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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論壇|假新聞阻擊戰:數位時代的公民求生課

【日期】2018 年 10 月 19 日(五)

【時間】東八區晚上 10 點( GMT+8 10:00PM )

【前言】你相信自己看完一整節新聞得到的訊息,都是完全正確、無誤的嗎?

近年來由於政治環境的變化,世界各國的公共輿論對於錯誤、造假的訊息,經高度傳播之後可能引起的社會效應都有明顯增加的關注,同時也反應在許多具體的行動上。無論是從制度面下手,主張國家政府/國際組織應該有效監管;或者從市場面出發,要求從中獲得巨大利益的各大網路、媒體巨頭必須負起責任;甚或是各地的民間社會發起自救,組成行動網絡或成立獨立機構,推動事實查核(fact-check)……一時之間,打擊「假」新聞、「假」消息,似乎成了某種非常具有時代感的熱門議題。

然而,在人類傳播史上,真實(true)和虛假(false)從來就像光和影的共伴關係,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沒有哪一邊是完全缺席的。更何況,我們對於真、假的判斷,往往會被更多事實層次之外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所牽動,在訊息傳播的過程中,因此會再製出各種不同的變形,讓真相變得更難以辨認,甚至加乘地衍生出更多剪不斷、理還亂的爭議。

九月初,因為颱風襲擊日本造成關西機場一度關閉,在台灣引發出中國是否派車援助國民的傳言,進而引起對本國駐外單位未積極作為的熱議(以及責難),造成外交官輕生的悲劇,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時過雖已境遷,但當時台灣民間的事實查核行動,以及社會對求證過的事實的認知與反應,似乎留下了一些關鍵的課題,值得更多的沉澱與反思。

如果我們的閱聽行為從來都沒擺脫過「假」的糾纏,但又不願意只是束手就縛,應該至少具備什麼樣的基礎認知?甚至進而能積極有什麼行動?

Matters 邀請到了三位在實務和研究領域各有不同專精的朋友,針對這一門當代相當重要的公民求生課,在線上進行了一場豐富的圓桌討論,他們分別是:

  • 黃兆徽|資深媒體人、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總編審(@chaohwei
  • 方可成|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學博士候選人、微信公眾號《新聞實驗室》發起人 (@方可成
  • 王銘宏|台灣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王銘宏

依照往例,以下我們先為大家整理出了一篇文長約 5,000 字的精華摘錄。明天(10/19)晚上 10 點,三位與談人將會一同在線,在這則帖子下跟大家進行即時的文字問答。活動結束後,我們將會另外再釋出圓桌討論的全見版內容,敬請期待。


事實查核查什麼?如何做?

黃兆徽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是今年七月剛成立的。

我們查核的對象其實不只是假新聞,或者說它不一定要用傳統新聞媒體的形式來傳播,也包括在網路上看到社群平台或通訊軟體蓬勃發展後的各種錯誤資訊。這些錯誤資訊往往比新聞媒體的報導流傳得更廣、錯誤機率更高。所以,我們其實並不自我定位是在「查核假新聞」,更多是在「澄清錯誤資訊」。

在查核的過程,我們其實還蠻堅持必須用人工求證到第一手的資訊,我覺得還是要回歸做新聞最基本的要求:合理查證和平衡報導。所謂的合理查證絕對不只是搜尋網路資訊,也還包括一定要問到當事人或單位發言人、問到專家的意見或官方正式的資料,然後再來解讀。

這也是我們跟台灣幾個公民自發組織的查核團隊──比方說 MyGoPenCoFacts 真的假的──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王銘宏:資訊工程領域在面對事實查核或者所謂的對抗假新聞,目前以技術層面研究上還是希望透過自動化的語義分析來協助。前面提到的幾個例子,包括「真的假的」,主要還是基於群眾的力量來做事實查核。

我認為「自動化」和「人工」這兩種方法應該同時並進,因為坦白講 fact-check 或對抗 mis-information 都還是需要人力介入,不可能靠電腦就可以做完全部,我覺得應該可以平衡這兩種方法。

我比較想談的,就是社群媒體分析。我主要就是在做資訊散播(inoformation propagtion)的研究,也一直覺得透過了解、分析這裡面的 pattern,其實可以協助做抵禦假消息的「第一波對抗」,而不是等到已經上了主流媒體,我們才了解到事情變得很大。

公民社會邂逅網路巨頭,分進或合擊?

黃兆徽:事實查核中心成立之後,Facebook 就主動來拜訪我們了,除此之外,我們自己也非常主動去找 Google、找 Yahoo!、找 Line、……這些我們其實都拜訪過了,目的就是希望他們願意肩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我們得到的回覆不一。有一些平台覺得自己只是平台,覺得這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市場,要尊重市場機制;有一些平台認為自己有使用點對點的加密技術,所以如果大家要流傳謠言,其實不關他們的事,他們也不能去管。我們當然還是提各種可能有助於澄清訊息的合作模式,盡量地說服,但目前都還在討論中。比較可能的合作模式,恐怕還是不直接干涉內容和演算規則,但可以採納我們的一些建議,例如:將經過事實查核的結果,在錯誤訊息的旁邊標註出來、或以相關連結的方式讓讀者同步接收到。

方可成:Facebook 在全球有大概十幾個「事實查核夥伴」(fact-check partners)這樣的合作,實際上就是通過在全球各地找合作方,把事實核查的工作相當於是外包出去了。對它來說,這是一個挺聰明的商業決策。

Facebook 之所以要做這樣的事情,是因為全球輿論風向在過去一、兩年中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特別是 2016 年美國大選之後,以及劍橋分析案這些事件之後,基本上不管是普通人或政客、國會議員,大家都會認為打擊平台上的假新聞,是平台自己必須擔負的責任。

在 2016 年之前,特別在美國這樣的地方,我想一般共識是平台只是一個發表東西的地方,沒有必要為了使用者發的假新聞負責,基本上會採取一個比較自由放任的態度。近兩年因為政治上的、隱私洩露的種種醜聞出現,才產生了非常大的民意變化。

監管或放任,國家扮演什麼角色?

方可成美國一直是比較自由放任的,雖然祖克伯被請到國會去聽證,但實際上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法規通過,基本上還是一個比較依靠商業公司自覺處理的狀態。但是在歐洲,光是今年我們就看到有非常多的立法,雖然還沒有直接針對假新聞,但已經有關於個人隱私數據、網路版權的條例。歐洲沒有什麼全世界領先的網路公司,但在網路監管方面向來走在世界前列。總而言之,歐洲會傾向更強調以政府、議會的公權力來介入。

類似的情況,在中國大陸就又非常不一樣了。公權力當然非常樂於介入,但原因是基於它可以及時處理、打擊它所認定的「謠言」,比方說前兩年就通過了一個網路謠言如果被轉發超過 500 次,就可以把你抓起來判刑。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個全世界率先針對假新聞的立法,但我們都知道它完全是帶有政治目的的法規;但跟政權本身的政治利益無關的一些假新聞(比如關於美國政治的假新聞),它反倒不會去管,反倒是比較自由放任的狀態,甚至樂於見到那些抹黑民主國家的假新聞流傳。

總的來說,各國都呈現出非常不一樣的狀態,但都還在發展之中,比如說美國之後會不會有一些實質性的立法?需要繼續觀察。

言論……不應該尊重自由市場嗎?

方可成:黃老師剛才提到了言論的自由市場,確實也是很多人會拿來辯護、主張「不要管」的一種說法。但是今年《科學》(Science)雜誌有一篇論文,實際上就很好地說明了言論的自由市場起碼在現在是不成立的。在一個平台上,肯定是假新聞的傳播力會比真新聞大得多。所以如果真的是純粹的自由市場,最後肯定是假新聞勝利了。

特別是現在的傳播環境跟之前非常不一樣了,過去如果有一些還稱得上經典的理論,它主要是建立在一個傳統「一對多」的單向傳播形式,媒體主要是由菁英階層對大眾傳播,但現在卻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多對多」傳播,我想就算是經典的理論,可能在現在的模式下也不一定能成立了。

黃兆徽:除此之外,因為社群媒體發達,​​像Instagram 和 Twitter 這種鼓勵文字精簡、甚至是會限制字數的,還加上按讚分享這樣的機制,越簡短鬆動越容易閱讀、越吸引人分享,變得讓大家不容易理性地仔細討論,反而是很容易激化了情緒性、極端的言論。

方可成:歸根到底還是取決於用戶本身,如果你更有能力分辨真偽、更有能力去分享真正優質的內容,整體的傳播環境就可能會好很多。但是,這裡面也有一個非常根本的人性挑戰。說穿了其實就是我們的腦子裡根深蒂固的認知偏見,這就使得很多人實際上沒有動力主動地願意去來學習、了解這些。

所以,我在做《新聞實驗室》的過程也發現了非常難的問題,就是你很難去觸及最應該接觸到這些的人群,來看的大多是本來就對信息質量有意識的人。

認同,決定了你想相信的事實?

黃兆徽:前一陣子關西機場事件發生之後,我們對這個案例提出的查核報告,讓我馬上看到了一個撕裂的狀態。

事情的經過其實不複雜。關西機場因為颱風淹水、對外橋樑也被大船不小心撞毀受損,所以機場關閉,幾千名旅客受困。後來台灣這邊 PTT 就傳出來一則消息,引述了中國一些報導和網友的說法,說中國政府非常了不起,在整個機場關閉、其他旅客都還受困的狀態下,派專車進入,優先把中國旅客解救脫困,而台灣民眾只要自認是中國人就可以搭中國的專車。

我們查證發現:關西機場關閉後,任何國家都無法派車進入,是日方後來自行把幾千名旅客都分別用巴士和高速船載送出去。關西機場派的巴士是從機場所在的島上載運到了對岸的泉佐野。而中國確實試圖聯繫過關西機場想派車進入,但日方拒絕了;然而,日方統一把旅客送出來之後,中方也確實派車到泉佐野的中轉站,雖然在那邊所有旅客都已經脫困,而且交通四通八達,但中國使館算是服務更周到地把本國民眾再送到大阪市區。

這些我們都非常完整地在查核報告裡披露出來,但即使如此,不知道是不是台灣民眾都認為媒體大多有藍、綠立場,也已經很習慣用這樣的方式來看待所有訊息,我發現很多民眾當下想要知道的並不是真相,而是你的報告到底是要挺藍還是挺綠?到底是不是要幫政府說話?甚至你是怎樣的統獨立場?貼標籤的心態比想要認清真相的心態,還要來得更強烈。

方可成:美國有很多事實核查的「獨立」網站,包括在賓大我們傳播學院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下就有一個網站 Factcheck.org。這些雖然都是獨立的機構,並沒有接受哪個黨派的資助,但核查出來的東西在被別人看的時候仍然會被認為帶有立場。特別美國的保守派,普遍會認為做事實查核的都是傾向於民主黨的。

所以,確實不是真的做到了獨立,包括整個核查的流程做得非常科學,別人就一定會認為你是獨立的,這跟意見陣營、身份認同有關。

我覺得近年來全世界都有在這種政治認同上產生這樣的撕裂的趨勢,美國也是,政治極化已經有好一段時間了。過去不光是一對多的傳播,而且比方說在六、七○年代的時候,美國政治菁英之間其實有很多共識,但在冷戰之後,左、右之間的區隔就愈來愈大、愈來愈撕裂了。從全世界的範圍來看,右翼民粹主義興起也使得社會共識減少了,而根據自己的身分認同來進行判斷的傾向變多了。

這不光是做媒體的做好事實核查、做傳播的人努力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它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黃兆徽:除了社會大眾當中有一些保持著非常堅定的特定立場的人之外,其實新聞媒體記者本身對「被監督」的感覺,以及被指出訊息可能不那麼正確時的反彈,是對事實查核的機構來說更加困難應付的挑戰。

人工智慧是打「假」的好工具嗎?

王銘宏:我覺得目前 A.I. 在做事實查核,大概還沒有一個可以完全令人信服的方法,或者說可以馬上判斷這個是真新聞、那個是假新聞。但如果是用 A.I. 來做初步的過濾,比方說要找爆炸性的訊息?這個電腦完全可以協助。要比對文字的內容、訊息撰寫的方式?這個也有技術,但還在發展中,我不覺得短期內可以做商業化的使用,但確實很多人企圖從這方面下手。

機器人的行為模式一定會有 pattern,包含上線、轉發、回應的行為模式,這些都會有跡可尋,畢竟它是程式執行的。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剛好最近有一個「網軍」的研究,雖然不是研究機器人,但理論上我們從行為模式上確實可以判斷出人跟機器的差異。

第二個部分是如果從內容來看,以目前的技術來講,機器人很難回應出類似常人的內容。我的意思是它沒辦法很廣泛地針對不同的議題都發表非常獨特的見解,所以比較常見的狀況會是機器人不斷地在發表一樣的內容。

我還想提一個方式,也就是傳播學在講的 two-step model。簡單來說也就是訊息會先通過關鍵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s),然後才會轉傳佈到廣大的 end users。

在假新聞的傳遞時,這些意見領袖也會是非常重要的節點。如果我們能即時去觀測特定的粉絲頁和個人帳號如何轉傳訊息,理論上他們已經有一些 social credits,應該要先做初步查證,但如果連他們都轉傳,那就代表這個 misinformation 可能已經惡化而且廣泛傳播了。

方可成:理論上來說這確實是是一個比較有效的策略,但也要考慮在不同平台、不同傳播環境的差異。

比如說之前美國大選期間流傳的那些假消息,在 Facebook 上可能也沒有特別明顯的意見領袖存在,而是靠被 Like 很多的專頁來傳播,背後當然有比如說專門製造假新聞或極右翼新聞的專頁在驅動。另外,在 Twitter 上有很多的機器人帳號在做自動轉發,實際上成本非常低,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比較難監管。

但是,歸根到底還是取決於平台本身有多大的決心去來處理這些事情。

最近剛剛有一篇論文,比較了美國大選之後, Facebook 和 Twitter 兩個平台上假新聞傳播的變化,結果發現 Facebook 上假新聞確實減少了,但 Twitter 的假新聞依然多,甚至變得更多了。這其實也是一個大家覺得非常 make sense 的結果,因為確實 Facebook 針對假新聞做的干預更多一些。

當「對抗假新聞」裡長出了陰謀論……

黃兆徽:以關西機場事件來說,我們是在隔了三、四天後才決定開始查核。在查核的過程中,我們的確發現許多原初的訊息並沒有使用到關鍵的字詞。比方說《觀察者網》的報導沒有直接說中國派的車「進入」關西機場,當下我們只能判斷可能是後來台灣媒體或網民在轉傳的時候被誤導了。總之,這一類的訊息其實還不少,如果沒有細究字詞,就可能產生誤導。

總之,我們的確沒有辦法證實造謠者是不是直接跟中國有關係。而目前事實查核中心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更著重澄清「事實」是什麼,甚於謠言的源頭和傳播路徑。

方可成:以關西機場事件來說,我個人不太相信真的有政府在背後直接授意做什麼事。我覺得像《觀察者網》這有民族主義傾向的媒體,自己就會有挺大的能動性來主動做一些這樣的渲染。當然,這沒有辦法真的去查證。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又相信這個世界上也沒有不透風的牆。如果說真的政府有什麼陰謀,最終肯定還是能被曝光的。我個人很反對陰謀論,我覺得這種猜測都挺無厘頭的,但關鍵是社會是否有去相信陰謀論的傾向。

就我個人的觀察,在中國大陸,大家對陰謀論的接受程度還是蠻高的,這跟整個社會的信息相對不透明,所以大家總是傾向於什麼「一盤大棋」的說法,總覺得有人在後面在操縱,這跟公民本身的無力感是有關的。不過,我在美國也看見了仍然有很多人相信各種奇怪的陰謀論,所以也並不是說一個言論高度自由的環境就完全沒有這種現象。所以,我覺得還是剛才提到的人性心理,心理上的認知偏見會導致這些東西一直伴隨著人類社會。

歸根到底,我覺得必須把假新聞的現象聯繫到更深層,包括傳播結構的變化、技術的變化,以及整個世界政治生態的變化。如果能從這些角度綜合來考慮的話,可能也就不會覺得眼前的亂象純粹是因為近期環境突然多了很多壞人。

假新聞的問題,並不是這麼簡單的一個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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