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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非虛構寫作第一季發布會 | 深掘與淺埋:個人生命敘事作為非虛構的一種

(edited)
非虛構寫作者依據史料、口述、與重返場域,試圖重構事實,但這個被敘事者「發現」的事實,只是貼近真實的一種可能性,不應該壟斷單一真相。書寫者只能保證,沒有任何一個人物、情節是為了合理化我的推論而虛構的,承認我們的認識的有限性,承認未知的遠比已知的還要多,但一切文責終究只能是作者自負,因為採訪對象對他們生命歷程的詮釋,其實也經過了作者的再詮釋。

講者:戴伯芬 「在場」第一季二等獎,《末代女礦工——張桂的生命敘事》作者

顧玉玲  作家,台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戴伯芬:

談到礦工,大多數人想像的畫面都是男性礦工,但我小時候就知道我阿嬤(外婆,母親的養母)是礦工,全家都住在礦場宿舍。我在臺北出生、長大,小時候父母都已經離開礦場,父親又不喜歡我們回娘家,我與礦場的關係非常疏離,阿嬤反而像是遠親。 這三十年間,我做了許多不同主題的社會學研究,但回到自己,突然發現我與自己的生命經驗是斷裂的,而對這樣的斷裂無動於衷,我說的是別人的故事,爭取的是別人的權益,為什麼我沒有看到近身的阿嬤?

大約十幾年前,我就想寫住在海山礦場的阿嬤,這顆種子埋了好長一段時間。在社會學學界,較少以自敘形式寫作,多數是心理學取徑。如今我年過半百,已經很熟悉學術規範和審查制度,也完成了學術界對我的要求,但我自己想要做什麼?與我對話的學術界人士經常不瞭解我所要表達的意念,又要以國外文獻與臺灣的本土經驗糾纏,這樣的遊戲玩久了,對學術界的文字生產方式感到倦怠,想要尋求突破。其中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瞭解我的阿嬤。

在拿到「在場」獎學金開始寫作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阿嬤的故事,尤其是那些礦場生活的細節。對於底層的人來說,他們的生活世界稀鬆平常,不值得像偉人傳記那樣大書特書,他們很少講自己的生活經驗,更不用說,是痛苦而不堪回首的記憶。

我之前沒有進行過「非虛構寫作」,甚至這個說法也是第一次聽到。感謝「在場」評審委員的肯定,令我不得不在短短三個月之內完成初稿,這比一般的學術研究週期(包括田野調查、論文等)都要短。如果不是「在場」的截稿壓力,想歸想,我大概還會一直擺在心裏。

社會學的想像

寫完這個故事,我看到了阿嬤的成長經驗和她的困境。困境當然不是她個人造成的,個人的困境必須要放在社會結構之中去理解。米爾斯(C. Wright Mills)《社會學的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幫我理解了阿嬤的一生為何如此辛苦。作為女性研究者,我也會從女性主義角度出發,思考一個女礦工可能遇到什麼樣的經歷,女礦工與男礦工的生命經驗、家庭角色又有什麼不同。為了把阿嬤個人的經驗和臺灣歷史的結構變遷連結在一起,我一邊把阿嬤的生命事件列成年表,另一邊列出臺灣社會的歷史年表,為此,我爬梳了日治時期到光復之後的歷史資料,包括臺灣政治變遷,還有臺灣礦業史的專門資料。

兩相參照,可以理解阿嬤生命中的變化到底是因為大時代的變遷,還是因為家庭結構的變故?     

在詮釋的過程中,我必須做一些取捨:到底什麼樣的主題要被再現,用什麼方式再現?作為社會學學者,我習慣提問或回應他人的疑問。比如許多人都會疑惑,女性有入坑工作的嗎?如果女人不能入坑,原因是什麼呢?目前最流行的說法是政治論,即蔣宋美齡曾經參觀礦村,發現夫妻同時下坑工作很危險,如果發生災難,會使家中的孩子同時失去父母,因此下令禁止女性下坑工作。爬梳資料之後我發現,蔣宋美齡確實曾經造訪屏東「礦協新村」,但這並不是礦村,而是空軍眷村;反而蔣經國先生確實到訪礦村,而且正是阿嬤工作的海山煤礦。或許這一說法只是為了呈現政治人物的親民形象。

另有一說是禁忌說,女性入坑會招厄運,但明顯與事實不符,是道聽途說。最可笑的是秩序說,認為坑內燠熱,男女混雜,會產生情感糾紛,這一說法的提出者完全不瞭解臺灣礦坑工作環境。礦道深入地下兩、三公里,煤巷之間距離遙遠,礦工們在黑暗的坑內工作,根本看不清楚對方,再加上煤巷內的工作輪調,經常連旁邊工作的是誰也不知道,又何來男女曖昧之情?

但為什麼女性入坑工作會被視為禁忌,而女礦工在歷史上彷彿消失了?大概都是因為女性在礦場是邊緣人物,沒有被看見。日治時期女礦工的人數只有礦工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工時既不穩定(4-13小時),工資也遠低於男礦工(坑內臺籍男工為女工1.3-2.1倍,坑外臺籍男工為女工1.1-1.9倍),大多數也做二手工,輔助男性。

臺灣礦災頻繁,礦災之後,女性失去了丈夫,就失去了家庭的經濟支柱,這時候女性應該如何自處?誰來養家活口、誰來養兒育女、家人關係會發生什麼變化?在礦場環境的變遷之下,職場環境也發生很大的改變。臺灣礦業面臨礦脈衰竭時,需要不斷挖掘更深,礦工承擔的風險更高,以至於1984年發生了三大礦災。社會大眾在道德上無法接受以礦工的性命換取煤礦,從經濟角度而言,在臺灣生產煤礦比進口煤礦的成本要高一倍以上,這也導致了女性(包括我阿嬤)職場生涯上的變化。首先,從家庭經濟來說,女礦工在先生過世之後,只能舉債度日,實際上,多數礦工都入不敷出,一直向公司借錢,也導致被公司綁定;這也由於礦業工作的風險有關,許多人都不知道下礦之後能否活著出來,因此「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一種享樂主義的氣氛。其次,會導致兒女學業中輟,如我母親、舅舅皆因此輟學。最後,女性可能還要出去外面打黑工,作為權宜之計。

在家戶勞動方面,外公過世之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養兒育女和操持家務的責任落在了阿祖(阿嬤的婆婆)身上。這位婆婆因為兩任丈夫都去世,一直都被左鄰右舍視為「剋夫」,礦災之後,她把怨氣發洩在阿嬤身上,認為是她剋死了兒子。阿嬤既不得不依靠阿祖幫忙,也不得不忍受她加諸於身體和語言的暴力。同時,阿嬤還要忍受小舅的欺凌,最後還要照護兒子和婆婆。

透過訪談,我才知道阿嬤是如此有韌性的女性;在幾乎活不下去的環境下,阿嬤還是走出自己的路。礦場是一個男多女少的環境,沒有男人保護的女性常常會受到男性騷擾。後來,阿嬤在礦場宿舍中還認識了她的第二個男人--進發。在這段關係中,除了經濟的支持之外,阿嬤還得到了家庭和精神上的支持。雖然他們沒有正式的婚姻關係,但也互相扶持、互相理解,共度了一段時間,一直到進發過世。如果沒有他的支持,也許阿嬤也很難走下去。      

生離死別是多數人一生必須經歷的過程,但在阿嬤身上實在沈重。阿嬤同時失去過三個兒子、兩任丈夫,因為死去親人太多,她決定將所有逝去的親人統一在八月十五日共同祭拜,把哀傷變成了生活上可被接受、回應的宿命。曾經的生離死別對阿嬤現在而言,已經雲淡風輕,我依舊能感受到在每一個時刻她經歷的痛苦和折磨。

除了礦業之外,在日治末期,阿嬤還參與了「臺灣島築城計畫」(1944年,為了抵抗美軍入侵,臺灣到處都在大興土木),去挖防空壕。戰後山本鑛業結束,阿嬤下臺南依親時,還正好遇到「二二八事件」,親眼目睹國民黨軍隊入府城,見證多人被抓到「石像」行刑。這些她生命中的經歷構成了臺灣近代史的見證。

田野中的反身性

在社會學中,「反身性」(reflexivity)是指行動者有意識地面對社會,理解他所面對的情境意義,採取適當的回應。一個完全不瞭解礦村、礦業的現代人,對一個一輩子都在礦村生活的人,會提出什麼樣的問題?我讓自己處於人類學中類似嬰兒無知的狀態,進入田野調查,在田野中不斷反省自己和他們的關係。這樣的書寫中也淺埋了我個人的生命經驗。我做了訪談、家庭系譜,還對事件進行了選擇、關照著事件如何相互補充與印證。但我似乎始終覺得,有一些事不應該說。比如,對於我該如何彌補代間的認同斷裂,我寫了一些,但也因為猶豫和掙扎,又刪除了。

我也嘗試回答了父權社會中的女性困境。如母親和她親身父母之間的怨懟與和解,透過訪談,或者家人之間的溝通,讓我母親瞭解被收養的經過,化解她心中的怨恨,這是始料未及的。

在後面的章節,我已經離開了阿嬤的生命史,進入到社會層次的反身性批判,比如臺灣為何會連續發生礦災,礦災之後礦工如何因應,國家與社會如何因應礦災的創傷。在反身性思考中,我自己也隱藏了一些不想觸碰的議題,比如男性礦工的日常、我父親的角色(在寫作過程中,我才意識到對父親的不諒解),瞭解自我揭露的極限。

最後一個反思的問題是人與自然之關係,悲慘的記憶是該保留還是遺忘?見到海山本礦之前,我直覺式地認為,它應該被保留,因為有歷史意義;但找到廢棄的遺址時,我才發現大自然已經把它收回去了。我也看到阿嬤離開礦村之後,生活比以往開心了許多。應該把礦場變為觀光地,還是任它回歸自然?我至今仍沒有找到答案。

阿嬤張桂

「在場」討論:戴伯芬 & 顧玉玲

「在場」主持人:

戴老師為我們完整地爬梳了張桂的生命史,我們就好像聽了好聽的故事。接下來希望顧老師可以對戴老師作品的回應,因為兩位作者的寫作有相似性,都是面對沈重的歷史,追尋記憶,去理解和探究制度的壓迫,也對未來有所期冀。

顧玉玲:

對我而言,這場講座其實是補課。上世紀末臺灣礦業結束之時,我剛剛加入勞工運動,我也遇到了因為塵肺病而抗爭的礦工,也走訪了平溪、侯硐等地。直到現在,我手上還有一個重要案件,即捷運潛水夫症工人的職業病案件。八0至九0年代隨著台灣礦業沒落,許多工人離開了礦場之後進入營造業,因為熟悉坑道作業,部分人進入了臺北捷運的工地;他們在礦場陸續得了塵肺病,在捷運又得了潛水夫症。聽了戴老師的講述,整個故事就連貫起來了。

作者憑藉出色的寫作技藝,將歷史事件穿插在女礦工的講述之中,不僅運用史料營造了全景、將歷史脈絡清晰地鋪排,章節與章節的連結更有許多巧思,全書如同歷史小說一般好看。在短短四萬多字之中,我們不僅看到了臺灣礦業史、勞動史,還看到了女人史,閱讀過程之中,我們得到的資訊與知識含量十分豐富。女性視角貫穿全文,作者對裹小腳、月事、懷孕、家暴、職場性騷擾等女性敘事緊抓不放,細緻地書寫了不同世代的四位女性─阿祖、外婆、母親、與作者之間的關係與張力。這些書寫既飽含情感,但同時也相當節制。這種節制尤其體現在,作者幾乎是不做評價地書寫這些女性在他們所處時空中有多少選擇,又繼承了多少主流社會對於女性的看法。作者既身處其中,對這些親人有近身的觀察,但她能做到「不做評價地呈現」,我認為十分不容易,這也是「非虛構寫作」很核心的立場。

我想請教作者的第一個問題是,置身於關係拉扯的家庭場域之中,也很清楚知道彼此間的張力,但在書寫時,如何有意識地不做評價地,讓這些女人的樣貌真實呈現?希望作者可以多做一些分享。

另外,我也觀察到作者對於台灣礦業的書寫,沿著兩條互有牽扯的軸線進行,一是「資本」,另一是「勞動」,後者包含史料及口述收集來的礦場環境、勞動流程,特別是性別分工的細節;前者的資本所有權轉移則緊扣政權變動,從清領、日殖、戰後初期,乃致解嚴後。有關礦坑作業。我第一次知道便當裡慣有的菜脯,原來不只是因為下飯,還可以補充汗水流失的鹽份。這樣的場景描寫對我而言十分熟悉,令我想起捷運工人也是在超過40度的坑道高溫中工作,出坑時工人形容他們將雨鞋脫下倒掛,汗水像雨水般從膠鞋中嘩嘩地流洩。又比如在寫道澡堂時,作者以《神隱少女》(Spirited Away)的湯婆婆比喻幫澡堂燒水的阿嬤,十分傳神。另一方面,戴伯芬作為社會學家,在有限篇幅中,精準地把握了要挑選哪些事件來描寫資本,令我們看到將資本的轉移與政治情況如何結合。比如一戰期間,戰爭帶來國際煤炭的需求到達了高峰,日本帝國結合日本資本的需求在殖民地台灣開發煤礦。1944年二戰末期,礦工被調動去屏東挖防空壕,也體現了日本的軍事擴張中的「臺灣要塞化」戰略,臺灣人被迫或受徵召進入南洋戰場。

二戰後,國民黨接收礦業,隨後在自由化買賣轉移至民間資本,跨入21世紀之後,礦場結束,都市計畫隨之而來是地目變更、土地增值的問題。土地資本在轉賣間帶來了偌大的財富,但停留在礦村中的老礦工,包括1980年代進場的原住民礦工面臨的卻是流離失所,散入都會邊緣依河而居的臨時性部落共居,如三鶯部落、溪洲部落,又在下個世紀初遭受地方政府迫遷壓力。這些問題到今天都沒有結束,文章最末也提出2021年的抗爭,指出海山煤礦災害後的民間捐款,至今三十年仍有許多礦工家庭未獲補助。

我的第二個問題便是,雖然作者在分享結尾說道大自然收回了礦場,但遺留下來的職業病、補償、居住等現實問題,依舊與礦工家屬息息相關,作者的書寫如何與現實對話呢?

戴伯芬:

關於女性的書寫,我最初想用一般人的視角,很容易指認故事之中「誰是壞人」。對阿嬤而言,第一個壞人就是虐待阿嬤的阿祖(阿嬤的婆婆),第二個壞人是我的阿爸(從阿嬤、母親及我的立場)。如果「壞人」指的是造成別人生命經驗的痛苦、支配他人生命的人。但是寫著寫著,令我重新思考,可恨之人是否必有可憐之處。

當我瞭解阿祖的故事,發現阿祖是一個綁小腳、無法自由的女人,必須依賴丈夫,但兩任丈夫卻都是意外死亡,所有的人都視她為掃把星。回到她的脈絡,她對於兒子與兒媳新婚時的甜蜜十分不滿,將兒子的去世歸咎於兒媳(阿嬤),這種「多年媳婦熬成婆」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後來阿祖在宿舍中臥床,卻無人照顧(生活太貧窮,以至於沒有任何勞動力可以去照顧一個臥床的病人),她的晚年其實十分悲慘。她是一個被時代造就的可憐女人,同情多於憎恨,希望不要簡單地將她視為一個壞人。

另一個「壞人」是我父親,他禁止我母親回娘家,我小時候也看到父親對我母親的言語與肢體暴力,對父親有憎恨與害怕。本來也書寫了幾代之間對父權的對照,但父親如今還在世,我認為這一部分不應該被寫出來。但在書寫過程中發現,父親也是來自底層的礦工家庭,從小是孤兒寡母,受盡欺凌,最後也只能發洩在母親身上。某種程度上,父親的困境與阿祖的困境其實有相似之處。我最後沃定把父親部分去掉,這也是「反身性書寫」中自我披露的侷限。我自己可以理解的,未必是寫出來大家可以理解的,這中間的曲折其實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家人。

還有一個「壞人」似乎是我大舅,他吃喝嫖賭,浪費了大筆的錢,最後留下債務。他逃過幾次礦災,但卻始終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後來也受到塵肺病的影響。但是放在他的脈絡中,又能見到失怙的小孩在中老年礦工耳濡目染、吃喝嫖賭的經驗中長大。進到他們的生命經驗、理解他們的背景時,我就不願意弱弱相欺,用批判的視野去看這些底層的、被環境塑造出來的人。

作為社會學家和行動者,在寫完這篇文章之後,感到還有事情要做。比如三大礦災發生之後,民眾捐了3億多元善款,但這些問題善款卻沒有發到受災的礦工身上,以至於我阿嬤生病時也無錢治病,還要依賴我母親去醫院付醫藥費。去年(2021年)我見到一些礦工要求政府補助礦工津貼,包括之前的善款,國家到底如何進行再分配,希望我可以再多做一些事情,揭露真相之後,把應屬於礦工家庭的善款還給他們。

「在場」主持人:

戴老師在場外手記中的話,「這篇作品的完稿不是一個個人生命敘事的結束,而是一個新的社會行動的開場。」我們第二期依舊堅持「在場」的主旨是在時代的現場,以寫作作為行動。戴老師的作品是我們理念的很好的回應。

第一期「在場」徵集提案時,我們收到了不少書寫個人生命史的提案,比如書寫家庭的歷史,或回溯自己的村莊。我們閱讀提案、或和寫作者對話時,會發現個人生命史的寫作的第一個困難就是真實性。

從歷史中打撈真實,個人記憶也會因為年代久遠而有些疏離,我們在寫作中如何做出篩選,如何保障寫作沒有偏離真相?在口述之外,如何搭建非虛構寫作的真實性?

顧玉玲:

記憶本來就不可靠,歷史也不一定可靠。真實是不可能再現的,因為視角的差異、視野的侷限、利害的對峙、以及口述與事實發生之間的時間差等,非虛構寫作者只能窮盡一切可能,逼近真實,依目前探究所知,寫下所能表述最好的故事。

我認為,進入田野本來就是一個「發現」的過程,在不同的事實碎片間,串連起有脈絡的、意義化的連結與敘事。記憶的視框有其侷限,有時候人們會自圓其說,也會為了符合現在的利益對過去進行改寫。

非虛構寫作者依據史料、口述、與重返場域,試圖重構事實,但這個被敘事者「發現」的事實,只是貼近真實的一種可能性,不應該壟斷單一真相。書寫者只能保證,沒有任何一個人物、情節是為了合理化我的推論而虛構的,承認我們的認識的有限性,承認未知的遠比已知的還要多,但一切文責終究只能是作者自負,因為採訪對象對他們生命歷程的詮釋,其實也經過了作者的再詮釋。

戴伯芬:

真實性的確很難確定,我的做法其實有兩個。一是透過家庭的其他成員(如母親),來補充受訪者(尤其是高齡受訪者,如阿嬤)忘記或記錯的部分。二是透過報章雜誌,去理解是否真有其事,與個人經驗對應。我也認為真實是困難的,但作者有義務去呈現出不同資料檢驗過的真實。

顧玉玲:

我補充一點,田野工作,製作個人與歷史的雙重年表是非常重要的。有時候,受訪者認為只是個人際運之事,比如某一年被裁員了,但對照著歷史年表看,就會發現這並不是單一個案,而是政府的經濟政策、國際股市起伏帶來的失業浪潮,一個人失去工作,反映的是整個礦業的結束。

「在場」主持人:

兩位老師提出了交叉驗證與雙重年表這兩個方法論。而對於作者而言,「不要壟斷真相」也是重要的提醒。

讀者在提問中問道,如果我們已經在故事之中,如何處理複雜的情緒,如何做到自我揭露?

戴伯芬:

關於家人情感的問題,我在文中處理了我母親對阿嬤第二任丈夫的不滿。我母親與養父(阿公)的感情很好,因此很難接受阿嬤「移情別戀」,和另一個男人在一起。我從小就聽到母親對阿嬤第二任丈夫的負評,但回到阿嬤、大舅的說法中,我認為這是我母親的「偏見」。遇到這樣的衝突時,我會切換角色,把自己抽離出來,把不同視角和感受並置、保留。有時我是一個場內的人,有時我是一個旁觀者。或許這樣可以保持客觀,也可以對家人衝突進行有距離的觀察。當然,這時候作者要保持理性,不能感性地站在其中一端,來表達自己對某一方的支持或反對。

關於自我揭露,我會感到某些東西不想寫、不要寫。我幾乎沒有寫父親。其實是寫作之前,我不知道父親的家庭背景,不知道祖父、祖母也是礦工,不知道祖母也下過礦去工作。底層家庭其實是隱密的,父母拼命期望孩子階級翻身,不希望孩子管家裡的事情,當我成為一個成功的大學教授時,我離我的出身越來越遠。當自己進入中年,看到父親是八、九十歲的老人,已經可以理解他,也能和他和解,這或許是某一代人在共同經驗或者宿命下的反應。

另外,我沒有看到母親、阿嬤、大舅媽指責過父權,她們只是逆來順受地忍受。作為社會學出身的人,馬上想到沒有階級意識,你是被剝削者,你是父權底下的女性受害者。可是從他們的角度,我看到的是女性的韌性。在大歷史下,個人或許是真的沒有辦法。從後者的角度,我們認為她們應該這樣,應該那樣,但她們當時就是沒法這樣那樣。這也讓我重新理解社會學中的權力關係,重新思考所謂加害者和受害者、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這些概念的適用範圍。

「在場」主持人:

推薦大家去閱讀戴老師的場外手記《歷史與生命斷層的修補》,作者如此「在場」,如此貼近被訪者的生命經驗時,就能獲得不一樣的理解。

另一個讀者的提問是,若是為了保護被訪者的隱私,將被訪者改變背景處理,那這是否還是非虛構寫作?

顧玉玲:

採取匿名、改變人物背景資訊等,都是保護受訪者的手段。更深一層的問題,還是要連接到之前戴老師討論的,揭露他者、或自身痛處的界線到底在哪裡?你知道有些東西寫出來會傷害受訪者,即便你覺得這是個好故事,但在倫理考量上,恐怕就是不能寫。

但我也想採用戴老師所講的父親的故事為例,來說明揭露的界線。這篇文章裡對父親的書寫非常少,但就戴伯芬剛剛提到的,她對於父親有一個理解的過程,我相信如果有足夠的篇幅,足以還原父親的完整故事,可以留下有脈絡、有血肉的書寫,她未必不願意揭露。我想說的是,所有簡化的書寫都會使人落入二元化、標籤化,而對於非虛構寫作者,你貼近這個人的生命脈絡,如果你只能以如此有限的篇幅去寫、且可能製造誤會的話,那就寧可不要寫。但這不代表不能寫,只是需要條件,需要以複雜的思索與敘事,才得以抹除簡化的「壞事」標籤。我們會明白,所謂「壞事」是特定時空條件下的,如果你把他的處境說得清晰,說出他當時有多少選擇,或者他根本沒得選,你對人有更立體的理解,那樣的書寫並不是揭露他的痛處,而是揭露人的艱難處境。

所有的書寫者或許都知道,當你寫到遲疑之處,連自己都沒有被說服,有可能是查證的資料不夠、理解的深度不夠、容納的篇幅不夠,這時候一定要優先保護受訪對象。如果在認識、洞察都還不夠的時候就寫下來,讓它成為歷史,未免也不公道。「不壟斷真相」也有這一層意思。我們自己也在不斷探路、成長,書寫者不是給出一個答案,而是在追尋、叩問的過程裡,提出暫時性的推論成果。、

「在場」主持人:

另一個讀者問了一個採訪操作性的問題,如果僅僅依靠受訪者的描述來想像場景有困難的話,如何通過訪談來深入細節呢?

戴伯芬:

這是很好的問題,我也沒有入過礦坑,我去看了照片、史料、現場遺址、詩與小說,因為僅僅根據文字描述是很難想像場景的。但在寫作中我具有一個小小的優勢:因為阿嬤不識字,她存在腦子裡的不是文字,而是圖像,所以她能細緻地講出工作的場景。這也是寫作過程中意外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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