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安全起见还是改名好

在野

上海为什么搞成这样

孙李的政治斗争,和上海基层的无能

两方面原因:上面和下面。

先说上面的原因。

先讲个故事。就在半年前,北方快要进入冬季取暖。某县搞了个“煤改电”,从煤取暖改成电取暖。但因为种种原因(地方拖欠设备款和工人款、电力设施一下跟不上这么大负荷等等乱七八糟的原因),拖到10月了还没开始安装。这可不行,冬天北方真要冻死人的。

当地乡镇一把手是真没办法,县里拖欠账款、现有电力设施带不起这么多高负荷的电暖设备。他也没办法。正好上面派他去党校学习,于是他就告辞了。

县里一看,没人管事儿了啊,工作完不成了。赶忙派了个副县长,要求吃住都在镇里,不安装完取暖设备不许回家。

于是这乡镇一把手就立马回来配合工作了,毕竟调兵遣将要靠他,镇上谁适合干什么事、谁要跟谁安排在一起,只有他清楚。摆平村民也得靠他,村民阻工很常见,有他在才能摆平。现在他回来,煤改电落实不好就不是他的责任了,现在第一责任人变成了副县长,他还能落个积极配合工作、工作能力强的好名声。

这个故事有助于理解现在上海的书记李强跟前来督战的副总理孙春兰的关系。

这两年疫情,每次有个地方爆出疫情失控的消息,都是孙前往督战,无一例外,可谓专职新冠督战员。孙到了上海,她能怎么办呢?面对同是政治局委员、下一届可能入常、是老大嫡系的李强,她没法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直接指挥。面对上海本地的专家组和领导干部们,她不熟,不了解各人。这些人李强都未必指挥得动,更别说外来户孙春兰了。

那孙能怎么办呢?上面派她到上海,她也不能啥都不干。于是到上海后,开会,调研。网传,到上海第一天开的会,只让她带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的专家参与,上海本地的专家没有参与。她带来了上面的意思:必须清零。当然,她甚至不用说出来,光是上面派她来就已经表明了这个态度。

于是从那时开始,上海从坚持不封城变成划江而治,分别封城。再到后面变成全域封城。但还是顶不住,于是孙第二次到上海了,直到现在也没走。这就有点像上面故事里的副县长了:完不成任务不许回家。二入上海很耐人寻味,为什么二入上海?为什么二入上海之后一直没回?二入上海和一入上海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我们都不知道。但从新闻报道来看,李强现在很低调,几乎不出现在公众视野和媒体标题中,而孙则是天天见。可以推断从二入上海到现在,上海防疫的第一责任人已经不是李强,而是孙。这是合理推断,副总理到上海呆了这么久,不当第一责任人,难道还当听话干活的吗?

第一责任人如果对团队不熟悉肯定是不行的。孙后来开始用国务院联防联控办的人接管上海的防疫。从那个时候开始,决定启用三级划分(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的政策,那么就要先确定各区的级别,定级的方式就是全员核酸。

恰逢上海健康码出问题(电话门事件里面提到了,阳性也给了绿码),于是孙让人又紧急开发了核酸码系统,在4月8 or 9号上线,做全员核酸需要用这个码。但4月9号就发生核酸码系统也崩了,当时都上热搜了后来都撤了看不到了,现在知乎还有个问题没被删可以搜到,外网也能搜到。

于是4月9日核酸现场有点乱套,系统耽搁,后来决定只能刷身份证,再加上一些居民拒测的原因,总之此次核酸虽然说是完成了2000多万份检测,其实因为这个原因是不完整的。4月11号进行的三级划分是以此为依据,自然也有少数漏洞。

三级划分里风险最低的一级“防范区”,本来是可以有限流动。结果不少防范区的居民发现在一两天后,政策又变了。虽然名义上还是防范区没变,也没有放弃三级划分政策,但实际执行中,防范区的人也被限制在家里或小区里了。这也是很多小区出现针对管控的暴力事件的导火索之一——说好可以有限流动怎么又朝令夕改?

这里只能推测,是上海本地势力而非孙的安排。因为孙布置的防疫方针三级管理没变,官方口号还是三级管理,这里变的是基层工作的实际执行力度。孙不可能管到具体街道的执行力度,只有上海的官才可能在内部做这种通知。所以网络上有人推测,这是李强的反击。他还想当抗疫功臣入常呢,他清楚这样搞出来的三级管控有漏洞,按这种三级管控去分区,肯定防不住。于是他开始命令自己下面的人即使对最低级的区也得严格管控。这种推测不无道理。

同时,12-14号安排连续三天核酸,上海市民都接到这个通知了。我们不去猜测这个决定是李团队还是孙团队做的,不论是谁做的,都是因为知道前几天的全民核酸有漏洞,必须重做一次。结果12号上午,核酸码系统又崩了一次,于是这次全民核酸又不了了之。

从“上面”的角度看,理解了孙在上海的角色和她与李强(及其下的上海本地官员)的关系,一些荒诞的事实(划江分别隔离的措施怎么一下子就改了,核酸码屡次崩溃、防范区也严格管理等等)就能得到解释。

**然后再从“下面”的角度看。**下面指的是上海带编制的基层工作人员。

其实我党的基层组织能力是冠绝全球的,没有哪个党和政府能在基层这么有效率地组织和动员。但上海是怎么回事呢?去上海看看就知道,很多地方的基层办公语言其实是上海话,基层干部是上海本地人。一个外来人口这么多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上海市场经济发达,企业多,外来人口一般都能找到比基层干部钱多很多的工作。说白了,外来的新上海人要是守着一个月大几千小一万的基层工资,一辈子也别想在上海安家。所以,上海的基层工作人员基本是上海人。

这导致两个结果:基层裙带关系复杂、基层能力低。裙带关系复杂好理解,为什么说能力低?因为首先把外来人口排除在基层干部之外,筛掉了很多有能力的人了。再加上在商业氛围、资本文化浓郁的上海,本地人中的有能力者也通常不会选择基层工作,而是有大把更好的选择。

有人可能说广州也一样啊,基层都讲粤语,也是一线城市商业发达,外来人口有更好的选择。按上面的说法,只要是富裕的城市,基层工作能力都必然低下啰?

不是的。跟北京比,上海的政治氛围太不浓郁,北京本地才俊也愿意去做公务员,外地人到北京也愿意从政,北京本来就是从政之地。而深圳也不一样,深圳体制内工资还是很香的,深圳关内有些社区招人都要硕士起步了(相比之下,上海甚至只要求大专,甚至一些地区大专都不要求)。广州也不一样,广州不是直辖市,虽然基层那么多讲粤语的,其实是整个粤语区的人才都愿意往广州跑。

上海的特殊之处在于,上面的官都不是本地的。

从江开始,上海市委书记都被认为是中央领导人的培养重地——从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到现在的习,都是上海市委书记出身。不止市委书记,上海的其他重要职位也都是培养重地。如现在广东的书记李希、20年临时调去湖北救场的书记应勇,都曾任上海常委。

因此,上海的高级官员们,多是以上海作为跳板,将来或是成为一方大员,或是进入中央飞黄腾达。他们从外地调来,干几年又调往外地。他们平时犯不着为难本地基层,也一般不给本地基层安排太多太难的工作,这是一种集体默契。

那么,平时在北京由街道办、居委会等体制组织干的活,到了上海可能就是由小区物业这种商业组织来干了。大家都说上海商业文化浓郁,北京政治文化浓郁。听着很大很空很虚,落到实处,什么叫商业文化浓郁?就是体制组织少管事,社会的运行由商业机构推动。我不比较这两种模式孰好孰坏,只想解释事实。

平时上海这样也能维持社会正常运行,而且能以更低成本正常运行。但到了疫情严重时,很多商业力量组织不起来了,只能靠体制基层力量了,那么落到具体的事情上,一个社区在一天内用不多的工作人员,同时要完成做核酸、分发菜品、上报情况、电话沟通、对接援护工作者、对接医院转运方舱等多项繁杂工作的时候,北京的居委会大妈能搞定,深圳的社区小伙也能搞定,上海的基层就是搞不定。

同样做表格,人家五分钟搞定上报,你就得拖一小时。

同样分菜,人家井井有条,你菜放在楼下都烂了还没送完。

同样做核酸,人家1000人两小时能搞定,你就得花一天。

同样是一天内建起方舱,人家建的就是不漏水、人均厕所数量就是更多,你建的就是不合格。人家建的就是有床,你建的就只能打地铺。

甚至于,即使同样是安排关系户进入保供系统,人家能做到自己得利的同时民众也满意,而你就是做不到把钱挣了事儿也办了。

这既是上面说到的基层工作者的能力原因,也是平时工作中根本就没搞过这么复杂的事情、没经验,导致缺少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的原因。

从“下面”的角度看,上海基层人员素质不高,能力不行,经验不足(商业文化氛围与高层和基层的分离共同导致的结果),能解释另一些事实,比如援护工作者到了上海之后安排不周(香港也出现这种情况)、方舱质量差、菜品运输效率低等等。

至于说上海发生的其他事实,比如医院不接收其他病人,明明可以让非医务人员干的核酸检测却非要让医务人员干,其他省市不许上海来的入境,甚至不许援护医疗队、货运司机入境,这些都不是新鲜事了,武汉那会儿早就发生过了,不用过多解释。而上述“上面”和“下面”两个因素,却是上海独有的,能解释很多只在上海发生而没在其他地方发生的荒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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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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