阴霾,就如同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一样。

我不觉得自己真的能体会帕慕克所说的呼愁,脱离了母语语境的情绪只能是一种模仿,当人们刻意让自己感悟,又好像离得更遥远,就像用力去抓飞舞的羽毛总会比让它自然落到手上更困难。在纯真博物馆之外,瑟瑟冬雨中幽深的巷子里,一栋简陋昏暗的小屋子,里面有一位老画家的大海与春暖花开。

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改朝换代之后,世界在不断发生晃动,33年后的1486年,迪亚士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6年后的1492年,哥伦布达到巴哈马群岛发现了美洲,又过了5年,1497年达伽马绕开奥斯曼人控制的区域到达了印度,只过了不到半个世纪,双方的力量对比又逆转了。

在土耳其的最后一晚,我来到了第一天到达的地方,站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和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之间,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

我喜欢看历史遗迹,与那些遗迹同时代的人早已消失,这多多少少可以减轻我的孤独,想到和我同时代的他人,也会在以千年为跨度的时间中变为尘土。这是一种基于时间的自欺,时间让人们意识到活着是一件短暂而渺小的事情,宏大叙事反而给了细微敏感的个人情绪一些舒适空间。

伊斯坦布尔的慰藉让我可以浸泡在某种与自己并无关联的往日时光中,我一直相信人的记忆来自大地、流水和空气,在一个地方出生成长的人,自然就会有这个地方的历史记忆,那些千百年的历史会随着空气中的尘埃进入每一个人的体内,塑造人的意识。

一个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人,他天然就有从拜占庭时期一直到现在的记忆,这是无需学习的,当我来到伊斯坦布尔,呼吸这里的空气,喝这里的水,吃这里的食物,我就是在把自己的意识与这座城市积蓄的记忆交换,我也成了一个伊斯坦布尔人。

伊斯坦布尔比中国晚了五个小时,每天我醒来的时候,看到的都是朋友们生机盎然的繁荣忙碌,而我在远方享受着一事无成的最后一点时间。我对于大家谈论的各种新的潮流、合作模式和营销手段越来越陌生,一种脑子锈住的困惑,来到这座城市对我算是一种逃离。

每个傍晚我都会来到大桥上待一会儿,我的故乡和我生活的城市都没有海,人们没法投海只能跳楼,无法将自己就此永远藏匿在这座城市,只能砸在人群中,蔓延出一小块丑陋的血红,路过的人鄙夷地走开,责备你弄脏了街道,吓坏了孩子,虽然我生活的城市没有海,但这种寒冷吹打的感觉,我却一点都不陌生。

中国人对历史有一种特别的崇拜,我们相信有某种抽象的道德会超越时间而存在,这让人们敬畏自身在历史中的作用和位置,也就是自己为历史创造了什么,又将在历史中以怎样的形象被后人记住。

在伊斯坦布尔,我眼见的那些遗迹无不在验证人作为短暂的生命,他们的追求、喜悦和痛苦是如何被保留下来的,恐怕只有在以千年为单位衡量的地区才会有这样的体验。当人们的记忆在传承中可以被拉的足够长,这便会影响他们对时间、生命与精神世界的看法,也许在这一点上,我找到了伊斯坦布尔和我故乡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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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锈与孤岛

马特

多数人愿意跟随时代,甚至期待自己能引领时代,但总要有人负责落后于时代,成为人群中最无趣的那个人,郁郁寡欢地跟在时代后面捡拾被碾过的碎片。有的人就是永远都高兴不起来,总会在狂欢中嗅出苦难的味道,在歌舞升平里挖掘那些希望被永远遗忘的过往,那些令一小部分人感觉尴尬,同时令大部分人感觉扫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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