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克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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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底日」的意義,可能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大


「巴士底日」是法國革命中一個炸裂性的瞬間,但它事實上並未推翻國王,也沒有帶來共和。不過當我們放寬歷史視界來看,「保衞共和」不僅是19世紀末法國的時代議題,也是中國清末民初的重大命題,直到今日仍未過時。



這篇文章是臨時起意的產物。過了十幾個法國國慶日,本來已經毫無感覺,何況今年因為疫情的緣故一切從簡,更沒有描述的必要,不過看到一些中文內容,覺得還是有必要寫幾筆。

話題的引子,是《國家人文歷史》在7月14日當天推的公號內容,沒有標題,就是這樣一張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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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內容是: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法國大革命爆發。法國大革命矛頭直指國王的權力,過往的貴族和宗教特權不斷受到自由主義政治組織及上街抗議的民眾的衝擊,舊的觀念逐漸被全新的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等思想所取代。法國大革命摧毀了法國君主專制統治,傳播了自由民主的進步思想,對世界歷史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我雖然不是史學科班出身,但之前寫博士論文時讀過不少革命史著作,現在又在翻譯奧拉爾的《法國革命:一部政治史》,所以對這段歷史略有所知。從這種背景出發,《國家人文歷史》這段話,乍一看「沒毛病」,尤其符合我們所接受的學校教育,但其中有很多似是而非之處。

需要說明的是,我對《國家人文歷史》並沒有意見,相反還很尊重這本刊物。只不過它頗為典型地反映了兩百年後跨文化語境中的一些誤讀。這種誤讀不是《國家人文歷史》獨有的,我在一些朋友的感想和認識中,同樣看到了類似的邏輯。

簡單來說,當歷史淪為粗線條的風乾物,不可避免地會遮蔽它原本的豐富之處,而歷史的無數歧路,其實是在這個豐富細節中、而不是粗線條(所謂歷史必然規律)中展現的。


攻佔巴士底獄標誌着法國革命的爆發嗎?

史學界通常認為,標誌法國革命開端的,是1789年5月5日三級會議召開;甚至還有一种觀點認為,此前兩年1787年顯貴會議召開,即意味着革命的開始,因為雖然顯貴會議無功而返,但由此以降,召開三級會議不可避免,革命也就順理成章。當然這種觀點相對小眾,屬於學術化路數,但無論如何,攻佔巴士底獄不是革命爆發的標誌。

為什麼會爆發攻佔巴士底獄這一事件?

原因當然很複雜,簡單來說(可見總歸不免一定程度的粗線條),當時三級會議已經持續了兩個月,但進展非常有限,民意開始焦躁;而導火索事件是被外界視為改革派標誌性人物的財政總監內克爾7月11日遭到國王免職,這加劇了街頭騷動程度,在發生若干起小規模的街頭抗議和鎮壓之後,攻佔巴士底獄成為街頭暴動力量的一次大匯合。可見,其中固然有必然因素,但內克爾被免職(他不是第一次被免職,更體現出國王的朝三暮四)是其中極為重要的誘發因素。

革命矛頭指向國王權力了嗎?

這是一個典型的似是而非的籠統判斷。如果以攻佔巴士底獄作為「革命矛頭」來說,它當然有反對「絕對王權」或者「專制王權」的一面,但需要注意的是,「絕對/專制王權」和「王權」是兩回事,巴士底獄可以作為前者的象徵被痛恨,但從知識分子到街頭民眾,當時幾乎沒有人反王權(除極個別人外)。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所謂「專制王權」,往往被稱之為「大臣專制」(despotisme ministériel),換句話說,頗有點中國式的「今上聖明,惜乎誤聽讒言」的意思。

按照奧拉爾的考證,在攻佔巴士底獄期間、乃至此後相當長時間裏,王權的合法性並沒有受到實質性的挑戰。法國人仍然在為路易十六虔誠祈禱,「共和」這種大逆不道的言辭極少有人公開提出,即便有人膽敢提及,也會立刻遭到輿論和革命陣營中絕大多數人的斥責。

同樣,所謂「自由主義政治組織」,其實當時法國人根本不知其為何物。最早在法國提倡共和的小團體成員,按奧拉爾的說法,沙龍裏的一張長沙發就能坐下。在很長時間裏,他們一直處於勢單力孤的狀態,連羅伯斯庇爾這樣的革命領袖,非但不是其同道,反而經常嚴詞批判他們。

在奧拉爾看來,革命矛頭不但沒有指向國王權力,而且當時王權甚至面對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投身擁抱革命,同底層民眾結合,直接打穿貴族體制,以王權引領革命進程。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後來「波拿巴主義」的路數。但以路易十六的見識和他所受的王室掣肘,這種歷史格局對他來說實在太難想像。

路易十六


攻佔巴士底獄帶領法國走向共和了嗎?

從長時段角度來看,二者當然有關聯。但從具體的歷史情境來看,很遺憾,並沒有。

如上所述,攻佔巴士底獄發生於1789年7月14日,此後的兩年多時間裏,法國政治生活的重組一直是圍繞王權進行的。甚至在1791年6月發生震驚全法的國王逃亡未遂事件之後,議會仍然為國王開脱,1791年憲法也仍然是一部君主立憲制憲法。

但逃亡未遂事件給路易十六的威望帶來沉重打擊,從那之後,王權其實已經搖搖欲墜,無論是議會還是民眾,對國王拂逆其願望的行為越發難以容忍,因此當後來國王按照憲法行使否決權,拒絕懲處反抗派教士和流亡貴族,激化了同平民的矛盾,這引發了1792年8月10日事變,民眾攻入杜伊勒裏宮。路易十六向議會尋求庇護,被暫時停權,後來又被發現同外敵有秘密書信往來,由此踏上斷頭台之路。

直到1792年9月,也就是「巴士底日」之後過了兩年三個月,法國才最終建立共和。

攻佔巴士底獄

所以,我究竟想說什麼?

一、歷史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鏈條,但環環相扣之間,有很多偶然因素。所謂「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攻佔巴士底獄當然造成了立即的後續效果,但在多大程度上能支配後面的因果鏈條,需要謹慎態度。過於粗線條的歷史風乾物,某種程度上會強化所謂的「輝格史觀」,即迷信歷史演變的邏輯,用現在的標準來評判過去。

二、我甚至覺得,要論對於革命的步步推動,攻佔巴士底獄固然是個炸裂般的瞬間,但其實質作用,未必有路易十六(在王室影響下)各種花式作死的作用來得大。路易十六當然是個通常意義上的「好人」,但日常倫理與政治倫理不同,評判政治人物的邏輯,要以他作為歷史當局者起的作用來看待。我曾經也為路易十六的命運扼腕歎息,但後來明白,歷史悲劇的情節可能是很無情的,所謂好的政治家,標準是可以避免最壞的結果,而不是讓人空灑一掬熱淚。

三、法國政治文化中有追求grandeur的一面,可以理解為偉大、榮耀、光榮等等(凱旋門就是某種意義上的象徵)。當然這不是法國的獨創,古羅馬也有這種文化(這也是為什麼法國革命者總拿自己和古羅馬比附),或者說是人類政治文化的固有物。當「巴士底日」成為一個享用歷史grandeur的符號,會激發人性中的「刻奇」(Kitsch)一面,強化自我感動、體驗一種虛假的崇高之情。尤其是將自己代入到這種虛構語境之中,與別人共享這種自我感動。其實不管是某廣場上的升旗儀式、還是黃浦江邊的焰火、或者法國「巡邏兵」特技飛行的彩煙,充其量只是風景而已,把自己代入其中,「永遠愛國、永遠熱淚盈眶」的樣子都很蠢,不管哪個國,重要的是意識到你自己作為個體、作為「有思想的葦草」的存在。

四、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不一定就能修成善果。攻佔巴士底獄之後的殺戮已經預示了這一點。這樣說不是為了鼓吹「告別革命」,而是提醒:當你醉心於置身一場偉大歷史運動之中的時候,要做好心理準備,它完全可能會走到同你預期相反的方向上去,勿謂言之不預也。

五、真正意義上的「共和」是一個極難達到的均衡狀態。它的反面不是有形的王制,而是一種權力的恣意狀態。無論是法國還是中國,為爭共和都花費了漫長的數代人時間,從法國攻佔巴士底獄的炮聲,到第一共和肇造(1792),到第三共和敲定大勢不可逆轉(1875-1877),中間幾經復辟與革命,花了八十多年時間。而我們要駛出歷史三峽,花的時間恐怕也要超出唐德剛先生的預期吧。「保衞共和」不僅是19世紀末法國的時代議題,也是中國清末民初的重大命題,直到今日仍未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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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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