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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中的阴谋论和对观念的批判

这是Boris Groys在他新出版的著作 《The Communist Postscrip》中的前言。一贯写得超好,读爽了感觉提到的东西很多很散,翻译了之后发现确实。不过还是有收获的,无论是判断观念真假的方法论,还是后共产主义舆论的观察,还是互联网的共产主义特性的比较都是成型的,可惜对互联网算法的理解不够,所以也只是"黑暗空间",老人家也不能太勉强了。下面是翻译:


在资本主义的情境里,探讨这一行为承载着达成——对商品的,政党的,机构的,司法系统的等的信任——这一目的。相信这些话语的我们,会说它们是真的,是与现实一致的。不信的,就说它们是假的。但话语的真假到底要怎么区分呢?作为一般人,我们不可能一直接触到这些话语所讨论到的现实,而且即便我们能接触到,我们也只能怀疑自己接触到的只是“主观”的部分,而这远远不能被定义为真相。结果到最后我们也只能为自己决定自己所相信的某些话语、观念、政治态度、或者世界观。就像他们所说的,“我信了(we buy it)”——和购买一件商品一样。而这种信任(buying)某种观念的行为是无声的,它无法被言语再继续延展。

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正好相反,达成的不是信任,而是怀疑。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是对观念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不管某个话语所提及的所谓“现实”,它看的是提出这个话语的人的目的——最主要是阶级的目的。在这里,主要的问题不是对方说的是什么,而是对方为什么要说。而这个问题中的为什么,与发言者的个人状况,利益,和语言策略无关。人无法知道什么是好的;他们还会相信直接损害到他们利益的观念。所以,每个话语都应该通过它们所对应的阶级斗争中客观的角色被对观念的批判所审查

这种批判性的审查能让接收这些话语的人对是否相信发言者的话语做出合理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阶级,所以能通过对观念的批判,选择对我们阶级有利的话语。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属于统治阶级,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能瓦解、抵御工人阶级解放的话语。但这种选择和类似的选择是有争议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地位一直在变化,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所以,对应的话语必须不断被修改,甚至互换:昨天是保守的,今天就变成进步的,反之亦然。对观念的批判的话语是超越的,它无法被停止。事实上,只有怀疑的话语能继续前进,而且永远不会沉默,暂时的信任,只能是暂时的沉默。

然而,对观念的批判几乎从后共产主义的公共空间中移除了。人们倾向于不谈阶级、喜欢讨论穷人和富人所谓的“共同利益”、大家“团结不分裂”、拯救我们的星球家园。人们是积极的,相信人类共同体的力量的。不过怀疑也永远不会被完全压制。超越的话语空间不能一直保持空无一物。所以现在它被也算是对观念的批判的阴谋论所填满了。我们不去分析大企业话语背后的阶级利益,而是假设这些话语服务于一个用儿童血液生产毒品的恋童癖教派。面对“怎么处理这些夸张的阴谋论?”“如何重获人们的信任?”这些问题,只有一种让怀疑重生的理性、开明的方式。

这在互联网尤其真实。不管怎么说,在线下的共产主义凋零的时候,互联网曾经尝试过建造虚拟的共产主义空间。在这里人们能相对自由/免费地提供和获取信息,所以所有人都能参与。互联网承诺过打破信息挑选——对公共空间的不平等接触。信息挑选曾经是传统媒体最大的问题。报纸和出版社,博物馆的策展人和电影的导演为我们做出选择,从文字、图片、和事件中选出符合自己观念的。这种选择基于两个原因:对某一出版物或事件在商业上的成功的兴趣,和避免这一出版物或事件引起巨大的政治争议的希望。因此,主流公共言论反映了最特权社会群体的态度。相比之下,在超越国界的虚拟空间里,理论上每个人的声音都可以被发表和听到。互联网似乎提供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公共言论最终可以变得自由。

互联网还有一个方面和共产主义的过去比较相似。共产主义运动改变了信息接收者的地位。他们不再是公共话语的被动消费者,而是成为走向共产主义未来道路上的追随者。语言的功能不再是对当下现实的描述,而是作为创造新现实的呼吁。这种公共话语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假的,而是鼓舞人心或令人失望的。但不同共产党派、组织、团体和领导人对未来的描述和指示都不一样。这些呼吁、命令和指挥的话语产生了矛盾、破裂和冲突,甚至是暴力,而没人清楚这些矛盾和冲突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这种不确定性的可怕,平复公共言论的需求出现了。而最初的互联网,看起来就是理想的平复公共言论的工具。

网民不是消费者,而是关注者。但当代的关注者(followers)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追随者。传统的追随者作为宗教、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意味着自律和拥有牺牲自己的准备。以日本武士为例,领袖死亡或失去目的的武士会选择自杀。当代网络的关注没有类似的目标感和奉献精神。他们所关注的被叫做公众人物。不需要离开电脑,他们就可以关注不同的人,无论是政治家、宗教领袖、足球运动员、艺术家,还是英国王室的王子。"现实"中对这种不同的公众人物的追随会导致矛盾和冲突,但在网上,所有这些人物都通过他们在不同形式的社交媒体上的账号被分类管理。这些账号可以被关注访问,但领袖不能仅仅凭借自己的意志将自己的存在强加给关注。互联网激活了关注,注销了领袖。关注看公众人物只是想看什么发生了,他们在不同时刻的状态,就像医生看病人有什么感受一样。

然而,这种美好并不完美。每一个网民不仅关注,也是被关注。这样互联网平等的承诺就破灭了。每个用户拥有数量不一的关注者,这个数字是象征性的资本——也是有能力兑现的真实的资本。传统媒体的选择性和精英是明确的。这个选择的机制可以被描述也可以被批评。但互联网据称是由算法来调节的——而且这些算法是无法被普通用户所理解和批判的。这意味着,互联网背后的空间是黑暗的,是会引诱阴谋论争抢以填补的——当然,赢家会是最黑的那个。关注变成了狩猎,关注者变成了猎人。狩猎追寻目标留下的数字痕迹。但在互联网上,关注者是一个永远无法接触到狩猎对象的猎人,因为这个对象生活在线下。而这,只会滋长仇恨。

面对阴谋论和仇恨言论,当代政府会以审查回应——希望以此阻止阴谋论和仇恨言论的传播。在当今,不久前还在赞扬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和所谓的"蜂巢思想"的人,一转头又成为恢复审查制度最激进的支持者。但抵御阴谋论的方法不是审查,而是回归马克思主义对观念的批判。它对网上传播的观念有效,不亚于以前。毕竟互联网背后所隐藏的选择性与传统媒体和机构明白的选择性一样,所对应的依旧是企业和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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