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迦陵
孫迦陵

《觀察者網》專欄,經營《中東新聞》Podcast,曾負笈科威特習阿拉伯語。

以色列组史上“最右”政府,巴勒斯坦人的未来还剩什么

2022年12月29日,以色列候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率领新一届政府宣誓就职,这是其下台一年半后的再度回归,也是内塔尼亚胡个人的第六个总理任期;其所带领的新政府,则被称作以色列建国以来“最右”组合,让巴以共处的未来蒙上了血色阴影。

回顾内塔尼亚胡此次回归,还要从2021年的6月13日说起。彼时内塔尼亚胡率领的利库德集团(Likud)虽在选举中取得第一高票,却没能成功组阁。反内塔尼亚胡阵营经历了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得偿所望,由统一右翼联盟(Yamina)领导人贝内特、拥有未来党(Yesh Atid)主席拉皮德共组八党联合政府,并在通过议会的信任投票后,由贝内特宣誓就任以色列第13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长达12年又55天的第二次执政就此终结。

然而这八党联合政府的光谱驳杂,包含了两个左翼政党、三个右翼政党、两个中间路线,甚至还首次吸纳阿拉伯政党入阁。可想而知,“反内塔尼亚胡”是其仅有的最大共识。联合政府基本上在组成的同时,便已经开始了瓦解的倒数计时。

果不其然,2022年4月6日一名议员退出执政联盟后,贝内特政府丧失了在议会120席中过半61席的执政优势。随后的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法案争议,更是引发执政联盟内部的左右分裂,导致议会彻底陷入僵局。

贝内特只好在6月20日提案解散议会,法案于29日三读通过,贝内特正式宣布辞职且不寻求连任,与其共组执政联盟的拉皮德则继任看守总理,力求在11月1日的新大选中鲤跃龙门。

然而11月大选结果出炉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及其同盟阵线取得64席多数,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乃于11日宣布,将正式授权内塔尼亚胡组建新政府。

与2021年不同,内塔尼亚胡此次成功整合右翼光谱,并于12月21日宣布组阁完毕。执政联盟除有其自身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还包括沙斯党(Shas)、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Religious Zionist Party)、圣经犹太教联盟(United Torah Judaism)、犹太力量党(Otzma Yehudit)、诺亚姆党(Noam),拉皮德的梦想至此宣告破碎。

从外界视角来看,内塔尼亚胡的形象极差,在过去3年5次大选的乱象中,毫不遮掩自己的权欲野心,竭尽所能要推翻针对自己的腐败指控,对巴勒斯坦的强硬立场更是恶名昭彰。因此有不少人难以理解,“集万恶于一身”的内塔尼亚胡,为何能够让利库德集团次次高票,又为何会在短暂失势后,再度回归权力宝座?

民众认可经济政绩

当然,政党体系可以是一种解释,即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是以色列最大、最有凝聚力的政党;更重要的是,内塔尼亚胡拥有天然的结盟伙伴,即圣经犹太教联盟等右翼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与利库德集团保持一致,而不会像贝内特-拉皮德政府那样自乱阵脚、最终决裂。

然而仔细查究民众对利库德集团的支持,其实更多源于对内塔尼亚胡的好感。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直面内塔尼亚胡的政绩,以及以色列近二十年的社会变迁。

内塔尼亚胡在1996年首次执政,并于1999年结束;2009年,他开始第二次执政,并在2021年6月终止。在2022年12月29日第三度宣誓就职前,内塔尼亚胡已掌政15年之久,占以色列建国75年岁月的五分之一,是执政最久的总理。

对2009年加沙战争前后出生的以色列青年而言,2021年的政府轮替,亦是人生首次目睹总理更迭。在此之前,内塔尼亚胡代表了多数选民眼中的黄金岁月。

在经济方面,内塔尼亚胡面对以色列旧有路线受挫,竭尽所能另辟蹊径,确实建立起了一定的发展格局。

从体量大小来看,建国之初的以色列是依赖外国资本的小型经济体,美国则是最大靠山,以20世纪70年代为例,美国对以色列投入大量军事与经济援助,使其摇身一变成为中东军事强权。但以色列也因此积累了大量外债,且无法超越对美依赖的发展路线。

不仅是以色列,几乎所有小型经济体都要面临这个困境:如果优先考虑经济发展、实现国内社会经济目标,便要付出依赖外资、增加外部脆弱性的代价;而优先考虑经济主权,希望降低对外资的依赖,便可能要牺牲发展速度,以及实现国内社经目标的能力。当然,如果外部环境允许,有时候也能避免发展与主权的两难权衡。

例如1990年代,以色列前总理扎伊克·拉宾执政时,其所带领的中左翼执政联盟主打巴以和平进程,有部分用意是希望形塑稳定的安全环境,降低以色列国防成本,并让各国资本安心流入以色列,将以色列从区域孤立的军事强国,转变成中东市场的新中心,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潜在投资目标。

当然此举会降低以色列的对美依赖,但彼时的美国同样赞成巴以和平进程,认为双方降低对峙烈度,符合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所以并未多加阻拦,还见证了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签署。

然而伴随拉宾遇刺、巴以激进势力皆不遵守奥斯陆协议,和平进程的基础逐渐被掏空。2000年9月,巴勒斯坦发动“第二次大起义”(Second Intifada),和平经济路线宣告终结,往后的以色列政府面临发展困境:如何在没有和平进程的情况下恢复经济增长?而这一时代之问,给了内塔尼亚胡再次崛起的机会。

内塔尼亚胡虽在1999年结束第一次执政,却没有完全退出政坛,而是自2003年起担任沙龙政府的财政部长,并为应对国家发展困境,推出了一系列私有化计划,包括削减预算、降低政府赤字、大幅削减社会支出和津贴、减少政府对私营部门的补贴等,并将资本利得税从公司扩大到个人,使政府能够在减少所得税的同时扩大税基。

事实上,早在内塔尼亚胡第一任期(1996年-1999年)时,便已开始对银行业进行改革,消除了海外投资、强制购买政府证券和直接信贷的相关障碍。

到了2003年底,以色列的经常账户已经转为正值、且持续增长,证明外币正在进入以色列。这样的路线,直到内塔尼亚胡2009年再度担任总理后仍在实施。而成为资本流动的“盈余国家”,意味着进入以色列的外币多于通过非金融交易流出的外币,其外部性已不如以往脆弱。

2007年以来,以色列银行的外汇储备持续飙升,如今更是位居世界前列。尽管巴以和平进程陷入僵局,但以色列对政府债券的风险溢价依旧维持低位,与欧洲部分国家的风险溢价相当。

当然,内塔尼亚胡的“鹰派新自由主义”仍要付出相应代价,即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率的上升,对教育、公共卫生、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整体下降。

2011年,以色列爆发了“社会正义示威”,民众怒吼要求政府直面中下阶层的生计问题,内塔尼亚胡政府只好重新平衡部分社会支出,采取相对温和的经济路线,但依旧比拉宾等中左翼政府执政时右倾,只是多数民众也持续此一版本的经济路线。

回顾2003年内塔尼亚胡初次担任财长时,曾有不少预测指出,他可能是以色列最后一位具有影响力的财长,毕竟前人留下的经济危机实在过于沉重。但在2020年疫情暴发前,以色列诸多宏观经济指标璀璨亮眼,经济稳定增长、失业率维持低位、债务占GDP比率不高、收支相对平衡,以上种种自然是内塔尼亚胡最好的竞选宣传。

如前所述,1996年的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史上最年轻总理,现在则是该国任期最长总理,许多以色列人已无法想象没有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活;即便他贪腐丑闻缠身,也无意推进巴以和平进程,但放眼当今以色列政坛,确实没有比内塔尼亚胡更有政绩、魅力与经验的政治精英。

因此,在多数以色列选民眼中,此次大选基本上就与前四次基调相同:是支持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斗争,而非内塔尼亚胡对决某位政治精英。

以色列社会已经右转

除了经济成绩外,多数以色列选民并不反感内塔尼亚胡对巴勒斯坦的强硬立场,甚至还有部分选民因此更加支持。

此次组建新政府,内塔尼亚胡便让极端民族主义者本-格维尔(Itamar Ben Gvir)、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担任要职,二人将分掌国家安全和约旦河西岸规划,预料将会加强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

2023年1月3日,本-格维尔忽然进入东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所在大院,便被视作是对巴勒斯坦的严重挑衅。

从现实视角来看,执政十余年来,内塔尼亚胡确实手染巴勒斯坦人的鲜血,但冲突的频繁发生、民众对暴力的集体默许,暴露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越理越乱,以及该国社会已然右转的冷酷事实。

从1967年6月占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起,以色列的主要目标便是通过管理和遏制巴勒斯坦人口、压制其政治主张、阻止巴勒斯坦人支持抵抗活动,贯彻占领与统治。方法上,除了进行军事干预、强拆村落、法律歧视、犹太化政策和逮捕外,还包括两种更有技巧的维稳手段:一是以各种福利、机会安抚人心,二是依靠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代表以色列“维持秩序”。

首先,以色列改善了部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条件,希望能争取其支持以色列统治。例如在1967年实施占领后,以色列便开始向巴勒斯坦部分民企发放营业许可证、向加沙的巴勒斯坦投资者提供低息贷款、将巴勒斯坦劳动力纳入以色列经济等。

此后尽管巴以冲突反复发生,以色列仍未全然停止经济维稳。2022年,以色列便为在以工作的西岸巴勒斯坦人发放了20000张新许可证,并放宽获得许可证的相关条件,更为加沙地带提供经济援助。

以色列的逻辑是,经济红利能提高巴勒斯坦人反对占领的成本,而只要巴勒斯坦人越发追求“个人繁荣”,以色列的占领便能日趋正常化。

第二,以色列仰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实施间接统治。1994年起,作为奥斯陆协议的一部分,PA正式成立,成了巴勒斯坦人生活的主要管理者,看似与以色列当局针锋相对,其实减轻了以色列的统治压力,并间接成为以方的安全外包单位,确保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不再起事。

但从结果来看,不仅经济维稳没能全然成功,PA也逐渐失去了维稳作用。自 1967年以色列遂行占领以来,巴勒斯坦发动了无数次武装反抗,包括1987年的第一次大起义、2000年的第二次大起义,以及最近的2018年-2019年加沙边境示威、2021年5月的巴勒斯坦统一起义等,地点更是遍布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社区。

巴勒斯坦人的愤怒不难理解。以色列虽提供了许可证和其他经济红利,但这些小恩小惠无法完全弥补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其依旧面临以色列的无情暴力,包括夜袭、土地掠夺、被迫流离失所、经济边缘化、不断上升的定居者暴力、侵入性监视、大规模逮捕、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扩张、法外处决等,更不要提过去15年内,以色列发动了5次针对加沙的军事行动。

此外PA源于奥斯陆协议,依照原本规划,将从组织逐步转型成为主权国家,但由于和平进程名存实亡,因此PA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其从2005年以来便从未举行总统大选、从2006年以后便不曾举行议会选举,有不少民众认为PA是趁着僵局遂行威权统治,将自己的荣华富贵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苦难上。

根据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于2022年6月公布的民调,有超过75%的巴勒斯坦人希望总统阿巴斯辞职,59%的人认为PA是巴勒斯坦人的负担,几乎一半的人支持解散PA。此外PA的不得民心在近期的武装对抗中尤为明显,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一来无力管控巴勒斯坦人发起各式袭击,二来派出安全部队抓捕武装份子后,往往会面临巴勒斯坦青年的集体愤怒。

简言之,以色列的维稳政策没有达到目的。这一现象并没有促使以色列政府自我反省,反是让以色列民众感到不耐烦,认为政府已竭尽所能安抚巴勒斯坦人,后者却永不知足、频繁发动暴力袭击,显然是要用以色列平民做人质,施行更多政治勒索。

如此不满日积月累,推动了社会立场的集体右转,以色列民意开始期待大刀阔斧、不与武装份子啰嗦的强硬领导人,而内塔尼亚胡显然符合这一期待,这也是其上演“三进宫”的关键之一。

综观近年议会大选结果,以色列的右翼、宗教政党声势渐强,左翼政党则日渐势弱,以2022年11月大选为例,创立于1992年、主张巴以和平共处的梅雷兹党(Meretz),过去曾有12席的辉煌纪录,此次却首度没能突破政党得票率门坎,最终连一席都没有。

从目前氛围看,内塔尼亚胡对巴政策已经可以预期,他当然不会停下经济安抚的举措,也将继续仰仗PA的维稳作用,但将有极大可能加大对巴勒斯坦的压迫,包括鼓励扩张定居点、针对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出台更多种族歧视法案、提高镇压力道、推动对约旦河西岸的实质兼并等。

当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极右分子,但经历对“和平进程”路线的漫长失望,他们早就在用选票支持内塔尼亚胡时,表达了集体要求:面对巴勒斯坦议题,我们没有心情、也没有动机妥协。比起犹豫是否压迫巴勒斯坦,主流民意或许更介意宗教团体会否在选后获取更多经济利益、政府又会否出台更多宗教限制等。

笔者认为,在可见未来,定居点恐将持续增加,西岸的土地恐将走向缓慢兼并,巴以冲突则可能进入新阶段:各方不再假装进行实现两国方案的徒劳尝试,世界即将面对的,也不再是辩论巴以适合哪种外交解决方案,而是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利面临直接威胁、且迫在眉睫。

尽管国际社会可能目睹这一现象,却未必会出手干预,毕竟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多年,各国向来只能喊话“回到和平进程”、或至多出声谴责,而不会像眼下围剿俄罗斯般制裁齐出。

平心而论,若目睹内塔尼亚胡加速并吞后,国际社会依旧维持坚守和平进程的无效立场、想方设法无视以色列的种族歧视,则在以色列右转民意“触底”前,巴勒斯坦人的处境都不容乐观。当然巴方武装团体可能发动更多袭击,但结果大概率是加剧以色列的反感民意、强化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基础,而非促使以色列改弦更张。


原文發表於

2023.1.5《觀察者網》:

https://www.guancha.cn/sunjialing/2023_01_05_674316_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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