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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一):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他是那么的平庸无奇,总是热情地像个好人,却能说出做出最恶毒的事情

Richard Pipes在给《斯大林传》写书评(Stalin: ‘He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Them’.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15)时说道,大多数俄罗斯人对政治毫无兴趣。…… [他们]的生活不同寻常地个人化,这使得他们成为出色的朋友和贫困的公民。忙碌于个人生活已经拼尽全力,即使缺乏公民生活也无所谓,这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也是不陌生的。即使哪天荒诞离奇的事情穿上皇帝的新衣降临到自己头上了,普通的国人还都能保有相当坚韧的克制力去陪着这皇帝玩几年。

从共同文化影响上来讲,尽管不利于法治社会的建立,这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特有的差序格局中克己复礼的道德观(费孝通. 乡土中国. 1947)所产生的影响。但从外因上来讲,我们要意识到这是一个如北京折叠但比其更复杂的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思考的人之间有着对这个社会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之间没有互通的共情,也更谈不上理解合作。我们会看到的是,一边是为国为民奉献良多的自我感动,一边是人如蝼蚁命如草芥的随波逐流。

在我的身边就有这几类完全无法互通和理解的人,我今天就来讲讲他们的故事:

平庸之恶:他是那么的平庸无奇,总是热情地像个好人,却能说出做出最恶毒的事情

我们听过这样一句话: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Żaden płatek śniegu nie czuje się odpowiedzialny za lawinę.”. Stanisław Jerzy Lec. Poema gotowe do skoku. 1964)。这句话或许比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White. What did Hannah Arendt really mean by the banality of evil?. Aeon. 2018)更加出名,但平庸之恶,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每一个拥有着人身人脑的个体却如此浅薄地觉得自己只是一片随风飘扬的雪花而已,当雪崩发生时,他们只会轻而易举地说所有的雪花都这样,我这么微小又没想要让雪崩发生。

汉娜·阿伦特指出,平庸之恶的根源在于社会的普遍道德原则崩溃之后,个体独立思考能力丧失,从而使得一个社会没有了明辨是非的标准。我觉得在当今社会,平庸之恶在于小小的个人与时代和历史责任的脱轨,认为自己仅仅在服从上级,而服从是被称颂的美德。

千百年来我们的教育只教人如何服从成为平庸,来服务于国家秩序的强大机器。我们被剥夺的是自由思考的权利,久而久之成为了屈服于自己惰性放弃思考的平庸之辈。而这才是真正让恶之花盛开得无法无天的根源,红卫兵如是,白卫兵也如是。这些人除了被灌输的意识形态之外,早已主动或被动地失去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再加上春药一般的所谓权力的加持,他们还沉浸在自我感动之中不能自拔。殊不知方向错了,越努力越错,越努力越成为罪恶的帮凶。

大伯A就是这样成就平庸之恶的人。在我老家这个三线城市,成长在一个参加过抗战的党员干部家庭。作为干部子弟还是长子,那种被社会给予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他从未思考过这种优越感和它背后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或许可以说,从出生到成长,这种优越感所带来的光环和舒适从一开始就剥夺了他思考的权利,而他也应着这优越感自然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

文革时代,作为红卫兵的大伯毫不犹豫地大义灭亲把自己的父母送进了牛棚,并且扔下自己的弟弟妹妹在家不闻不问,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参加大串连南下北上去各地煽风点火。这是党员干部红卫兵的优越感所给他的特有的权利,父母之爱怎能比得上党的恩情和如此宏大的文化大革命的叙事,即使后来在山东串连时得了流脑差点半条命没有了,他也觉得这是这辈子干的让自己最骄傲的事情。至于对不对,这也不是他所考虑的。在神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但凡有丁点个人的思考,那都是对毛主席的不敬。即使文革结束之后,他也未受到太大的影响。他或许这辈子都从未有独立批判性地对他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进行真正的反省和思考。

作为党的优越感的一部分代表党的意志最合适不过了,所以甚至在退休之前还能官居副处级的县检察长。退休后的大伯仍积极参与社区居委会活动,在新冠开始的时候就成为了社区志愿者大白。每天的家族微信群里,分享的全部是其自己感动自己的白卫兵视频,不是跳舞就是投票,时而还会用与他和蔼相貌判若两人的最恶毒的如“千刀万剐、凌迟”之类的话语去抨击疫情防控不配合的群众。即使后来自己在新疆旅游无理由地被抓进了方舱,自己也遭了很多无妄之罪。可国家电视台来采访时,他居然能秒变官腔,用统治阶级居高临下的特有的话语体系进行自我审查和美化完成了新闻联播都不需要剪辑的采访片段。

三姨B虽然出生农村,但和大伯A一样也是这样成就平庸之恶的人。三姨出生在AH农村,是三姨夫从上海插队到农村时认识并带回上海的。三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个特色,就是什么事情都必须是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一旦要她辩证地看待一个问题,她就诉诸情绪化和个人攻击,因为那是超出她理解范围的世界了。我和我三姨的接触不多,从小到大其实也并未见过几面,但是感谢移动互联,为我打开了一个曾经完全不曾了解的三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三姨的微信视频号里最常点赞的视频就是,一个口音极重的男或女抑扬顿挫地背诵着“现在国家开始铲除卖国贼,清洗汉奸和外国间谍,咱们也要全民行动,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可能让三姨去理解这些都是做个人IP营销号的剧本有些甚至不是真人真声已经超出了她可以理解的范围,她每次还都会很认真地在视频下面评论“明年必定收复台湾”“中美必有一战”,好像诉诸感情地去喊口号打一仗要比花一点点时间去思考一个问题还要简单,而这种对于思考的惰性恰恰使她成为了社会上最脆弱最容易被愚弄的那群平庸之辈。

而三姨的这种无法思考的非黑即白思维在最近的新冠疫情中的表现更是令人痛心,我无法理解同样承受四月之春的她是怎样振振有词地教训她的儿子讲“上海的事情是被利用了,境外势力无孔不入,打倒美帝国主义”这样的话,更无法理解她是怎样能对新疆的事情如此漠然去,讲出“这是防疫攻坚战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小心境外势力,打倒美帝国主义”。如果被锁被大火吞噬的是她,她会不会大义凛然地死去。

你觉得我的大伯和三姨是恶人吗?他们每一步都是积极听从国家号召忠心服从真心流了血和汗的。你要跟他讲国家是错的,服从是错的,就是把他们已经不属于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生所仰赖的唯一的信仰大厦给摧毁了,把他们的一辈子都给否定了,他们是断然不能接受的。你觉得我大伯和三姨是好人吗?他们从小到大对社会有影响的事情中,没有一件是从他们自己的良知出发真正富有同理心地为了自我价值实现去完成的。

我的大伯和三姨,他们只不过是平庸无奇的丧失了自我独立思考的人。我相信,在你们的身边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或许还是你家长辈中德高望重的那位,或许还是你老家城市颇有声望的某局局长,或许还是你小时候仰望的一个曾经侃侃而谈的老师。

而就是这样一个个的平庸无奇无法思考却积极参与到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人,最终导致了社会治理水平和公民社会互动水平的全面下降。大巴翻车,生病拒诊,徒步百里,火灾被困,这些社会生活和道德良知建立的第一课却无法在他们得到最起码的同理心和拒绝的行动。

我们从法国大革命中知道,真正推动社会进步革命的不是枪炮战争甚至经济,而是思想的大解放。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经历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的大讨论,但显然新冠疫情的经历告诉我们,思想解放的工作是会开倒车的,对于那些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于文革期间的普通人来说会是更加的艰难。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中,我个人认为,不必需要去争取这类人群的理解和共情,适当地只谈事实不讲观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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