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喝了一点点
酒喝了一点点

写作“女性、劳作、情欲与边缘”,关注亚文化、青年文化与性别议题。作品散见于青年志Youthology、BIE的、BIE的女孩、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beU Official等平台。(作品持续搬运中) ins:@kira_kilaaaa 小小播客:@氣泡bubble

旅居一年,我再也不能忍受命运几率游戏

“而且这种好处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我们有权利做出这样的扩展,而且,一旦越过这些边界,我们就绝对不会再变会以前那种可悲的书呆子,永远不会。”

 “旅居这一年是流速很快的一年”,坐在曼谷的摩托车上疾驰时,我反复想到“流速”。

离开朋友走出泰国酒吧后,一个沉默不语的男人接上我。几秒里我就想到,相比云南是慢悠悠的小电驴,曼谷无需质疑就是一辆疾驰的,几乎要飞起来的摩托。 

轰鸣声和风声,携带轻盈的感受,让身体的燥热与心灵的黏腻被时热时冷的风卷走。而摩托野蛮霸道地穿梭在宽阔大马路的正中,未免让人心惊。身边不断驶过更快的突突,更闪电的摩托,像是在前任 switch 里玩过的那款记不清名字的摩托游戏。第一视角后座版本,驾驶员是一个不见面目的头盔。

暴走一天的我已经疲惫不堪,涂鸦、车、路灯、711、白人、绿色叶子灯牌、躺在路上的人、发光的佛寺、热腾腾的小吃摊……曼谷的街景像掉帧的影片,都黏在一起。每一个停下的红绿灯,小心穿过的狭窄车辆间隙都像是游戏刺激紧张的一环。

我感到放松,脑子里关于旅居一年稿件要写的片段反复在搅动,词语句子在杂乱地组织,下一秒抽离意识到自己正在腹稿,完成了一场嵌套。

我的编辑Sharon和我约旅居一年时,我哑然不知从何讲起。我是绝对不会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也不会再说“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更是没办法说“数字游民”,这些今年在社交媒体高频出现的词让我有些头晕。

我想到去年疫情尚未结束的九月,某个下午我一个人站在浦东移民局,眼泪哭湿了我的口罩。

很寻常的一天,我带着资料坐在长长的地铁上前往,我真的觉得自己距离“护照”很近,距离“世界”很近。那时,阳光洒在我身上,初秋的上海气温宜人,我因为准备雅思考试已经一周没有出过门了。

彼时,我需要一个雅思成绩,一个留学的理由才能拿到我的护照。而当它千辛万苦递到我手上时,新西兰打工度假签的抢签已经结束,护照作为一张不知何时启航的船票被我随手丢在床头的柜子上。

当我在曼谷时,热带的漫画云像背景板一样失真,我是可以拥有这些的吧?是吗?是吧。我反复问自己。

如今,我只会告诉你,大学毕业后的这一年我总是想“找个地方随便活一下”。这几天,我的脑海总是反复循环《单身旅店》的歌词——

“背起行囊我要去远远方,

远的可以把过去遗忘;

我不需要很确定的方向,

我只要这旅途够长”

我一遍遍默念,“我再也不能忍受命运几率游戏”。

 

01

作为一个去年毕业的上海大学生,导致我第一次所谓“脱轨”的时刻,正是封校的“停滞”,如果还有人记得我们曾经历过什么的话。

3月份的我,正焦虑找到一份可以实习转正的工作,而后整个上海都静默了。5月份的我,仍然留意各种招聘与机会,试图抓住一些稳定的东西。6月,走出居家隔离的我,只想离开六面墙壁组成的空间,想看雪山,吹自由的风,一些模糊而强烈的愿望。 

旅行前,我每一天都熬夜、失眠,精神摇摇欲坠。当时的口头禅是“这 b 日子,我真的一分钟都过不下去了。”而旅行的齿轮滚动起来时,我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整个人所有的感官都打开,快乐到心里只盘旋着“如果时间能永远停在这一刻就好了。”

从前因为常规旅游方式的限制,我对社交媒体鼓吹的“旅行带来的巨大改变”一直都怀揣着某种不信任。而我,纯粹是憋疯了,生活怎么就不能进行下去了呢?像以往一样。 

心里的渴望与感召太强烈了,以至于我拒掉了两个要求我解封就立刻回沪的offer。如果不出去透口气,我没有办法继续这令我产生巨大厌倦的生活。现在回想,那时,我几乎感受不到快乐,对“生”的欲望也很淡薄。 

6月初,结束在家的隔离之后,我就买了直飞西安的机票。当我带着一个18寸的小箱子和双肩包,在机场候机时,我还一边做着线上的实习工作。隔离生活唯一为我留下的补偿,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花钱而被动攒下的积蓄与实习工资,而这也成为我出发前“通知”父母时的底气。其实并没有多少钱,但足够我活几个月了。

飞机在云层里,我可以看到云的上面还是云。湛蓝的天空,我离太阳那么近。我心里兴奋着:旅行终于要开始了!“我不会期待旅行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任何问题,只是希望能够身处其中呼吸。”我在备忘录记下当时的心情。

 就这样,没有任何规划,没有结束的截止日期,不知道今天晚上要住在什么地方,旅行就这样开始了。出发前一晚我还在失眠,那时我在思考一些有关于“放逐”的事。我感觉到自己在渴望一场真正的放逐,去遥远的地方,离开所有熟悉的人,但我说不出来要到什么样的程度,也不知道如何抛掷自己。

在西安时,我和同样待业的“网友”袜子一起在古城墙根下骑车,月亮高悬着跟在我们身后。我们去了一家 gay bar,在里面毫无束缚地蹦了一次酣畅淋漓的土迪,蔡依林搭配彼时翻红的王心凌,也是去年疫情来的第一次迪。那是久违的人群攒动,人们舞动身体。

而后我,前往大理,当时的“世外桃源”与法外之地,挤满了从北上逃来的年轻人。和朋友在结束404酒吧最后一夜的狂欢后,凌晨骑小电驴去洱海等出日出,在苍山上为找茶馆爬野山,或是在树荫下洱海边静静躺一个下午。我享受着摆烂为我的生命带来的光彩,像是东亚人都在渴望的一场漫长而后置的青春期。

在大理和新认识的朋友门一起在苍山野溪玩水

高考后的每一个夏天,我似乎总有实习与兼职,这个松弛与快乐的夏天,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在陌生的地方与陌生的人一起生活,交到新的朋友,重新介绍自己,打开自己,与大自然待在一起。旅行,不仅治愈着我那经历疫情食欲不振的胃,也重新唤醒了我对活着的欲望与对人生的热情。

夏天的结尾,我跟着大理认识的新疆女孩蹭了她的家庭出游。公路旅行时,车上放着摇滚乐与新疆民歌,窗外是所有所有的戈壁,所有所有的沙漠,胡杨林,矮矮的灌木和草甸,大片大片的棉花田,开粉色花的红柳丛,笔直的公路和一望无际的灰白色。

 我的头钻出车顶,我的手想要触摸风,我感觉自己的心像是可以被风穿透,我想要一直在路上。我对自己说,寻找意义的时间对我来说,就是最有意义的时间。

回到那个放逐的问题,什么是放逐呢?

俩个月的旅行结束时,我在朋友圈写,那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也并不指向什么玄而又玄的意义,总结来说就是,“我从前如此想要的那些东西,如今,我都不想要了。”那不仅仅是疫情封闭所带来的某种报复性心理,而是,我不再想遵“旧欲望的惯性”继续生活了,是的,“惯性”。

在上海念书时,我构想的理想未来就是租一间出租屋,然后拥有一份喜欢的工作,下班了和朋友去喝酒。我体内发生了一些缓慢的变化,我要承认它们。我不想要那个精致的白领生活了,我完全知道我可以拥有,但我一点也不想要了。

如果问,疫情被关在宿舍的那70天教会了我什么?在那个和室友共享的小小宿舍里,重复着核酸、提交核酸,喂饱自己,日复一日,重复的日常残忍地擦去生命。寂静的风暴中心,小小的抗争、社交媒体上的灰色电子墓碑,时间流逝,生命流逝。

我于是深刻地觉察了生命的本质只是时间,仅仅关乎我们如何使用时间而已。人生的答案竟可以如此简洁。那些同辈焦虑也好,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好,统统都失效了,那些大家都想要的很好很好的东西,我并不介意缓慢地得到它们。或者,永远都不必得到它们。

当然,我也会非常实际地告诉你,这样一场旅行需要钱。如果让我回忆我人生中开始为自己做决定,毫无疑问都是在我手上有了一笔属于自己可支配的钱时。

因为来自一个负担很重且缓慢走出贫穷的底层家庭,很多时候我都无法真的心安理得。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对享乐怀有负罪感。而后,我发觉似乎整个东亚的小孩都共有着这份痛苦。我试图减轻自我压迫的方式,就是早早开始的经济独立。花自己的钱,无论如何,多少有一些道德上的免责。

我当时在一家奢侈品公司做PR的实习生,一边写稿,能支持我在物价低廉的西南地区无忧无虑地穿梭。后来与我一起旅行的朋友乌乌,她“叛逃”的钱来自大学做翻译与主持攒下的小金库。

“旅行的好处,就是可以先把生活清理干净,然后再赋予它新的内容。”在前往新疆的飞机上我读完了《旅行之道》的结尾,作者引用了艾默生的一段话, 

”......而且这种好处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我们有权利做出这样的扩展,而且,一旦越过这些边界,我们就绝对不会再变会以前那种可悲的书呆子,永远不会。“

两个月旅行结束时,我在朋友圈写:

“我是个很穷的年轻人。买不起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好”东西。车子,房子,体面的生活,甚至养不起一只柔软的小猫咪。但我用积蓄与打过的工,为自己买下了这个逃跑的夏天。这个夏天,是不被任何人与事左右,完完全全忠诚于我自己的。这样,真的很好。”

 回家的高速上,我看着自己发出的朋友圈,久违地,流下了一些眼泪。  

02

对当时的很多朋友来说,那个夏天只是她们的一次 GAP。到今年,她们都纷纷已经前往国外继续念书。 

身边很多朋友选择继续升学念书,“虽然我不喜欢学习,但我也不喜欢打工啊。”她们纷纷眷恋着校园生活,调侃自己唯一擅长的只是“做题”的而已。我的好朋友小钟和我说,“大学就像是中国人默认的法定乌托邦时间段,上过大学后,你就必须进入社会痛苦地活着。” 

我想到邱妙津说,大学暂时提供我某种职业,免于被社会和生活责任的框架压垮。某种程度上,我们渴望 gap year,内心深处都是在需要那些大把时间来无所事事、探索自我的日子。

在中国社会,年轻的螺丝钉安在飞速运转的机器里,似乎只有“生病”才能让我们停下来。“抑郁生病复读考试”作为东亚gap year的迷思,只显示了一件事,赋闲必须有来由。gap也意味着,你终究还是会走回“正轨”。

但对我来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gap year,gap 拥有一种回到正轨前可以尽兴的特权,当时的我只是向这个词借了一些勇气。我没有钱出国念书,但也不愿再踏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应试几率游戏。 

我一直知道自己有一种“坠落”的隐忧,甚至很明确是这种隐忧伴随焦虑,在推着我有动力不停往前走。从一所城乡结合部的小学,到长期维持初中全校前几才能拿到的保送生考试名额,再到入学省重点中学,通过高考读一所211。

这一条主流的通过教育的“奋斗”路线,概括了我此前几乎所有的人生。而这条路,容错率又是如此之低。我的小学同学里有很多念完九年制义务教育就去打工了,我的初中同学只有一半考上了普高。我深知,在这个社会,那是更艰辛的路。

毕业前某天和我爹打电话说,“你知道吗?我终于要念完书了,你再也不用担心我的人生走上歪路了。”是的,我再也不会坠落了。那时,我是真的觉得轻松,我面前再也不会有“正路”和“歪路”之分了,不会有必须要做的事了。即便我如此厌倦并尽力洗去理性所训练出的那种过度进取,却还是能在自己的身上找到巨大的惯性。

社会对各个年龄和性别的容错率以及“惩戒”机制,直到今天还是会令我担惊受怕,我们被划入一条越来越卷的“正确”的道路里。虽然实事求是地说,这就是一条风险最低,最接近成功然后可以拥有一些对抗现实筹码的最佳之路。但今年的就业形势也说明了,这些筹码也会贬值,社会会变化。

 我更想追问的是,那些所谓社会主流唯一认可的价值,是不是一定会成为我生命的价值,或者一定赋予我生命价值?

03

结束旅行后,我回到上海,借住在朋友家。练口语,考雅思,艰难地拿护照,错过新西兰打工度假签证的抢签......一个人重新坐在家里空无一人的书桌前学习,强烈的停滞与悬浮感,伴随久违的应试紧张与忐忑。很不一样的是,这不再是为了应付某些任务的要求,而是我主动地想要拓宽自己的选择。

九月底,我从约稿机会里“捡来”了一份情趣用品公司编辑的工作,又幸运得到了由朋友给我的水果贸易进出口的第三方质检工作。两份都是兼职,两份都没有交社保。

住在上海郊区,一周四天早上七点起床去水果市场与冷库做“质检女工”,另外三天坐长长的地铁去长宁区办公室扮演都市丽人。这状态持续的三个多月,是一段尤为平静的时光,质检工作一般下午两点前就结束了,我遛朋友的狗,给自己做饭,阅读,写作,打扫房间,买新鲜的花。

那段时间,我总是忍不住想起在新疆巩乃斯草原上,我骑着一匹恹恹不乐的小马。接连不绝的游客让它在背负我时两只前腿砰然跪下,然后将我侧翻在地,它没有跑走,它缓慢起立,留在原处。周围人都跑来看我,驯马人用鞭子抽打着它,而我心想,“忧伤的小马,老实的小马,怎么连痛苦都如此温顺。”

我离开新疆后的第二天,就取消了堂食,而后是新疆漫长的静默,像是一切的循环。我只是偷了一个夏天,这个夏天多少沾染上了一些侥幸。

十一月、疫情开放、新冠阳性、抢布洛芬、新疆火灾......个人的求索碰上时代的动荡,2022是荒谬到只想竖中指。大环境与我的小命运都艰难。互联网上花朵最后被践踏的图片,发不出去的视频,肮脏的城市与虚假的平静,我厌恶这一切。温情与残忍同时存在,文字是抽象的皮屑,抖落又吹散。

年终总结里,我只能说出:先活着吧,其他的我再想办法(抽烟)。逃离似乎是我唯一的自我保全。精神与身体双双不佳的我,在一月上旬结束了质检工作,带着攒的一笔小钱离开了上海。从此开始了在国内四处游荡的“旅居”生活。

其实旅居并不是我的本意,我原意只是冠后,想去云南普洱这个温暖的南方小城过冬与休息。一个在浙江长大的小孩难以忍受难捱的湿度、刺骨的寒意,多少有些离谱。但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其实从未喜欢过那样的无聊寡淡的冬天,也从未归属于那个小城。这也是我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编了一些理由。 

除夕夜,我和朋友们一起爬到民宿楼顶天台看城市上空起起落落的烟花。想想还是会为自己骄傲,竟然过往的一整年里,我都养活了我自己,几乎是随心所欲。我对即将要去新西兰打工度假的狗毛说,希望你幸福。她说,你也是。 

而后凌晨一点多,我又开着共享电动车超载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狂奔。我人生中所有骑电动车有关的美丽记忆都发生在云南。我其实很喜欢电瓶车,像流氓一样在城市里,当所有人都在拥挤堵车的时候,轻巧灵活地穿梭。

那几天,我不听导航转头,总听到导航那句,“您已偏航,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打了一个激灵。路嘛,总是四通八达,总会抵达。

04

过完春节我去了海南游荡而后安吉,那阵子,我深入地接触和体验了几个国内的数字游民社群与共居空间。但开始就让我立刻放弃了,“地理套利”、“信息套利”......这些词汇所携带的精英与殖民色彩让我觉得不舒服,最主要的还是那种言谈的语气。

据我的观察,数字游民人群也存在着大量的同质化,做web3的、程序员、设计师与撰稿人,是其中最为常见的职业。依靠直觉,我就能感受到这与经济下行后文科职业的零工化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更多是基于网络上工作的方式筛选。

“digital nomad”(数字游牧)这样一个概念,原本刚接触时,是我还蛮理想的生活方式,但我却在拒绝这个身份,我还是太穷了,只适合称自己为“自由职业者”。我很快就意识到了,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性别身份上,从容、可控的流动从来都是高度精英化的,多数时候我还是蛮狼狈的。

今年年初,我才真正认可并选择了“旅居”成为我未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因为旅居为我带来的最重要的似乎不是“自由”,而是更接近自己的天性,以及因“流动”而拥有多角度观察世界的机会。

这一年,频繁旅居在西南和西北地区,能感到地理位移打破了我身上的许多视角的局限(我常开玩笑说是江浙沪中心主义)。

去年夏天第一次去西安,我在老城墙下听朋友袜子和星星聊非常地方的选题,回民迁徙、初中区划改革,专注地方底层的媒体与主流媒体的选题差异。今年袜子和我说“汉水的身世”,她与汉源流域的故事。听朋友们讲离疆的人,山西县城的故事,海甸岛上的基督故事......都是媒体内容容易折叠的沟壑。

这一年,我也开始有了很多少数民族朋友,佤族、藏族、苗族、蒙古族、彝族......这些人十分自然地出现并讲述她们所携带的经验,身处边缘的经验。在主流语序中很难被看见的人群,在另一个地理空间里,绵延而自然地存在,行走让人感觉自我的渺小,世界的辽阔与丰饶。旅居是一个太好的停留,足够浸润不至于仓促和走马观花。

春游音乐节KAWA现场

我也开始读关于少数民族的东西,刘绍华在《我的凉山兄弟》中讲述了彝族作为一个例子是如何面对不平等地面对现代化,东南亚研究著作《逃避统治的艺术》又颠覆了我对“边缘是如何成为边缘”的看法,它写道东南亚山地的部落也许是主动地逃避了“谷地”国家的统治,它们不是落后的遗留,是主动地选择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

这些关于“边缘”的研究与思考,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文本,新的关于价值的塑造。同时,我也主动离中心越来越远了。身处边缘,无论是一个生活秩序上的游离,现实生活太充实而导致的对互联网热点事件的距离,亦或是创作上对于“情欲、劳作、边缘人群与亚文化”的偏向,都使我频频感到世界不是割裂而是皱褶,每个人都只身处于小小的漩涡。

 我曾描述过我对处在“边缘”的一种需要,非中心的地区总是受到挤压、暴力与统治更少的地方。在我的实际生活中,这些远离一线城市与社交媒体话题中心的生活,确实给了我很多空间。在去年夏天治愈我的大理,也是因地理位置偏远而让我得以捡回疫情时代的日常生活,规则的缝隙。

06

写下这篇稿子的时候,我刚到清迈。疲惫的交通,重新搜索信息查房找房,一些时刻里我也觉察对旅居的不满,翻来覆去地在“衣食住行”这些基础生活消耗心力。

今年三月,刚刚开始旅居时,我也经历了过去一年中最沮丧的一段时间。当时在朋友的劝说下,我住在安吉的DNA数字游民空间。天气很差、作息混乱、孤身一人与经济焦虑让我的状态很差,同时受到新冠后遗症对身体的影响,我总是感觉很累。

那时,我才深刻意识到,我是快乐小狗!需要必要的社交,需要亲密的关系,需要熟悉的好朋友,于是我离开了安吉,去找让自己感到安全的空气,满足自己每个阶段最核心的需求,慢慢摸索最适合自己的节奏。

安吉DNA数字游民办公空间的桃花

我也开始理解,很多人对人生中不确定性的恐惧是压倒一切的,慢慢开始学习用“欲望”去理解她人。我在家乡的好朋友上岸了编制,而我发自内心为她喜悦,二战无果,家庭变故和个人性格都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执着“上岸”的人,也只是想要幸福生活的普通人。

而我,在初中时就已经知道自己过不了稳定循环的周期生活,也早早知道自己崇尚变化、冒险与极致的体验。我只是会害怕,不知道要如何划着我命运摇摇晃晃的小船抵达我的彼岸。

我在日月湾做女性主义浪潮的分享会,在黔南的董岛部落做义工体验嬉皮社群,在凯里做了一星期苗族老绣片服装的直播......朋友总是说我的生活像是一种游戏打怪。能在当地赚到钱会让我对自己更有信心,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确实还蛮好玩的!

青春的张扬不断膨胀时,我渴望一直赚到钱一直活下去,在这个星球上玩一辈子!而沮丧低落时,我也认可青年时代这种走下轨道之后面对原野的无措与茫然,没有路向标的茫茫原野也令人退缩,偶尔我也感到自己的人生长久地被卡住。

 8月1日,因为中介翻车等一系列烂事,又没有抢到新西兰打工度假签证的我,还是忍不住奔溃了。等待的过程中,我早已决意不再把外在几率的“命”与“运”当作是我生命的绳索与稻草,但我仍时常感觉到自己的人生推进不下去了。我是那么无力与脆弱。

是的,我也是个普通的年轻人,会焦虑没钱,会焦虑没有长期深耕的职业领域,抗风险能力很低,太过随性而没有规划。盈亏自负的生活是很辛苦的,前几天我还因为媒体翻账等因素迟迟收不到稿费而掉眼泪。但这两年,我没有真的羡慕过任何人。

这两年,我总是感觉自己很年轻,我知道这种高高升到空中的气流与对死亡没有丝毫恐惧的状态,是一种年轻的特权。正如金爱烂所写的“与其说是真正的勇敢,倒不如说是因为死亡距离自己太遥远,太抽象,因而没有把它放在眼里。我和别的孩子一样,以蔑视生活的方式品味生活,享受青春。”但我觉得这没什么,我不再像过去把生命握得太紧了,我总是觉得,自由应该有一种游戏精神!

两年前我就已经写下,“只有在不确定性中,在流动中才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这句总结像宿命般地成为我未来几年的主题。女性主义对我的一个重要改变就是不再慕强,拒绝成为慕强体制的受害者。同时酷儿相关的东西,让我学会了对许多不假思索的东西提出质问。

 在海南旅行时,看到潮湿的、淋满露水和雨水的蕨类,湿答答的页数、叶片与草地,在缭绕的云雾之下勾勒出热带丛林的镜头。恍惚间我意识到,我对生命的索求,并不是广度,也不是深刻,是一种生命的质感。

又过了很久,在贵州的茂兰山谷里,我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非常主动的“自我养育”,以体验的角度,以创作的方式。毫无疑问,这需要对自己的生命有一种非常深厚的爱。需要做自己的妈妈。很好,我正在学习对自己的人生来说,最重要的事。

特别的,我需要提及并感谢的,是我身边的那些女性。她们是我自己选择的家人,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锚”,承担着我流动生活的某种确定性。我与她们的关系是一张我无意识织就的亲密关系网络,支撑着我的情感,对抗着我在世上的孤独与不安,使我不至于坠落。我们,也是彼此的妈妈,此起彼伏地激发对方继续探索世界的欲望。

最后。

这次来泰国是我第一次出国,在曼谷的日程并不像游客那样紧凑打卡。某天下午我坐在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TCDC)的冷气里写稿。那天我们休息时翻到一本非洲的杂志,我恍然间会想到初中在读的三毛,是啊,我初中时就已经知道撒哈拉的存在了。

 那一刻,我感觉我和世界紧紧连在一起。我暗自想,要再多赚点钱,必要时还是需要低下头来看看自己手上的筹码然后送自己去更远更远的地方。忽然想起,我爹在我幼时就已经笑着扬言,我是那个心很大,终有一天要飞走的女儿。

我曾经和狗毛聊到羡慕幸福家庭小孩的底气,落叶归根的底气,她说,但有些人注定是要离开家的,也不是什么坏事。我说,我几乎已经能够感觉到自己命定的流浪。她:同意。

 其实,我觉得流浪也不是什么很酷值得羡慕的事,只是我的人生极不得已、个性上好像也只能如此的事。但我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一段二十出头跑来跑去,没什么钱,混乱不确定的人生。

有时候我也想,或许是自己受垃圾美剧的荼毒太深,“life is mess”构成了我的某种价值观。失序、混乱与失败,都是我熟悉,且不那么难以接受的事,反而体面、秩序与明亮,像是我需要练习、踮脚才能拥有而不感到眩晕的生活。

我在泰国已经一个月了,是一下子跳到现在的,一种断片式的跳跃。清迈雨季的夜里又在持续稀稀拉拉下雨。雨落在窗外的热带乔木上,砸在宽大的香蕉叶上。我开始写稿,继续赚我那份谋生的钱。

有时间沮丧找上门来时,会忽然意识到,过去一长串时间里的漂浮快乐,根本是小小“醉氧”体验一般的日子,迷迷糊糊,但轻轻飘起。我如今仍然是一个很穷的年轻人,没有太多选择的年轻人。

 对我自己来说,过去的一年似乎是非常特别的一年,但好像近三年的每一年都是我内在高速成长变动转折的一年。由于成长的连续性,是不会有那样一个清晰的时刻可以用来标记与说明。

 但我知道,我已慢慢坚实,过去放在自我身上的目光与注视是时候要离开,转向丰饶的世界,未来应当用更多的好奇心去观察她人,触摸具体的细节。

 我如今的人生真的很像一条溪流,不知道这条河流要流去那里,好像也缺少很多掌控感,不时对生活充满厌倦。但我希望自己能够勇敢,能直面自己最强烈的心愿并不惜一切代价为之付出行动。

金爱烂在她的散文《容易忘记的名字》中写,“我喜欢我们的人生不仅仅为了生存,还有奢侈、虚荣和美丽。有些阶段就是需要踩着这些华丽的东西才能跨过去。”

我不想美化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只是适合我,不值得任何人欣赏。我很喜欢金爱烂的这段话,我想,很多和我一样主动越轨,拥抱不确定的年轻人,应该也是如此。虽然常常感到自己无处可去,但仍然想再踮一踮,去够一够那些生存之外的曼妙。

 

 

 

CC BY-NC-ND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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