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迦陵

《觀察者網》專欄,經營《中東新聞》Podcast,曾負笈科威特習阿拉伯語。

以色列權力更替,“內塔尼亞胡時代”恐未結束

6月13日, 120名議員手握以色列的命運鑰匙,聚集在“信任投票”的帷幕前,準備著對第36屆政府的最終判決。


晚間時分,結果出爐。經歷了2年4大選的頻繁喧囂,以色列終獲喘息之機,由統一右翼聯盟領導人納夫塔利·貝內特、擁有未來黨主席亞伊爾·拉皮德共組的8黨聯盟政府,最終以60票贊成、59票反對、1票棄權的投票結果,通過了議會的信任投票。貝內特宣誓就任以色列第13任總理,接替了組閣失敗的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


如此改弦易轍,既終結了某種政治慣例,亦創下不少政治第一。首先,內塔尼亞胡長達12年又55天的第二任期就此終結,若加上1996年至1999年的第一二期,這位貪腐醜聞纏身的總理共主導政局15年又73天之久,打破以色列近代史紀錄。而對在2009年加沙戰爭前後出生的青年而言,這是其人生第一次總理換屆,也是非內塔尼亞胡掌舵的生活伊始。


其二,此次組閣打破以色列政治慣例,多達8黨的聯合政府光譜左右兼有,更是首度吸納阿拉伯政黨入閣;問鼎總理之位的貝內特,有過“巴勒斯坦國對之後的200年會是個大災難”、“以色列這片小土地上不會出現一個巴勒斯坦的國家”等強硬發言紀錄,政治光譜保守右傾,既是以色列首位宗教正統派總理,也是所屬政黨席次最少的總理,相較於內塔尼亞胡統領的利庫德集團席次高達30席,貝內特的統一右翼聯盟僅有6席。


此次改朝換代,欲示著折衷的未來,與詭譎多變的政治權鬥。許多以色列人或許已在心中幻想無數次,內塔尼亞胡的下台將是如何悲慘痛快,國家又將如何墮落重生;但其未必能預期,一個內生矛盾不斷的新政府,會將後內塔尼亞胡時代的以色列,帶往何種“應許之地”。


走鋼索的執政聯盟


細究此次新政府的組成,巴以問題、世俗與宗教之爭皆非重點,在號召各方一統的旗幟上,只寫了6個字:“反內塔尼亞胡”。


受此口號驅動,各方可謂盡棄前嫌、以獲取執政權為首要任務,新政府的政治光譜也因此由右翼的新希望黨、統一右翼聯盟、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黨,過渡到中左翼的擁有未來黨、藍白黨,再延伸至左翼的工黨、梅雷茲黨,最後加上了“阿拉伯聯合名單”黨中分裂出的拉姆黨,可謂左右兼具、民族融合。


然而如此組成,注定了新政府若要維持“和諧穩定”,便不能大刀闊斧。在巴以問題上,新總理貝內特的右翼程度與內塔尼亞胡相比,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為謀求左翼政黨的支持,其已在聯合談判時同意,不會在總理任內併吞一寸約旦河西岸領土,也不會推動擴建定居點的政策。此般承諾究竟值多長的保鮮期,無人能知,但至少是各方眼下力所能及的短暫均衡。


而此次組閣雖有代表阿拉伯民意的拉姆黨參與,卻無法在巴以問題上起到顯著作用。一來以色列的阿拉伯政黨並未因以色列壓迫而團結,反而在左翼、阿拉伯民族主義、伊斯蘭主義等三大板塊上交互廝殺。


儘管其自2015年起共組“聯合名單”,並一度選出15席的好成績,卻依舊難敵分化壓力:主打伊斯蘭意識形態的拉姆黨在2021年帶槍出走,致使諸多阿拉伯選民難以抉擇,乾脆索性不投,結果聯合名單與拉姆黨各得6席與4席,總席次還低過合體時期。最終聯合名單不願參與這般左右匯容的大雜燴組閣,拉姆黨的4席便更顯形單影隻。


二來拉姆黨入閣後,各方也未如對待統一右翼聯盟般,遵其為造王者(Kingmaker),而是將其隔絕在核心決策圈外,僅讓黨主席曼蘇爾·阿巴斯擔任總理辦公室的阿拉伯事務副部長。不少阿拉伯選民更譴責阿巴斯“投機政客”、“缺乏民族氣節”,正如2020年藍白黨黨主席甘茨與內塔尼亞胡共組輪換政府時,亦遭輿論圍剿“戀棧權力”、“背叛理想”般。藍白黨更在此後遭遇了選票崩盤的危機,由2020年的33席暴跌至2021年的8席,拉姆黨的未來恐將步此後塵。


而除卻巴以問題,宗教與世俗之爭亦是各黨的分裂引信。眼下貝內特是以色列史上首位宗教正統派總理,但與其組成輪換政府、即將在2023年接替總理之位的,則是中左翼的擁有未來黨黨魁拉皮德。細數其過往主張,拉皮德曾於2013年擔任財政部長時,於安息日增加公共交通運輸班次,打破了安息日下,多數公共交通必須強制停駛的法律規定,引發宗教選民的滔天怒意。


此外面對以色列婚姻制度,拉皮德更是砲火連連。原因在於,當今以色列缺乏民事婚姻制,猶太人的證婚與離婚皆由首席拉比等宗教人員控制,來自蘇聯的猶太移民,因在現行法律中不被識別為“猶太人”,首席拉比又往往拒絕替非猶太人證婚,故其無法在現今的以色列結婚。雖說為求補救,以色列也承認國外登記的民事婚姻,但如此作法,終究是捨近求遠、繞彎前行。


對此現象,拉皮德曾於2015年率擁有未來黨提案,計畫在以色列建立健全的民事婚姻制度,但此案最終在議會中,被以50票比39票的結果否決,首席拉比由此保住了證婚權,拉皮德的改革野望亦就此鎩羽。


而回顧以色列2年4次大選的兵荒馬亂,打開潘朵拉之盒的關鍵,便是2018年的國防修正案。彼時宗教政黨們欲藉此免除全日制宗教學生的兵役義務,好讓“哈瑞迪”(haredim,猶太教極端正統派)們能更加專注在“脫產讀經”上,結果引發了世俗主義政黨的反彈,從右翼的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黨,到左翼的擁有未來黨、梅雷茲黨皆公開發難,要求解散議會。


內塔尼亞胡雖出面協調,無奈宗教政黨是其忠實盟友,各黨又欲藉機將這位貪腐纏身的政壇老將連根拔起,協調注定只剩破局的選項,以色列議會終在2018年12月解散,開始了內塔尼亞胡與政敵的多次拔河。


此次組閣各方雖未就宗教議題有所表態,但若欲保聯合政府的穩定運行,各黨領袖恐也不能如過往般大破大立,否則稍有不慎,便是再次解體,以色列亦將迎來近年的第五次大選。


內塔尼亞胡基礎仍在


而論及下野的內塔尼亞胡,失去了總理之位庇護,其恐怕會因貪腐醜聞鋃鐺入獄。故扭轉眼下劣勢的關鍵,便是讓8黨聯合政府自行解體,引爆以色列第5次大選,好讓其有機會再次問鼎總理,修法為自己開脫。而單論吸引選票的政治實力,內塔尼亞胡並非完全沒有機會。


綜觀2019年以來4次大選,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雖始終在30餘席的邊界漂浮,距離組閣門檻的60席尚有一段距離,卻次次都是第一大黨,囊括了最多選票。有此基礎,其方能在組閣被阻時玩弄各式權術,包括在2019年火速修法,強行在組閣結果出爐前解散議會,避免高居第二席的藍白黨奪得組閣權。


而細究內塔尼亞胡的民意來源,除卻哈瑞迪等宗教人口外,大抵可分為經濟建樹、巴以安全兩大板塊。


在經濟政績上,自2009年內塔尼亞胡執政起,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色列的人均GDP從27,500美元上升到了43,689美元,增幅多達60%,位居全球排名前20,以色列的失業率亦在疫情爆發前幾個月,降到了3.4%的歷史最低水平。儘管交通雍賭、人口老齡化、房價與物價高漲等問題依舊沉重,且短期之內難以解決,但以色列的經濟起飛全民普遍有感,自也就反映在了選票上。


而在巴以安全問題的場域,內塔尼亞胡崛起於以色列社會逐漸右傾的年代,民意氛圍可謂與其“反巴勒斯坦建國”主張不謀而合。1990年代,以色列政壇左翼當道,兩國論曾經頗有市場,社會上亦不乏同情巴勒斯坦的悲憫言論,如此氛圍在1993年巴以簽訂奧斯陸協定後衝至頂峰,接著便是被各式摩擦、暴力事件拉回低谷。


2000年巴勒斯坦發動第二次大起義,衝突持續5年之久,造成約1000名以色列人、5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徹底終結了奧斯陸以降的和平進程,亦讓以色列左翼大失民心。以色列選民逐漸期待強而有力的右翼領導人出現,保護人民免受暴力侵害,早在1999年便因貪腐下台的內塔尼亞胡,就此多了塊重返政壇的墊腳石。


二次上任後,因內塔尼亞胡提高了各安全部門的反恐預算,諸多巴勒斯坦恐襲計畫皆被提早偵破,確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普遍選民的安全需求,其近似特朗普風格的反巴勒斯坦言論,亦頗對右翼選民胃口;加上其與加沙地帶的哈馬斯(Hamas)發展出了畸形的“共生結構”,雙方看似以火箭、導彈相互痛擊、不共戴天,實則一方可用戰功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較勁,一方則大打安全牌汲取選票,雙方在犧牲人民權益的現實下,各自獲得了政治利益。


上述操作,替內塔尼亞胡帶來了源源不絕的選票。回顧此次命運多舛的選後組閣,內塔尼亞胡雖於4月6日便獲以色列總統里夫林授權組閣,卻直到5月4日截止日皆未能成功,以致組閣權旁落至拉皮德之手。在此境況下,5月的巴以衝突便成了極好的操作契機,在內塔尼亞胡與哈馬斯一陣猛烈互襲下,以色列社會再陷安全恐慌的氛圍,不少左翼政黨由此卻步,不敢瞬即答應組閣要求。


雖說待到巴以協議停火後,各方再度重聚,內塔尼亞胡依舊要面對現實,但以色列社會的巴以立場逐漸右傾、宗教人口在高出生率下逐年上升,皆是不爭的現實。縱使聯合政府有意避免觸碰宗教改革的敏感議題,亦能在定居點問題上克制立場,民意恐怕也無法忍受過於“溫吞”的政府,更何況有時巴以衝突的觸發並非人為可控。


在此脈絡下,即便內塔尼亞胡最終輸給時間與判決,止步於此、無法東山再起,由當今的以色列社會氛圍觀之,出現下一個橫掃政壇的右翼民粹領袖,不過是時間問題。


  • 本文由《觀察者網》於2021年6月18日首發,原文如下:

https://www.guancha.cn/sunjialing/2021_06_18_594872.shtml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or like, so I know you are with me..

CC BY-NC-ND 2.0

Want to read more ?

Login with one click and join the most diverse creator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