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kexili

Fan Li, currently liv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积极寻求民间自治的空间,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

这篇小文章,是我这些年作为志愿者身份参与公益活动的一些思考。

可以说,所有“觉醒”了的人,无一不在思考如何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式。我发现,很大一部分人,尤其在今上刚上位时,人们还是希冀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期望今上可以成为蒋经国第二。固然,自上而下的转型,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但是,人性都是自私的,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把你摆在那个位置上,让你主动放权,可能吗?更何况,还有那么多黑历史,他们还怕人们秋后算账呢。即便是小蒋晚年主动撤销“党禁”“报禁”,美国在背后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两年某些人狼子野心已经完全露出来了,那么自上而下的变革,可以说,已经完全是泡影了。

中国人对强人的这种崇拜,并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应该从秦始皇开始,就一直没有消失过吧,总是期望政府可以从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方方面面都包办一切,一旦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再习惯性地一股脑全怪到这个档那个政府身上,殊不知“无限责任”造就的是“无限政府”。

两百年前,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去美国考察,回国写了一本《论美国的民主》。两百年后,我读这本书,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让我意识到,我们和美国的差距,不仅仅在顶层设计,更大的差距在于“乡镇自由和乡镇自治”,这是建立公民社会非常关键的因素。美国人民对政府有种天生的不信任感,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所以当地政府的职能是很有限的,由此限制政府权力也是很有限的。这是现代美国公益精神的根源所在(还有宗教因素),有那么多活跃在各个领域和阶层的 NGO。人们深深明白,利他就是利己,关注公共事务,就是关注自己,为他人争取权利,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利。

我最初加入到公益圈,完全只是机缘巧合,我没有读过任何政治哲学相关的书,不了解美国,也不知道托克维尔是谁,只是单纯地认为“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随着对公益圈的日益深入和了解,我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我们在批评这个社会如何不公,指责这个体制如何腐败不堪的时候,埋怨环境如何恶劣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问过自己,“我”做了什么?中国人是表面上崇尚集体主义,骨子里却是一个个赛一个自私,缺乏同理心。老祖宗们传下来很多至理名言:“明哲保身”,“难得糊涂”,“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枪打出头鸟”。到现代人就是:“操那闲心干嘛”,“你以为你当代鲁迅啊”,“你又能解决什么问题”,“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他们是少数群体啦”……这样的话,甚至是从我大学同学和家人口中说出来的。这大约也是南京大屠杀,几十万中国人好不反抗任由日本人宰割的缘由。所以,每次被舆论发酵的公众事件都代价惨重,令人怒不可谒又深感无奈,比如雷洋事件、红黄蓝幼儿园、低端人口的驱逐,我又内心有些小确幸:每次同样是民智开启的时机,观念和思想的水位在慢慢涨。我发现,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也许某一天,他们自己就会变成那个被发酵又被遗忘的主人公。对他人不幸的冷漠,就是对邪恶的纵容。

改革都是倒逼的,有的是形势所迫不得不改,有的却是少数人先行实践,成功了,再推广到多数人。虽然政府对NGO向来是管控严格,不允许出现任何能够和他们相抗衡的力量,但我们从来不缺这样的“极少数”。比如独立纪录片蒋能杰导演,他应该是最早关注并且拍摄留守儿童的导演了,近两年又成立了四个民间图书馆,号召全国人士给孩子们捐书,或者出钱协助图书馆运作。比如环保组织绿色江河,他们在唐古拉山镇局部示范垃圾回收,有了成果,再和青海省政府合作,最后发改委批了八百万,计划在青藏公路沿岸建8个垃圾回收站(绿色驿站)。《一席》里面也有不少这样的人,比如改革教育方法和内容的高中老师,还有建议拆除防洪堤恢复自然生态的景观设计师,都很有意思。再比如,各种公益众筹平台的涌现,去年99公益日三天,马化腾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6个亿给6000个项目做配捐,这都代表的就是人们开始关注公共事务了。

龙应台《野火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呼吁的,就是要宝岛人民关注公众事务。她说:“中国人,为什么你不生气?”这也是我一直说的,公益事业的繁荣蓬勃,是促进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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