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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在我 It’s my duty 社会工作学生,研究方向:移民、大饥荒、人口与社会工作社区工作。

从科尔曼权威理论浅析苏联共产党权威系统

权威系统的崩溃是一场来自于“上层的革命”

Hangyu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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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权威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探索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一个政权来讲,从权威关系到权威系统的建立与取消,这个过程关乎政权的合法性是否充分和政权生命的长久。科尔曼的理论提供了用于浅析苏共权威建立和取消的工具,通过对苏共历史的观察分析来验证科尔曼理论的科学性,同时对苏共权威取消理论解释不足进行尝试补充。

关键词:权威;合法性;苏联解体

科尔曼认为个人自由的范围非常广泛,因为我们长期理所应当地使用它,所以“人们极少意识到权利存在于社会共识之中”[1]。科尔曼所定义的权威关系就是某人具有控制他人行动的权利——在简单的两人关系中,一人对另一人在某方面形成了权威的地位。通过社会共识,个人将一部分自由行动的权利转交给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对于个人来讲形成了权威地位,这也就是权威关系的建立,本文同样使用这个对于权威关系的定义。

在权威自愿授上科尔曼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的权利出让者基于对权利出让会对自己更好,无条件地出让出自己的权利,而权利被转让者只需要让转让者相信他的处境会变得更好;第二类的权利出让者并不认为权利被转让者会利用权威直接给自己带来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权利被转让者需要用额外的报酬对权利转移者进行补偿。但是不管怎么说,权利转让者的一系列行为都应当是富有理性的,因为“出让控制权,建立权威关系,使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2]

同时,科尔曼认为权威的重新授予会有以下三种情况发生或者同时发生:1、重大的社会混乱;2、思想处于混乱状态;3、某人拥有超高的能力。事实上,苏共的权威被授予,也就是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一、苏共权威的建立

1917年的俄国现实,是促使俄国民众重新授予权威的直接原因。“沙国动员兵力1550万,占全人口约10%。三年之内死伤及被俘人数,在600万到800万之间。”[3]战争的不断失利和引起的经济危机、粮食不足,社会革命风起云涌,彻底动摇了沙皇统治的合法性,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不仅是底层人民,就连统治阶层也对沙皇统治失望至极。“沙皇将他流放到外地2个月。这位亲王嘲笑道:‘我将会提前返回首都,因为过不了两个月皇位就要被推翻。’”[4]就这样,内忧外患的罗曼诺夫王朝,战争与和平的争辩、各种政治思潮的冲击,列宁等极具个人魅力苏俄领导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权威重新授予成为了可能。

通过二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苏共第一次直接在全国公开建立起了权威关系。在明确了要完全夺权的思路之后,苏共以自身的阶级立场和代表利益不断向民众灌输自身的价值观念以换取民众“理性地权利转让”,并以“和平、土地、面包与自由”为口号,促成了十月革命的成功,而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起了权威系统。

实际上,苏共全面夺取政权之后,争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战争没能给民众带来预期承诺的安定,“战时共产主义”让民众的经济情况没能得到好转,但是在民众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下,“战争期间,许多青年志愿参军,不计较报酬,不考虑个人安危”[5],在这个阶段,苏共的权威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促使了苏共对军队的控制发生了从权威关系到权威系统的转变。这表现在托洛茨基改变了民兵制红军,红军从民兵制变成了常备军,军官从选举变为了委任,实际上将军事领导权从地方和基层剥离,军队直接接受中央领导,形成了统一的军队系统。

维护苏共权威的重要组成力量得到了增强,各个地区的苏共武装力量被整合,并且取得了对白军战争和农民暴动的胜利。正如科尔曼“权威赖以存在的共识基础为一系列正式机构所加固,这些机构提供了支持控制权(即合法性)的有形控制,以组织人们取消权威。”[6]苏共最终在国内外战争中有力地整合了选举政治、私有经济和社会文化,确立起了苏共不可撼动地权威系统。

这里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权威关系问题——为什么苏维埃能在如此恶劣困难的环境中快速地整合权威从而取得革命的成功?而不是像资本主义政府一样快速倒台?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在国家困难时期,作为苏共党员的个体也起着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房间装饰简陋,……大多数党员都生活在类似的简朴环境中,即使高级官员,生活也很朴素”[7]。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所主张的组织架构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每一个党员都是党组织的一部分,而党员的示范也就代表着党的形象。同时,权威关系的建立不仅仅依靠党员个人的政治魅力,党员代表了党。在党需要的时候,党员获得的政治权威与政治权力必须毫无保留的上交于党。“支配者不仅把控制自己行动的权利,而且把转让这种控制权的权利都给了支配者。”[8]简单的权威转移形成的权威关系向复杂的权威关系的隔阂与差异在这种组织结构中被最小化。这最终促成“拥有权威地位的支配者把权利和资源授予职位,而避免授予任何个人”[9]这就是苏共权威建立的关键的组织基础。

但是,依靠政治和军事在对内外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战时共产主义”并不能解决国家发展和经济的问题。在国内和平时期,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就彻底的动摇了本文初所解释的苏共权威的基础,即“农民第一次为自己工作,并比城市居民吃得好些”[10]的承诺。但事实上,在和平时期的1921年春“苏俄农民中有四分之一在挨饿”[11],而“农民暴动遍及 33个省,多达100多股,人数达到3万人。”[12]不仅仅是农民,经济上的挫折反映到了政治上,全党上下民主化的争论,喀朗施塔得海军发生的武装暴动等等,对于苏共的权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为“权威已不能有效的行动,以提供法定合同规定的各种利益。”[13]

在这种情况下,兑现党最开始对于群众安定和“处境会更好”的承诺对于维护党的权威的意义就十分重大了,因为这已经关乎党和群众的权威关系是否能够长久。最终,列宁力排众议推行了“新经济政策”遏制住了经济的颓势和政治上的动乱。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经济政策”下的苏共权威不再受到挑战。“对许多布尔什维克来说,市场的恢复似乎是对革命的背叛”[14]。新贵引来的愤怒是无可避免的,工农都抱有不解,而共产党员们对于新经济政策或多或少都抱有疑虑,甚至在“新经济政策”推行前和初期,争论十分尖锐。因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的先天缺陷,是被看作政治上的“退步”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上的进步。在经济状况缓和和政治权威足够强大时,被废除将会是必然的。但是,这还仅仅是外部而来的威胁,对于苏共来讲,苏共内部还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共同的权威结构只能以某种简单的形式出现,它的内部层次不能过多,变化也不能太大”[15],然而大量的“旧专家”连同他们的官僚气息一起被吸收进入国家机关,同时官僚机构也在不断地膨胀,这让苏共的形象受到了很恶劣的影响。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演讲道“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很不幸,列宁的预言在最后成真了。

二、苏共权威的加强

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通过数次党内外斗争确立起了其垄断的政治地位。“新经济政策”被逐步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斯大林模式,由此苏共权威进入新的阶段。

为了保障工业化的农产品供应,斯大林快速推动了农业集体化的进程,虽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过摇摆,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集体化最终还是得以完成。其中具体的政治经济和自然因素在此不再赘述。我们从权威的角度去分析集体化。

“被支配者把控制自身行动的权利转让给他人……,权威的授予并不意味着为被支配者规定了所有的行动内容。因此,行动者有可能让领导者采取行动,而自己坐享其利。”[16]的确如此,虽然苏共的权威有这个能力去清理“富农”,但并不能完全兑付对于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承诺,并专门且日常地监督和督促农民全力劳动。而被抓捕的“富农”大多代表了“俄国最勤劳农民的专业知识和工作伦理”[17],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讲,这对于农业部门的生产,几乎是毁灭性地打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部门的集体化并没能达到预期粮食增产的效果。

然而从表现上来看,苏共的权威却是得到了增强。“权威系统是权利结构……其存在依赖于有关行动者的共识,这些行动者是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权威系统中,所谓“共识”就是认定权威具有合法性。”[18]在苏共抓捕“富农”时,“而在“集体化”运动中,“对于乡亲的突然失踪,只是战战兢兢地接受。”[19]在这场运动中,虽然有零星的抵抗,但对于整个农民群体来讲只占极少数。根据科尔曼的理论“只有存在共识,处于权威地位的人才拥有权利,……如果权威者从事的行动超出了共识范围,便无权行动。”[20]对于集体化运动中打击“富农”的行动,不管是受到打击的“富农”或亦是普通农户,绝大部分接受了苏共的安排。

“集体化”并不能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反而因为人力资源的部分丧失和投资缺位以及“用以保证集体利益的规范往往难以引导人们为集体而行动。”[21]导致了农业部门的减产。但是,并不是说类似的集体劳动都是低效的。苏共通过剥夺“富农”的自由,在现有的权威关系中要求其完全转移控制行动的权力交由苏维埃,并依靠权威系统中的强制力监督其为国家劳动。当这一系列权力交换之后,在现有的权力系统中,增加了新的权威关系,而在这个权威关系中,获利的就是依法控制“富农”的苏维埃。这些被流放的“富农”自然成为了苏维埃的劳动力,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基础设施、燃料和资源矿藏,这些工程和资源开发的环境都是很恶劣的,所以这些“富农”为苏维埃的工业化和边境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想要使人们对权威服从保持下去,……通过转让控制自己行动的权利,他们的处境会好起来。”[22]毋庸置疑的是,“一五计划”给苏联人民带去了巨大的希望,也的确改善了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五’计划时,工业增长了100%……特别是工人和职工的工资增加了一倍左右。”[23]这对于当时的苏联青年来讲“共产主义乌托邦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实实在在、指日可待的现实”[24]。“一五计划”的成功,满足了权威转移者们对于苏共的期待,可能还有欠缺,但“一五”可以说是让权威转移者们看到了兑现权威转移时苏共所给予承诺的可能,并且这种预感是十分强烈且具有可能性的。

这个时候的权威系统已经开始不再由权威的授予者所控制了,苏共的权威力量已经深入人心“因为只有国家才能运用法律使社会舆论趋于新的一致。”[25]苏共的权威系统开始自我运转,依靠快速发展和国家强力机关进行自我权威授予。自我权威授予,带来的是不受约束的权威拥有,会给权威掌控者带来巨大的自由行使的权力。

随之而来的就是苏共权威的顶峰——肃反运动,按照科尔曼的理论“具有权威地位的人通常拥有大量资源,他寄极大的期待于使用这些资源;因此,如果不服从这种权威,后果将极其严重。”[26]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哪怕很多人事实上是服从这种权威的,也没有逃脱这极其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斯大林说过被捕者中若有5%是真敌人“那也是一个好结果”。重点是我们应该讨论,为什么苏共的权威为什么没有被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根据科尔曼的理论“这是非自愿的权威关系,它表现为权力的充分行使。被支配的行动者视此种权威为合法,权威的行使与被支配者利益部分一致。”[27]对于庞大的官僚体系来讲,肃反运动不仅仅是一次打击,对于有些人来讲却是一种机遇“属下随时准备揭发上司,以取而代之”[28]。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官僚系统没有反抗的全部原因,“向党证明自己清白的深层次渴望,很容易抵消任何试图抵抗的想法。”[29]大多数党员的政治思想起源于列宁时代,当面对来自党的委屈时,大多数党员的第一反应是“如果党有要求,他们也愿意承认对他们的指控”[30]。

不管是出于对地位所控制的资源的向往,还是对于党的信任。肃反运动瓦解了官僚体系中的反抗,重新塑造的官僚体系中对于斯大林的无条件地服从和信仰成为了政治原则。

当然,如果斯大林仅仅是依靠暴力机构来加强权威很明显是不能够长久的。因为社会将很容易陷入群体撤出权威授予地消极抵抗状态。于是,“在依靠强制力维持的权威关系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交换,具有权威的一方必须保证服从命令的下级各方面的状况越来越好,否则这种权威关系无法稳定”[31],于是“苏联领导干部与劳动者在支配生产资料权力方便和在生产劳动地位方面的巨大差异、与此密切相关的二者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普通群众对领导干部特权的强烈不满”[32],在后面我们将详细分析,至少在这个时候,党员干部的特殊待遇,为苏共内部权威的加强,增强党内权威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种权威组成下,“在共同的权威关系中……行动者把过多的权利转让给中央权威,其结果,影响了被支配者的独立行动。共同权威关系的严重局限性在于它必须依赖被支配者与支配者目标的一致。”[33]也就是说,权威的加强十分依赖于权威授予者与权威掌握者的在多个方面的利益一致,一旦两者在多个方面产生了利益冲突,那么共同的权威关系就会受到双方目标不同的影响而被削弱。

三、苏共权威的重塑与解体

权威“后遗症”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留下,苏共领导人都曾试图改变苏共权威关系来修正权威系统,但这并不能根本上解决苏共权威遗留下来的问题。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尼夫希望能够通过均衡发展经济来修正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经济上的“畸形”;试图消除各个阶层职业的差别以达到所谓的“苏联人民”来缩减社会的人群的区别等等。

从结果上来看,这的确提高了群体撤出权威的成本,因为“此种退出经常招致一定的损失,其吸引力因此而减弱。”[34],越发发达和文明的苏联社会阻滞了苏联人民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撤回权威的冲动,因为日益发展的社会和广泛地平反给了苏联人民新的希望,也带来了巨大的撤出权威的成本。“我们这代人将活在共产主义”也就是说任何试图撤出权威即消极对待的人,将为他个人和家庭失去极大的可能性。哪怕在斯大林时代和苏共权威里遭受过伤害。并且个人取消权威从社会上来看是无效的,因为“权威赖以存在的共识基础为一系列正式机构所加固,其中包括警察和军队。这些机构提供了支持控制权(即合法性)的有形控制,以阻止人们取消权威。”[35]

也就是说,哪怕个人到群体取消权威是理性的,但是当个人作出这样的决策都是不理性的。因为在相互不能完全有效沟通的情况下,取消权威也就意味着个人和家庭在现有权威系统中的可能性丧失和权威系统的阻挠,代价是巨大的。而苏联的政治笑话其实就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因为它一定程度反映了苏联人民开始尝试建立私下的“有效沟通”,这期间的“有效沟通”不再像斯大林时代那样受到广泛地监控。

经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尼夫两代苏共领导人的努力,各个阶层的差距在逐渐取消,按照分析,这应当是加强权威系统维系的,却“在苏联社会结构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中,孕育了消极后果”[36],因为在苏联权威系统维系的过程中,社会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党的最高限额”实际上被废除。从斯大林时代的“特殊津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腐败四处蔓延,而且得到领导层的容忍”[37],加上各种“特殊供应”,实际上苏联社会在向两极分化,但,苏联的社会性质理论上是不允许贫富差距存在的,但是这在经济停滞的勃列日尼夫时代,这样的趋势越演越烈。

这种情况符合了科尔曼支持的“相对剥夺理论”“条件改善较慢的人对此不服气,……条件得以迅速改善的毕竟是少数,因此挫折感普遍存在。”[38]这样的反应集中体现在苏联的政治笑话上(列如:苏美的工厂门口的汽车归属和国家装作付工资工人装作干活),这其实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因为人们开始公开表达自己对于相对剥夺的不满,但是这种情况在勃列日尼夫时代中后期并没能得到根本上的改善。这种期待和现实的差距,会带来巨大来的受挫感,产生反叛的情绪。

更要命的是经济的“短暂停滞”,根据科尔曼的理论,取消权威之前应当有一段经济繁荣时期,在这个时期,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获得更多资源的机会还是存在的。但是当经济停滞时,就会带来受挫感,这一次比“相对剥夺”更为强烈,因为发展的机会在快速缩小。

在民间,在斯大林逝世后,政治上的异见者在逐渐增多,因为“挫折感的产生起源于某些变迁,……或至少人们认为参与造反不致立即遭到惩罚。”[39]这个变迁有历史文化上控制的放松,和政治氛围的宽松有关,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国内外的反对势力,进一步加快了文化上取消权威的步伐。

但是,民间的反对力量并不是苏联最终解体的原因,“群起撤出权威的合法性并不足以导致政权更迭。”[40]根据一份苏联解体前的调查,76.4%的苏联人愿意保留苏联。(数据取自《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社会研究》第三页)那么权威的取消实际上与大多数人关系不大,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这场权威取消,是来自于上层的背叛。

接下来我们将用另一种视角来解读苏联权威的解体,希望能够部分补充科尔曼权威取消的理论不足。同时解释为什么背叛来自上层精英。

四、对科尔曼理论的补充

在分析相关的问题时,产生了两个问题:1、“短暂经济困境”理论是否对苏联适用;2、如果是“来自上层的革命”,那么控制权威的人是否也受到了经济停滞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两个问题:

“教育良好、身居都市的大众所需要的是更高水平生活”[41],众所周知的苏联产品质量问题和分配问题,让“更高的生活水平”的单个问题变成了“量和质”的双重问题,并且“单一化”的苏联人民不再是发展城市,伤害农村。这样的追求几乎是所有苏联人民的追求,而与权威控制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加大,是人民消极对待权威,甚至取消权威的重要因素,因为感到“被剥夺感”的人群是加大了,集群效应会让这种“痛感”更加明显。并且,苏联的经济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符合“短暂经济困境”的基本前提条件。

我们常常忽略掉在经济停滞中的权威控制者们,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来对抗经济停滞带来的对他们生活不良的冲击。但是当他们自己主动取消苏共权威系统,建立新的系统时,分析他们取消权威的意义就十分必要了。

苏联权威的控制者们是不被允许把权力当作“遗产”的,但是他们的子女是“较容易进入最好的学校”[42],也就是说,文化权力地继承并非不可能。在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之后,管理官员突然发现改革会有巨大的获利空间,这也加快了对于经济巨头的形成。与此同时,干部终身制对“稀缺社会资源分配的封闭……国家的高层精英人物实际上已经停止从下面补充人员”[43]。换句话说,寡头正在形成。

经济和文化权力的垄断加上政治权力的长期持有加上经济的停滞和不断促进自身环境的改善的原始冲动促使权威拥有者不得不思考如何攫取更大的权力来扩大自身利益集团的寡头地位。

同时,寡头们也看到了经济问题的积重难返,如果权威“至下而上”的取消的后果对刚刚形成的寡头集团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将会是新一轮的“大洗牌”,但,如果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不仅不会破坏利益集团,相反,利益集团将会获得更多的廉价的国有资产和最高权利——加盟国的主权,彻底的寡头将会形成。那么解散苏联共产党将会是最好的选择,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失败也会与利益集团无关,一切失败的责任都会被归罪于苏联共产的权威结构。

经过长期高度集权的权威系统统治的苏联人民其自身是没有集体取消对苏共权威的能力与意识的。唯一具有这样的权力的集体就是各地实际上逐步形成的寡头。而在苏共权威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时,寡头为了避免潜在的“自下而上”的权威取消,索取更大的权威利益,所以采取了分割苏共权威的行动。而将在这长期的权威系统历史时期的错误归罪于苏共,通过这样的办法,摆脱了自身寡头集团罪恶的谴责。

而我们需要补充的理论是,权威系统达到极端面临不可避免的衰退之际,权威的重塑是一件必然的事情。然而重塑权威需要从上至下的变革,一旦上层放弃了对于权威系统的维护,而是撤出权威,权威系统的维持功能就不再存在,权威系统的崩溃就从下而上展现出来。但实际上,权威系统的崩溃是一场来自于“上层的革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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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17] [英]费吉斯,毛俊杰译:《耳语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7页。
[18] [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28页。
[19] [英]费吉斯,毛俊杰译:《耳语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8页。
[20] [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32页。
[21] [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32页。
[22] [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23] 戴隆斌著:《斯大林传》,成都:天地出版社,2017年版,第298页。
[24] [英]费吉斯,毛俊杰译:《耳语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页。
[25] [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26] [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27] [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28] [英]费吉斯,毛俊杰译:《耳语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1页。
[29] [英]费吉斯,毛俊杰译:《耳语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6页。
[30] [英]费吉斯,毛俊杰译:《耳语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7页。
[31] [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32] 黄立茀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社会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33] [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34] [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28页。
[35] [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28页。
[36] 黄立茀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社会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37]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孟鸣歧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38] [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37页。
[39] [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46页。
[40] [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31页。
[41]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孟鸣歧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42]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孟鸣歧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43] 黄立茀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社会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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