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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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点小说

夜跑


看完晚间新闻,我关掉电视,坐在沙发上,给女儿的作业本签字,在完成情况一栏里写上一个“良好”。“良好”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传统,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同时,它也说明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可能,让人充满乐观的希望。这跟我爸说的有点类似,枪打出头鸟。这一点,我年轻时还不怎么明白,过了三十五岁,参加单位里的中层竞聘,落选后开了窍。于是,我也这样教育小雪花,融四岁,能让梨,谦让和包容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你今年七岁,马上要成为小学生,这些道理爸爸不强调,你也应该懂得。小雪花可能还太小,理解起来有些吃力,她问,爸爸,什么是强调?

小杜已经带小雪花去睡觉,每天八点,早睡早起。她从女儿的卧室退出来,轻轻关门,转头看到我,惊讶地问,你怎么还坐着?我说,马上走。

我们离婚已经半年,为了女儿的成长,目前依然维持一家三口的形状。小雪花的户口已经转到姥爷家,那片归属于一所声誉不错的市重点小学的学区。小雪花依然需要父亲,而我们的亲子关系牢不可破,她喜爱我给她讲故事,一遍一遍不厌其烦,也喜爱我用胡茬蹭她的小脸蛋,刺痒得她咯咯直乐。对于小杜,我也一直彬彬有礼,痛改前非,不再和小马有任何联系。半年来,我一直在各方面表现“良好”,对旁人的风言风语充耳不闻,暗自认为转机很快会出现。因为小雪花需要父亲。

小杜又问,今天作业你查了吗?我说,查了,今天老师教了一首唐诗,作业是按诗句画画,我看画的挺好,到底有我的血统。小杜说,什么诗?

《悯农》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教人爱惜粮食,多好。

小杜又说,作业本给我看看。我递过去,她翻到最后一页,问,这是小雪花画的?

我说,可不,你看这是一家三口,那个小人是她自己,那俩大人是咱们,一起吃饭其乐融融。

小杜说,不对,不是该画个农民种地吗?

我说,那就格局小了,前俩句是起兴,重点是后两句。在幸福生活的当下继续保持一种勤俭节约的传统,才是我们现在学习这首诗的目的。你看,三个人吃饭,是不是,爸爸或者妈妈就教育小朋友,不能浪费,是不是,多真实。

小杜说,你少扯淡,七岁懂什么真实。

我说,不能这么说,现在的孩子,你让她上哪看农民种地去?孩子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你要保护这种童真。只有虚伪的成年人才向往生活在别处,孩子不会,生活不必要过早给他们烦恼。

小杜说,以后作业你别插手,留着我查。

我说,行,你查作业我比自己还放心。时间不早,你今天也挺累,这样,你先去睡,我给你收拾收拾。

小杜说,你的生活在别处,快滚。

我只好站起来,换上鞋,套上外套,把钥匙交还给她,然后出门。晚上出门跑个三到五公里,是在大学里培养的习惯,雷打不动。即使天气不允许,我也想办法坚持——健身俱乐部现在随处可见。我在大学里跑了四年,主攻400米栏,真正的风雨无阻,刻苦训练,从省大运会一路跑到过全运会的选拔赛,除了几块聊以自慰的奖牌和一身伤病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离开学校后,没有训练环境,马上松懈下来,技术动作不再力求标准,运动强度也不再科学合理,腰腹在每天的跑动中反而逐渐松弛。那段时间,我常常审视自己那渐趋臃肿的身体,无比相信也许那就是我的本质,我还是一样喜爱奔跑,也一样会慢慢变成水桶一样的中年人。两者并不矛盾,甚至相得益彰,共同塑造出一个发际线高企、双腿沉重、浑身散发出中年味道的我。

出了小区,我还要一路往东跑到江滨绿化公园,沿观光步道往南,上跨江大桥,下桥后走解放路、转自由路、再转光明路,在光明路十字口的建设银行营业厅左边,进入竹林巷,那里是一片老小区,没有围墙,可以顺利通行,竹林巷后是T大学附属小学,绕过校园的两道围墙,看到“通明学苑”四个字的牌楼,那里就是终点,全程四点四公里,如果没走竹林巷这条捷径,那就要再加一点五公里。

我另有一住处,就在“通明学苑”。这套房子的原主人是一个大学教授,准备退休出国定居,房子总共不到50坪,两室一厅,楼层不高,开价也便宜,还有一些不错的家具、电器赠送。我经朋友介绍,将其买下,打算趁着端午节放假,回浙江接母亲来养老,不想母亲染病去世,终是无福享受。当时小杜刚刚怀孕,我们手头并不宽裕,考虑将房子转卖折现。此时,一个南方来的画家及时出现,他以一个相对漂亮的价格,租下那套房子做工作室。他租了大半年,那里渐渐有了点艺术气息。一个寒冷的下午,他在电话里匆匆约我见面,匆匆拿出合同,结清了房租后又匆匆离开。

过了一个礼拜,公安找到我时,我才知道原来画家不仅在画布上挥动画笔,也在几个模特和女学生身上挥动了别的东西。到了周五,午休时我准备在窗台前的那点阳光里打个盹,刚有了点睡意,一个远道而来的男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介绍自己是受害女生郭朵朵的父亲,并说明了来意。我大致能体会那种痛苦,我也快成为一个女孩的父亲。但我没有被正义感冲昏脑袋,我告诉他我确实有画家的联系方式和身份信息,但已经交给警察,如果有其他方面需要帮助,我一定全力配合。他从毛衣底下抽出一把菜刀,刀锋明亮。我有点害怕,想到大前年的年底,刑二庭的老赵在下班路上被人开了瓢,腿肚子抽搐了几下。我说,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不要冲动。他说,那你告诉我。我说,老哥,就算我告诉你你现在也找不到人,我也不知道人去哪了。他从头到脚将我打量了一番,把刀放在我的桌上,按住刀尖,将刀柄对准我,说,警察治他的罪,我报我闺女的仇,两不相干。我说,我告诉了你,你打算怎么办?他说,不关你的事。我又问,如果我不告诉你,你又打算怎么办?他说,那算我无能,你砍我一刀,我走。我说,你神经病吧,我要报警了!他并不慌张,站起来朝我鞠了一躬,说,得罪了。接着一步上前,抓住刀背。一个运动员的反射神经让我本能地上前去抢刀柄,但他比我更快。菜刀在他手中灵巧地像一把钥匙,在冬日的阳光中,叮当作响。他站在桌前,左手五指撑开,按于桌面,右手高举着菜刀,仿佛举着驱散黑暗的火把,眨眼的功夫,一节玫瑰色的小指在桌上滚动。接着,他把刀柄送过来,仿佛示意该你了。我吓得动弹不得,赶紧把知道的情况一一告知。他向我致谢,默默将切下的指头用手帕包好,收进口袋,仔细地拭去桌上血渍,再把菜刀重新别在腰间,并用毛衣盖住,外表上毫无痕迹。我百思不解,他是如何带着它经过门卫处的安检机的,又是如何骗开楼下门禁的。直到他悄然离开,我耳边还晃起刀锋上弹跳着的叮当声响。

这件事让院长大为光火。他在一次会议结束后叫我去了办公室,聊了聊,又当着我的面,在电话中和蔼地向我家人,主要是我的岳父表达了充满歉意的慰问,并表示一定会加强法警队的管理,切实维护共和国的司法权威。

那几天我经常做同一个梦。那个父亲带着女儿杀上门来,看到人去房空后的一地狼藉,满腔怒火四顾茫然,而我正在里屋打扫卫生。俩人一照面,一个四面体的石膏像冲我飞来,势大力沉但稍失准度,一个运动员的反射神经让我比较从容地躲过,随后将他撂倒。他一只手死死地抓住我的裤腿,一只手护在胸口,试图将我拖入地面对抗,看起来还想继续坚持。我保持了冷静,他没有对我造成有效的进攻,更主要的是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来干什么的。对方的意志显然比我想得要顽强,在我放松警惕的时候,他马上站起来,又重新组织了一轮攻势。他的出拳非常凌乱,像极了来自市井街头的无赖,我没有给他机会彻底施展开来,右腿向前一步逼近,双手及时架住他的两臂,一番对峙之后,我发现此人力量上没有太大优势,全凭高昂的士气而已,于是右膝往前一顶再一抽,抓牢对方双臂的同时身体迅速后撤一步。对方的身体平衡被破坏后,我马上确立了优势,先放过他的上半身,再挤到他背后,这样,他的两条胳膊就顺势被我牢牢折叠在背后。

此时,一双纤细的手从背后将我抱住,那个女孩大哭起来,试图用力让我们分开。小杜怀孕后,七八个月来我们一直小心翼翼,暂停了一切对身体消耗过大的活动。那两朵胀鼓鼓的物体贴在我的背上,隔着衣服还是感觉到一种温暖和柔软。它唤醒了一种记忆。一身热汗瞬间变凉,只有一道暖流贯通脊背,在身体里横冲直撞,然后在某个部位堆积、拥堵。我很快意识到即将出现的丑态,松手放开身前的败将,远离几步,说,别动手,有话好好说。男人涨的满脸通红,女孩过去搀他起来,他盯着我狠狠地说,呸。我看了看女孩,她藏在父亲身后,套着蓝白分明的运动服,把身体的轮廓完全兜住,神情躲闪,脸颊上两道泪痕尚未干涸。她低垂着头,想把脸收藏在头发里。我感到腹腔的肌肉一阵紧张,血液又要开始向下倒流,顿时闪过一个龌龊的念头。我感到无比羞惭,这种惭愧让我面红耳赤,同时也让我更加肿胀,惭愧和肿胀化为一道虚无的锁链将我牢牢束缚,难以挣脱。然后我就坚硬地醒了。

小杜显怀以后我一直睡在客房,梦醒来时,倍感口渴和孤独。而这个梦我只和一个人说过,那个人就是小马。我们多次回到冲突发生的现场,一一推演,重现梦中的场景。她背对着我,顺从地让我将她的双手扭住,折叠。我们经常会分享新的体悟,并在灵感突现时召唤对方。一般会在某个工作日的晚上,我跑步去,她开车来,结束后由她将我送至我家小区附近的路口,我下车冲刺一段路,到家满身大汗,小杜从未起疑。这样的讨论我们背地里持续进行,从心理上去分解当事人的每一个动作,我很确定小马应该不知道荣格,更不知道精神分析的方法,而我也读得不多,但我觉得小马的行为经常有一种形而上的原始情结,比如她的嘴唇很薄,像两片树叶,吻上去就会发出低幽的呜咽。

一次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她在路边停好车,我准备开门,她忽然把车门锁上,说,坐会儿。我说,行,有心事啊?她说,这几天琢磨一个事。我说,说来听听。她说,说了你不要生气。我说,得看是什么事情。她说,你先铺垫一下。我说,好,我不生气,你说吧。

你上一次体检是什么时候?

上半年,大概四月吧,单位组织的,怎么问这个?

心理健康做了吗?

好像没有,得预约,我嫌麻烦。到底什么事?

闯你办公室那个男的,局里已经找到了,但是跟你说的不大一样。

哪不一样?

人早死了。以前是纺织厂食堂的厨子,本名郭立军,零二年下岗,零四年离异,一直单身,三年前得肺结核死的,户口是街道里的人来给销的。最早来报案是一女的,案由是强奸,现在查下来,其实是俩人私事。我们查访了包括郭朵朵在内的其他几个女孩,发现画家和她们虽然发生过关系,但构不成暴力胁迫的客观要件,最多算生活作风问题。都是成年人,这方面多少想要点自由。至于那个画家,已经不在国内。这些我是听刑侦队的人说的,他们办公室跟我就隔一道墙。你要是不信,可以去问问。

这把我给听愣了,她最后说,总之这事两头堵,难弄。你跟你老丈人那说说好话,这事要不就算了,我看我们领导都快愁秃了,本来就没多少头发。

已经快到九点,江滨公园大风猎猎,有一个环卫工人拖着一只大垃圾桶缓缓走着,垃圾桶的轮子发出沉闷的声音。环卫工人身上反射着橘黄色的光晕,仿佛岸边一座移动的灯塔。手机进来微信消息,我停下脚步,是小杜,她问,你在哪呢?我回,到公园了,正好在我们以前常见面的那个亭子边。她又问,明天下午四点后你有没有时间?我说,随叫随到。她说,明天下午你去兴趣班接雪花,送到我爸那里。我想了一下,说,爸那——然后删了,重写,你爸——又删了,再写,她姥爷家太远,不如我接她回来等你。许久,手机没有反应。我在路边长椅坐下,顺便翻翻手机,单位群里有几十条未读信息。

这时,手机里进来一个电话,是小马,我有点犹豫,最后忍住了,关掉铃声放回口袋,任凭它在黑暗中不停战栗,最终仪式终结,归于平静。

大学毕业那年,我进了法院,被派驻到城南的乡镇法庭工作。当时我租住在铁南路边的一处农民房。铁南路就是铁道南边的一条城郊马路。往返城乡的公交车,以这里为调整票价的基准点,出了铁南路,票价统一涨一块;过了开发区,票价再统一涨一块,非常规律。

小马是那片的协警,身材瘦小,看起来显得有些羸弱,一开始负责户籍登记,发暂住证,后来调去给辖区内的电瓶车审批车牌。那天我去领电瓶车牌,去的较晚,已经过了下班时间。突然天降一场无名大雨,将我困在派出所。雨很大,也没有人来办事,小马坐在办事窗口里,双目紧闭,嘴唇颤抖,好似诵念经文的僧侣。我走近一瞧,她脸色煞白,额角上沁出豆大汗珠,这人正在发病,我轻轻“喂”了一声,好像按动了开关,她两道眉头痛苦地对峙着,身体却突然滑入桌底,发出一袋面粉扑倒在地上的声音。我大叫起来,冲出门去。此时,民警都已下班,值班人员也都在食堂吃饭,我只得折返,绕到那办事间的正门,门没锁,我很顺利地把她拖了出来,此时小马已经言不成句,意识迷离,俨然将死而死不得的样子。她轻如一片羽毛,附在我的背上。我罔顾滂沱大雨,使出读书时练就的跨栏技术,找准跨点,抬起左腿攻栏,右腿使劲后蹬,收紧腰、臀部肌肉,同时屈体向前,将身体重心前送,把自己叠成一支箭,稳当而准确地斜刺向落点,这套动作我练过四年,不会出错,只是背上多了个人,有些轻微不适。我在一滩又一滩积水之间轻盈连贯地跨越,朝着两百米外的医院绝尘而去,她安静地趴在我的背上,雨水把她浇得透凉。

后来我们谈起恋爱,一块去看过几次电影,听过一次音乐会,她跟她工作时用的那台针式打印机截然相反,寡言少语,不善表达。你问什么她就说什么,不会有一句多余的话。这也许是我喜欢她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小马和小杜有着较大区别,小杜说话永远得体,永远明确,跟她父亲当过检察长可能有点联系。

相处大概几个月后,我调回到城里,和小马的一段关系也就此结束。回城后再一次见面,是在小马的婚礼上。她已经调到了局机关坐办公室,她的丈夫是法制办的干事,又高又壮,我们同属于一支司法系统篮球队,他一般打中锋,我只打小前,我们平时玩儿得不错,请帖也是他给我的。我跟小杜一起赴宴,小杜知道我们有过一段,嘴上什么都没说,没说就说明不必说,说明我自己应该知道怎么做。婚宴上熟脸不少,我喝的有点飘,多数是替小杜挡酒。等到轮桌敬酒的环节,我已经仰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睡着了。回家后小杜把我扶到床上,侧着脑袋跟我说,我对你今天表现特别满意。我的脑袋嗡嗡作响,于是搂住她的胳膊说,谢谢领导。

对岸的防波堤上闪耀着光彩鲜亮的景观灯,像一条飞机的跑道,正在等待什么东西穿透夜幕降落下来。散步的市民此时大多是准备回家,人影摇动,漫漫地向外四散而去。小杜还是没有回我的消息。那位环卫工人走到我近前,伸出一把钳子往我脚下扒拉,长椅下面有几个易拉罐。我站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冲他点点头,想表示一下对他敬业精神的赞赏。他六十多岁年纪,可能来自外省,早年在开发区打工,上了岁数后改了扫大街,一般两班倒,凌晨四点半到下午三点,下午三点半到夜里十一点,工作时间充裕也灵活,能自由休息和溜边儿,一日三餐自己安排,如离家近,可以回家吃,多数时候午饭自带,晚饭必回家,喝高梁烧或者荞麦烧,超市常见的二十斤桶装,性价比最高,一个月两千二,夏天有高温补贴,一般不发钱,用两箱王老吉代替;也可能是本地人士——进城投儿奔女的农民或者是旧城改造后无处可去的贫民,前者儿女应该已经成家,乡下亲友大多身殁,田地租给他人,无所牵挂,进城养老,但城里日常吃住花费都有迹可循,横竖是闲不住,于是出来找点活干。后者儿女可能成年,也可能未成年,相对有些变数,早年可能是集体企业工人,服从组织安排下岗,二十五年以下工龄的买断费在一万五到两万五不等,有技术职称可能略高一些,接着几年,伺机再起为国分忧,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极有可能另吃一份低保,在街上工作时通常带着口罩,怕遇见熟人,主要是怕社区领导。在黑暗中,人怎么认出另一个人?甚至在光明之下,我们都不见得能互相辨识。但在纸上,在档案上,在书写的历史里,人的轮廓逐渐清晰,骨肉俱全。至于谁是谁,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干了十几年,经手案卷无数,卷中人生无数。闲坐时,常常觉得惊奇,人生浓缩在一沓纸上,接受法律和他人的审判,无论崇高或者卑劣,所有人别无二致。

老头将空易拉罐一一踩扁,拾进蛇皮袋里,又用红色尼龙绳把口扎紧,挂在垃圾桶上。不远处走过有几个穿着鲜艳睡衣的中年妇女,她们在哪里都能找到家的感觉。小马的电话又打过来,我等了半分钟,最后决定面对,她问,你在哪里?我说,在外头跑步。她说,我在我妈家。我说,挺好,有事?她说,没什么事情。我说,没事挺好。她没说话。我听到轻微的啜泣声,问,他又打你了?她还是没说话,我接着说,都是吃法律饭的,总得讲点道理。她说,讲道理也轮不着你,你老婆现在怎么样?所有认识我的人,只有她还把小杜叫“你老婆”,好像小杜如果不是我老婆,那我也就不是我。我说,还那样。她吸了一口气说,我准备好了。我知道她说的是准备离婚,她很早就有这个打算,但一直没下定决心。离婚本身挺正常的,就像结婚一样。不过有一说一,他丈夫开始动手的时候,我跟她还没什么特别的关系,但现在我总感到有点愧疚。我在大学里上的是法学专业,因为数学底子差,所以民商法那块相对薄弱,反倒是出于兴趣选修过一年的犯罪心理学。讲课的是一个老教授,说话慢条斯理,他很少照本宣科,多数时候讲得是愧疚,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罪犯,要让我们明白“宽恕那不可宽恕的的”意义。我从来没有对小马说过宽恕之类的话,毕竟,理解“宽恕的意义”比应对具体实在的生活要轻巧容易得多,我只是希望她想清楚,这听起来好像不大负责任,但我觉得实在重要,当事人想清楚了,很多疑难的案情都能迎刃而解。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想清楚”是一个最终的回答,想清楚以后办的事,说的话,都需要自己完完整整地去承当。

刚离婚的时候小马问过我有没有什么打算。我听得出来,她想我给她一个信号,但我做不到。我说,以前没想明白,但我现在想清楚了,自己捅的娄子,得试试自己补上,我是无所谓,但雪花还小。她说,你不但是神经病,还是王八蛋。

九点一刻的时候我上了跨江大桥,大桥分两层,上面走机动车,下面走行人和非机动车。引桥被设计成螺旋型的结构,据说出自某个享誉海内的桥梁设计大师的手笔,蔚为壮观。越往桥当中走,风越大,我得控制好呼吸的节奏,让自己从气流和气流的间隙中穿过去。跑步看起来是肌肉的运动,其实调动着全身的器官,肉体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的多,更弗论在此之上的精神国度。一旦把感官彻底打开,风灌入毛孔,光照亮七窍,世界自由地与身体产生互动和交换,你就生成了另一个你。

跑过桥当中的位置,小杜终于给我回了微信电话,我接起来听,那头却是小雪花。小杜的微信头像是小雪花的照片,自从雪花学会用手机发语音和视频后,我常常会期待电话那头到底是谁。她问,爸爸你在哪?我说,爸爸在跑步呢,你在干嘛呢,妈妈在吗?她说,妈妈刚下楼,爸爸你明天回来吗?我说,爸爸明天去兴趣班接你好不好?她说,我明天不想去,王老师很凶。我说,王老师是你的新老师吗?是不是很严厉,你有没有惹她生气?她说,没有!可我就是弹不好......我说,雪花乖,明天下课咱们去吃麦当劳好不好,如果你现在乖乖睡觉,我再奖励你礼拜天去动物园玩好吗?她说,好,我想去喂小猴子。

离婚办手续那天,小杜跟我都请了一天假,民政窗口的大姐办的很利索,也没怎么劝我俩。我有点不高兴,重点不在劝不劝,但你不能装得好像我就劝不了似的,起码该有的流程得走一遍,这是工作态度的问题。我宣读过那么多判决书,这次反倒让人给判了个结实,这对我来说,是个心理障碍。接下来的半天,我们带了小雪花去动物园,计划让她喂次猴,之前吵了好久一直给她欠着。那天游客少,猴山例行清扫,别说猴子,饲养员都没看到。于是改去看一条说是南美运来的蟒蛇,我觉得挺好,能长知识,但小杜觉得吓人,我俩为此喉咙响了一阵,小杜带着雪花转身走了。我自己逛了一圈,稀里糊涂转回猴山,一个老头撅着屁股在那掏排水沟里的垃圾,饼干盒、塑料袋、汽水瓶啥的,是个累活。我喊一声问,今天还有猴子没有?他挺直身板,手搭凉棚,看啥猴,今天猴休息,要看你看我行不行。

我想了想,就跟雪花说,好,不过如果妈妈回来告诉我你没有睡着,那就不能喂小猴子了。她说,爸爸,刚才有个叔叔来——后半段是一声关门响动。电话到此结束——那应该是小杜回家的动静。

我接着跑。一艘运沙船推开江水,从桥底钻过。夜里行船,大多超载,吃水线很高,破浪声沉闷无比。跟小杜搞对象那时候,我们分别住在两岸,每天下班一块吃完饭,我得送她回家。一次走在江边,远远看见一叶渔舟,孤独而坦然地漂着,夜空干净如洗,独有一轮圆月低垂,她挺兴奋,觉得有点意境,毕竟现在不大见得着,非要站到栏杆外,让我给她拍几张照片。渔船有什么好看,我是浙江人,从小见多了,但不想扫兴,拿出手机拍了几张。她抱住我的胳膊问,你会划船吗?我反问,为什么这么问?她说,咱俩退休就买条船周游世界。我说,靠人力划着周游世界,我看悬。她说,我就那么一说,你真没劲。我说,这世界就这么点儿大,哪跟哪都差不多。她问,你见过?我说,没有,猜的。她说,学法律的是不是都跟你一样?我说,那不可能,我仅代表我个人。她学着我说,这世界就这么点儿大,谁跟谁也差不多。我说,那也不可能。如果人人都差不多,那么我们应该更容易地理解彼此。事实正好相反,因为人理解不了人,所以才有我们这碗饭吃。她说,真能扯淡,你有这碗饭吃,还不是因为我爸。我说,你说的对,所以我们都是有限的。世界也一样,看似风景无限,其实不离其宗。她说,你学历是真的吗?听你说话像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我说,真好。她问,你怎么还觉得自己挺美的?我说,不敢,我是替你老师高兴。我的语文老师已经去世,再也没有机会说话了。

竹林小区外,我站在“煮石楼”茶馆的招牌下抽了根烟,老赵没出事之前,经常约我来这,喝茶打牌。他自小在附近长大,认识不少街坊,即使我不来,他也能在茶馆里泡一天。

真正的竹林巷已经被埋在了地下。我曾在历代县志里寻找关于这条街巷的资料,一无所获。后来我在省城参加业务培训,趁着周末逛了逛省图书馆,居然在一本过刊上找到一篇相关的旧文。那是一份省委宣传部和省史志办联合印发的杂志,刊名叫《野遗》,也不算是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专门刊登各个县市的历史故事,有的比较正经,一五一十,东引西证,虽然看不懂,但能看得出作者是个认真的人。有的比较有趣,讲一些民间传说,翻来覆去告诉你这里是多么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大多数是回忆文章,或者是口述史笔记,像可乐里的气泡一样,它们一个接一个踩着差不多的频率,出现,炸裂,互不干涉又彼此紧密联系。而我看到的正是这样的一篇文字,作者是本县人士,文章主题其实是追忆一位在殡仪馆看大门的哲学教授,捎带着夹了一个口耳相传的关于竹林巷的故事。

传说竹林巷本来只有百余步长,七八尺宽,巷内人家不过七八户,以担粪卖肥为生。巷口原是一方官塘,塘边长有一片竹林,因此得名。元末,朱元璋的义军攻打本县,久攻不克。而时近岁末,天气寒冷,军中急发冬瘟,染疾者五六,病殁者一二数计。大将常遇春无计可施,通告三军,如有祛疫之方者,连升三级,待攻下城后,大军分毫不动,先让献方人取掠三天三夜。翌日,有一女子帐外求见,自言家住县内竹林巷,有治病的药方献上,但求将军得胜后放过城内百姓。故事到这里,我便猜是杜撰。后来我转述给老赵,他并不认同,他自小住在竹林巷外,类似的故事多有耳闻。他说,如果纠结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那大家都没有谈论的必要了。我不是很理解,作为一名法官,一名人民的审判员,这样说话有些不负责任,至少不专业。他又说,后面的故事我知道,常遇春破城后连屠了三天三夜,才算给那些病死的军士们报仇。至于那个女子,无论是被人侮辱后自寻短见,还是被砍做三截挂在城头,都不重要。甚至这个人到底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不重要,哪怕没有这个人,也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发生过什么。那天我们正坐在“煮石楼”,天色阴沉,快要下雨。

街上,有几辆出租车停着,车内空无一人,都打着客满的红灯,三四个等着换班的司机在马路牙子上闲聊,刷着手机,我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他们不约而同地闭嘴,注视着我,仿佛能从我身上获得一笔新的谈资。我斜睨一眼其中那个穿夹克的男人,他靠在一辆桑塔纳的车门上,浮白的鬓角和刀剁一般的抬头纹让我有些吃惊。这个世界的众妙之一在于我们随时可能遭遇到那些终结神秘的时刻,但仅凭我们自己,是无法辨识的。我从那个男人想起老赵,想到他倒在办公室的那个下午,想到他像一条脱水的鱼在地上无声地翻滚扭动。他因心口疼痛而迅速堆积的皱纹,一定比这个男人更深刻。虽然我曾试图去想象老赵在弥留之际时经受的痛苦,但实际情况不允许我这么做。此刻我突然明白,也许老赵的痛苦和我眼前的这个男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在某扇门的面前,等它打开。

老赵一直在刑二庭,跟公安和检察院玩了多年斗兽棋,技术精湛。领导对他挺器重,年年先进都忘不了他。相应地,越能干的人也越被人民认可,所以也越来越紧密地和基层团结在一起。我回城的那一年,院里食堂搞装修,是个大工程。大家错峰就餐,挺有礼貌——跟错峰出行,错峰用电一个意思,就是大家谁也别挤谁。我和老赵往往都是最后两个去食堂吃饭的人,彼此都能明白,为什么愿意最后来,也许个人心里想的不一样,但旨归是相近的。就像那些身负机密情报的地下党员,对一眼就知道是不是自己人。我跟老赵也是,我们都属于那种跟集体活动提不起劲的人,尤其是我。小杜周末没事就让我去她爸家,按说,孝顺老人本是分内,“丈人比爹大三分”,我们老家也有这样的俗话——试想人把女儿嫁给你,替你家传宗接代,是多么伟大的付出。但是小杜的父亲家一到周末,登门者接踵不断,如过江之鲫。我有时候甚至在被窝里问小杜,你是你爹亲生的吗?小杜说,废话,你不睡觉抽什么风。我说,是就好。老跟外人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我差点以为你要开除我。小杜抱住我脑袋问,这么说你开窍了,不想跟外人一起竞争还不多去刷几遍我爸的好感。我说,我就是这么一问。小杜说,那你问屁,你一点上进心都没有。我把手搂上去,说,别误会,我也没说不向组织靠拢不是。小杜说,去去去。用得着你?!

老赵被开瓢之后,我去医院看望他,正巧遇上报社的人来采访。采访记者姓邵,我也认识,是专跑政法线的。看来领导对此挺重视。我原以为这样的故意伤害案件在报纸上,最多只能上民生板块的中缝。这还是因为被害人身份特殊的原故,一般人莫说被人敲破脑袋,就算敲掉脑袋,又有几个能上报纸的。我不便打扰,就走到住院部走廊的尽头,那里有个保洁工作间。我拿烟出来抽,身后走过一个人来借火。我见他没穿病号服,就把火机给他,他翻遍身上的口袋,嘀咕说我烟呢。我送上一根,他赶紧道谢,接过后放在鼻子底下使劲闻了闻,我觉得有意思,问,探病的?他说,我是刚出院。我问,啥病啊?他说,肠癌。然后给我看了看他的手牌,系在腕子上的一条塑料软带,上面写着住院信息。我看不懂,问,大夫让你抽了吗?他说,我都出来了我还管不了自己?我说,没人能管你,但是你也得听人劝。他点点头,明白。然后把烟点上,抽一口咳嗽几声。我说,一会你家里人如果问你,可别说是我给的。他说,你怕什么,我没人接,自己回。又说,名字叫癌,其实是个小病。我说,哦。抽完一根,他基本不再咳嗽,心满意足。于是他拎起脚边的一只行李袋,跟我告别。我笑着问,不再来一根?他摆摆手说,不行,干我们这行要懂节制,一根烟的工夫也许就误了一单生意,你是个好人,我在这转了有一会儿,有三个人过来抽烟,你是唯一一个搭理我的。我说,哦,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送外卖的。你呢?我说,我是法院里的,电工。他说,电工就电工,瞧你,还法院里的。以前我也干过,在电信公司修电脑,管吃住,没编制,劳务派遣,一个月工资是我们科长一半不到——你是来探病的吧?我那屋也住了个法院的,人挺好,就是跟你似的,净爱吹牛逼——你认识吧?行了,我得走了,再不走赶不上公交车。我说,我知道,他是我们那修草坪的。你慢走。他把烟头甩进洗拖把的水池里,然后转身走了。

我回到老赵病房,邵大记者已经走了。老赵头上包着纱布,像带了一顶浴帽。他一见我就问,你在这有熟人吗?我说,有,产科的一个啥主任。他说,能说上话吗,我想换个病房。我说,谁让你住这你找谁去。他说,我不是要住单间,我就是想换个病房。我看看四周,房间里有四张床,但只有他一个病人。病床之间有一道湖蓝色的布帘,跟窗帘是一个颜色。窗外阳光充足,透过窗户看出去,隔壁的小学操场上,有几个孩子在踢球。我说,反正只有你一个住,多清静。你是不是怕住病房?他说,原来不怕,原来还有个住我对面,我们聊挺好的。我想起他是被人用一块砖头给打进来的,说,人已经逮捕了,你不要担心。他说,谁说我怕那个活的,我是怕对面这个。我问,啥时候的事情?他说,昨天半夜,两点不到吧。我说,我一会给你问问。

后来老赵心梗病发的那天,他还是被送到同一家医院。参与抢救的大夫和护士们都如惯常所言,“尽了最大努力”。许多年后,我们有了一种奇怪的风俗,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及家属的丧礼要符合某种约定俗成的标准,人多了不行,会被人怀疑借机搞腐败;人少了也不行,大小是个领导,不大好看。最终大家采取的实际行动是给丧礼规模制定一套完整的流程,从参加人数、追悼会地点、仪式时间、悼词怎么写、讣告怎么发等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充满了工业时代的标准化意味。大家默默记住,循着它去死,正如我们循着其他东西而活。老赵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我为他感到可惜,他是一个分得清重要和不重要的人,理应获得与他相配的敬礼。

当我走进这个即将拆迁的老旧小区,好像走进了城市的盲肠,四下里一片黑暗,只有散开的几星灯光,从两边居民楼的墙缝里透出来。就着远处的路灯,还能隐约看到巷子口的一块空地,十步见方,被人用水泥抹过,又加砖垫高,离地大概七八寸。据煮石楼的老板说,那是块好地方,从巷子口冲外一直可以看到城隍庙的飞檐。附近谁家有人去世,就将灵堂搭设在此,逝去的灵魂得以在此暂歇。他说这话时,我们正站在老赵的灵堂外,当我冲巷子外看去时,只看到了麦当劳的招牌。

穿过这片小区,路尽头有一岔道,边上是铁围栏,里面是一所小学。这里的地利条件招来了很多卖街头零食的小贩,一到下午三四点的下课铃响起,学生们拥簇在围栏内,将零花钱递出来,外头的大人再把东西通过围栏递回去。那场面就像动物园里的笼子,只不知道是谁喂谁。老赵养好出院后,我和小杜上门探望。路过这里时,看见几个行政执法队员正在做工作,当时早已不兴暴力驱赶的手段了,改个说法叫“文明劝离”。

小杜忧心忡忡地说,如果以后孩子上学的周边环境也那么乱,该怎么办?我说,该怎么办,我看比我小时候好多了,我们那学校门口还有卖耗子药的。小杜说,真的假的?我说,你没吃过校门口的小吃摊吗?小杜说,吃过。但是她又说,主要是卫生,跟现在不能比。我说,你有什么高见呢?她说,那就要加强管理了,学校、有关部门、所在的街道办都有责任,家长也要给孩子做好家庭教育。我说,到底是我媳妇,挺厉害,你该去执法局当干部。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是,食品公司要开发些更好吃的零食,偶尔地忘掉那些所谓的健康和卫生,人进化到现在这个样子,火、肉、盐三样居功甚伟。小杜说,你脑子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我接着说,健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我们一直把孩子当作襁褓里的婴儿,自然天天担心健康问题。我们从铁围栏的拐角走出来,大街上都是下班回家的人。我又说,如果连校门口这么热闹的地方都不会有人来摆摊,那也挺吓人的。她挑了我一眼,说,大城市里学校门口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我说,那也正是他们可怕的地方。

我小时候我妈摆过地摊,卖过鞋垫、袜子,卖过酸梅汁和冰牛奶,也跟城管抢过三轮车。直到我上小学,还跟她一起去过城管大队的办公室取三轮车。那个暑假天气格外炎热,我满头大汗地举着一根雪糕站在城管局大院里,雪糕融化得极快,奶油不断淌到我的拇指盖上,我只得把它举过头顶,从最下面开始吃。此时,大院门外进来一个碎花连衣裙,那是我的同班女同学,她的名字我早已忘记,有时候遗忘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她的父亲是副队长,正牵着她往里走。我迅速转身钻到一辆小车的背后,他们可能没有看见我,而我却不能假装没看见他们。许多年后,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块雪糕掉在地上,沾满尘土就像我的母亲。

当我回到通明学苑的住宅,已经九点四十五,往常这个时间小杜应该刚刚看完电视剧。但雪花说晚上有个叔叔来,会是谁呢?我并不十分关心,只是感到一丝紧迫和无能为力。离婚协议上孩子的抚养权是划归小杜的,当时我也没意见,因为稍稍计算便知,跟小杜过对孩子的未来更有好处。现在反倒觉得当初至少应该争取一下。小杜毕竟年轻,她首先属于她自己,这是无可更改的,跟谁过,怎么过,是她的是权利。但雪花还小,她是我们这个家庭里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是我和小杜唯一的共识。我们刚离婚的时候,雪花的姥爷一直反对,离婚后也反对我们还在一块过,一如他当初反对我们结婚。他这人有个优点,什么事都讲究旗帜鲜明。他过去对我有不少意见,但在我们离婚后,反而态度逐渐缓和。一方面,送雪花去姥爷家的任务,多数由我来完成。另一方面,许是发现我同样也是个旗帜鲜明的人,无论是结婚前后,或者是离婚前后都没有给他带来过某些困扰。最近开始,我们倒是可以好好相处,有时候我送雪花过去,也愿意留下吃顿饭,或者喝会茶,丈母娘烧得一手好鱼,总让我想起仲秋里芦花飘荡的太湖。

我走进卧室,取了一套内衣,洗了个热水澡。回到客厅,陷进沙发,迷迷糊糊间,门铃响起,不知是谁,我打开门,是个男人,牛仔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我问,有什么事?他摘下帽子,对我谦逊地笑了笑,然后伸出左手的四根手指,说,您好,我的事情已办完,是特地来登门道歉的。我说,我们之间无仇无怨,你不必道歉。他说,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我马上走。我把他让进屋里,他熟练地把自己的外套和帽子挂在衣帽架上,又自己给自己换了拖鞋,走到沙发前一屁股坐下。我搬过一把椅子坐在他对面,问,你把人找着了?

他说,哥们有水没有,凉白开就行。我给他到厨房倒了一杯,他举起杯来一饮而尽然后心满意足地放下。

我问,那天你离开法院去哪了?

他说,哦,是的。那天从你那出来,我感到非常迷茫,我到过朵朵他亲妈的墓前发过誓,一定要给闺女讨个公道。我心里并不慌张,反而相对镇定。以前朵朵的妈跟我离婚,因为我没本事,从厂里出来以后,开过饭馆,卖过减肥茶,也去私企老板底下打过工,干一行倒一行,没一样像样的。后来我明白,我是没长性,没毅力。离婚后,稀里糊涂过了两年,有一次跟几个老同学去旅游,到浙江衢州看南孔庙,我是头一次听说这地方。晚上吃饭的时候,多喝了几杯——黄酒,你知道,下口不冲,劲全在后头。回宾馆后,玩命喝开水,缓了点。但夜里老起夜,最后一趟起来,大概五点多,天蒙蒙亮,我走出房间,走出宾馆,沿着大街一路往前,可能是想买包烟,没看到店开门,越找越急,越急越找,等天光大亮,终于寻着一家开门的小店,烟酒茶都有,我买了两包利群,出店一瞧,发现自己迷路,小店后面是一座大山,一条黄泥土路通到山里,前面是一片水田,四四方方,一块块用水渠隔开,别说还挺好看。我回去问店主,这是哪?他能听懂普通话,但只会说方言,叽里呱啦半天我一个字也没明白。最后我问他,我是哪来的,他指了指山里,我问,这条是回去的路不,他点点头,于是我有数了,虽然来时的路上我不记得穿过一座山,但大概那是条回城的近路。我怕人在宾馆等急了,赶紧往回走。走不到半个点,看到一个石碑,刻着两个古老的字,歪歪扭扭,我认了半天也没认出来,对面走过来一个小孩,他问,你是哪来的?我一听,说的是普通话,忙问,小朋友,你是住附近的吗?知道该去哪坐公交车吗?我要回城里。还有水没有,麻烦再来一杯吧,说的有点渴。

我又给他倒了一杯,把一只暖瓶也放到了茶几上。他喝完,问,说远了,不好意思。刚才说到哪里了?

我说,说到你到你前妻坟上发誓。

他说,对,然后我试着按你给我的电话,添加微信好友,兴许能找到点线索,但一直没有反应。我不敢耽搁,直接去车站买了去深圳的火车票,我想你们肯定在找我,等着安个寻衅滋事啥的把我办进去。我一路都在手机上关注这边的本地新闻,到了深圳没也敢住旅店,在龙华区找了个农民房,住的都是外地人,谁也不认识谁,他们每天起来上班,我每天去画家的住址附近踩点。他家是个小高层,我头一天向邻居借了身送外卖的衣服,敲开他的家门,开门的是个老太太,可能是他妈也可能不是,看岁数像,但不确定。我没着急,有些事急也没用。认了人以后,我就只在小区里蹲点,老太太生活挺规律,早睡早起,隔一天出门买一次菜,看起来应该是一个人住,每天遛两次哈巴狗,狗头上绑了个绺儿,比较好认。我观察了两个礼拜,还跟她打过招呼,她把我当成物业的维修工,有一次还让我上门给她修油烟机,我就去了。进屋以后,的确没有别人,我跟老太太聊上,才知道她跟画家没什么关系,是她儿子给租的房子,她儿子在香港做买卖,每个月来看她几趟,没有规律,主要是看工作忙不忙。修完油烟机,我琢磨一下,告诉她不能给现金,只能微信转账,老太太挺信得过我,将手机给我操作,微信里极其冷清,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便是她的儿子儿媳。我于是得以联系到她儿子,佯装街道干部,自称租户档案遗失,让他给我补一张租赁合同照片,他没有多想,或许是并不在意。

我问,然后呢?

他说,我顺利加上了画家的微信好友,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觉得自己应该愤怒,应该厉声质问、斥责,但我没有那么做。

我说,你还挺仔细,不想打草惊蛇?

不。我没想那么多。有些话,你知道,只能当面说,才说的出来,也才能说清楚。我不是杀手,不是为了让他内疚或者痛苦,我只想报仇。

我给自己也倒了杯水,看的出来,那天在我办公室,我就看得出来,你是个有目标的人。

他继续说,通过微信,我知道他到了国外,朋友圈里经常是一座修道院的照片,定位上显示是在阿尔巴尼亚的一个港口城市,法洛拉,地中海边上,气候和景都不错,有机会你也可以去看看。我买了机票还剩两千。我没打算回来,登上飞机后,把钱就打给了我闺女,心里有点忐忑,主要是不懂法,不知道会不会被押送回国。

我问,你女儿现在跟谁过?

他说,跟她后爸。他们家一大家子,对她挺好。上大学后我去看过她一趟,学的服装设计,念那玩意挺花钱,我打听过学费,一年得小两万。

我问,护照和签证哪来的?

他说,护照从深圳回来办的。阿尔巴尼亚那边现在对中国免签,最久能待三个月,挺方便。你问的真细,职业病?

我说,我抽一根,你不介意吧?

他说,我介意啥,这是你家。刚说到哪?对,到了法洛拉以后,我找到个中餐馆打工,城里就这么一家中餐馆,不过老板是个意大利人,在中国留学过两年,他太太是中国人,成都的。她没问过我啥,把我当穷游的,这几年多的是这号人。厨子是我的老本行,自己也开过饭馆,但国内国外,有些不大一样。安顿下来后,我开始在当地的华人圈子里找人,那里华人不多,基本都认识,但是谁也不知道有那么一个画家。我待了俩月,发现点规律,每周三或者周五他都会去圣母修道院写生,并发一张照片到朋友圈,文绉绉地配一段英文,我跟意大利老板请教,知道那是抄的圣经。圣母修道院在一个湖心岛上,在当地比较有名,也算个景点,我算好日子去过几次,但没逮着过人。说来也奇怪,当我离开修道院,在回城的公交车上,又总是看到他更新的朋友圈,想到中国一句古话,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但对我来说,好像反了,应该是远在眼前,近在天边。

我说,有点意思。

他接着说,外面好像在刮风,你把窗户关上吧。

我向窗台望去,果然似有大风,鼓荡着窗帘。我走过去把窗门拉好,又锁上窗扣,转身回来,茶几上留着一只空水杯。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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