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的汉娜
地下室的汉娜

即使一切已经太晚,现在放弃也还太早。一个写字的人,一个记录的人。

此地的流离(一)

今天刺痛我心的新闻是北京强制隔离未离京武汉籍市民。

其实也不是今天的新闻,类似的武汉籍居民的遭遇,几天前已经耳闻。当事人微博现在已经删除,今天看到的是另一个故事。但也正是类似的情况接连爆出,才更让人担心。这看起来不像是社区的工作草率失误,而是确实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作为背景。

距离武汉封城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有余的时间,即使是最后一批出城者,此时也已经足够隔离两个周期了。但强制隔离的依据只有一个,不是旅行史、也不是接触史,而是身份证上的三位数字。这是户籍制度——当代apartheid——在特殊时期的又一次具体呈现。

武汉封城那一日,从官方媒体到普通网友,大家发出的文字、图片、漫画、视频,让“武汉加油”这个主题刷了屏;随后网络大辩论,此时的武汉更需要“风月同天”还是“武汉加油”,甚至闹出了把武汉比作奥斯威辛的笑话。然而此刻,这些在自己的居所“无家可归”的武汉人,让人困惑这些“油”到底加到了哪里去了?

热干面不会在乎加不加油,城市的草木街道也不需要加油。需要加油的是那些在风暴中心苦等春天的武汉人,更是那些等待一个床位和医疗救助的肺炎和非肺炎患者。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一个常识性的道理不得不一次次重复:“要看见承担灾难和代价的具体的人,要把人当人”。但这样简单的常识,要穿透傲慢的官僚体系,实在是太难了。“加油”两个字背后,如果没有对具体的人的关切,无论它是雅是俗,都不过是一种虚伪。争论虚伪的姿态是不是优美没有任何意义。

今日的北京,一个强大国家的首都,一个国际化的都市,一个汇集了各省各地的中国公民的现代城市,武汉户籍(甚至一些非京籍)却成为了一种“原罪”。没有人应该庆幸自己不是武汉户籍因此不需要被强制隔离,包括北京人自己也不必觉得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这甚至不是“下一次这样的事情会轮到我”的问题,而是这一次“这样的事情”已经轮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头上。强制隔离的发生意味着仅仅通过户籍来限制公民的自由是被法律允许的,尽管它蹩脚地借助紧急状态的名义。它意味着真实的生活轨迹和自主行为——无论我们拥有怎样切实具体的证据——是可以被身份证上的几个数字轻轻抹去的。如果我们不同意这种轻飘飘的抹去,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沉甸甸的暴力。

多种原因地作用下,近几年来,国家强大这个概念被和“力量”紧紧捆绑在一起。最显眼的力量显然是武力。在阅兵大典上普通人对于先进武器的崇拜和赞叹,并以“东风快递”之类的段子向“假想敌”炫耀,在一个全球化的和平时代多少有些难以想象。但是武力的概念包含着“对外”的意向,力量的对内体现不需要精密复杂的高端武器,而是以暴力为支撑的,国家强制力和实践它的体系。但国家强制力的展现是精密隐晦的,它不需要被看见,不需要弄出暴戾狂躁的声响,甚至不需要咄咄逼人的语气。在那些被请“喝茶”的记录中,你能看到客气、礼貌乃至理解,可是强制因此消失了吗?当社区、物业等多种嵌套在国家暴力架构内的主体要求未曾离京的武汉籍居民隔离的时候,你也看不到肢体冲突,但支撑着他们不去提供解释、不接受任何在京证据的却依旧是强制力。

国家需要以暴力支撑的强制力,国家也是因为暴力的普遍存在而被需要,国家不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地方,这一点无关于政治体制。但国家的强制力可以在两个方向上生长。多年前我曾读过一位俄罗斯学者研究普京治下俄罗斯的著作,他将国家强制力分为两类,一类称作“日常强制力”,是指国家保障其治下公民权利和社会整体治安的基本能力——自由的保障是以对自由的侵害者的强制作为必要条件的;另一类则属于“特例活动”,是超越一般法律范畴甚至非法的执行指令。普京治下,国家强制力在日益增长,给人一种明显的国家在变强的观感,但俄罗斯的情况——根据作者的研究调查——是前者的持续弱化和后者的持续加强。

当代中国也在跌落进同样的圈套。在家暴、强奸、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面前,一个强大的国家似乎再让受害者们频频失望,报案困难、立案困难、受害者把自己伤口撕开诉诸舆论才有案件调查获得推进的可能。但另一方面,言论、创作、甚至思想,等来的是严密的监视体系,和从高密者到执法者的密切配合。清理“低端人口”这样的大型整治活动也能“高效顺利”推行。疫情自身就是一种特殊状态,更为政治上的“例外状态”大开方便之门。有人说,“一刀切”的应对方案是“懒政”,但是,从户籍身份排查、派遣工作人员上门通知、带人,再到安排强制隔离的地点、物资、人员,这一套注定要受到种种阻拦的过程并非像一个“懒惰”的政府部门愿意设计和执行的,相反,公允的评价恐怕要说太“勤奋”了。从表面上看,你会感到这是一个强大的体系——它可以细致深入到个体的家门口,排查、访问、蹲守,但这样的强大是令人恐惧的。它对你无所不知——身份证号码、籍贯、地址,又一无所知——对你真实的行动历史面前无法理解、无法消化,也毫无兴趣。这不是国家在执行“日常强制”,而只是在例外状态中进行“特例活动”。它表面诉诸的理由是防疫,但是实际的原因也不过是三个字——“它可以”。

期待一个强大的国家、盼望自己的国家变强大,不能说是一个道德上有问题的愿望。但什么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不是一个依靠模糊愿景可以缔造的宗教式想象。如果国家强制力不断为自己寻找例外状态来展示果敢、效率、决断,对常规的程序、法律鄙薄轻视,甚至将后者污蔑成低效、迂腐,这样的“强大”必须被质疑。流离在自己国土上的湖北人,是昨天的你我,是今天的你我,是明天的你我,是强大国家的“不惜代价”。个体自然对国家会有众多不同和复杂的感情,但是爱也好,崇拜也好,期待也好,信任也好,国家的本质是公共的强制力,它需要被抛开、观察、反思, 而不该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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