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韬步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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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點|第一章(16)

掩蓋一個秘密,需要一個謊言;逃避一個秘密,需要生命的代價;當秘密暴露時,卻發現一切皆荒唐。曉東有一個秘密。告訴她秘密的人已经死去,寫著秘密的白紙黑字也已化為灰燼。她帶著秘密来到荷蘭,在這個田園國家開始平靜的新生活。然而,靜好的歲月未能維持多久,經濟危機和文化衝突讓她成為一個負債累累、無家可歸的單親母親。困境中她向曾經急於逃離的人求救,換取解救的代價則是不得不重新面對秘密即將被發現的危險……

差一點|第一章(16)

我又成為了全職母親。沒了工作,沒了保姆,生活變得簡單靜好。托馬斯到點出門,按時回家。週末天氣好我們就帶著亞當遊公園、逛集市、做短途旅行,天不好就在家陪他玩兒。我對這種波瀾不驚、與世無爭的生活漸生依賴。雖然我們並不富裕,每月盤點著收入過日子,然而一家人結伴去超市像真正的荷蘭人那樣分厘必究地參考價目也是幸福的。我開始反思錢的意義。我們真的缺錢嗎?每月繳了房租、買了吃用後還能剩餘一點,把這點小錢積攢起來,半年就能在歐洲度假一周,一年就能到歐洲以外的地方旅行一圈。

然而,我和托馬斯都不快樂。我們之間的話少了,整整一個月沒有性生活。他不碰我,我也不去找他。每天晚上亞當睡後,他捧起一本書,十點半按時熄燈。他仰面而臥,兩分鐘鼾聲即起。我想起我們剛認識的那會兒,常在大白天做愛。我們的身高相差懸殊,只有在床上才能正常性交。他卻要挑戰各種床下的體位:站立、後入…… 結果總是兩人搖搖欲墜,翻倒在床上。

他為自己的身高給我帶來的不便致以歉意。並肩走路時,他會讓我走在街沿,自己走在低一截的馬路上;乘自動扶梯時,他會站在我下麵兩格;上餐館時,他會挑軟沙發坐,讓我坐在對面的椅子裏。他說,這麼做不全是為了我,他也想跟我平視,而非成天俯視我。

“你給自己放個假吧,”我對托馬斯說。“拉上國際大赦的老朋友,到非洲或亞洲旅行一個月。”

“你和亞當呢?”

“我們過我們自己的,你不用擔心。”我這麼說也不全是為了他。我預感沒有他在身邊,我和亞當都會過得更輕鬆些。

幾天後他告訴我,他有了個計畫:他不去旅行了,而是隨丹麥的援助生命組織到土耳其去救助災後難民。

“這是個三個月的專案,開銷都由組織承擔,”他的眼睛亮晶晶的。“一上來就能深入基層,到第一線救助難民,比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赦國際要有意義多了。”

“三個月?”

“我有一個月的假,剩下的兩個月超市可以讓我停薪留職。我還沒報名呢,如果你同意的話,我馬上就去報!”

“我當然同意。”

我怎麼能不同意呢?

2012年的荷蘭出奇得冷,從兩月初起氣溫跟股票崩盤似得越跌越深,不帶反彈。運河凍成冰塊,河上是花花綠綠、大大小小的滑冰人。每天新聞中沒有別的話題,只有十一城滑冰賽。據說上一屆比賽還是在1997年,之後由於溫室效應便再也沒條件搞過。講起這個有百年傳統的競賽,每個荷蘭人都會提到自己的童年,眼裏閃著既快樂又惆悵的光芒。托馬斯也很興奮,不僅為了十一城滑冰賽,還為了他的新志向。零下二十度的天氣裏,他忙著參加國際救援課程,忙著結交土耳其朋友向他們取經。他說上一次渾身這麼有勁道還是揣著蘇珊林的《我的自由靈魂》去西藏時。

他是三月初走的。走之前我們去了他的一個土耳其朋友開的咖啡館。咖啡館門面很小,擠著五六張金屬圓桌,清一色的大伯們在喝咖啡、聊天、吸水煙筒。蒸汽升騰,蒙白了玻璃窗,玻璃外的窗櫺上掛著冰柱。屋內的牆上貼滿大頭照,像是家族相片集錦。

“嗨,托馬斯!”一個蓄小鬍子的矮胖男人從櫃檯後走出來。

托馬斯上前給他個擁抱。他握住托馬斯的手,笑眯眯地著看我和亞當。“這是你的家人?”

“曉東、亞當。”

老闆放開托馬斯的手,捏捏亞當的手,但沒有碰我的。

“坐,”他為我拉開靠窗的椅子。

咖啡端上,橘紅色小瓷杯裏粘稠的液體還在冒泡,杯沿上放著顆“土耳其的喜悅”(一種軟糖)。我喝上一小口,苦但不澀,醇厚雋永。 

亞當要吃糖。 我捏著糖讓他啃,他越啃越帶勁。 我怕太甜,不讓他吃完,把剩下的放到自己嘴裏,咬下去甜得牙疼。托馬斯把他杯上的那顆塞到自己嘴裏,眯起眼睛享受。他喜歡甜食,用荷蘭人的話說就是有一口“甜牙”。

“等我回來就申請丹麥總部的工作,”他說。

“我們要搬到丹麥去?”

“如果申請得上的話。”

“有希望嗎?”

“有。如果申請不上,我也可以試試看紅十字會。你想去丹麥還是瑞士?”

“都行。”

“等我的工作穩定了我們就造老二,”他半是嬉皮笑臉,半是認真地看著我。他喜歡孩子,總說要三個,兩頭男孩,中間女孩。男孩叫亞當和埃倫,女孩叫安琪,三個孩子名字的首字母都是A。我怕生不動也養不起,建議要兩個。他說一男一女是必須,三個就是錦上添花了。

“先看你的工作吧。”

“工作不成問題。土耳其的這個專案是個絕佳的跳板,有我以前在大赦國際的背景,加上現在的一線經歷,申請哪個非政府組織都希望滿滿。”

“在土耳其安當心點,照顧好自己,等你回來後再說。”

“哎,敘利亞人,”老闆歎口氣,拉了張椅子在我們旁邊坐下。“敘利亞亂了,生意人就帶著錢逃到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好多新公司都是敘利亞人開的。不久後難民們也來了,路上擦車、賣花、兜售餐巾紙的小孩都是敘利亞人。”

“您是伊斯坦布爾人?”我問他。

“不是,土耳其中部的。六十年代我爸爸叔叔們勞務輸出到荷蘭,之後把我們一大家子都弄出來了,來的那年我十二歲。”

“在土耳其還有親戚嗎?”

“還有些遠親,我們回去看過幾趟。荷蘭人只知道伊斯坦布爾和地中海邊的度假勝地,其實土耳其內陸也相當美麗。只是東面現在很亂,你去一定要小心,”他看著托馬斯。

托馬斯點頭。

"最添亂的倒不是敘利亞人,而是庫爾德人,八十年代就開打,停停打打,打打停停,沒完,"他說。 

咖啡杯小,沒幾口就只剩一堆“稀泥”了。我不知該不該喝,看看托馬斯的杯子,想等他喝完,照著他的樣做。老闆開口了:“渣子別喝。”

我把杯子放回託盤。他將託盤從咖啡杯下抽出來,蓋在杯子上。

“你可以用咖啡渣算命。”

“怎麼算?”

他讓我舉起杯子,握住杯柄,扶住該在上面的託盤,將杯子往我自己的方向轉,讓杯子倒扣在託盤上。

“等它涼了就能算了。”

托馬斯照我的樣也把咖啡杯倒扣在託盤上。兩只橘紅色的小瓷杯肩靠肩,等待著各自的命運被揭曉。

“十年前我去土耳其的時候,跟著個朋友到敘利亞玩兒。他的朋友開著跑車到大馬士革機場來接我們,帶我們去城裏最貴的法國餐廳吃飯。多熱鬧的地方啊,如今,哎,一塌糊塗。”

“滿目蒼夷,”托馬斯自言自語道。

亞當在玻璃窗上塗抹。老闆跟托馬斯講起他印象中的敘利亞,講起那些美麗的古城和海濱小鎮,講起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仇恨。

“你們都以為我們穆斯林是一種人,可穆斯林還分遜尼、什葉、蘇菲……完全不一樣。美國人最可恨,把世界一分為二,要麼是伊斯蘭,要麼不是,是伊斯蘭就要防恐,弄得我們的日子越來越難過。”

“我也恨美國人!”托馬斯說。“總是說得比做得好聽。阿拉伯之春本來是個多麼好的機會啊,可美國佬只知道煽風點火,縱容流氓匪徒把革命給劫持了,弄得一敗塗地,自己拍拍屁股溜了,沒事兒人似的。真要有本事就把事情做到底,擔當起國際員警的責任來。”

“這樣行了嗎?”我的杯子涼了大半截。

老闆摸了摸。“再等一會兒。”

“現在讓我們看看美國人能不能把阿薩德扳倒,”托馬斯說。

“扳倒又怎麼樣?”老闆說。“就跟薩達姆一樣,少了個暴君人們的生活會好到哪里去?即便沒人喜歡暴君,但大家還是怕內戰。反對派會保護百姓的生命安全和財產嗎?不會的。”

“我們荷蘭人太幸福了,”托馬斯感歎。“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對世界上很多人來說就是夢想。他們要麼在戰亂和貧窮中生死未蔔,要麼被集權政府壓迫、喪失天賦人權。我覺得我有責任幫助他們獲取多一點幸福。”他的金紅色的睫毛在陽光中翻閃。

老闆又摸了摸我的杯子。“好了,把杯子拿起來。”

“這樣?”我提起杯子,咖啡渣拉屎一樣掉下來。

“怎麼看?”

“不錯,”老闆像化驗糞便一樣專注地看了看託盤中的咖啡渣,又舉起杯子,放到我的眼前。“看到什麼形狀了?”

我在杯壁的褐色殘餘中看到渣滓流下的痕跡。

“看到吧,這裏有三道痕跡,”老闆說。

“什麼意思?”

“說明你在今後的三個月或是三年裏將遇到些事情。”

“什麼事?”

“再看看,還有什麼形狀?”

我看到一個側立的女子,盤著髮髻,身後是一道天塹鴻溝。

“我的怎麼會這樣?”托馬斯舉著杯子問。他的託盤中拉稀一般濕乎乎的一灘褐水。

“你沒喝幹,”老闆說。

“還能算命嗎?”

老闆沒回答他。

“我看到一個女人,就在這兒!”我把杯子舉到他跟前。“她是不是有危險?轉身就是深淵。”

“沒有,她背對深淵,前面並沒有危險。我也不是專家,我老婆喜歡研究這東西。”

“可信嗎?”

“這要看,不是沒有道理。”

湯瑪斯又叫了一杯咖啡,看來要把算命進行到底了。 老闆呵呵笑。 我用手指蘸了口咖啡渣放到嘴裏,既不苦也不,澀味道難以名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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