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现代性：公民、安全与社区自组织

Hangyu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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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齐格蒙特.鲍曼是学术界所公认的现代性研究领域的翘楚，他对现代社会中的消费主义、个体化、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人的境况与社会逻辑的改变。身处传现代社会以及新冠流行当中，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和行动来应对现代性对人际关系的切割、公共生活的破坏以及来自于风险社会的安全挑战？

关键词：现代性；公民；安全；自组织

Abstract：Zygmunt Bauman is recognized as a leader in the study of modernity in the academic circle. His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the issues of consumerism, individu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modern society profoundly reflect the human condition and the change of social logic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In the modern society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how should we think and act to cope with the cutting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by modernity, the destruction of public life and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from the risk society?
Keywords：Modernity; Citizen; Safety; Self organizing

一、流动的现代性从何而来？

现代性的内涵诞生于世界近代以来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兴起与发展。现代性研究也是基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下的各个现代国家所产生的普遍现象与一般问题，而文中对于中国的现实的思考则是基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现实思考。

在鲍曼的理论中，对于时空的思考是一切现代性讨论的前提。当人类通过技术而不是自然力量，将旧的、传统的速度超越之后，人类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解放——不再受限制于空间的限制，而能够在短时间中通过技术到达想象中的空间（齐格蒙特.鲍曼，2002a：13—24）。而在前现代的社会中，空间与时间的紧密相连，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受到了来自于空间极大的限制与支配，当个人在空间上的迁徙不再受到阻碍时，时间就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任东景，2010）。在这样的背景中，一切可以投入的要素才能够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跨越山海阻隔，被安排进入生产与再生产，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流动的现代性的重要特征。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完全形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奠定了空间与市场的基础，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才得以最终的飞速发展，世界主要经济体才逐渐成为整体。旧有的、传统的社会解构逐渐解体，而这一切的社会变迁的总动力在鲍曼看来，即来源于经济全球化所促使的资本的自由流通，这也就是所谓流动的现代性的来源（陶日贵、田启波，2009）。同时，“流动的现代性”并不单指资本的自由流动。个人从原有“固定”群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个从原有社会结构中离心出来的“原子”，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

人与其它生产要素一道，在资本的“指挥”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城市文明与巨量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劳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异化，精细化的分工与重复繁重的劳动与人创造性活动相敌对，逐渐使劳动者丧失了生活意义感，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不能回答作为人本身意义的追问，压抑和剥夺了个体自我实现的需求（杨怡莹、薛忠义，2022）。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战后经济重建，都要求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但资本主义体系下异化的劳动并没有得到更本的改变，作为“补偿”，劳动者将注意力转移到“消费”而不再是深刻的自我实现，同时也就改变了服务于劳动者“获得—满足—幸福”的消费逻辑。

在消费主义时代，消费的主要目的不再是满足人的需求，而成为了消费本身。一切基于消费得到的满足与幸福都会随着新产品的诱惑转瞬即逝，新的欲望会产生新的焦虑与努力（穆宝清，2013），新颖的商品通过无孔不入的传媒使穷人难以忍受永不会满足的消费欲望，通过短暂的消费行为来麻痹与富人难以接受的消费差距（齐格蒙特.鲍曼，2002b：135）。这转而促进新的商品生产，其中最为有趣的设计就是“有计划报废制”——引导“时尚”消费而刻意缩短工业品的使用年限，景宇等（2022）认为该设计会“扭曲人的价值观”，殊不知这是消费主义存续的重要前提，即永不停歇地消费。以地域为边界，不同的人群创造了令人震惊的浪费和饥馑，显示着现代地区无与伦比的璀璨繁华和传统社会的衰败，巨大的浪费早已超出人类正常的需求，而这仅仅是消费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此，消费成为了“构建身份、构建自我和构建与它者关系的工具”（周发财，2008），人开始由不断的消费来定义，消费的能力与品味也成为了人与人的“区隔”，同时消费主义还掩盖了“社会经济文化分配的差异，回避了社会当中长期存在的令人不安的结构性不平等的反思性问题”（Thompson C J, Kumar A,2020），人类本身的特质则被有意识地忽视，成为了可取代的消费工具。

人类塑造了全新的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庞大而不可见的幽灵，塑造了全新的人类。个体化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入城市，集中在新规划的城市居民区，而他们不再关注旧的、传统的公共事务，无论是辗转流离的租客还是房东，每个人开始只关心私人利益，因为流动的现代性世界就是消费世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朱永良，2014），公共道德的败坏让人触目惊心，但私人化的过程肩负着现代化的任务，国家不得不逐渐退出直接的发展领域（塔杜什.布克辛斯基，2017），疲于应对流动的现代社会带来的混乱，而公民、社会与政府共同的作用决定了我们现代的安全选择。

二、共同选择的“安全”

将来自于“风险社会”的恐惧和焦虑外延到物理空间之上，私人将自我通过空间监控、高墙以及私人警卫将个体空间与社区割裂开来，成为社区当中的“飞地”，不断的安全焦虑来源刺激着对于安全的渴望（齐格蒙特.鲍曼，2002c：282）。这一分析在现实当中不断被印证，即使在犯罪率较低的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资源被投入到安保当中，几乎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及私人领域都能看到私人或国家雇佣的安保人员，同时全球最大规模的电子监控遍布城市每个角落，并向乡村扩展，私人也保有了大量的电子监控，试图通过国家、私人对安保及设施的投入缓解这种安全焦虑，对“流动的生活以及恐惧”（朱永良，2015）的投入已经远超实际对安全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安保投入对应的是越来越低的安全威胁，边际受益的递减并没有让人们反思这一行为的合法性，通过“建立障碍和墙来应对暴力和不安全的世界”似乎成为共识（Polhuijs Z,2018）。但安保设施收集的个人生物信息保护能力的低下，使几乎所有在其安保体系下“受保护”的人都在生物信息上的“裸奔”，今年来公开报道和实际地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人似乎对这一挑战无动于衷。

这背后是公众、社会以及国家共同选择的结果。个体化公民群体对公共活动的漠不关心，与群体的链接逐渐断裂而只关注自身的利益，多数人则不能控制作为公民的命运，个人最终成为公民的敌人（任东景，2010）。于是，所有人只能一边忍受无处不在的监控以及不断提高的安保开支来享受“安全”，一边又担忧警惕着“后全景敞视”（陈榕，2015），随时有可能授人以柄而成为“戴罪之人”。经济全球化、个体化、消费主义等综合原因最终造就了公共领域的“塌缩”。但不能忽视是，“后全景敞视”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对公共领域的“侵犯”是公民群体沉默，伴随国家力量的撤出。而中国改革开放后，流动的现代性冲击公共领域的“势弱”原因是国家力量撤退之后遗留的“治理真空”，刘锐（2016）在对江苏、湖北两省乡村地下教会进行调研后发现，地下教会传播的冲动直接与基层组织进行了实际上的“阵地争夺”，以至部分高校也面临着地下教会“渗透”的挑战（高永，2020），而这一切都是国家意识形态及治理存在在某时期实际撤出的结果，借用王骁的观点来解释就是“你不治理，就有人帮你治理”（原视频资料已被删除）。中国社会在流动的现代性冲击下的组织瘫软，实质是从未成熟的市民阶层和农村社区国家力量的撤出，而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忌惮使公共领域急速塌缩，非法势力则得已进入。

“有效行动的能力和决定应该做什么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Sabri S,2021）,而当国家力量强势回归社区领域时又催生了新的问题，新冠大流行带来的严格封控设施，第一次让全体公众了解到了，我们身处一个严密监控的社会，这让福柯的“全景敞视”变得“流动”起来（刘思达，2021），“确诊”、“密接”、“次密接”成几何倍数的扩展人群，在国家力量面前能够从百万人口中轻松找出、集中隔离，“确诊”行动范围的数据收集变得高效且精准，他们的行程在网络上被国家和人民“检阅”，无数人被要求“静默”家中，全景敞视主义从书本理论照进了现实，没有人、没有任何人能够置身事外。生活在疫情恐惧和焦虑的居民承受着社区基层组织权力地疯狂扩张，极大程度上掌握着我们的自由与生活质量。社会组织及自组织的不成熟让居民没有选择的可能，而在这样的“非传统”的安全威胁下，当我们回顾居民对于流动社会不安而作出的反应，令人觉得无奈又可笑，居民、社会与国家一起编织了“网”，保护了自己，也限制了自由。公共领域组织的弱势应该是现代社会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依靠于技术而不是人的集体安全在多样的社会风险面前是不可靠的，现代以来，正是因为技术理性的广泛存在与应用使现代工具对人类进行大规模的控制与屠杀成为可能（Wróbel S,2018），寄望于技术而忽视人的连结是对集体安全保障的莫大嘲讽。

三、社区自组织：通往团结之路

“自组织指一个系统无需外界特定指令，自发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结构性系统的过程”，以需要社区成员之间平等、尊重彼此权力，存在共同利益，面对多元利益诉求时寻求面对面协商解决，行动者中心，自我管理约束为特征（陈伟东、李雪萍，2004）。因为自组织与公共领域的利益密切相关，且自组织的政治色彩更加单薄，问题解决导向色彩突出，更容易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同时它关系的建立更加便捷，且中国拥有自组织的文化传统，易推动自组织的现代化发展。与此同时，自组织在公共参与的角色如同现代经济活动当中市场手段的作用，更加灵活，拥有更强的内生动力，与被组织一起发挥作用，可以与市场与宏观调控相类比（杨贵华，2007）。无独有偶，自组织也更符合布尔迪厄对于社会解构的理解。

习性理论并不认可僵化的结构功能主义，且很明显受到了符号互动的影响，所以更加强调个体主体性与社会客观性的相互渗透（斯沃茨，2013：110—114），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并非是一种僵化固定的想象，而应该充分考虑受到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影响。那么在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人与人之间符合现代的组织形式将发挥重要的能动性作用。基于上述理论，可以衍生出更多服务于社区社会工作的方法：例如同伴教育等，那么社会自组织的成熟分布程度将会影响一个社会组织文明程度。即它的政府在公共事务、公共领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家长式”的全知全能，还是“小政府，大社会”式的居民自治。自组织只是自治当中的一环，也是微观层面重要的、基础性的一环，影响着居民之间是否存在共识来达成某种目标。只有在居民自组织拥有能够有效地利益诉求表达的能力之后，与社区居民委员会、社会组织等力量地结合，才能够在群体面临安全威胁时有能力提供和维护集体安全。

在当下在社区公共领域发挥主要作用的组织是社区居民委员会，少数社会组织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最初制度设计的居民自治却难以寻觅。在部分地区，特别是在北方诸省，行政化的社区居民委员采取的过激防疫行为为疫情防控带来了十分消极影响和人道灾难。在某东部直辖市，疫情风控结束之后竟然声称从未封城，是社区自治行为。在防疫过程中，物资大量短缺、大人小孩被迫分离、中外居民差别对待、大量有基础疾病和紧迫病症的病人无法得到救治，孕妇难产、抑郁自杀屡见不鲜，而保供单位暴露出来的腐败现象层出不穷，部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濒临破产。大城市每一次封城的过程中，几乎都出现过原本可以轻易避免的恶性事件。究其根本就在于过去长期居民对于公共权力行使的漠视。

中国传统社会当中，存在各种自组织，这些组织在建国之后被彻底打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共领域只有国家力量的存在，几乎不存在民间组织。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力量的逐步撤出和社会流动性的加强，以经济利益作为唯一目标，公共领域混乱异常，但社会组织和自组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实际上也受到了限制发展。总而言之，中国基层社区当中，居民的自组织一直处于一种很脆弱的状态，始终没有发挥出表达和维护自我权利的作用。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不能够被组织起来自我服务，需要国家力量的实际进入，而行政化的社区居民自治难免会受到政府影响带有官僚和形式主义的气息，无法完整行使居民自治的职能，他们的职务合法性也来自于“任命+选举”，“唯上不唯下”色彩浓烈，要真正完全服务于居民，只有通过自组织与社区居委会及社会组织共同努力达到。

与西方发达的公民社会不同，流动的现代性在不发达的中国塑造了我们的公民性。如果我们试图更进一步，则需要经济生活秩序回归到应有的而不是统治的地位，社会自治离不开个体自治，只有公民拥有社会团结与道德责任重新凝聚原子化的个体，才能免受公民权衰落带来的痛苦（陶日贵，2009）。所以我们应当依靠的不仅仅是除社区居民委员会及专业的社会组织，居民之间的自组织是更加可靠、可行且有效的方法。

四、结语

“你对政治不感兴趣并不意味着政治对你不感兴趣”，两千五百年前，伯里克利在雅典阐明了人与政治的某种本质联系。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性将人与人冲散，行动与政治的关系则变得更加微妙且复杂。我们是继续选择漠视本应有的公共义务，走向彻底的原子社会，陷入到依靠技术和障碍来确保安全的虚幻中；还是重新与周围建立起某种连结，在先贤的凝视中保持某种团结与共识，将自己的命运紧握在自己手中。这是身处现代化浪潮中的人类所应该共同思索的话题，而我们的态度和决定都将会影响人类未来是成为自己的主人还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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