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牛

中一中語資1823/MUNer/高看寫手/TC Time Walk在地導覽員/可憐明年學測生/developing more identities(slashes) 希望Matters可以鞭策我記得時不時寫點什麼東西,不要忘記筆耕,不然作物會枯死的

甘耀明小說《殺鬼》的身分認同書寫——以劉興帕、劉金福為例

第一篇自己寫的小論文,嚴格來說只寫了一個月(該死的拖延症與惰性聯動)。大概是測試看看便發上來,若看倌們有閒可以看看,沒讀過殺鬼也無妨,劇情小弟認為還是解釋的比較清楚的。

指導老師:陳光瑩 博士

學生:王中富


謝辭

許久沒有跳脫研究者的制式化自稱視角寫作,大概要忘記如何感性地書寫了。從來沒有想過能夠煩惱謝辭的內容,當一個月前本論文還一字未寫,甚至還暫定〈甘耀明小說《殺鬼》中的親情描寫〉這種無邊無際的題目。如今——雖然還是維持一貫的死線master作風——完成此研究,要感謝的人事物許許多多,以下筆者將羅列功勞較大者並分析其具體影響。

首先不免俗感謝我的指導老師,陳光瑩老師。謝謝您願意每個禮拜二都花一個小時瘋狂對我傳出各式各樣可能會跟小說內容沾邊的學術知識,雖然大部分我都沒有用到。謝謝您出借收藏的專業書籍,雖然沒有時間詳盡閱讀每一本,但總有幾本成為了這篇論文的立論起點與基礎,感謝這些書以及沒有把他們捐給圖書館的您。感謝您面對這個廢了一個多學期直到一個月前才開始趕進度的懶散學生沒有氣到心臟病發,健康地引領我到論文的結束,對您感激之情真的無法以字面表達完全,真的很感謝您。

也很感謝甘耀明老師,雖然我與您素未謀面,但您的作品佔據了臺中某一間高中的某一個高二學生的一整個學年。《殺鬼》真的是一本很偉大的小說,雖然剛開始看我真的沒有抓到重點,但是越看越入迷,看到鬼中佐等帕歸建那個部分我直接爆哭。您的小說真的值得一看再看,接下來準備攻略成為真正的人,剛看開頭就深被觸動了,希望以後如果有機會能再更深入研究您的作品。

接下來要感謝一些零零散散的人事物。感謝我面前的這台筆電沒日沒夜地為它進度拖延的無良主人辛勤工作也未曾故障;感謝戀風草青少年書房在臉書的分享讓我一時興起就把一整年的時光砸在劉興帕身上。感謝薛郁陞不知道哪一天突然跟我說班上只有你還沒動筆吧讓我氣湧心頭無處發洩只好硬著頭皮開始寫緒論;感謝全家的咖啡常常第二件七折讓我熬夜有伴。感謝國中老師玫玲還會回我訊息雖然我到最後還是沒有用你說的題目,感謝被延期的死線與停課後增加的自由時間。

最後感謝我的身體依舊硬朗無恙,沒有被連天熬夜與九宮格內的病毒gank,活到了這個令人感動的時刻。感謝一切需要感謝的存在,天使保佑。


摘要

甘耀明2009出版30萬字長篇小說《殺鬼》,以其華麗絢爛的筆風於文壇佔據一席之地。細究小說中劇情走向與角色設定,足可發現身分認同在小說中串聯情節與角色的互動關係,角色隨時代更迭的身分認同擺盪更是甘耀明描寫的一大重點。本研究透過文本分析試圖與小說內容對話,就《殺鬼》中描寫身分認同的段落著手,剖析兩位主角:劉興帕與劉金福的身分認同之建立與變動、擺盪之原因,藉此整理並歸納甘耀明在本書之身分認同書寫的寫作手法與象徵意象。

本研究將身分認同書寫劃分為兩個時代背景作為敘述的脈絡:日治殖民統治與光復後;前者著重敘述劉興帕與劉金福的認同塑造與變化因素,後者加以分析身分認同的困惑與擺盪的原因及段落中的象徵意涵。本研究期待藉由文本分析解釋《殺鬼》中的身分認同問題與書寫間象徵手法的使用。

關鍵字:身分認同、世代、殺鬼、甘耀明、象徵、寫作手法


目錄

謝辭

摘要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第三節 章節架構與內容安排

第二章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身分認同問題

第一節 劉金福:遺民世代的堅持到妥協

第二節 帕:積極追求同化的戰爭期世代

第三節 小節

第三章 光復後的身分認同問題

第一節 對國民政府的期待破滅

第二節 身分認同的擺盪與困惑

第三節 小節

第四章 結論

參考文獻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殺鬼》為臺灣後鄉土小說家甘耀明於2009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故事時間橫跨日治後期到光復後與二二八事件。小說以火車帶著日本威權進入關牛窩開始,前半部分以日本政府發動大東亞戰爭與皇民化運動為背景:名字裡有番字的客家少年帕被日本軍官「鬼中佐」鹿野武雄收作義子後從軍備戰,也逐漸有了作為日本皇民的身分認同;同時,帕的祖父劉金福卻是客家抗日義軍的殘黨,在「走番仔反」的抗日戰爭敗北後,隱居深山,佔地為王,隔絕與外界日本文化接觸的可能性。諸多故事圍繞當上教育班長、人稱「鬼軍曹」的帕的軍旅生活展開,諸如連體父女尤敏與拉娃、加入神風特攻隊的堂兄金田銀藏、夢繫亞細亞號列車的機關助士趙阿塗、美軍砲擊後失去下半身卻奇蹟生還的尾崎等。本書的前半部分結束在帕帶領白虎隊在大霸尖山迎戰毒癮發作下幻想出來的敵人,而後半部分始於傳遍街頭巷尾的日本戰敗的消息。在小說的後半部分,故事以帕與祖父劉金福的互動為主,從劉金福阻止國民政府的徵兵到進台北城打通關節偽造死亡證明,從吵架決裂到最後祖父葬身在孫子手上,作者在這個部分更著重描寫了帕與劉金福的祖孫關係與情感牽絆,而小說也由劉金福、「鹿野千拔」與鬼王靈魂的逝去結尾,一切紛擾都落定。

《殺鬼》的背景時間長達十多年,而貫穿全文、支撐起小說情節進行的兩個人物便是劉興帕與劉金福。而在這對祖孫的出場段落中,身分認同尤為作者甘耀明敘述時的重中之重:日治時期身處不同歷史世代的身分認同與抵抗,但一開始的設定隨劇情推進、祖孫倆的境遇有所不同而轉變,直至後來無根漂泊之感,皆形塑出這兩個角色的形象,也細緻地描繪了受時代巨變衝擊的人們對自我身分的迷惘與探索。作者甘耀明也曾說:覺得如果可以找到一個主軸的話,就是在身分之間的擺盪。」是因為帕與劉金福這對「兩子阿孫」的存在,我們才能在龐大的時代背景與詼諧魔幻的筆法下,完整的看到小人物對時局的應對,也看到甘耀明是如何藉由文字的力量去表現如此複雜的情感擺盪。

本研究意欲藉由分析小說文本回答以下問題:帕與劉金福的身分認同是如何形成?他們的身分認同又是如何隨時代變遷、統治者更迭而調整與改變?小說中又藉由哪些寫作手法與象徵意涵描寫帕與劉金福的身分認同?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一、文獻回顧與探討

本論文著重討論劉興帕與劉金福的「身分認同」問題與《殺鬼》身分認同書寫中的象徵手法;許多以《殺鬼》或甘耀明作品為討論對象的論文在兩位主角的認同方面有所探討,以下照內容分類與發表時間順序回顧相關問題的前行研究。

羅惠娟在〈甘耀明小說研究——以2011年前的作品為討論範圍〉討論甘耀明作品中的國族∕身分認同議題,認為「帕」這個角色的存在即為在皇民化政策下遺失身分與國族的台籍日本兵發言,包括更名、斬「支那神」恩主公等皆為皇民化過程的縮影,日本試圖從精神層面消滅台灣人的民族意識與祖國觀念,以剛柔並濟的方式讓台灣人認同與接受日本文化。而劉金福以清朝子民自居,抵抗日本統治,卻因為慈悲而臣服。羅惠娟認為《殺鬼》裡劉金福與帕祖孫的關係藏有作者溫柔與慈悲的凝視,在衝突、對立與緊張的關係下有濃郁的相依情感。最後,本文也解釋了《殺鬼》中「鬼」的涵義,除真正代表靈體的「鬼」外,也在鬼中佐、鬼軍曹的綽號中表示了「凶狠」之意;而台灣人隨改朝易代而更名並抹去過去的身分,最後也成了在臺、中、日之間擺盪的無主孤魂。

舒懷緯在〈後鄉土〉中將帕與劉金福的身分認同問題分立討論。文中將帕的日本認同歸結於初期排斥的行為、中期教育與規訓的日本認同過程、後期信奉並展現舉有的日本身分這三個脈絡,而這三個脈絡下的日本認同建立很大程度被與鬼中佐和帕的關係所影響。鬼中佐與帕的關係不只建立在教育或軍事訓練,亦有部分來自義父對帕表達內在私我的情感信任,甚至到了最後認同了帕這個異地的孩子為真正的日本人。此論論者認為,帕對日本的認同出自義父的情感,而將其對國民政府的反感歸因於其被日帝拋棄又被國民政府拒於門外的處境,並沒有如抗議的臺人般具有反抗國民政府的自覺。綜觀帕的身分認同問題,舒懷緯認為關注帕的認同行為遠不比確認帕所認同的情感有價值;從另一方面解釋,甘耀明歷史書寫並不著重歷史的認同問題,而是凸顯人為多重甚至是衝突的身分認同所構成的後現代的概念。論及劉金福的認同脈絡,舒懷緯以日治與戰後兩時期區分:前者強調其清遺民認同,在奉公事件後自覺出台灣意識,認同關牛窩村民並接受日本政策;後者以祖國情節移轉到國民政府認同上始,又遭遇二二八事件,方自覺台灣意識。在日治時期的認同脈絡下,此論論者認為在劉金福轉為服從日本的段落處表現了其人道的悲憫之心勝於堅持尊嚴的國族認同,因而蛻變出自覺的意識。在戰後的脈絡下,舒懷緯再以三段重要情節加以敘述其對國民政權認同轉換的過程:反抗祖國被帕看見、重傷於二二八事件並將死亡證明交給帕、彌留下看見刑場並自覺台灣人意識。論者經過對以上橋段的分析,認為甘耀明確實保守地透過劉金福處理歷史書寫的認同問題,但在此基礎之上卻又再保守地提高層次以強調「人道關懷的精神」與「兩張證明——死亡才能免於被體制收編的思維」凌駕於認同問題之上的關係。

朱立雯在〈後鄉土小說的歷史記憶:以吳明益《睡眠的航線》及甘耀明《殺鬼》為例〉中解析劉金福與帕的認同觀點,認為劉金福的認同問題較帕複雜。甘耀明對劉金福角色的刻劃並非二元對立,而是表現出身分認同的複雜面向,從「現代化科技帶給劉金福的內心糾葛」和「日治臺人也須面對戰爭帶來之苦難」兩方面轉化出了劉金福對日本統治的「假性認同」。再分析劉金福戰後對國民政府的認同,經歷了從歡迎到質疑、甚至上街抗議的過程,最後以其見到國軍處決的刑場的悲痛指出劉金福的身分認同從「祖國」轉向了「臺灣人」。針對帕的身分認同,朱立雯將其分作四個層面:尚未接觸鬼中佐前的雙面認同、接觸鬼中佐後的日本認同、加入軍隊後對日本的信奉與反思、被日本與中國雙方遺棄的無依感。此論論者認為,與鬼中佐的相遇使帕的日本認同由被動產生主動的變化,而當面對新的政權,帕卻依然認為自己的身分為日本人,因此產生了被雙邊遺棄的無依感。朱立雯以帕將自己比為「鬼」的橋段作結,認為甘耀明藉帕的身分重現日治時期臺人面對新舊統治者時沒有依歸的心情。

陳秀珍在〈甘耀明小說《殺鬼》的鄉土、歷史與美學風格〉中從小說主角帕的身分認同轉折起始論述,進而討論人種或族群之間的文化認同衝突,最後以學舌發聲的殖民印記作結。本論在探討帕的身分認同時強調此命題與姓名符號的關係,帕被迫放棄原來的姓名而被冠上一個日本姓名,又在與鬼中佐的相撲對壘中藉鬼中佐反覆質問「你是誰?」而以自己的日本姓名為傲,成為了一個真正的日本人。接續以多重身分認同的敘述,陳秀珍認為《殺鬼》以異文化齊聚一堂的方式敘寫國族認同與文化認同多元共生的可能性,在中國人與日本人身分與文化、漢人與原住民的文化歧異性上都有多元文化共生的痕跡。最後,此論論者針對語言學習所隱含之權利結構不對等關係加以論述,認為被迫學舌是被殖民者在殖民統治下的身分記憶,而差別待遇卻永久存在。

陳振宇在〈世代、性別與族群交織的成長之路——甘耀明《殺鬼》與《邦查女孩》之比較研究〉中探討《殺鬼》國族力量對帕的影響,以國族認同的擺盪與拉扯作為敘述的重心。本文亦強調帕與義父鬼中佐的親情與帕追求自己成為日本人的認同之間的聯繫,而日本作為文中敘述三國族力量之一,對帕的影響並未超過帕對鬼中佐情感的依附,於是此一國族力量在聖戰之後退場。而三方國族認同的困惑在二二八事件中帕被警備總部逮捕時更為清晰,上述問題因為國軍的步步逼迫而使帕逐漸無所適從。陳振宇最後分析小說末段的死亡意象,認為個人面對體制難以施展拳腳,只能從國家體制中除名才得以存活;若將帕視作台灣的暗喻,帕的死亡結尾即暗示了一九四零年代的臺灣傷痕累累卻迎向新生的狀況。

二、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文本分析法進行,擬就小說情節與文字著眼,探討劉金福與劉興帕各自身分認同的建立與變化,並進一步歸納《殺鬼》身分認同書寫中的寫作手法與象徵意象。


第三節 章節架構與內容安排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第三節 章節架構與內容安排

    本論文共分為四章,第一章為緒論,針對研究的起源及問題意識發想,再對相關領域過往研究進行整理與回顧,再簡述本論文的敘述的架構與內容的安排。

第二章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身分認同問題

    第一節 劉金福:遺民世代的堅持到妥協

    第二節 帕:積極追求同化的戰爭期世代

    第三節 小結

    本章針對日本殖民統治下劉金福與帕的認同問題著手討論。筆者先以周婉窈三個歷史世代的劃分作基準,比較此二角色與歷史世代認同理論的同異,再藉文本分析身分認同塑造或轉變的背景、因素與過程。

第三章 光復後的身分認同問題

    第一節 對國民政府的期待破滅

    第二節 身分認同的擺盪與困惑

    第三節 小結

    本章主要以大東亞戰爭結束(即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投降)、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兩位主角的身分認同問題。第一節探討劉金福本身認同於中國「祖國」政權,但最後卻對新執政者的所作所為幻滅,導致其與帕皆陷入第二節將探討的身分的困惑之中,只能靠身分的抹滅才能在混亂的時代生存。筆者在本章將著重於文本中帕與劉金福的身分認同轉變與游移的狀況,並從中分析情節中的象徵意涵及其架構起對認同的困惑。

第四章 結論

    本章旨在統整前文分析之內容並試圖提出結果以回答本論文之問題意識,亦提供未來有興趣之研究者深入研究之方向參考。



第二章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身分認同問題

配合戰爭的需要,日本殖民政府在大東亞聖戰時期於殖民地如韓國與臺灣等地實施皇民化政策,除本已實施中的「宗教與社會風俗的改革」與「國語運動」外,又增加了「改姓名」與「志願兵制度」等措施以加速或深化臺灣人的皇民意識。陳翠蓮參考周婉窈三個歷史世代,透過出生年代與教育背景等成長因素取「老、中、青三個世代臺灣人」的日記等史料以分析其在戰爭時期之認同與態度,發現老生代代表林獻堂與中生代代表吳新榮皆「願意支持日本、協力戰爭」,新生代葉盛吉甚至「願意為聖戰獻身」,無論各自的成長背景與認同出發點,都在戰爭時的宣傳下傾向支持日本。但陳翠蓮在同篇研究裡也表示「戰爭時期的皇民化運動並未成功」,因台灣人並未被從心靈與國族認同層面被同化,戰爭時期支持日本亦是以臺灣利益的角度出發,甚至如受皇民化影響最深的新生一代的葉盛吉也非純粹信任日本殖民政權,而是經由反覆思考與辯證而釐清了自己的認同問題。

然在《殺鬼》中的戰爭時期,日本殖民者皇民化的作用與世代的差異十分顯著。從三個歷史世代角度著眼,劉金福與帕便清楚地分別在「遺民世代」與「戰爭期世代」的範疇,其對日本殖民者的態度也大相逕庭。劉金福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是不順從、堅決杜絕其侵入的,但中途卻因為更重要的對土地與人民的認同而輸誠;帕則在日本軍官義父鹿野武雄的影響之下不只培養起了皇民的意識,甚至成為了一個典範的具武士道精神的日本軍人,而這種認同一直鮮活到了鹿野武雄的死亡。筆者認為,劉金福與帕的角色認同在日本殖民政府戰敗前皆為其角色最鮮明的特徵,因此筆者在本章將就日本殖民統治下劉金福與帕的認同構成與轉變進行分析。


第一節 劉金福:遺民世代的堅持到妥協

劉金福於一八六六年出生於關牛窩。父親劉道明十九世紀初期因廣東旱災而渡黑水溝來臺,在沿海一帶經營買辦生意,晚年來到關牛窩與當地原住民買地拓墾,逐漸發展出在關牛窩的客家聚落。劉道明過身後,劉金福理所應當地成為當地名望,也在一八九五年、日軍接收臺灣時,「領了軍民一百二十人,攜十把防『番仔』的火繩銃、戳山豬的雞油柄鏢刀二十支、竹篙插菜刀四十支,加入『義軍』對抗日本人的現代化武器,展開俗稱『走番仔反』的戰爭」。「走番仔反」便是由吳湯興(《殺鬼》中有鬼王之稱)等人領導的「乙未戰爭」,戰場集中在桃園楊梅壢到彰化八卦山,最後敗於八卦山之役。劉金福「吃了敗仗回到關牛窩,賭氣跑到山上隱居」,消極地抵抗這塊土地的新政權:殖民母國日本。

劉金福生長於清領時期,青少年期也在中國人的身分中度過,若以周婉窈對日本殖民統治末期之「三個歷史世代」觀念劃分,則劉金福便是標準的「遺民世代」。王德威在《後遺民寫作》中採用南京大學學者謝正光對「遺民」的定義,意即「江山易代之際,以忠於先朝而恥仕新朝者」,而劉金福亦表現出排斥日本殖民政權的態度,甚至另立新國以抗日:

他(劉金福)志氣高的拋家棄子,獨隱深山,用竹籬巍成圈,延續一個叫「綠巴碧客(Republic)」的神祕小國。他自擁國璽和國旗,國土有菜園幾畦,子民有雞鴨三兩,繼續與日本人消極對抗。(29)

此段是對劉金福遺民身分的宣告——正若明朝滅亡後,鄭氏一脈作為明朝遺民,多次反攻清廷,在臺灣又立東寧王國,劉金福藉延續小國、擁地自重來逃避新政權的統轄。此國名為「綠巴碧客」,為「共和國」之英文直譯,明顯較可能源於臺灣民主國(The Republic of Formosa)而非清朝。臺灣乃清廷之棄地,然清朝未亡,真正滅亡的是為在被滿清母國遺棄的情緒中建立起以抗日保台的臺灣民主國,則劉金福的遺民身分是來源何處呢?引王德威問:「唐景崧的檄文就聲稱『臺灣已為朝廷棄地,百姓無依,惟有死守,據為島國』。因此就算是大清不亡,丘等人是否也還算得上是民主國的遺民呢?」

縱觀《殺鬼》,筆者認為,劉金福的身分認同甚或遺民意識多圍繞在其所生所長的「漢文化」與「臺灣」:前者為血緣傳承以來族群的象徵,成為在文化面上抵抗日本思維的基礎,亦埋下他光復後對國民政府的肯定與期待;後者作為他生長的這片島嶼,建構起自己對土地的依賴與對同生存在這土地上的人們的認同感。對「漢文化」與「臺灣」的認同感在劉金福的行為表現上昭然若揭,因而這個論述亦會作為本文探討劉金福認同的段落中一再提及的要素。

施正鋒〈母語傳承與母語地位〉中提到:語言是「傳承文化的負載者」,在一個「有多元族群的國家裡,對於少數族群來說,不僅語言的有無代表著集體生存的命脈,語言的地位更象徵著族群之間的權力 (power) 關係是否平等」。語言作為文化的根基,如何保留自己並抵制日本的語言便成為劉金福對日本強勢文化入侵的抵抗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劉金福得發明新詞彙,對抗那日語,手錶不叫時計,名喚「日頭盒子」;巴士不是自動車,叫「木包人」;番茄不叫「橢蔓多」,是軟柿子;百香果不是「橢結索」,叫酸菝仔。(30)

日本殖民者帶來新科技與文化,新事物的衝擊迫使劉金福需要在自己的語言基礎上開發新詞彙來解釋。中興大學陳秀珍引楊雅儒研究以解釋此現象:「當兩種文化相撞之初,人們習慣先從熟習的文化脈絡尋找盡量貼切的用語、指稱去『翻譯』對自己而言是新的事物。」而這亦是一種文化層面上的抗衡,若語言不更新,只能任由日語詞彙「頑劣的滲入生活」,而劉金福所堅守的漢文化的負載便會一點一滴被取代。劉金福也試圖教授孩童漢語,卻被日本文化薰陶下的孩子們潑了冷水:

劉金福知道這是挑勢,怎麼會問題一樣,便生氣說:「教不精,這不是講過了,仰般忘記?」他再仔細解釋,內地就是唐山,我們從那兒來的,然後便用俗稱「正音」的漢音唸上一遍內地。孩子王的帕會猛搖腳板,小孩便大笑的喊:「錯,內地是日本啦!」用日文頂了回去。劉金福怒說這些日文都是孑孓字,說出的是蚊子音,講的是吸人血。四腳仔不是仁中鬍,就是屐仔腳,那講的、穿的、用的都是唐山早就丟掉的邋圾,才被狗仔叼去東洋用。你們小囝仔顛倒學,不學一手,學二手的,譏衰人。(32)

以唐山做內地、將日文字母比做孑孓、強調日本文化源於中國,劉金福認為漢文化優於「四腳仔」的文化,也質疑起這些孩童所受的語言教育。然一樣是孩童,自己的孫子帕其實也生長於日本教育體制之下,學習日本語言,不抱持劉金福那般的遺民抵抗意識,反而習慣於日本的文化與物質。不同世代的認同差異在劉金福與帕的日常相處之中引發衝突:年三十除夕夜,帕因一年一度的「逐出家門」儀式而痛得失眠,便在灶房藉著火炭的光閱讀日文讀本,卻恰巧被劉金福撞見:

長年菜太鹹,唐山夢太淡,劉金福起床,走到灶房尋水喝,瞄到帕把日本書拿入屋內看,打破了小國的禁忌,大大怒喊:「畜生子,這鬼書也敢看。你阿公還沒過身,不要給我作亂。」(38)

劉金福拿起擔竿扁擔追打帕,甚至把擔竿都打斷。帕惱怒地離家出走,擰乾方才慌忙之中燒進書裡的炭火,餘燼落到地上。劉金福見到餘燼中的日本字與漢字,怕「落單的漢字會被日文帶壞」,非要踩滅這些餘燼中的字才罷休。

劉金福因與帕的世代認同差異而爆發衝突,也逃不過日本政府對此佔地為王、不事奉公的老貨仔的制裁。鬼中佐鹿野武雄下令逮捕全庄中唯一未投入奉公的劉金福,憲兵押著他至公會堂審問。「至此,劉金福用纏頭綁好頭髮,擐了草蓆,打赤腳,到菜園把旗繩扯斷。目送國旗隨風消失在天空,他才隨憲兵從容下山,像是過家聊去了。」劉金福對這天似乎早有預料,醉倒帕、裹草蓆,降下「綠巴碧客」的國旗,宣告立國抗日結束,此一趟是去「和日本人輸贏」。

鬼中佐對劉金福說:「歐吉桑,我給你最輕鬆的奉公,每天在屋外撿起一顆小石,再放下即可。不然,給你當上保正,就連撿石頭也免了。」
「今晡日要我低頭,明日要我彎腰,我的子孫最後只能世世代代爬下去。要我做官,你等靓吧!等到關牛窩落大雪。」劉金福說罷,把背上的蓆子抽丟到跟前,意味寧願死不屈。(56)

鬼中佐開給劉金福絕佳的條件,甚至是一般臺灣人民無法享受的待遇,為滅絕關牛窩村最後的反抗。但這反倒襯托了劉金福堅定的遺民意識,劉金福已經做好了為堅持而犧牲的準備。若自己認輸了,子孫世代便必須認命地活在低日本人一階的殖民統治下。劉金福這段話顯現他將與自己有血脈關係的族人和殖民者分割成兩個族群,而堅守文化傳承與認同而不屈服的原因即是希望被殖民、壓迫的命運不要世世代代相傳下去。以血脈為由的認同表徵亦出現在劉金福臣服於日本而被拔擢為「助役」後:

每到臨暗的上工前,日警准他燒炷香。劉金福在車站後頭,雙膝一折,額頭觸地:「不肖子孫劉金福,腦筋朽朽了,在此向列祖列宗跪拜。」之後將香炷插在地上,去幹活了。(132)

棄守遺民意識、向日本輸誠後,劉金福仍感有愧。不過劉金福懺悔的對象並非棄臺的清國或「走番仔反」戰役時的統領吳湯興,反而是血脈相傳的「列祖列宗」。陳翠蓮:「漢人血緣是日治時期台灣人共同體想像的基礎,對祖國的情感投射逡巡不去,又如語文工具的選擇也以文化親近性為考量,共同體的範圍與中國曖昧重疊。」由血緣傳承的認同在劉金福的身上顯現,構成了他對漢文化保留的堅持,但卻不等同於中國。筆者認為比起遙不可及的清朝,劉金福的漢文化認同根屬於來自廣東的祖上以及一八七〇年代(即劉金福的青年時期)至乙未割臺之間的臺灣。亦可以說,劉金福對臺灣及其過去生活的歸屬感大於其對清廷的認同。以下段落不失為其證明:

這時候,旁觀的劉金福靠在樹上,一種濃烈的哀毀瀰漫全身,他正想要用死亡為自己插翅膀,離開這世界,卻看到無數的親友還陷在地獄揮手。……一瞬間,慈悲使九鏨頭成了無毛人,他跪下祈禱:「天公伯呀!你不成青瞑了?我給你做牛做馬,你從今要保佑關牛窩,保佑台灣人呀!」劉金福擰乾淚、咬緊牙,拖著戰巍巍的步伐,走出森林,上前推天霸王,成為奉公隊的一員。(131-132)

劉金福在藏匿戰俘「火炭人」卻被揭穿、並被帕從地牢裡強行拉出後,深覺屈辱便自囚入夢。一個月後劉金福醒過來,一心想「殺光路上睹到的每個日本人,直到也被日本人殺死」,即使被殺也要堅守自己的認同並復仇。經過山路到機場,他看見親友皆在奉公的地獄中掙扎,天霸王機關車的巨輪甚至「把兩位村民的腿壓成肉醬」。在惻隱之心驅使下,「九鏨頭成了無毛人」,為了與自己生在同一片土地上的親友和人們,劉金福不再堅守自己對日本統治的排斥,「成為奉公隊的一員」。

在投身奉公以前,劉金福祈禱天公伯能「保佑關牛窩,保佑臺灣人」,清楚地呈現劉金福在長期所堅守之價值間掙扎時的心理狀態。劉金福選擇了關牛窩與以土地為判準劃分出的這群臺灣人,而非以國族或文化將眼前正在奉公的人視為他者。朱立雯研究:「改變劉金福抵抗日本的轉變在於戰爭的殘酷,也是彰顯劉金福所認同的對象是臺灣人。」劉金福終結抗日行動、投身奉公並不只是出自於心中燃起的慈悲心,亦象徵了劉金福對鄉土與人民更深層的關懷與認同。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對於鄉土與人民的羈絆戰勝了對漢文化的堅持與對日本統治的抗拒。自此,「臺灣」認同感正式超越了他對「漢文化」的認同,更頻繁地決定了劉金福往後的行為與抉擇。

劉金福的輸誠其實早有徵兆。劉金福輸誠之日見到兩百多位村民拉著機關車「紫電」(即文中「天霸王」)送神風特攻隊的軍士們到機場,奉公之危險甚至讓兩位村民被壓斷了腿,「火車」在此鮮明地象徵了日本強權對被殖民者的壓迫。恰如陳秀珍曾對《殺鬼》中貫穿全書的「火車」意象分析並歸納:「火車是行駛在鐵軌上的交通工具,但是甘耀明筆下的火車能夠無軌而行,雖是自由的想像,也暗示霸權的闖入。」[16]不過,在輸誠前,火車卻並非殘酷而邪惡,反而對於對於尚未在價值觀上妥協、多數時候只泡在自己的彈丸小國或地下牢籠的劉金福而言是十分新奇的:

不過,最近帕經常多嘴的形容火車,用詞超過這個、那個的,這沒有引起劉金福的不快,反而讓他數度動念想要下山去看。(31)

他原本抗拒這種日本怪械,但越要遺忘,腦海反而全落入那種影子。火輪車,比夢還要頑強的佔據了他。於是他接受它,並想像車聲的美妙。……他咬牙握拳,咒罵自己,怎麼會沉迷這四腳仔的玩意,……他安慰自己,一天只看一次,但是看完得花上一天想。從此他邊罵邊看。(65)

抗拒所有日本文化入侵的可能、甚至將燒書餘燼中的日文字都踩碎的劉金福,卻抵擋不了對新奇的火車的好奇;即使想要抗拒,火車也同日語一般「像要躲陽光一樣困難,它們如此頑劣的滲入生活」。從「想看」到「入夢」,火車一步步成為劉金福所習慣的日常,「『四腳仔』的玩意」變得並非不可接受、需要全數排斥,而這也成為劉金福的遺民堅持崩解的種子。直至輸誠之日,他所熟悉的火車卻揭露了殖民剝削的原貌,迫使他在文化、政治認同與鄉土、親友之間做出抉擇。即便劉金福從文化層面上完全摒棄了來自日本的侵略,卻讓火車帶著霸權趁虛而入;火車——作為日本殖民的象徵——終究還是壓扁了「九鏨頭」,壓碎了關牛窩最後的堅持。


第二節 帕:積極追求同化的戰爭期世代

劉興帕,「名字有番字的少年」,是即使力大無窮也無法抵抗時代巨變的臺灣人,也是眾多國族、群體意識爭執、衝突、甚或兼容的縮影。當人稱「鬼中佐」的鹿野武雄搭著「殺人的大鐵獸」來到關牛窩時,帕還只是小學生。那時戰爭已然開始,而接下來的幾年內,戰火會越演越烈。帕在戰爭的八年間度過他的「人格形成期(或作青少年期)」,即是學者周婉窈所提出「三個歷史世代」劃分方法中的「戰爭期世代」。這個世代的青少年經歷過高水準的來自殖民當局提供的基礎教育,也同時接受到「日本在臺殖民統治所未曾見到的全面的、密集的愛國運動」;而戰爭下統一對抗外侮的氛圍加上皇民化運動「內臺一如」的執政方針,讓戰爭期世代的臺灣青年見證了可以說是日人與臺人「最平等的一段時期」。

雖然屬於戰爭期世代、接受大量皇民化教育,帕的皇民意識在鬼中佐來到關牛窩以前卻並未有所建構,反而有所抗拒:

特別是校長更狠,平日聽到誰講客語或泰雅語,……再把寫著「清國奴」的狗牌掛在學生身上。被罰的學生要去找下一個不講「國語」的人,移交狗牌。狗牌最後全找到主人,掛在帕身上……。狗牌掛越多,帕就越講方言,鐵著挑戰規定,校長要是敢呼去巴掌,手肯定腫得找不到指甲。(25)

舒懷緯認為,帕挑戰學校規定係「庶民無法適應日本統治的行為」,然同樣是學校的影響,教師美惠子的善意卻讓帕無意間認同起日本及天皇,而自然地站到祖父劉金福認同的對立面。雖然帕故意挑戰規定的行為看起來只是少年的叛逆心理或對日本統治的不熟悉導致的抵抗現象,對比起帕從軍後強烈的皇民意識與愛國情懷,其對日本殖民政府的態度顯然有所落差,而這樣的落差始於鬼中佐與帕的義父義子關係:

「我是帕。」他雙手扠腰,眼大而不厲。
 「這是『番名』,漢名呢?」
 「劉興帕。」帕又補充說:「我的名字裡有個『番字』。」
 「你是爸媽不要的孩子,我收你為義子。以後,你的名字是鹿野千拔。」鬼中佐說罷,對帕不斷複誦「鹿野千拔」,不疾不緩。帕先是捏拳抗拒,不久摀上耳朵,但來不及了。那名字在腦海放大,如雷澆灌,如海消蝕,要驅逐它不如接受了,於是帕張嘴放逐那些心音,說:「鹿野千拔。」(27-28)

周婉窈:「在理論上,一個臺灣人或朝鮮人要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就必須在『形式』上與『實質』上與日本人毫無差別。」「簡言之,即『形心一體』。日本式姓名無疑地作為日本的重要『形式』之一。」於此,我們不難想像為何鬼中佐要賦予自己的來自殖民地的義子一個新的名字,還不斷複誦,試圖要將「身為日本人」的認同與歸屬感烙在帕的腦裡。帕最初抗拒這陌生的姓名,但卻無法阻止日本認同他在腦中扎根,於是他接受了新的姓名、新的義父、新的身分認同。 

正如朱立雯所言,鬼中佐出現後帕的認同才「由被動產生主動的變化」,有了對日本認同的追求,而不同於美惠子所建構的天皇的神聖形象。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鬼中佐的教育與皇民化運動有執行層面上的差異,導致帕反而形塑出了更堅定的愛國意識,以下試述之。

皇民化運動可分為兩方面:理念層面來說,皇民化即「『同化主義』的極端形式」;就需要層面來說,皇民化是「日本帝國戰爭動員的一環」。日本殖民政權希望將殖民地的子民們改造成「真正的日本人」,因此透過一、宗教與社會風俗,二、國語運動,三、改姓名,四、志願兵制度等四個概括方向以消弭殖民地的族群或國族概念並「代之以日本的『皇國』觀念」。[23]皇民化政策促使殖民地人民產生自己與日本人係屬同族的認同感,鬼中佐卻更進一步的希望將帕培養成日本傳統觀念中堅定不屈、捨身為國的「武士」:

「做人當做武士,做花當是梅花。千拔,你要做武士,超越我。」……鬼中佐說:「這根本不配當櫻花,連花都不是。千拔,給我拔起來。」(44)

鬼中佐告訴帕,乃木希典大將膺任日露戰爭的軍團司令官後,在故居豎立三座石碑。墓碑面向皇居,分別刻上自己和兩位兒子乃木勝典、乃木寶典的名字,豎碑求死,然後抬三座靈櫬上戰場,表現武官的決死無憾。……乃木大將最後祭出了險招,派出三千位肩掛白襻的敢死隊衝鋒,自己則手持機關槍在後督陣,遲疑或退卻的士兵,立即射殺。(91-92)

鬼中佐會是這個月來第一千位被帕拔起的,也是他給帕取名「千拔」的厚望,成為力大無懼的大和武士。(94)

鹿野武雄作為典型的日本軍官,他向帕不停傳遞武士道思想,甚至是希望帕「過幾年到內地讀陸軍學校」,一步步將他培養成稱職的日本軍人。除了武士道精神外,鬼中佐也跟帕談論國際的情勢與共榮的思想:

他對帕說,大和民族進入支那,帶有光榮的使命,是要支那興盛起來。支那的榮富向來靠外族壯大,蒙古和滿洲人的統治下使得文化和武功最盛,現在由優秀的大和民族管理,才能再提升。蔣介石不行的,他的貪汙和自大,把支那搞得破敗。如果把支那、高麗、越南、菲律賓等國家一起結合,建立共榮圈,由日本統御成富強世界,能一起面對西方世界的挑戰。鬼中佐之言,讓帕的血液也沸了。(43)

於此同時,帕也因為鬼中佐的期待與栽培,雖然尚未熟悉日本的語言、文化與飲食習慣,卻已建立起自己要「努力成為日本人」的意識:

當他聽懂自己能前往內地求學,是第二十八次父子聚餐了。那次回家路上,他憧憬美夢,對內地的遐想焚燒內心。他看著巨大的落日,像對日丸旗發誓:從現在開始,無論如何,要成為一位真正的日本人而努力,努力講國語、學軍事和習慣日本食物。(45)

鬼中佐與帕的相處圍繞武士道精神和軍國主義、政治情勢等話題,讓帕自然而然的產生對日本的認同感,甚至是發展出了一絲不苟的武士道和皇軍精神,這些是以文化上的同化為主的皇民教育在帕身上所未能達到的效果。帕對日本的認同感在鬼中佐因逃兵問題不斷而罵帕為「清國奴、支那豬」時表露無遺:

「不判你軍法,你就回去帶兵吧!」鬼中佐說。
 「不是。」帕再也忍不住的說話,語氣像是告解:「多桑,我就那麼努力當個日本人,努力當你的兒子。好的時候就是好,可是,為什麼做錯事,我就變成清國奴,就是支那豬。難道再努力,我在你骨子裡還是永遠成不了日本人?」(113)

我們再一次地看到帕的日本認同相異於一般皇民化運動下的戰爭期世代之日本認同之處:帕建構認同的過程中以「日本軍官的兒子」的角度出發,比起皇民化運動對殖民地人民的文化輸出,鬼中佐與帕之間又增添了親情的元素。帕希望能夠努力的成為日本人,不僅是皇民,更希望能夠符合「鬼中佐的兒子」這個角色,對皇民的認同更加深刻。

「在逃兵事件的段落中,將努力成為日本人的精神完全表露,甚至達到不懷疑自我的強烈認同。」此段很戲謔的觸碰了同化主義背後來自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很幽微的邊界,在種族與認同之間擺盪。以一個日本軍官鬼中佐的角度來看,帕在他眼裡依然血脈傳承於清國,即使同樣效忠於天皇,但在責罵時依然下意識地以帶有種族歧視性眼光的字眼羞辱他,並不將他當作同一族群看待;對於帕而言,自己即使出身客家,從小接受祖父劉金福的潛移默化,卻在鬼中佐收他做義子後努力地適應、自我同化成日本人,甚至「站在鬼中佐家門前三天,不願離去,表達抗議」,只為了「到前線擊斃被他們痛罵為『鬼畜』的英美聯軍。」殖民者下意識分割被殖民者,然被殖民者卻更相信殖民者是我族,甘耀明藉著角色定位的衝突嘲弄了日本殖民下的認同問題,也凸顯了帕堅定的日本認同意識。

同時,鬼中佐的反應值得留意。「鬼中佐掉頭離開,當他打開辦公室大門前,頭也不回的說:『千拔,回去吧!我懂了,你放心。』然後待在裡頭三天內不出來,極為沉默,送來的飯菜都堆在外頭腐爛了。」鬼中佐在帕的告白後並沒有大發雷霆,反倒是選擇在房裡不吃不喝三日。鬼中佐那三天在房內是懺悔或沉思不得而知,但其背後的動機,筆者認為,來自鹿野武雄過去在身分上的被質疑及其為被承認而付出的努力。

鹿野武雄出身滿州,在日俄戰爭中被日軍塞入母鹿腹中以逃離戰場。後來鬼中佐長得太大,撐爆了母鹿的肚子,而鬼中佐的哭聲讓日軍的曹長發現了這個嬰孩。鬼中佐被認定是鹿孩子,由乃木希典授姓「鹿野」,兒玉源太郎另授名為「武雄」。即使有了日本姓名、回到日本受教,鹿野武雄的身分還是受到在地日本人的質疑:

那是小學四年級的事。同學嫌小鬼中佐的口音怪,……不久把他是水鹿孩子的身世抖出來,嘲笑他是支那仔,常敲他的頭……。沒有比支那仔這種嘲謔更嚴重。他是懷疑親生父母就是支那人,因戰亂把他藏在水鹿肚子,好逃離戰區。(326)

四年級同學間的嘲謔已經顯現出了日本當地學生根深柢固的種族優越感,而「支那仔」的標籤對自小也是接受日本教育的鹿野武雄沉重而不可接受。同學的嘲弄與霸凌讓鬼中佐開始懷疑起了自己的身世,但他想證明自己的認同並被自己認為同族者接受,因此他跟班上功課最好的三位同學打賭,要背出從神武天皇到大正天皇的一百二十三個年號。鬼中佐為證明自己無所不用其極,「他把身體從頭到腳分成一百二十三區塊,用諧音方式記下天皇年號」,每個區塊都以獨特的傷口以標誌各年號。如此極端證明自己對天皇的崇敬和堅定日本認同的方式讓校長乃至所有人都接納他,而現在眼前的帕站在練兵場不吃不喝只為證明自己認同的行為有著當時他剛烈的影子。

走筆至此,我們能發現鬼中佐與帕有著驚人的相似:皆在受過日本人對自己認同的質疑、內心皆亟欲成為日本人、為了證明自己的認同都付出超乎常理的努力,甚至在更細節處會發現,鬼中佐與帕的日本認同皆起源於自己來自日本軍官的日本姓名(帕的姓名來自鬼中佐,鬼中佐的姓名則來自乃木希典和兒玉源太郎)。鬼中佐收帕做義子不僅僅是看中帕的力量、希望讓他成為帝國有用的戰力,更因為他知道帕是「爸媽不要的孩子」,正如他從母鹿的腹裡出生,需要身分與認同的寄託。

帕對日本的認同始於鬼中佐賦予的日本姓名,因鬼中佐的期待而開始追求做個稱職的日本皇民,也因鬼中佐的死亡而封存。在日軍「停火」後,鬼中佐擔下了戰敗的責任,被國民政府囚禁起來。帕劫獄救父,而鬼中佐選擇切腹自盡。他「朝滿州的方向正跪」,在死後也被帕縫入母水鹿的腹肚中「放在燃燒的櫸樹下火化」,整個死亡的過程圍繞在鬼中佐出世時的元素:滿州與母鹿。此時的鬼中佐只是那個「鹿孩子」,超脫了配戴一生的皇民身分。筆者認為,鬼中佐作為帕日本認同的寄託,其死亡也象徵著帕在戰後的身分認同轉變過程。鬼中佐以武士道的精神結束自己的生命,回歸到自己認同日本前無拘無束的樣子;帕以武士切腹時的「介錯」程序結束鬼中佐的生命,也回歸到鬼中佐來到關牛窩之前、與遺民世代祖父劉金福生活的日子。直至鬼中佐死亡,帕才放下了他「猛煞努力」想追求作為「天皇的赤子」的價值,回歸與劉金福的漢人生活。

在鬼中佐自盡的段落中,「香魚」一元素頻繁地出現。首先,鬼中佐在河邊沐浴時發現香魚,憶起在內地時釣香魚抹鹽生食的場景,言訖,不待帕找鹽便活生生地將香魚吞入。在鬼中佐讓帕藉由「介錯」砍下自己的頭顱以加速死亡後,那條香魚便從斷頸鑽出,甚至因為喝了人血而有了憂愁的人面表情。帕將香魚悶入水中,魚活了起來,潛到河川深處,躲到帕看的到卻撈不到的地方,留下整條河的魚香。

筆者認為,甘耀明在此處大量描述的香魚也是對日本認同甚或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徵:不只是帕的認同,亦是鬼中佐對日本內地的回憶。香魚只分布於東北亞,在日式料理也常有香魚的蹤影,是十分有日本色彩的一種魚類。香魚對環境的要求很高,以十八度到二十三度為佳,甚至「只要水量不足、水溫上升或是水中含氧量降低,一個晚上就會暴斃」;如此敏感而一絲不苟的魚類,與武士道中堅定不遲疑,甚至要果斷切腹自盡以示忠貞的特性十分相似。鬼中佐在日本內地釣香魚,而香魚不僅生長於日本,在臺灣的河流中也見到這種魚類的蹤跡;同樣的,武士道的精神與日本認同也不止於內地,而是經由鬼中佐讓生長於臺灣的帕接續。

香魚雖然游入「某個佈滿水草的石頭後頭,斷了魚蹤」,但依然讓帕「留下掌中一個發光的鱗片」,「他知道香魚還活著」。伴隨著鬼中佐的死亡,帕長久以來對日本認同的依據消失,但是這隻香魚藏匿卻存活,象徵著帕的底心依然認同自己是他一直所追求成為的日本皇民;不過這種認同在殖民政府撤出臺灣後沒了根基,便被藏到內心深處而再觸碰不到,只剩水中充滿香魚的香味——帕儼然已經是個日本人,卻看不清楚日本認同的痕跡。


第三節 小結

劉金福與帕的認同價值看似鮮明,卻也在身分間游移。劉金福雖然堅定地拒絕日本強勢文化的侵襲,其認同卻非建構在清國之上,而以「漢文化」與「臺灣」鄉土與人民為其反抗的表徵。劉金福對漢文化的堅持來自血緣的傳承,自然形成一種對虛幻祖國的追求。然劉金福對臺灣的認同價值卻遠超其想像;呼應本章開頭所提陳翠蓮研究結果,老生代臺灣人即使在戰爭中支持日本也多是為了臺灣這塊土地的利益著想,劉金福輸誠也是基於對同族、對這塊土地上人民的不忍,從臺灣本土的利益出發。劉金福族群認同的邊界最初好似在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但其實他從一而終都以這塊土地作為我族的判準,以臺灣作為認同的中心。

相較於劉金福,帕的認同感是不寄託於家鄉或土地的。帕的皇民意識外顯明顯而無所動搖,甚至對鬼中佐以種族辱罵他的行徑感到不解,是同化政策下的最好例子。然而,帕的日本認同相較於一般皇民化教育下的臺灣人更加堅若磐石,主因是其認同教育來自義父鬼中佐。鬼中佐希望將帕培養成一個日本武士,甚至希望將他送去內地讀軍校,帕也因鬼中佐的期許與親情的催化努力的追求成為一個日本人,這種主動的追尋是帕異於普通被殖民者之處。另外,作者巧妙地設計鬼中佐的背景,將其塑造成與帕相似的日本軍官,也凸顯了他們對身分與認同的需求,並非單純因為同化的政策而形成。當鬼中佐因戰敗而切腹自盡,帕日本認同的依託也消失,但這並不表示帕的認同傾向變成臺灣甚或是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只是帕的日本認同被內化、藏匿,主動的外顯的皇民意識不再是其鮮明的角色特徵。或者,以後設的角度而言,日本認同不再是甘耀明在帕這個角色身上著重凸顯的特質。

舒懷緯:「帕認同的其實是強烈的『感情』,無論是對義父或白虎隊子弟都彼此深植認同關係,但這認同有著極大的日本民族框架。換言之,作者已然屏棄過於龐大的認同價值,關注帕的認同行為遠遠不比確認帕所認同的情感有價值。」雖然筆者認為,關注帕的認同行為的重要性並不遜於確認其情感上的認同,因其歸屬於同一分析的脈絡,但此段點出在討論《殺鬼》裡認同問題時需注意的「感情」因素。無論是帕或是劉金福都深受感情影響,劉金福的輸誠或帕的主動追求都絕離不開情感的催化。概括解釋《殺鬼》中日本殖民統治下劉金福與帕的身分認同問題,可知這對祖孫倆的認同皆從典型的世代劃分出發,依循著個人情感的因素而有了後續認同的塑造或轉變。



第三章  光復後的身分認同問題

走吧!帕心想,轉家吧!這個老人跟他一樣是抹布命,東抹抹、西擦擦,破了,爛了,沒關係,翻過來用又三年。(420)

在劉金福被反「阿山仔」的年輕人推落橋下而奄奄一息時,帕如是感嘆道。此句精準地描述了帕與劉金福的處境:處處受苦受難,認同也像抹布一樣,遍體鱗傷後翻個面還可以再應付下一個統治者。帕與劉金福為不同歷史世代,在《殺鬼》前半部,此祖孫兩人的認同傾向表漏無疑。然到本書後半段(〈九〉章以降),日本政權停火撤出臺灣,國民政府接收這片土地後,帕與劉金福的身分認同反而開始無根地擺盪,陷入了對身分認同的困惑。但在擺盪的過程中,我們能逐漸清晰地看到帕與劉金福,甚或是在那個紛擾動亂的時代的人們,如何因應時代的不確定與身分上的困惑。


第一節 對國民政府的期待破滅

國民政府接收關牛窩時,關牛窩的居民是猛烈歡迎的,當火車入站時,「四周喊起台灣光復、歡迎祖國的吶喊」。但一心嚮往中國政權光復臺灣的劉金福最後卻拒絕國民政府的統治,「向他念茲在茲的祖國抗議。」劉金福從盲目的信任與認同,到後來看穿國民政府的本性,陷入認同的矛盾與掙扎。本節冀從文本中分析,探討劉金福對國民政府態度上的轉變及其背後的原因。

就戰後台灣人歡迎態度轉變之原因,陳翠蓮認為「戰後中國政府對台灣人民所進行的再殖民統治,才是迫使台灣人從歡迎到反抗,從迎接母國到認同轉變的主因。」所謂再殖民,即新的統治階層承襲了原殖民者,「壓迫大眾,要求集體忠誠」的現象;異族停止殖民,但有階層分別的權力結構仍然存在,導致人民的生活並未有所改善,被欺壓的狀況依舊存在,甚至在同族之間發生。筆者認為,《殺鬼》中並未強調國民政府的再殖民,但權力不對等、上位者欺壓民眾甚或可以說是繼承日本殖民者地位的情況還是在關牛窩上演,也進一步導致了劉金福的失望與認同動搖。

國民政府與日本殖民者的相似在國民政府正式進入關牛窩前便已有所徵兆。為慶祝光復,關牛窩的群眾與五公里外的原住民都聚在火車站聚餐,原住民頭目哈勇便講起當初日本佔領臺灣時族人的經歷。日本鎮壓了當時反抗的原住民部落,逼迫他們學日語,甚至用塞了刀片的香蕉餵仍需餵乳的母猴,讓小猴不明就裡的殺死自己的母親,想藉此例威脅族人。部落的族人見到此般光景,紛紛拿利器將自己的舌頭割成兩半,仿效泰雅族傳說中學人類語言的蛇,好學習新來的日本話。哈勇頭目憶起日本的殘暴,又連結到臺灣的光復:

哈勇見大家沉默,又說:「……現在,台灣光復,不用講日本話了,但又要講普通話。我不想當蛇,我是泰雅人,不想再割舌頭了,也不想族人再被割舌頭了。」(267)

哈勇頭目從泰雅族的立場出發,描述了對殖民政權壓迫的恐懼。本文第二章提到,語言的地位象徵權力的高低,也在小說中作為威權的象徵侵入生活中,而哈勇頭目將即將到來的國民政府與日本政權相類比,雖是尚未發生之事,卻也預告了國民政府接收關牛窩之後與日本統治下相同的權利差異與欺壓人民的狀況。

對國軍的怨懟很快就爆發開來,因為國軍在關牛窩的惡霸行徑,完全摧毀了關牛窩居民原先對打贏了日本殖民政權的國民政府的憧憬與期待。這些國軍「到商店看到好貨,習慣賒帳;上酒家喝酒玩女人,總要記帳,要是頭家敢攔下說不,他們把隨身背的仿德式中正步槍或接收的三八步槍取下,說,行!這抵上錢」,關牛窩的許多店家「看到國軍來,趕緊關上門」,深怕被不講理的國軍騷擾。甚至有民眾陳情,抱怨「阿山兵常去狩獵,只打野生動物,也打開農家的柵欄讓豬羊變成野生的」;但劉金福卻仍然為國軍緩頰:「少幾頭豬算什麼,國軍練槍法,才能早日打到四腳仔」,「把關牛窩圍起來就沒事了。」

在日本殖民政權下,劉金福是最激烈反抗的關牛窩居民;在國民政府進入關牛窩後,他也是最支持國民政府、與國軍站在一線的人。真正讓劉金福對國民政府的認同產生動搖的導火索,是國軍意圖對他珍愛的家人——剛從戰場回來的帕下手。帕在吳少校領國軍入關牛窩的時候表演了摔石頭的把戲,將桌子震得跳了起來,也讓吳少校無意間發現了這個力大無窮的少年:

「身強體壯,好個當兵的料呀!蔣委員長會喜歡的。」吳上校驚喜說。
 「他荷爾蒙太濃了,腦殼裡有幻影。」劉金福很抱歉的說,「昨晡日,他看到這洞裡有一隻長角的馬,看差了。」
 口譯不太清楚荷爾蒙該翻成什麼,便說:「他力量太濃,昨天的頭上還長出角。」
 「長角,龍種呀!能當兵更好。」吳上校說。要是有人說帕是盤古後代,他也信。
 留金福聽懂當兵的意思,穿過一群圍著帕的少年,扯下他的飛行鏡,急說:「他目瞨了,只剩一隻目珠能看。」
 帕露出駭人的左眼。裡頭塞了用乾燥牛眼膜製的假眼珠,只有瞳孔,沒有眼白,看來鬼烏烏的。劉金福用針刺入義眼,證明是假的。(273-274)

吳少校見到帕天生神力,便想將他送入國軍,甚至是到中國打當時正激烈的國共內戰。但對劉金福而言,這個大難不死的孫子才經歷過九死一生的征戰,失去了左眼,還陷入藥物成癮和戰爭症候群的雙重折磨,絕不能又送去戰場送死。為此,他甚至想出了當國軍偷偷到山中小屋去抓人時的脫逃辦法。劉金福寧願抵抗自己五十年來所引頸期盼的國民政府也不願帕被重新帶回生死未卜的戰場。最後,在國軍的團團包圍下,劉金福方法用盡,只能極端地砍下帕的手臂,使其成為一個廢人:

這時,劉金福從屋樑邊抽出一把鋤頭,腳踩在帕的手臂上,大喊:
「你莫怨怪我,要怪,就怪自己的命。」
……
帕早就醒了,在第一鋤砍入他的右臂關節時。這夢太真了,帕咬著牙想,而且想不通,這夢為何這麼痛。……。
「來,你們要他擎槍吧!就讓這隻手去做兵吧!」劉金福把砍下的斷臂丟給官兵。(295)

此時的劉金福已然體認到國軍的蠻橫霸道,而臺人只能聽天由命的接受國軍的打壓與威逼,其對國民政府一味的認同也出現裂痕。當劉金福因殖民者將其逼得走投無路只能選擇砍下帕的手臂時,帕只覺這是一場極其逼真卻疼痛的夢。當時的劉金福亦沉浸在中華民國光復臺灣的夢中,但國軍在關牛窩對居民的欺凌與壓迫卻是真實且疼痛的,也準備將劉金福從他的夢喚醒。

真正打破劉金福對國民政府的期待與幻想的,是在鬼中佐停火、國軍點交戰利品時。日本在點交簿上註明的「金」皆是金屬的意思,金鋏十把即十把金屬剪刀之意,但滿腦黃金夢的國軍卻不信,堅持認為日軍是將真品藏匿起來,試圖找到黃金製品以變賣。劉金福見對國軍解釋不通,氣的大罵:

「他媽的屄,我名字有『金』字,難道我不懂這是黃金的意思。」……他這麼生氣是有道理的,日軍曾強迫村民繳武器,鎔鑄為武器。……要是誰表明沒好捐,會被臭罵一頓。(307)

劉金福之所以動怒是因為國軍的舉動令他想起來過去關牛窩村民受打壓的經驗。如今這些金屬器具落到了新政權的手裡,似乎作為無理威權的象徵傳承給了國民政府,而民眾依然是被剝奪的那方。新政權甚至欲求不滿的希望得到自己想像中的財寶,全然不聽當地人的解釋,也讓劉金福加深對國軍的質疑。而當國軍點交到一把「一百公斤的大金鎚」,劉金福認出這便是當初帕將他敲出地牢所用的那把大鎚。「他上前,撫摸鎚柄,腕粗的柄上留下帕的歷歷指痕。劉金福掉落什麼似的,心頭發出咚咚聲響。」在國軍點交的清單裡,留下了孫子劉興帕的印記,但國軍依然認為「這是幌子」,只有劉金福知道這隻大金鎚真實地保留了他與帕的回憶;回到現實,帕失去了左眼與右臂,不再是從前健康命硬的孫子,而日本人也敗走,這承載回憶的大金鎚也即將被國軍變賣了。

他抬頭看,有隻麻雀想飛出去,撞擊玻璃,也發出咚咚響。他打開窗,窗軌卡得緊,死拉活拉的,忽然整片窗戶往外倒,砰一聲,玻璃全破了,伴隨著湧入的風,倉庫塵埃亂竄。
「散了,我在這宣布九青團解散了。」劉金福忽然覺得舒暢,「我名字裡有個金字,也未必要逼自己當黃金。」(307)

麻雀撞擊玻璃窗,劉金福想打開窗,卻落得玻璃碎滿地。本段是劉金福真正對國民政府幻滅、認同感崩塌的橋段。筆者猜想,衝撞窗戶的麻雀象徵渴望跳脫被在上位者欺壓的權力失衡結構;而他相信國民政府便是他逃離日本殖民統治壓迫的救星,因而在國軍進入關牛窩為非作歹時,他也選擇以保家衛國的理由同理他因同文化而歸類為我族的新統治者。同時,延續此脈絡,窗戶即是「身分」的象徵。筆者在第二章第一節提到,劉金福的認同環繞在「漢文化」與「臺灣」兩元素之上,這兩個元素所劃分的群體即是劉金福認同的身分。也是因為此種劃分方式,國民政府作為漢文化的傳承者,理所當然被劉金福納入認同的範圍。但當他試圖跳脫上文所述的被壓迫的狀況,卻發現只有在整片表示身分的窗戶向外倒、碎了一地後,才能跳脫被欺凌的現狀。唯有失去了身分,方能獲得真正的自由,這樣的認知也影響到他遠赴臺北替帕打通關節、偽造死亡證書的行為,筆者在下節亦會就此段落探討。自此,劉金福不再強迫自己適應國民政府,即使自己血脈相傳自中國,即便同樣都是漢文化下生長的人,也不一定需要認同對方。

劉金福在解散九青團後,繞進了一條許久未經的小道。在臨終,他發現了一株奇異的李樹,「纏著藤蔓的樹上迸了一朵花,孤單的一朵」,是李花,卻在錯誤的季節錯誤地生在了藤蔓上。筆者認為,李花在文中是劉金福認同的寄託。在時代已然不同的情況下回歸自己臆想的祖國,而自己期待的新政權並非先前所幻想的樣子。劉金福對漢人的身分認同擺到戰後年代已經不像過去美好,國民政府在政治上與文化上都以征服者的姿態,承襲了日本殖民者的威權統治地位,在臺灣開始了再殖民的統治;而劉金福一味的自我說服與文過飾非,也是強行合理化自己的認同感,但這認同感原先就根植在並非自己想像的群體上——這枝突兀的李花隱晦地證實了劉金福的認同在時間與對象上皆有誤,無怪乎落得幻滅而迷惘的結局。

唯有一盞路燈立在中間,忽明忽暗的閃。他穿西裝,……準備上工去擦燈了,走過草海來到那燈下,發現路燈竟是李樹。
……
開得真鬧,劉金福流淚說。只見落英繽紛……
他拿布,擦起花瓣,每一瓣……(309)

穿西裝擦燈是劉金福在日治時代做「助役」的工作,而他產生了錯覺,恰如他在光復前期待的那個閃耀的祖國。而當他親臨燈下,看見開了滿樹的李花——承續前文所提及李花的象徵意涵——他才發現一切都是錯誤的認同。而此時李花盡落,劉金福對國民政府的認同價值終於凋零。


第二節 身分認同的擺盪與困惑

日本殖民政權戰敗投降,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卻不符期待,劉金福與劉興帕都陷入了身分認同的迷失。帕在日本停戰與鬼中佐死亡後將自己的日本認同藏入內心,同時也飽受戰爭症候群與藥物成癮的困擾,直至痊癒後,劉金福將他帶上臺北,他卻誤打誤撞成了反抗政府臺人的精神象徵。同一段時間內劉金福則是經歷了大澈大悟的過程:從滿溢的祖國情感到看破國民政府醜態、認同崩塌,最後終於發現只有抹滅身分與存在的痕跡才能在這個世代生活下去。本研究探討的兩位主角在日本戰敗後都經歷了身分間的擺盪與困惑,而本節希望從小說後半部帕與劉金福對身分的不確定分析甘耀明對大東亞戰爭後臺人身分認同的描寫。

日本輸到脫褲底了。……這時候,白虎隊笑了,也哭了,根本搞不清楚自己是輸是贏。(257)

不久前才為成為天皇的赤子而煞猛努力,如今乖乖成為劉金福眼中的中國人了。(259)

帕的身分認同擺盪早在他自大霸尖山一役歸來聽聞日本戰敗時便開始了。他帶領白虎隊奮戰歸來,卻聽見自己「煞猛努力」戰鬥所為的殖民母國已經戰敗;作為臺灣子弟,似乎應該歡欣鼓舞,但又作為日本軍人,自己才是「輸到脫褲底」的那群。帕的身分自此已經開始模糊;除了自己所認同的日本人以外,隨政權更迭,他也自動成為了自己祖父眼中的中國人,此已非自己所能決定的了。

更遠的村裡,神社熊熊燒起,……帕看著煙發呆,感到那就是童話中浦島太郎從水龍宮回到陸地後打開玉匣冒出來的煙,……他對山下大喊完全不懂意思的時間咒語,「我們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多喊幾下,或許時間還會倒流。(259)

村民燒去象徵日本威權的神社,而在有著強烈日本認同的帕看來,眼前的煙跟蒲島太郎玉匣的煙一樣:在煙幕之後,世界已全然不同,自己所熟悉的日本統治也已經消失,帕沒有了追求與認同的族群。於是他想要倒轉時間,但卻不知道自己喊出的咒語卻是為了表明自己是中國人而非日本人,變相地背叛了自己的認同價值。甘耀明在此反覆操弄日本人∕中國人的身分概念,藉由其間的矛盾映現了帕此時迷惘的身分認同狀態。

帕身分認同的搖擺在臺北城時描寫得更加明確。一晚,帕在街邊被警備總部的特務偷襲並逮捕,為了調查白日的聚會遊行和逼迫帕前往大陸參加國共內戰。特務將「妨礙交通、煽動群眾在街頭抗議、日本軍國主義復辟運動」等罪名加諸在帕身上,讓帕感到莫名其妙,也陷入了身分的困惑:

「這意思是,你這日本鬼子跟辜振甫一樣,在城裡亂搞,煽動群眾搞台灣獨立。」
帕不識紅頂商人辜振甫,但對台灣獨立運動諱莫如深,他的義父鹿野武雄因此入獄身亡。他不是跟這撇清關係了?或是說即使逃離關牛窩,他的舊帳永遠被人翻弄成新傷?他的阿公帶他逃到哪都沒用。帕跪在地上,心想他不是日本鬼子,他不是日本鬼子,可是除了日本鬼子,他想不到自己能是什麼了。日本天皇急忙的把他們的赤子丟了,國民政府又急忙的把日帝的遺孤關在門外,除了荒野,他們一無所有了。(385-386)

本段清楚地描寫了帕在諸多身分與立場間擺盪的情況。他並不理會臺灣獨立,他的日本認同也已雪藏,他已經「成為劉金福眼中的中國人了」,卻仍被懷疑有反叛之心。對於帕而言,立場與身分已經成為他「諱莫如深」的話題,我們在鹿野武雄死亡後幾乎見不到帕的身分認同的蹤跡;但即使再如何規避,身分認同的抉擇似乎避不可免的被提起,並成為他揮之不去的傷疤。於此同時,他發現他不知道應該以什麼身分定義自己:自己煞猛努力卻被天皇拋棄,而日本殖民過的臺灣人民也被光復後的國民政府視為「奴化」的另一個群體,自己甚或同經歷過皇民化的臺灣人在身分上被前後政權一同遺棄、孤立,也導致在地臺灣人的一體感形成並加深,也在最後導致臺人對國民政府的大型反抗運動。臺灣人被孤立、找不到身分認同歸屬的情形更進一步被甘耀明具象化:

(帕說)「因為我是鬼,他們心裡也有個鬼。鬼才聚在一起,沒事東罵西罵的,沒事才在街上遊蕩。」
……
帕笑了起來,……他說,他不想去大陸,也不想見當今天皇,他是個地獄跑出來亂的惡鬼,只能待在台灣這個鬼島。(386)

帕將自己與遊行的臺灣人類比作「鬼」、臺灣類比作「鬼島」有其象徵的意涵。爬疏文獻,許多過去研究者都有就此片段作解釋:舒懷緯認為帕自己的鬼是指「日本」而民眾內心的鬼是指他們對祖國的不滿,帕自嘲為惡鬼的舉動是表示對效忠特務提及之蔣委員長的否定;朱立雯則是藉鬼是「不存在的形體」的特性,認為甘耀明以鬼來「呈現臺灣人與臺灣這塊土地在這一個時代因不被承認與接受而猶如一個不存在的狀態,以『鬼』來表現一種無依感」;羅惠娟則認為當時的臺人是「在台灣、中國、日本之間擺盪的無主孤魂」,強調臺人被迫抹去身分與認同的處境。

筆者認為,除以上解釋,甘耀明也藉鬼的其他特性來表示當下身分認同迷失的臺灣人的狀態。鬼在傳統文化中是不祥的存在,通常是令人抗拒的,也正如戰後的臺灣人,不被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所接受,反而被推到了異族的範疇。但令人畏懼的鬼魂在死亡前,也不過是如你我的正常人,也隱喻了臺灣人在戰敗前,也都是如帕一樣在日本治下的皇民或如劉金福一樣堅守漢文化傳承的中國子民,但卻受到原族的切割,才陷入身分認同的不確定與掙扎。當人死卻無人供奉無人承繼,便會成為俗稱的「孤魂野鬼」,無法前往冥界,卻也無法在人世過著正常生活;而戰後的臺灣人也面臨如此困窘的處境,無法被日本接收,也無法在國民政府治下過著平等、正常的日子,恰如尋求不到定位的孤魂,四處漂泊。

在小說最後收錄之〈甘耀明談《殺鬼》〉中,甘耀明提到他完成殺鬼後想要「殺一隻『鬼』慶祝」;而此處的「鬼」,他補充,「是內心的遲疑與徬徨」。筆者認為此解釋亦可以套用於書中「鬼」的象徵意涵。在無法確定身分這種如姓名般基礎的個人基本資訊時,要如何感到不遲疑與徬徨?所以孤魂野鬼般的臺灣人才「聚在一起」,向「念茲在茲的祖國抗議」。

帕的角色強烈地描述了身分認同的擺盪,而劉金福又就此處境更進一步地作出悲觀的應對:追求身分的抹滅。筆者在本章第一節提到,碎了一地的玻璃窗戶表示唯有失去身分才能突破被壓迫欺凌的困境,抹滅生存的痕跡便沒有身分認同問題的困擾。劉金福在國軍清算戰利品時領悟逃離身分認同擺盪的方法,於是他帶著孫子帕北上,希望可以幫助帕抹滅其複雜難解的身分:

「鐵殼仔,把它拿過來,裡頭有向城隍爺求來的錦囊妙計。」劉金福提高音量,這是說給帕聽的。
……帕打開看,一條恩主公掛乾隆通寶的絭、一個佛銀、一疊買不到什麼的千元鈔與幾張折妥的紙。帕打開紙,那就是城隍爺的妙計了。第一張是死亡證明,上寫著他的日本名,鹿野千拔。一九四四年六月初,戰死於印尼的比亞克(Biak)島。……。
……唯有死亡,帕才真正自由,不受任何政權與權勢的左右。他可以回關牛窩深山,永永遠遠不再下山了。(417-418)

劉金福舟車勞頓帶著帕來到臺北,過著風餐露宿的苦日子,為的便是替孫子劉興帕「打通關節,偽造他的死亡證明」。死亡證明書上寫的名字是鹿野千拔,帕的日本名,表示這張死亡證明將帕的身分認同永久地鎖在日治時期,也毋須在國民政府轄下表明自己的身分認同傾向。在此,筆者認為不能忽略帕的怪力引起日軍與國民黨招攬的因素,此因素促使國民政府變得更戲劇化地的邪惡而充滿了反派色彩。但跳脫帕的角色形象,「回山躲藏」一事與劉金福在日治時期佔山為王有異曲同工之妙。劉金福在日治時期為了抵抗日本強勢文化與政權的入侵躲入山中,當時劉金福在小國的籬笆外便築了一座自己的墳,亦是為了躲避紛擾,保留自己漢人的身分認同價值;而劉金福認為帕在有了死亡證書後便能「回關牛窩深山,永永遠遠不再下山」,也才「真正自由,不受任何政權與權勢的左右」——死亡與躲入深山在此成為祖孫兩人意欲躲避新政權之下帶來的身分認同問題與威權統治的手段。然劉金福又為日本人帕偽造死亡證書,因此時比日治時更加紛亂,時人套用任何一種身分都有不同群體的敵人,只能抹去自己存在的痕跡,因此劉金福用這張死亡證書將內心認同日本的帕形式上地殺死了。至此,劉金福在這兩個時間段偽造的死亡有了不同程度的意義:日治時期劉金福的死亡意味其與日本是敵對的關係,光復後的鹿野千拔的死亡卻表示了跳脫族群間的衝突與分界,從現世裡消失。

劉金福藉「向城隍爺求來的錦囊妙計」掩蓋自己為帕偽造死亡證明書的行為,嘗試以信仰合理化並神聖化自己的應對方法。其實藉神旨包裝對時局應對的方法並非單一事件,在帕要出征時劉金福便有留給帕一份「恩主公的錦囊妙計」,被劉金福稱作「時間暫停咒語」。細究《殺鬼》中神明的錦囊妙計,不難發現其背後表示的皆是順應時代的身分認同改變。當帕準備出征,劉金福預期國軍可能打贏帕的日軍,便讓帕帶著寫著「我們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我們是娃兒,全部投降了,拜託不要開槍。」的錦囊,希望帕能透過身分的轉換以在新政權下存活;在本土臺灣人與國民政府、外省人衝突不斷時,劉金福希望可以全然抹滅其身分,藉此逃離紛爭。帕與劉金 福持續性的在身分認同的問題上困惑與掙扎,而神明的錦囊妙計便是劉金福給時代的解答:像帕所說的「抹布」一樣調整自己的身分認同。

但神明的錦囊妙計並不完全有效。帕在橋下找到被反國民政府的青年推下橋的劉金福,怒火中燒去找青年們理論,才知道劉金福之所以被推落橋的原因:

「老貨仔有回答。」被壓在床下的胖子大吼,用悲傷無奈的口吻說,「他用國語說,『我們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我們是娃兒,全部投降了,拜託不要開槍。』老貨仔說,他是阿山仔,我們才打的。」
那是恩主公的錦囊妙計,時間暫停咒語。劉金福曾在山屋的油燈下抄唸了數百回,告誡帕,危及時用,如今他也在急迫下唸出來,……咒語沒能救他。或者說,那些媽祖婆的海上妙計、城隍爺的生死簿計畫,全是他想出來,假託神意。自己不用,一旦打開來用已過期了。(420)

劉金福遇上困難,便想用恩主公的錦囊妙計應急。他認為,在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後,「中國人」的身分應該蔚為主流,積極地切割出自己的認同應該會是保命之道,何曾想自己對中國人的認同卻讓他走向了死亡。同時,此處也體現了筆者前文提及、在小說角色的身分擺盪中隱隱若現的「臺灣人」此一群體。劉金福設計恩主公的錦囊妙計時以掌權者的國族作為準則,卻沒想到走過日治時代的這群臺灣人會被自己心心唸唸的祖國歧視、孤立,最後聚集成一個反抗祖國的群體。

但劉金福並未將國民政府與抗議的臺灣人明確的切割或區分:當他死後成為鬼魂見到統領「鬼王」吳湯興後,他以「都自家人跟自家人相打了」解釋當時臺灣的亂象,足見劉金福依舊將祖國與臺灣視作一個群體。但比起中國,臺灣這塊土地和住民與劉金福有更高程度的連結。在劉金福死前,他見到了二十六具被國軍槍決的臺灣人的屍體。被死亡的一幕衝擊,劉金福說:「那些都是跟我一樣的台灣人」。在同胞被屠殺的現場,他並未將自己與那二十六具屍體歸納於中國人而是臺灣,身分認同以這塊土地上的人為主。同時,帕希望欺瞞劉金福說「這些都是被日本人打死的義軍」,則是將國軍殘酷的行為與日本殖民政權作連結,也讓臺灣人這個被壓迫的群體的邊界愈發清晰。

見到國軍槍決的二十六位臺灣人後,死亡很快也找上了劉金福。在接近關牛窩的時候,帕與劉金福祖孫倆遇到了國軍屠殺的火車;國軍向他們開火,帕下意識地以頭上的眠床阻擋,卻讓床上的劉金福成了沒遮蔽的標靶:

劉金福身中八槍……死亡的恐懼沒有困擾他,他唸上第三十九回的〈心經〉是為了自己,祈求眾神給他勇氣與力量,因為他想趁還有一口氣在,動手把八個槍眼裡的銃子掏出來,如果可能,他也要把另外兩顆日本銃子也挖了,不然他葬在這片地下會躺不安穩。(424)

劉金福在死前的最後一點勇氣與力量用在試圖將自己體內的子彈取出,否則他無法安穩死去。對於劉金福來說,日軍留下的兩個銃子與國民政府新增的八顆子彈都是威權壓迫的象徵,是執政者暴行與鎮壓的縮寫。劉金福希望死後這些暴政帶給他的傷害與痕跡不會留存在他身上,也一併擺脫了不同執政者與族群或身分間建構起的仇恨與創傷,正若在鬼中佐軍營處飛出窗外的麻雀。同時,在時代動盪下的無從解答的身分認同問題也不會再被帶入墳裡,這也再次反映了死亡在《殺鬼》中有象徵身分抹滅之用。

帕在劉金福死亡前阻止了他的自殘,將自己的祖父淹進關牛窩溪裡,很快地劉金福便停止掙扎。「他們暫時沉入最深的水底,一個專屬的空間,與世界暫時區隔了。最後,髮繩斷了,眠床順著溪水離開關牛窩。」在劉金福死亡的此刻,身分認同問題不再時刻困擾這對祖孫,他們與紛擾的世界暫時區隔。同時,髮繩——作為帕與劉金福的連結,也是劉金福當初為了偽造死亡證書並防止帕出門惹麻煩而將帕控制在旅館內的手段——斷裂,眠床乘載劉金福對帕的擔心與掛念順流離開關牛窩。但祖父的逝世並沒有為帕的身分認同困惑畫下句點;在全書末,帕接連送走了劉金福與鬼王吳湯興的鬼魂,孤身坐在溪石上:

有那麼一刻,帕感到自己浮了起來,越來越貼近那星空,肉體成為某個星座。……(帕)決定待在這裡慢慢消化,直到天亮才起身。可是離天亮還很久呢!(440)

在螢火蟲人尾崎死亡的段落,提到「人死後變成星星」一說,若套用在此便可以與前文劉金福偽造的鹿野千拔的死亡證明,意即抹煞身分,跳脫貫穿全書的認同擺盪。然帕卻決定慢慢消化盈滿的心緒,直到天亮再起身。此處天亮亦可連結至其他段落:在扶桑花少年將死之際,他似乎「惦記著什麼而不願走」似的「醒不來也睡不去」,只有旅館內的日本鬼看穿:

「死亡是醒來,不是睡著,他需要天亮。」日本鬼以過來人的經驗分享,這裡死過的只有它。
「他要天亮才走。不是等到日頭出來的那種,是內心的天亮。」帕說。(396)

死亡並非長眠,反而是清醒,因此扶桑花少年的完全死亡便需要使內心天亮才能達成。眾人以扶桑花少年生前所惦記的汽水與因為他怕黑而點起的燈泡讓他的內心天光,終於讓「扶桑花少年謝了」。若帕等待天亮的行為以書中唯二出現過天亮意象的扶桑花少年死亡的段落解釋,筆者認為,帕仍在等待心中的天亮以真正放下自己的身分,跳脫認同擺盪的宿命。至於此「被惦記著」的因素是義父鹿野武雄,抑或是祖父劉金福,再或者是他一路以來的見聞甚或是為什麼男孩和臺北街頭抗議的群眾,我們無法清楚地從文中推知,不過我們至少知道:即使小說完結,縈繞故事的身分認同問題也尚未劃下句點。


第三章 小結

國民政府在臺灣人民的滿心期待與崇拜中接收臺灣,但光復後的生活卻不如想像中的美好;國軍橫行霸道,國民政府繼承日本殖民政權成為新的威權,臺灣本土人民受壓迫的權力結構並無更改,反而被日本天皇與國民政府雙雙切割,仇恨於是一夕爆發,成了串聯全台的反抗運動。劉金福與帕在這樣的情境之下也有相異的身分認同變動。劉金福在日治時期便以「漢文化」的傳承關係與「臺灣」的土地認同關係為其認同之族群的主要判准,而大東亞聖戰之後的段落便呈現了劉金福的認同逐漸傾向後者的過程。劉金福大概是關牛窩裡最包容也最認同國民政府的一個,即使關牛窩的眾多居民已經忍受不了國軍的恣意妄為,劉金福也依然替國民政府辯護。真正使劉金福對國民政府的期待與想像崩塌的主因是國軍希望延攬帕入伍征戰。劉金福已經遭受過生離死別的恐懼,也見到自己的孫子為了戰爭而失去完好而健全的身心狀態,不希望戰爭再將帕從自己身邊帶走。在對國民政府的認同和與帕的祖孫情感間拉扯,又逢國軍在清點戰利品時的醜惡嘴臉,劉金福正式對國民政府幻滅,也不再透過「漢文化」傳承關係劃分所認同的群體。同時,劉金福發現身分沒有最佳解,唯一能跳脫認同擺盪與困惑的方式即抹煞自己在世間的存在,於是他帶帕至臺北城,打通關節替帕偽造了一張死亡證明。不過他最終卻也逃不過自己一心所向之祖國的威權壓迫,被駛過的國軍射擊,死在了關牛窩溪。

帕則與劉金福不同,自大東亞戰爭結束便持續在身分認同之間擺盪。在小說後半部分,帕見證了義父鬼中佐鹿野武雄的死亡後,其皇民意識甚或是武士道精神便不再顯著,反而是「被拋棄」而「無所依歸」之情況被放大重複敘述。帕對認同問題諱莫如深,不多提起,甚至盡量避開。筆者認為,帕的日本認同未曾消失,但他認同的建立依託於其與鬼中佐的親子關係;在後者死亡後,帕便無積極表現日本認同的動力與目的,但也不表示其對其他族群與身分諸如國民政府或參與抗議的臺人的認同。相對於日本停戰前帕積極甚至是極端偏向日本的認同,國民政府治下的帕反而成為一個無鮮明立場的角色,而這樣的設定也更清楚地體現了時人身分認同的擺盪與造成此情況的時空背景。

綜觀〈九〉章以降的身分認同書寫,不難發現甘耀明更常以較隱晦的手法描繪身分擺盪與時局現況。為描寫國民政府的威權統治與對人民的壓迫,小說試圖透過壓迫的痕跡將日本殖民與國民政府連結,模糊化前後承繼的兩政權間的差異,強調其統治下皆存在的對臺人的迫害。甘耀明也擅長以象徵書寫人物的身分認同狀態,甚至讓情節與環境對話,以環境中出現的元素作象徵,雖不挑明角色的心理活動但不失其傳遞資訊的功能,甚至營造出更強烈、深刻的情緒與氛圍。



第四章 結論

劉興帕與劉金福的身分認同可以拆解為兩個時間區段來分析:日治時期與光復後。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帕與劉金福的身分認同都極度鮮明甚至極端。劉金福生長於臺灣,而其血脈與文化傳承自廣東,因而形成了以「漢文化」與「臺灣」為中心的認同價值。在日本皇民化政策前,劉金福藉由隱居深山、占地為王的方式躲避日本強勢文化及政權的侵入,此時他以「漢文化」作為主要認同自己身分的依據與劃分。然當劉金福見到兩百多位關牛窩村民在痛苦地為日本奉公,以「臺灣」這塊土地上生長的人民作為身分劃分的認同價值瞬間湧現並超越了漢文化的重量,他投身奉公、歸順於日本的統治。劉興帕則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皇民化時期塑造出了強烈的日本認同,追求成為一個真正的日本人。究其原因,帕對日本身分的追求寄託於義父鹿野武雄,這段突如其來親子關係構築起了帕對日本的認同感。也因為帕相異於一般受皇民化教育與政策影響之臺人的日本認同來源,帕不只是建構起了日本認同,甚至以一個完美的日本軍人與武士精神作為追求的目標,其認同的堅定甚至可以質疑鬼中佐潛意識中的種族差異思想。然帕的日本身分認同終究依附於鬼中佐而非天皇,因此在鬼中佐切腹自盡時,帕的日本身分追求便戛然而止,即使日本認同仍存在卻遠不如之前活躍了。

光復之後,兩位主角的身分認同依然稍有不同,但大體來說故事以「身分認同的困擾與擺盪」為主題開展。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後,臺灣人經歷過從期待到幻滅的過程,而劉金福的認同傾向也在對國民政府期待崩塌後有所差異,因此筆者先分析期待落空的原因。劉金福認同國民政府是根據「漢文化」傳承關係,對國民政府的包容度也較高。國軍初期無理的行徑造成關牛窩居民的不滿,但劉金福並不因此而有所動搖,真正致使劉金福動搖的是自己孫子的安危。在已經動搖的基礎上,劉金福又見到國軍貪心地侵占日軍停火戰利品的景象,終於讓他對國民政府的期待破滅。他同時發現唯有抹去身分才不會受身分認同問題困擾,便因此帶著帕上臺北偽造死亡證明。而帕則在鬼中佐死亡後遠離身分認同的紛擾,但此問題卻一直在他的生活中出現。帕作為一名前日本軍人,戰後淡化了身分認同讓讀者更清楚地看到其身分的擺盪,被天皇遺棄卻又被國民政府矮化與排擠、歧視,臺灣人無依無靠的處境更加鮮明。

進一步討論寫作手法方面,除後鄉土文學、魔幻寫實主義等的特徵外,甘耀明時常藉由跳脫人物與情節本身、以旁景影射主線故事的方式書寫身分認同問題,尤其在角歷經身分認同變化、困惑或擺盪的橋段,幾乎都有外部象徵意象的參與。統整本研究分析的諸多象徵意涵,可以根據其代指之事物分為以下三類:

               一、角色身分認同的象徵

               如鬼中佐死亡時潛入河裡的香魚、劉金福對國民政府期待破滅時想衝破窗戶的麻雀與開錯時節的李花、帕被特務審訊時提到臺人心中的鬼等。此類象徵多以當下環境中的元素為載體,藉由此元素在環境中的變化或特徵書寫身分認同的轉變或擺盪。

               二、霸權的象徵

               如劉金福投身奉公時的機關車天霸王、國軍搜刮的日軍金屬器具、劉金福死前體內的銃子等。此類象徵即人民被統治者壓迫之痕跡,強調霸權對人民的欺壓與迫害,與國軍有關之段落亦有強調國民政府延續日本殖民政府之威權統治地位的功能。

               三、身分抹滅的象徵

               如劉金福欲放走麻雀卻致使往外倒的玻璃窗戶、劉金福偽造的鹿野千拔死亡證明書、帕在最後所等待的天亮等。部分此類象徵與死亡有關,藉由毀滅的意象暗示身分或存在在現世的消失,進而讓角色能脫離身分認同擺盪的問題。

藉由象徵的使用,角色面臨的身分認同問題無須開門見山地揭露,作者能更著重於場景即其他非角色元素的描繪,卻不失故事的完整性。除此之外,作為本書主軸的身分認同的擺盪與困惑在隱晦的筆法下也更顯糾纏難解,讓閱讀者更容易進入作者營造的徬徨的氛圍。



參考文獻

greenrr(2009)。2009開卷好書獎BV 甘耀明 《殺鬼》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B_qotw2Wsw&ab_channel=greenrr

王德威(2007)。後遺民寫作(初版)。麥田人文。

甘耀明(2009)。殺鬼(初版)。寶瓶。

朱立雯(2014)。後鄉土小說的歷史記憶:以吳明益《睡眠的航線》及甘耀明《殺鬼》為例。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https://hdl.handle.net/11296/vjavu5 

吳寶春(2021年6月16日)。山腳下的清流之王。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30/post/202106160072/

周婉窈(1998)。台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二版)。聯經。

周婉窈(2002)。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初版)。允晨叢刊。

施正鋒(2002年12月13-17日)。母語傳承與母語地位。2002全球客家文化會議。臺北市,臺灣。

陳秀珍(2015)。甘耀明小說《殺鬼》的鄉土、歷史與美學風格。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https://hdl.handle.net/11296/329d77

陳翠蓮(2008)。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版)。遠流。

陳震宇(2019)。世代、性別與族群交織的成長之路──甘耀明《殺鬼》與《邦查女孩》之比較研究。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https://hdl.handle.net/11296/kt255q

舒懷緯(2013)。論甘耀明《殺鬼》的後鄉土書寫。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https://hdl.handle.net/11296/6m3zef 

羅慧娟(2012)。甘耀明小說研究——以2011年前的作品為探討範圍。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https://hdl.handle.net/11296/24bc9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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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後手記|台灣文學《殺鬼》甘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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