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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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历史

美国援助台湾的动机之我见

可以用美国文化中的两个典型形象来形容美国人对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定位。第一个是蜘蛛侠:一方面有除暴安良的大志和能力,一方面是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第二个是橄榄球赛:辛勤的准备;周密的计划;没有黑哨的赛场;要赢,也有能认输的君子风度。美国人像蜘蛛侠那样挑战恶人,像准备一场橄榄球赛那样准备这场竞赛。台湾就是那个被恶人卡住了脖子的弱者。我想这就是美国帮助台湾的动机。

我生长在中国大陆,后来在美国留学、定居,在两种文化中分别生活了二十多年。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如它们之间的太平洋一般深广,给我提供了无穷的观察和思考的素材。

在美国的这些年中我也与不少台湾人有交往。他们之中一些人对一个问题的理解让我有些诧异:美国帮助台湾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在这里我试图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做一点分析。

从欧洲来到北美的早期移民有两种主要的性格特征:宗教精神和冒险精神。也可以把这里的宗教精神理解为信仰天地中的冒险精神,因为他们把信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比如,“五月花号”上的102位乘客在大西洋中漂流了66天才抵达目的地,其中只有50个人活过了第一个冬天。美国文化基本上可以说是被这两种精神塑造:宗教精神让他们要把所有的世事都分出善恶,冒险精神促使它们挑战所有的权威 – 不管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他们除了在蛮荒的北美大陆上冒险,也在自然科学和工程、社会科学和人文宗教、新闻媒体、法律等所有的领域冒险、挑战现存秩序。

由于各行各业的冒险家们的不懈努力,当代美国的非宗教势力已经变得与正统基督教势力同样强大。两种势力在不少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双方对于个人自由、人人平等等一些基本人文价值的信仰则同样有着宗教般的虔诚。他们喜欢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结为基本伦理道德问题,如这些从来激辩不休的话题:

枪支管制:支持方关心的是公众的生命价值,反对方坚持的是持枪者的个人自由;

堕胎权利:支持方关心的是妇女的自由选择,反对方关心的是胎儿的生命价值;

种族问题:支持照顾弱势族裔的一方是出于爱心和身为特权阶层的负罪感,不支持特别照顾某些族裔的一方是出于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

每一方都可以搬出最基本的伦理原则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他们也因此陷入无休止的党派纷争。但在这种纷争之下的共同之处是他们总是祭出基本道德法则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好是坏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评判:其好处或许是每个人的判断都可以基于一些清晰的道德指针,其缺点则是许多社会问题涉及的因素繁多,很难用一两条简单的道德准则来裁决。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与很多其他社会中的思维方式的不同。比如,在我熟悉的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解决绝大多数社会问题的最强大的力量是权力。

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小学教室里,老师们身体力行自己与孩子们的平等原则,与孩子一起遵守大家共同制定的规则。孩子们也不觉得矮大人一头,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这样的气氛中长大时,他们便成长出对社会的主人翁意识,见到任何自认为不对的事情都要站出来说点什么、做点什么。

美国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尊崇的自然结果是社会中的多元价值观。只要不伤害到他人,任何话题都有公开辩论的媒体平台。需要藏匿起来的秘密计划在主流民意中没有市场。

个人自由、人人平等、是非善恶分明、把问题摆到桌面上、主人翁意识 – 美国人视在这些原则之下的生活方式为天经地义。

他们把同样的看法也延伸到国际问题。世界上哪个角落不是这样行事都让他们感到不对劲。这可以说是一种对于全世界的主人翁意识和道德使命感、一种要把自己的信仰传遍世界的使徒情结。

由于大众的主人翁意识和媒体平台的强大,决定美国国际政策的最根本的因素不是少数政客的幕后运作,而是民意。民意是大众的价值观与他们接触到的各种信息的复杂互动的结果,有相当的主观成分,但少数政治经济寡头以某种秘密计划来操纵民意并非易事。对民意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道德考虑。美国在一战时对欧洲事务的介入、在二战、韩战和越战时对亚洲事务的介入的动机都是如此。靠强权在世界上捞取物质利益不符合美国主流民意,也得不到民选官员的有力支持。两党之间的不同只是一个偏于刚,一个偏于柔的执行方式,它们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该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上没有本质的分别。军火商仍然可以在合法的范围内游说、逐利,但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美国的决断》的作者張國城说:“除了美國,全世界沒有誰把道德擺這麼前面的。” 我认为这是准确的观察。

除了道德使命感的考虑,美国外交政策的实际操作也是在有限的预算、当地实际情况、各方意愿的协调、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包括自己和当事各方)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平衡。他们并不总是有用空白支票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

可以用美国文化中的两个典型形象来形容美国人对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定位。

第一个是蜘蛛侠:一方面有除暴安良的大志和能力,一方面是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

第二个是橄榄球赛:辛勤的准备;周密的计划;没有黑哨的赛场;要赢,也有能认输的君子风度。

美国人像蜘蛛侠那样挑战恶人,像准备一场橄榄球赛那样准备这场竞赛。台湾就是那个被恶人卡住了脖子的弱者。我想这就是美国帮助台湾的动机。

太平洋彼岸的中国社会是有权者的天下,有权者们唯皇帝之命是从。皇帝的四海之内只能有一个声音、一个秩序,任何不听话的个人、民族、宗教信仰和番邦都是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并且,随着近年来经济地位的不断强大,中国政府已经不把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放在眼里,只有美国让它如芒刺在背。

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点是:首先,它们都大力在世界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其次,他们都有这样做的实力。

它们之间的不同点是:首先,它们的价值观不同;其次,它们推行自己价值观的方式也不同。中国推行自己价值观的方式是有“中国特色”的利诱、威逼、桌面下的小动作;美国的方式则如張國城所说:“美國的「道德意識」主要並不是在於要去管理別的國家,而是希望別的國家「用美國人管理美國的方式管理他們自己的國家」。”

人的一个思维倾向是用自己熟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来想象他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所以美国人经常把世界上的事想得跟一场橄榄球比赛一样,是一场规则完全透明、靠汗水和实力就能打赢、输者输得心服口服的公平竞赛。出于同样的思维倾向,中国人认为世界如丛林,里面有潜规则和黑哨,有同床异梦和小算盘,桌面之下的小动作比桌面之上的日程重要一百倍。他们不理解美国人远隔重洋来搅局的动机、冷笑他们的天真。

据我对台湾的有限理解,一部分台湾人有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的汉人天朝大国情结,另一部分人则更多地拥抱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受中华文化影响较深的人习惯于用中国传统的动机和思维方式来对待冲突,也猜测对方有着同样的动机和思维方式。我想一些台湾人会这样来揣度美国帮助台湾的动机。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经历了是留恋亚洲传统还是拥抱西方文明的争辩。台湾面临的争辩或许与此有相似之处。

 

 

 

 

 

CC BY-NC-ND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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