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安全起见还是改名好

在野

写于2020年3月

疫情刚爆发,我预测此次疫情将带来利维坦的加强,现在看来不幸言中。刚刚入驻matters,放点旧文。

一月份经常被问到的一类问题是:

既然这次疫情的爆发和中国最初不能容忍异样的声音有着脱不了的干系,那么在疫情之后,中国社会里会不会容许更多不同的声音?

既然这次疫情的爆发和中国中央集权体制在响应地方突发事件时的低效脱不了干系,那么在疫情之后,中国的国家权力会不会缩小一点?

(这两个问题只涉及“中国在疫情之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并不涉及任何“这些变化是好还是坏”的讨论。我不想讨论任何“某体制是好还是坏”的问题,我只对社会的运行机制感兴趣。)

我起初也抱有这样的幻想,而且在一月份的时候中国舆论确实开始井喷,各种反政府观点都能看到,堪称亘古未有之奇迹。但马上就意识到这只能是很幼稚的幻想。我在一月底看到通告,说2月1号开始买火车票不仅要实名制,还要手机号(虽然说是紧急情况紧急措施,但通告上没写何时取消,我估计是不会取消了),那时就觉得情况不妙,疫情之后中国的言论和权力肯定更加收紧了。现在看来,我一月底的感觉是对的。

特殊时期买火车票要填手机号,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可以发现,政府其实可以反过来利用疫情带来的乱世建立更大的政府,更加扩大权力的范围,更加收紧言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自古以来,治乱世需用重典,甭管是中国还是西方政治哲学家在论证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时,都经常采用“乱世须用重典”的辩护手段(中哲就不说了太多了,西方Hobbes等人也可以按这种方式来理解)。

所以乱世之后一般会有大政府,和平盛世人们才会想到要求更多自由,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这个coronavirus当然可以被看做是“乱世”了,期待在疫情之后中国社会能容许更多不同的声音,期待国家权力缩小一点,这只能是幼稚的幻想。

具体到现在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来说,在舆论层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不是“更多的声音”,而是“全民一致的声音”。现在基本全网开始吹中国的大国体制应对疫情的高效,带着吃瓜的心态看着欧美各国沦陷,为西方国家的沦陷而感到自豪。偶有为欧洲政府防疫策略做解释的人也会被全网认为是在为西方洗地。

这种现象是两个因素的结果。第一当然是官方的有意引导,微博降热搜,微信封文章,武汉感恩论,大国体制好,世界虽乱但中国风景独好。第二也是民众后期确实能感觉到举国体制在面对coronavirus上的优越性,不可否认中国体制在这种chaos里确实有一些优势,疫情治理效果就是明证(这和它在疫情治理过程中暴露的乱象并不矛盾),问题是媒体只被允许报道优势的部分,而不允许报道乱象的部分,于是大家就更能感受到举国体制的优越性,而通常忽略了它的另一面。

而在政府层面,看看强调“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就知道,想要国家权力在疫情之后缩小一点只能是幻想了。如果还想要更细节一点的讨论,去问问基层政府干部就知道了。

那如何平息民意呢?当然是曹操在两千年前就干过的事了——“借汝人头一用”。武汉、黄冈,甚至有湖北省级别的领导已经遭殃了,用来展示政府雷厉风行的问责态度。今天李文亮事件里的警察也被问责,依然是这一套平息民意的路子。李文亮事件已经被降热度一个月了,只有刚去世的那两天才上热搜、刷爆朋友圈,之后再也看不到什么跟李文亮有关的消息了,直到今天才放出个消息说,我们已经为李文亮平反了,也惩罚了当事警察。——连续一个月降热度、封禁“李文亮”关键词、禁止讨论,那么这个姗姗来迟的平反究竟是因为觉得他冤枉而平反,还是因为要平息民意而平反?答案昭然若揭吧。

再过几个月,看看中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再来回答最开始那两个问题,我相信我在一月底给出的答案也会是正确的。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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