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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上大学,改变命运还是隔靴搔痒?【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么03】

如同故事中的主角们所经历的那样,一次再深造不一定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正视学习的意义却为他们带来了各自不同的改变。无论是刘正涛、陈红林这样,在培训中实现了观念上的重塑;还是如同左蓉蓉,有机会通过学习的经历编织人际网络去靠近梦想,还是更虚幻的。

题按:

陈红林不知道自己算农民还是工人:“我们是农民,却不懂得种庄稼;我们是工人,却只是会流水线上一道简单的工序。”社会产业结构正在调整。曾经农民纷纷放下农活、进入工厂;如今则到了工人走出工厂、寻找第三产业工作机会的时候。一些产业工人或通过国家政策、或通过民间公益机构的协助,获得了新的技能或者更高的文凭。但他们是否能凭借一次个人升值的机会,告别流水线工作,从此转换事业的跑道呢?

文/朱晓玢

图/来源网络,图文无关

三年前,左蓉蓉还是深圳千万普通工人中的一员。从湖北来深圳打工的她,没有学历,但有梦想。

她参加了一项在职高等教育计划、报读了社会工作的专科课程,白天工作,晚上上学。那段时间,左蓉蓉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身边的朋友问她:“你学这个干吗呢?又要上班又要学习,把自己弄得那么累。” 她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然而今年六月顺利毕业以后,她就可以去考全国统一的社工中级证了。现在的左蓉蓉已经离开了工厂,从深圳搬到广州,就职于一家服务儿童的公益机构。

这不是工人转行的励志鸡汤,而是再真实不过的成长故事。

左蓉蓉的工人朋友里,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深造的并不多。她算很特别的一个。大部分工友都如同他们的流水线工作一样,过着流水线的生活:“有些人打工超过两年就麻木了,对事业没有什么规划。他们不担心被辞退。辞退以后,大不了换下一个工厂继续做流水线……他们没有想过去换一个公司、做不一样的职位,比如文员、设计、更高级的管理岗位。有晋升思维的工友我感觉只有20%吧。”左蓉蓉说。

大环境如斯,她却不想随波逐流。因为一直想要从事社会公益的相关工作,她决定为了目标努力一次。

圆梦能让梦落地吗?

左蓉蓉参加的是广东省政府推动的“圆梦计划”。“圆梦计划”由广东省政府和全国几家知名高等学府合作,采用网络教学的模式,提供修读专科以上课程,目的是鼓励一线工人深造。

报名的工人修完指定课程的全部学分,可以得到相应的成人教育或远程教育文凭。毕业证书和普通成人教育文凭相同,并不会出现“圆梦计划”的字样。

但与普通成人教育不同的是,报名的工人如果在开课前通过了入学考试,可以获得奖学金的资助。

以左蓉蓉就读的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科为例,得到政府补贴后,个人只需要付2000-3000人民币,就可以修完全部两年半课程。而顺利通过考试后,她就可以拿到专科文凭。

不同专业所需学分不同,学制也不一样,学员视乎工作余力可适当调整毕业时间。在所有提供选择的专业中,医学专业的学制最长。

这个自2010年开始在广东实施的高等教育计划,一直受到政府和地方上各类大型企业的资助。官方数据显示,“圆梦计划”每年资助了一万名产业工人。当然,相对广东省内两千万产业工人群体,参加圆梦计划的人数即使达到几万人,比例仍然十分微小。

广东工业行业劳动力竞争激烈,左蓉蓉说,工人们仍然是有危机意识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要报名”圆梦“的原因。在工厂车间里,晋升机会少,一旦离开生产线去城市里做销售,收入可能会翻番,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也更大。她在”圆梦“认识的师兄师姐们,有的毕业后甚至自己开了公司。

也有的也选择继续在原来的工厂工作。“圆梦计划相比普通成人教育更实惠、更容易录取,但和技术培训相比的缺点是实用性不够。‘圆梦’没有技术性很强的课程,侧重理论进修,更像大学里的必修课。比如广汽和丰田这类企业的工人来读社工,专业就不对口。

加上行业待遇有差别,社工行业的收入比生产线低,他们毕业后未必选择做社工,而拿着社工专业的文凭回到生产线,又很难讲有什么晋升的机会。这里教学不严,像社工等文科专业,不听课也能过,大部分人都是抱着先拿着文凭的心态,对未来没有明确的规划。”左蓉蓉说。

而她之所以能坚持初衷,也是因为在读书期间建立的人脉,为她搭了去公益机构工作的桥。

2014年深圳市施行的圆梦计划,招生范围已经从由以往的农民工,扩展至非深户籍的来深务工人员以及本市户籍失业人员、特困职工。受益的工人将越来越多。

无论他们的梦想能否落地,“圆梦”作为一个政府牵头的工人深造计划,在帮助工人提升教育程度上是有诚意的。

它门槛低,容易毕业,并有相对完整的课程设计。抱着拿文凭的心态读完圆梦并不难,但疑问是,只有一纸文凭,却没有真才实学,成功转行的几率有多高?

同心给你的不是文凭

陈红林在深圳打工五六年,没听说过“圆梦计划”。他曾经在温州打工五年,开过小工厂,后来辗转到深圳,期间在制衣厂、酒店、黑砖厂打工,甚至还入过传销的迷阵。一路跌跌撞撞把他的积蓄散尽,令他深感要多学一点东西,方便以后找个好工作。在朋友的介绍下,2012年他去了北京的同心工人大学。

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工人大学)是由北京工友之家于2009年创办的公益性培训机构。本着与圆梦计划相同的目的,同心希望给产业工人提供免费的学习和培训,而课程以电脑职业技能和城市公民教育为主。

报名工人大学的学员,需在北京接受半年的脱产培训。陈红林那一届一共有24名学员,分成两个班,学制半年。学员的祖籍来自全国各地,当时都是在城市里打工的产业工人。半军事化的管理要求学员参加为期七天的军训,非周末时间应尽量呆在学校,每天早晨需参加晨跑。回忆在同心的学习,陈红林感慨地说:“那时我们下课都会一直呆在教室里,抓紧时间学习。因为只有半年的时间,如果大家学的快,内容会教的更加多。”

除了电脑技术,让陈红林印象深刻的还有志愿者来上的社会课:“观念上也提升了很多。同心让我学到了工人维权的重要性,还有文化生活的意义。”

辽宁人刘正涛2014年刚刚从同心工人大学毕业。他不讳言“免费”是其中一个很吸引它的原因。同心工人大学不仅免学费,还免费提供半年学业的全部吃住。刚刚从深圳一家工厂离职的刘正涛,听说朋友去了同心读书,机缘巧合之下买了张开往北京的火车票,便和朋友同去了。

刘正涛半年里学了法律、文艺、电脑维修和平面设计好几门课。他对平面设计印象最深,觉得用处最大,而文艺最好玩,“法律也有用,但是太枯燥,我学不进去。”刘正涛说。

毕业后,刘正涛回到深圳,在一家工厂的仓库工作。新工作和在同心学到的东西无关,但他也不认为“白学了”。比技术更重要的,是他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他举例一周一次的新闻讨论课上,学员曾经轮流分享一条社会热点新闻,与大家展开讨论。而当学员分享到与工人命运相关的新闻时,气氛最为热烈。“有一次一位学员分享了深圳一家鞋厂罢工的新闻,起因是工厂没有为工人缴纳足够的社保。我也联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其实很多工厂都有类似的情况,只是工人没有站起来反抗,或是反抗了却没有被报道出来而已。”

在同心学到的法律常识,至少让刘正涛知道,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他应该首先去当地的劳工站反映,先走法律程序。当法律程序行不通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诉诸于有序的罢工。

刘正涛经历了一阵“焦头烂额”的找工作阶段,才找到这份仓库的新工作。虽然同心就学的经历令他难忘,但毕竟那里不提供国家认可的学历。他不得不承认找工作时,学历仍是必不可少的敲门砖。同心开拓了视野,但想要完全转行去做电脑、设计等工作,一方面要把技艺再训练纯熟,令它拿得出手;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证书、考文凭,证明自己匹配这项技能。

转换跑道不简单

陈红林也没有因为同心的培训而转换事业跑道。现在的他去了贵州继续打工。同心当年推荐的实习公益机构曾经向他抛出过橄榄枝,但他最终选择了拒绝。拒绝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对机构本身的认同有限,另一方面却是对自己的不自信,他觉得自己胜任不了。

参加完培训的陈红林,对自己能做什么仍然感到迷惑:“就像有人问我——你到底是工人还是农民?我也很难回答。我们是农民,我们却不懂得种庄稼;我们是工人,我们却只是会流水线上一道简单的工序。”他自觉短短半年的培训,不能令自己脱胎换骨。

他结合自己的体验表示,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往往很累,很难坚持;像同心这样的封闭式学习相对更好一些,但问题是它远在北京,很多广州、深圳的工友都是因为距离太远而却步;而且由于同心提供的是学费生活费全资助,每一期的学习时间只有半年。有些课程,比如音乐之类,也是浅尝辄止。

产业工人无论通过什么途径参加培训,毕业后能成功地实现工种转换都不是简单的事。在越来越公平透明的就业市场里,一份好的工作,属于有真才实学的人。文凭或者专业证书是开门的钥匙,能力的高低则决定了在行业里能走多远。

乐兰在深圳一家生产车载产品的公司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她的公司长期招收技术工人和行政、管理等不同类型的员工。她直率地告诉笔者,其公司在聘请不同岗位的员工时有不同的需求。文凭本身的含金量高低,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工种。

例如在聘请技术岗位时,公司将更看重应聘者的技术含金量。比如招收生产线工人,他们更看重是否有多年的生产线经验。此时他的其它培训背景更容易被视为应聘者职业规划中的一个亮点,或说是”“上进表现”。上进表现会被纳入综合考量,是否参加过培训不会成为硬性的门槛。但在聘请专业岗位时——“全日制学校专业对口的人才,潜力更大。”她进一步解释,“也许有些大型公司或集团有他们特有的人才储备计划,会平等考虑非全日制培训人才,但对于我们这样100人左右的本地公司,还是更愿意招聘科班出身,有专业文凭的应甄者。”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曾在流水线工作的产业工人,经过努力取得工商管理的成人教育专科学历,前去该公司应甄管理职位,他不会比一个刚刚专科毕业的工商管理应届毕业生更有竞争力。这也正是刘正涛们参加同心培训归来,求职时遭遇的尴尬所在。

如同故事中的主角们所经历的那样,一次再深造不一定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正视学习的意义却为他们带来了各自不同的改变。无论是刘正涛、陈红林这样,在培训中实现了观念上的重塑;还是如同左蓉蓉,有机会通过学习的经历编织人际网络去靠近梦想,还是更虚幻的——

掌握了一种学习的方法,对个人的影响都胜过一纸文凭,一纸证书。当学习是主动的,学习带来的改变才真正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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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晓玢

自由撰稿人,现居香港。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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