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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历史

甘地思想和生平简介(4)《小绿书》

不管是哪个阶层的印度侨民,他们与南非白人的不同宗教信仰、蹩脚的英语、不讲卫生的习惯等造成了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利地位。而为这群二等公民争取权利正好是甘地最愿意做的事。年轻的甘地在这件事上发现了他一生钟情的事业所在。

诉讼案圆满结束后,甘地本来打算立即返回印度。就在这个时候,纳塔尔省议会出台了关于取消印度侨民选举权的议案。那里的印度人决定请甘地留下来帮他们用法律维权。甘地在南非呆了下来,靠诉讼私人案件来得到收入,同时免费为印度侨民社区提供公益法律服务。前者是他的谋生手段,后者是他热心做的事。

甘地服务的印度侨民社区分布于南非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少数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商人、白领,多数是社会地位较低的非技术工人和契约劳工 (indentured workers)。契约劳工是南非殖民政府委托印度殖民政府从印度招募来的体力劳动者。招募的许诺是工作五年后他们就成为可以拥有地产的自由人。在契约期间,劳工没有离开雇主的自由,逃跑者要被当作刑事犯来审讯、下狱,其社会地位与奴隶差不多。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识字,英语就更谈不上,所以没有任何能力保护自己的权益。

不管是哪个阶层的印度侨民,他们与南非白人的不同宗教信仰、蹩脚的英语、不讲卫生的习惯等造成了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利地位。而为这群二等公民争取权利正好是甘地最愿意做的事。年轻的甘地在这件事上发现了他一生钟情的事业所在。

1896年,26岁的甘地回印度探亲。那时他已经是在南非站住了脚跟的律师,收入不错,也渐渐成为受到印侨信任的维权活动家。甘地回印度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把妻儿接去南非定居,第二个是争取印度各界对南非印侨的声援。甘地写了一个关于南非印侨生存状况的小册子(因封皮为绿色,后来俗称《小绿书》 (The Green Pamphlet)),在印度印刷了一万份,寄给印度的各界名流和所有的报纸。

“准备这些小册子的邮寄工作并非易事。如果我雇人去做,会很昂贵。但我找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我召集了我家附近的小孩,请他们在不上学的时候来做义工,每次一个上午,大约两三个小时。他们很愿意来做。我把我收集的用过的邮票给他们来作为奖励。他们很快就完成了工作。这是我用小孩子来做义工的第一个实验。其中有两个小朋友直到今天(注:指甘地写成这一章时;大约是三十年之后的1925 – 1926 年左右)还是我的同工。”【12】

召集小孩来准备信封,不仅经济成本低、是他们力所能及,而且启发了孩子们以具体行动帮助他人的善念。这办法很能体现甘地组织群众运动的原则:用最小的成本办最多的事。

甘地在后来更大规模的抗争运动中不仅努力将经济成本最小化,也努力将政治成本最小化。甘地后来在印度的三巴朗 (Champaran) 抗争运动中的反思可以作为后一种努力的例子:

“我发现,即使一个抗争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政治的,而其起因是非政治的,把它政治化会损害这个运动,而把它局限在非政治的范畴则会对它有助益。三巴朗抗争运动证明了,不论在哪个领域,对大众的非政治化的服务最终都会在政治上对这个国家有帮助。”【13】

三巴朗抗争运动发生在1917年,是甘地后来回到印度之后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体抗争运动。那里的法律规定农民必须按一定的农田比例种植染布需要的木蓝 (indigo),这经常把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民逼到无法维持生计的地步。甘地在三巴朗成功地组织起农民向地主和政府施压,迫使后者通过了保护农民利益的“三巴朗农民法案” (Champaran Agrarian Bill)。

把问题政治化通常意味着举起道德大棒,把冲突简单化、把其中的一方妖魔化。反过来,如果能把问题局限在非政治的范畴,引导双方进入一种调解的模式,双方都有可能在保存面子的同时向对方释出善意,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以最小的政治成本来达到抗争的目的。

几乎所有的著名报纸都对《小绿书》的内容加以报道、评论。印度各界对此给予了广泛的关注。

甘地一个终生未变的信仰是每个人,包括其政治对手的意识深处的善性。由此,他很注意的一个工作是将弱势群体受到不公的状况讲给更多的人听,其目的是争取更大范围的同情心,其结果不仅有助于改善他要帮助的那些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对听者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另一方面,《小绿书》能引起巨大反响,与甘地的写作也有不小的关系。这里引用其中几段对印裔人在纳塔尔省的遭遇的描述:

“纳塔尔省有大约40万土著人、近5万欧裔人和5万1千印裔人。印裔人中包括契约劳工1万6千人,契约期满后的自由定居者约3万人,和商贸人士约5千人。……

“请允许我引用我在写给纳塔尔省议会的公开信中描述欧裔人如何对待印裔人的一段话:

‘街上的人讨厌他、骂他、向他吐口水、把他从人行道上推下去。报纸上好像穷尽了英文词典中最强烈的侮辱言辞,这是几个例子:‘吞噬社区活力的恶疾’;‘这些寄生虫’;‘狡猾、恶毒、半野蛮的亚洲人’;‘又黑又瘦又脏的该死的印度人’;‘他吃米饭、爱使坏。我讨厌死了印度人’;‘满嘴谎话、做事狡诈的肮脏的苦力’。……印裔人不许乘坐公交车。火车上的工作人员不把印裔人当人待。旅馆不许他们住。公共浴室不许印裔人使用。……

“我之所以引用这段话,一是因为它已经在南非发表近一年半、被南非几乎所有的报纸讨论,而其中叙述的事实未遭到质疑(事实上,一家报纸对公开信明确表示支持),二是因为这里描述的这些事实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任何改变。”【14】

从这几段话中可以看到甘地的一些写作特点:重视搜集大量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用严密的逻辑论证来构筑其诉求。这与他的律师职业训练应该有一定关系。有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写作就可以客观、准确、少一些感情用事和想象力的任性驰骋。

甘地经常提到的一个说法是“自我纯化” (self purification) ,即在生活和做事中尽力去除自己的私欲和偏见。这也反映在他的写作风格中:不讲究艺术华彩,但是准确简洁、避免掺入个人杂念和偏见;能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想问题;对他人抱有最大的善意。

甘地对南非印侨生存状况的报道也辗转流传到英国,又从英国传回南非。消息在转手几次之后通常都会被添油加醋,离最初的形状越来越远,这次也不例外。德班的白人读到被夸大了的报道,感到被造谣污蔑。结果甘地在后来回到德班时被一群白人暴打,险些命丧街头。后来甘地拒绝指认和起诉打他的人,因为“他们听到的报道是我在印度时对纳塔尔省白人的行为有不实的夸张,这损害了他们的形象。如果他们相信了这样的报道,我不奇怪他们会生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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