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神：新生代中國菁英如何準備全球競爭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學神：新生代中國菁英如何準備全球競爭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2/11中研院民族所世界化中國研究群演講

講者:政大社會系副教授姜以琳

姜以琳教授的這份研究進行時間約是2012-2019年，田野地分布在北京的高中。2012-2014是為期15個月的教室觀察與4個家庭觀察，2014-2019年則是在這群高中生們畢業後的追蹤訪談。總共的訪談、觀察對象有28位學生、19位家長和13位老師。同時，姜教授此份研究定義的「菁英」純粹是以經濟水平來推估。她們家長的收入占中國城鎮的前百分之十，相當於全中國的百分之五。具體來說，是可以負擔起全額美國私立大學學費且有北京戶口的一群人，這群「菁英學生」也是第一代追求階級複製而非階級流動的群體。

這份研究背後的核心理論是Bourdieu 1976年提出的的用於解釋法國家庭婚配的Strategy理論，用個譬喻來說，階級複製就是如同玩紙牌。

每個人上牌桌的牌→出生時握有的資源

       除了握有好牌同時也知道甚麼時候出甚麼牌→懂得甚麼時候運用資源

       菁英便是知道遊戲規則、甚至是制定遊戲規則的人(最重要的一點)

而這群中國學生無論是在學、或是畢業後都不斷重複操演著一套規則

全面了解地位體系(了解規則)

因應地位體系的日常互動

製作備案

藉由這些規則，他們可以在高中、大學與初出職場茅廬時保有地位。

而這個地位體系，在北京的高中又分為四個階層

學神、學霸、學渣、學弱。

在學校中高分群就具有著高地位，低分群相對來說就是低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所謂的低分群是pr50後的人們，也就是大多數）。但他們的高分群跟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太一樣，高分群指的是北大、清華、常春藤、牛津、劍橋；而低分群則是UCLA、UM、衛斯理大學。

以分數為主，以有沒有展現出努力為輔。區分出了四種status group

學神：很厲害，很從容，看起來根本沒用工

學霸：很厲害，但是非常用功

學渣：成績不怎麼好，很從容，沒有甚麼在用功

（我考不好，只是不努力而不是腦子笨）

學弱：非常努力，但成績就是上不去

而這個地位體系也會在日常生活的行動中反覆被確認、加固。例如他們看到有人認真的時候會說「妳不要在這裡學霸了啦！」，倘若想耍廢就會說「我們去渣一下！」

這個地位體系在具體上會深刻影響學生與家長、同儕和老師間的關係。倘若你是學神，你考得檢定分數幾分、申請哪幾所學校都會被記得清清楚楚；甚至威名還會在畢業後留下；但倘若你是學渣、學弱便會泯然於眾。師長的態度也是，校方與導師甚至會包庇或幫成績好者處理犯罪相關事務，是一種縱容的態度；反觀學弱，同樣也是忽視，但更像是不聞不問，甚至可能在關鍵的志願選填課亦地忽略一對一指導等。在家長方面，我們過往刻板印象中的小皇帝、小女王許多便是學神，他們的父母是直接拿信用卡任他們刷；反觀學力較後段者，就連要不要出國念書也是父母在決定後兩天才被告知的

分數，決定著一切。而這個學校裡的地位體系，也延伸至了社會的地位體系上。兩名受訪者分別在高中與出社會後，不約而同的表達出：「考試分數就像錢一樣，錢多一點比較容易受人尊重」，我是個好學生、所以老師要喜歡我；我是個好員工，老闆沒有裡由不喜歡我。

就算是他們當中的學渣和學弱（注意，UCLA是低學業成就喔），向下流動也還是在社會中有著相對高的位置。正如前面所強調的，他們永遠有備用計畫。努力邁入國際社會且取得相當成就的年輕人，知道甚麼是最重要的（地位體系），相應的準則以及有充足的後備方案以應對。

這群人已經不是一個國家裡的菁英，他們是全球化的菁英階級。有些時候不是我們變得更窮，而是他們變得太有錢，超越了規則的限制。而他們所具備的技巧和認知也有了跨國的共通性了。過往大部分的菁英研究只專注在單一國家下，但是全球化後，每個國家的規則不一樣共融在同樣的牌桌上。在頂尖的那群人中，這樣規則不明的不確定性也是最高階層的人無法接受的。

因此這群全球化的菁英階級也多會出國深造（除了少數政治菁英留在國內）以非常年輕之姿（二十幾歲）便一躍上各國收入的前五趴甚至前一趴。當然牌局的真正操盤人不一定只有孩子，高中時家長和學校或許才是牌桌上的真正參與者。小孩子的能動性在大學、開始工作的時候才開始真正崛起。但這份地位體系與牌局規則，已深刻烙印在他們的認知之中。

有趣的是，這群中國留學生在出國後其實也都待在中國人的圈子裡，少數真正嘗試融入外國者也會約莫在大三時回歸原本的圈子。因此我們原本預期的適應不良反而沒有發生，因為他們人實在太多了，他們自己，本身就是規則了。

這群中國的世界化菁英許多都是具有著王愛華教授提出的flexible citizenship，在各國的公司間遊走以最大化他們的利益，但卻依舊對中國有很強的期望和愛國意識。雖然如此，他們大都不會回中國；可是疫情下有了新的發展，有些人的「美國夢」破滅了，愛國情懷巨幅上升後便回到了中國。但它們即便回到了中國也一定會在外國企業工作，一定要一隻腳留在國際中。

總而言之，這群菁英們在姜教授的描述中一直是一群對自己很具自信（我MBA可以選個Harvard或Stanford吧），就像中國的崛起已非「是不是？」而是「甚麼時候了？」。此外，他們永遠具有詳盡的備案。在世界中逐漸謀取著他們的地位。但Bamboo Ceiling的現象尚未出現，大約在他們抵至中階主管職時會正式生效，到時可以在行觀察。無論如何，在群人如何變成這樣的模樣，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觀察。

如果可以的話回高中做參與式觀察應該會是很有趣的結果，我又稍微燃起了一點對於社會不平等、教育社會學、階級的興趣了。或者說，我應該要來在多讀一點Bourdieu了，最近又一有份研究研究會用到它的象徵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