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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政治學》- 羅斯金等人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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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2018台版) - Michael G. Roskin[等]著 ; 林承正[等]譯,譯自: Political science : an introduction, 14th ed. (2017出版)。

二、政治態度

(六)、政治文化

根據學者佛巴(Sidney Verba)的定義,政治文化是“一套經驗的信念、表意符號與價值之體系”,是與一國政治系統相關的信念、象徵和價值,其取決於該國的歷史、經濟、宗教與風俗習慣,著眼於根本普遍的政治與政府價值,由社會向民眾傳授,延續時間較長。而民意則探詢人民對特定領導者與政策的感觀,關心人民對當前問題的回應。

奧蒙(Gabriel Almond)和佛巴提出公民文化理論,歸納了三類政治文化:1. 參與型,公民有興趣或意願參與政治,且表現出政治能力,即知道如何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以及政治效能感,即感到自己有政治投入且有政治影響力;2. 臣屬型,公民服從權威,不太參與政治;3. 地域型,公民只認同與自身直接相關的小地區,對國家政治事務毫無興趣。雖然參與型政治文化並沒有使美國選舉的投票率變高,但領導者會因為預期民眾可能會有的反應而謹慎行事,使美國政治文化依舊能產生影響。隨著時間推移,美國也出現對政府信任感下降、自由與保守政治文化分裂對抗、傳統草根志願性社團凋零等情況,這提醒我們政治文化是會變的,它是長期記憶、深刻價值以及對當前環境反應的結晶。它不會從天而降,而是由政府的作為和不作為創造出來的。韋伯(Max Wbber)提出了(新教)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性,但批評者指出過去亞洲經濟不佳時儒家文化備受責難,如今卻又被認為是亞洲近來經濟發展的原因。

一個國家可能存在主流文化次文化。大眾和精英在此上也有差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可能參與政治。精英也擁有更多的資源和能力參與政治,造成了政治影響力的差異。在一個特定團體中,當構成其差異的特徵足夠顯著是,便可聲稱形成了次文化。次文化可能會對國家本身造成威脅,公民可能效忠他們自己的族群遠甚於效忠國家。國家嘗試讓次文化融入主流文化也很辛苦,但放任不管次文化也可能在之後尋求獨立。1870年代開始法國刻意通過中央管控的學校體系進行國家整合,教育部派遣教師到落後地區,按絕對標準課程教導學生,藉由死記硬背的方式讓學生們了解何謂法蘭西的光榮和團結。美國透過自願性整合來創造主流文化,過程並不完美,有關教育和語言的整合都在爭議中進行著。

社會化是孩童養成行為舉止、說話方式與信念的過程。同樣地,政治社會化教導人們政治價值與具體用法。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大眾傳媒和政府都是社會化的媒介。以色列的民主受到來自歐洲、中東和蘇聯地區的猶太人所帶來的三種政治文化影響,顯示民主價值來自於某人出身的文化,無法輕易改變。近年有關威權人格的同卵雙胞胎研究甚至顯示其部分受基因影響。中國也像法國一樣,試圖通過教育進行社會化,打造一個統一的中國。

(七)、民意

民意(public opinion)關注人們對特定的、即時的政策與問題之反應,例如出兵海外或投票意向。它不等同於個人意見,探詢的是人民對政治和社會議題的見解,而非對私人事務的看法。一個人對鄰居長相的評價不是民意,而對學校是否應該安排宗教課程的看法則是民意。民意在民主國家至關重要,能讓官員了解到民眾對特定議題的看法,填補了選舉中通常難以被表達出來的細節,將大眾意見納入政治體系。但民意通常夾雜了各種各樣的立場,瞬息萬變,且經常顯露出民眾的普遍無知。2006年調查發現即使經過了三年的新聞報導說在伊拉克沒有發現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還是有一半的美國人認為伊拉克在2003年的戰爭中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另有64%的美國人說海珊(薩達姆)和蓋達組織(基地組織)的“關係匪淺”(但其實他們沒什麼關係)。政府官員常常試著創造出他們想要的民意,民意也可能被利益團體領導或操弄,而不管哪種政府都容易遭受民意責難。民意應當只是政府用於確立公共政策的眾多因素之一。我們必須仔細推敲民調是否反應真正的民意、該民意對國家而言是否最好、以及做某件與民意相悖之事的後果為何。

有許多因素影響著民意的產生:社會階級、受教育程度、地區、宗教、年齡、性別、種族與族群、精英與大眾之分等等。民意調查(民調)是了解民意的重要方式,但它們也經常出現或是造成各種各樣的問題。科學的民調首先要決定他們希望這份調查代表哪些人的意見,即調查的母體(population),然後通過簡單隨機抽樣選出代表母體意見的樣本,通過一些可靠的方法去接觸被選定的樣本(面訪、郵寄、電話、網路等等),在訪問時詢問中立、措辭嚴謹且容易理解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從中看出民調的局限性,民調的結果通常都很可靠。受訪者的回答有時會和他們實際行為有差異,未有明確意向者最後的行為與已有意向者可能不盡相同。民意也會受某些事件影響而急劇改變。1965年有2/3的美國人支持越戰,而1968年變成2/3的美國人反對越戰。受訪者希望自己看起來博學多聞,即便他們以前從來沒思考過被問到的這個問題。電話民調經常被婉拒或者直接掛斷,網路民調經常是受訪者自我選擇了參與,他們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常高於一般水平。民調機構為了賺錢只能不斷更新他們的技術。

美國總統經常在上任之初受到民意的高度支持,之後由盛轉衰。但當總統處於高壓環境或採取重大行動時,其的支持度會突增,美國人民會團結起來支持之,此即所謂“團結性事件”。經濟繁榮會提升支持率。美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經常論戰,能達成一致的觀點愈來愈少。但大部分美國人還是稱自己是溫和派,可是他們的實際支持和反對某事時經常各種立場混雜,名與實因為各種原因常常難以對應。關注議題和熱衷議題的民眾相對於一般大眾經常有不成比例的影響力,心存強烈定見的少數人往往可以凌駕於對現狀毫不關心的多數人之上,精英則認為自己必須決定問題的走向。大部分人認為民主意指多數決,即使多數人冷漠以對。然而當議題與他們切身相關時,很多人都不想要這種簡單數人頭的決策方式,還主張大多數人的看法是無知和錯誤的,不該受到重視。民調不只是監測民意,也有助於製造民意。不利的民調對弱勢、落後中、以及小型選舉的候選人打擊尤甚。民調不能取代詳細的分析和審慎的預測。

三、政治互動

(八)、政治傳播

大眾傳播媒體對民主政治有重要的影響。1940-1950年代的研究提出兩階段傳播理論,第一階段由媒體發出訊息,第二階段由受尊重的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s)將來自媒體的政治訊息轉化為政治意見,透過面對面的方式傳達給那些較不關心社會局勢的人。到1930年代初期為止,面對面的交流仍是競選過程中最主要的資訊傳播方式,候選人在選取內面對一小群選民發表其競選演說。大眾傳媒能夠接觸到的觀眾數目遠超面對面,但媒體往往只能單方面地傳達訊息,所以通常只能強化個人現存的政治意見,而無法改變其原有看法。電視影響力的提升,讓新聞播報員成為了新的意見領袖。許多社會運動藉由電視畫面刺激民眾而獲得成功。然而現今美國人會看電視新聞或報紙的人也只剩下過去的約1/3。人們似乎也更加沉湎於娛樂與生活。教育程度、收入與年齡都會影響人們對媒體的使用。美國的媒體當前也在朝寡頭壟斷的方向移動,大部分訊息來源被20家主要企業掌握,其中又有5家最具規模:新聞集團、GE公司、時代華納、迪士尼、康卡斯特、清晰頻道(作者原文裡說5家然後自己又寫了6家)。

美國的報紙廣播都在衰弱之中,新聞通訊社無法獨立製作甚至報導新聞,但卻為媒體提供大量的新聞資訊。作者認為美聯社是少數完全不由政府資助和掌控的通訊社,但其對新聞報導過於表面,且強調官方作為資訊來源,導致其也會錯過重要消息和議題。《紐約時報》等精英媒體往往常常有超乎想像的影響力,他們的讀者影響力相當顯著,且嚴肅看待這些媒體的新聞和社論,這些媒體也經常以“調查報導”的態度去尋找政府和政黨的錯誤並加以報導。

網路與社群媒體的政治影響力與日俱增。網路新聞大都免費,且迎合使用者偏好與興趣。網路上也能發現一般媒體可能忽略的訊息。傳統媒體製作新聞十分昂貴,需要派有經驗的記者到不同的地方去深度追踪,由熟悉各領域的專業人員來發掘並檢驗新聞的真實性,做揭露事件正反兩方訊息的平衡報導,所以傳統媒體也認為只有他們才能落實“有品質的新聞工作”;然而網路卻打著“資訊自由”的旗號讓人在不付任何成本的情況下就免費瀏覽這些新聞消息,社群媒體的消息來源不是派出記者實地採訪所得,而是網路使用者志願提供,年輕世代卻認為他們能通過社群媒體揭露所有訊息。雖然人們也可以通過網路找到關於一件事的不同觀點,但這不是多數人願意去做的事。傳統媒體現在也多會提供網路版本,但在激烈競爭下新聞組織是否應該收取訂閱費已經成為了問題。數位媒體也有助於瓦解非民主政權,其有助於民主的一大特性是其具有雙向意見交流功能,大眾不僅接收訊息也可以發表意見。不過,大部分時候許多人只是單純重複意見領袖所表達過的意見而已。

電視媒體能夠帶來的影響力遠超其他所有媒介,但如今也受到網路和社群媒體的影響。電視媒體注重視覺效果,景象能夠不透過大腦而直接深入人心。電視新聞需要預先知道每個事件可能的發展狀況,才會安排攝影小組去採訪,所以這種事先計劃好企圖佔據新聞版面的新聞事件也被稱為媒體事件。分析事件並不是電視媒體的強項,一則新聞通常僅有一分鐘時間,四分鐘的新聞已經算是深入報導了。通常美國總統能獲得較高的電視爆光度和崇拜,但也容易收獲各種責難與失望。電視對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影響相當大,政客們懂得如何隱藏真實並操作自己的螢幕形象。政黨在提名候選人時的作用因此被削弱,雖然政黨的衰弱在美國從更早就已開始。電視可能是造成美國選民被動冷漠和低投票率的因素之一。電視政治資訊的泛濫,反而削弱了選民與社會的互動、降低了他們對政治的興趣,以及他們在金主影響力前的無力感。美國對電視媒體的管制相對較少。

美國的大眾媒體報導會集中在某些領域而忽略另一些,比如偏好關注美國總統及其幕僚,而對國會、法院、文官、州政府就關注較少,國際新聞總是事情爆發後才報到。作者認為美國媒體最大的問題是不願對事件提供一致且全面性的報導,新聞故事零散不完整,且容易誤導觀眾。如看到槍擊新聞,卻不知其原因為何。大眾媒體需要考慮讀者興趣、市場盈利和企業主利益,難以兼顧媒體責任。對研習政治學的人來說,還是要多接觸精英媒體。在民主政體中,媒體一直扮演批判政府的角色,然而1960年代晚期自越戰和水門案開始,媒體與政府形成了一種新的敵對關係。有些人厭煩媒體不斷抨擊權威。媒體問責制則認為媒體應該要揭露所有訊息,以便讓民眾能夠判斷事情的對錯,但也引發國家安全的疑慮。有關媒體在民主政體中扮演角色和批評尺度的爭議還將繼續,希望未來能找出令人滿意的中間路線。

(九)、利益團體

利益團體泛指任何試圖影響政府的人民組織或團體。在美國,有些利益團體被稱為“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PACs),他們能讓極為富有的匿名捐贈者們投入近乎無上限的資金到競選活動中,民主政體卻很難在不破壞民主運作的前提下,限制他們的影響力。有些理論主張這些團體的存在是正常的,政府政策應該是多元的利益團體們競爭之後的均衡結果,反映出人民所需的不同利益。對此若有不滿,唯一的解決方式是去建構自己的團體。但這樣的觀點沒有注意到團體之間可能因為擁有的資源不同而導致影響力有極大的差異,利益團體似乎過度代表富人階級和大財團,貧窮階級在組織團體推動利益上較為困難,並不是社會中的每一個份子,都有有效組成利益團體產生影響。利益團體在美國很活躍,每年花費在遊說上的經費高達90億美金。但即使在獨裁政體中他們也存在,只不過目的是為了贏得獨裁者的歡心。他們關注某些特定的計劃或議題,旨在推動其關注的團體利益,其組成成員比較狹隘,而不對社會大眾負責,其數量在美國也不受限制,華盛頓地區因其首都地位就吸引了超過兩萬個利益團體。

在無政府狀態和弱國家治下,依舊有大量利益團體的存在,但他們未必是和平且善良的(如部落、幫派、軍閥、武裝團體等)。一切取決於利益團體本身是否願意在法令規範下行動,以及國家是否為強國家以使法令規範具有效力。有些時候利益團體也會參與政府的立法與執行的過程。英國國會議員中就有公開承認代表某些企業或勞工團體的“利益關係人”,瑞典會在制定法案草案時即徵詢利益團體意見,這種讓利益團體涉入政策制定過程、承擔部分政府功能的情況稱為統合主義(corporatism)。很多利益團體是由政府政策創造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美國的農業補助。政府計劃一經啟動,在利益團體的持續影響下就很難被終止。政府的技術官僚本身也可以成為龐大且有力量的利益團體。公務人員在在法令的制定和應用上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行政官僚也會發展出自身的利益,進而要求增加預算和員額。在不同的政治體系中,利益團體有不同的運作方式,政府就是影響其運作方式的決定性因素。

影響利益集團運作效率的因素則有:

  1. 在缺乏地方自治以及集會結社的傳統政治文化的國家(如法國),利益團體就很難持續運作。參與團體會讓民眾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覺得自己能夠對政府事務造成影響。
  2. 資金可能是利益團體成功運作最重要的因素,為了限制利益集團與政治人物之間的金錢權力關係,許多國家對選舉中的主要政黨有公款補助計劃,按政黨在選後的得票率和席次來以稅金補助競選經費之類的支出,美國卻因為強調言論自由和過長的選舉時間而一直不願意這麼做。美國還存在很多規避競選經費限制的行為,比如捐款給政黨和特定議題團體而非個別候選人的軟錢(soft money)等等。在可預見的未來,在美國要打破這種金權政治似乎不太可能,或許可以採取透明化的方式讓選民可以檢視。
  3. 利益集團主打的議題強度,是決定其影響力的第二重要因素。正確的議題方向可以吸引到大量的資源。1970年代,僅致力於單一目標的利益組織 - 單一議題團體興起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生態。勞工團體可能會關心社會安全、醫療保險、教育、進口、關稅、失業統計等多個議題,但單一議題組織往往只關注一個對他們至關重要的道德性議題,如墮胎與反墮胎、支持與反對同性戀、擁槍與限槍等等團體之間針鋒相對,政治人物為此倍感壓力,因為他們希望民眾能針對自己在多數議題上的立場來進行評價,而不是只透過單一且難以取得妥協立場的特定議題來評斷。
  4. 利益團體的規模成員的強度也決定了利益團體的影響力。團體的財力的多寡與強度,以及成員的社會經濟地位,往往可以彌補團體規模之不足。美國醫療協會、日裔美國公民聯盟等團體人數不多影響力卻不小,而有色人種促進協會雖然號稱有百萬成員,影響力卻沒有前述幾個團體來得大。弱勢團體雖有很多苦衷,卻是最不受到重視的一群。
  5. 聯繫管道確保政府官員願意仔細傾聽利益團體的訴求,國會議員和政府文官則是其耕耘對象,直到建立起一種雙方都樂於接受的關係。有權有勢者總是享有良好的聯繫管道,但窮困且缺乏組織的人們卻沒有,這種結果有時就會引發暴動。

利益團體有一些慣用的策略:接觸立法者,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遊說,在阻礙威脅團體利益的新法案上效果顯著;接觸行政機關,使其對現行法令做有利於利益集團的詮釋;接觸司法部門,透過集體訴訟向法庭提起訴訟,或是以法庭之友的名義向法院提出正式聲明文件,聲援有共同目標的個人訴訟者;訴諸大眾,投資於公關活動,如電視說明、資助研究、培養“中立”學者;示威遊行,吸引更多的關注、資源和支持者;暴力抗爭,也會在利益集團對傳統溝通管道失去信心時出現,在有些環境下似乎確實有效。

美國經濟學家歐森(Mancur Olson)提醒我們社會中組織良好且資金充足的少數人能夠贏過多數人,而利益集團太過強大會阻礙國家的變革與進步,英國和日本都曾因此陷入泥潭。那些沒有被納入利益團體訴求中的需求該怎麼辦?利益團體又是否能夠代表其全體成員的利益?利益集團的意見有時可能使政策偏離常軌,在美國幾乎每隔十年就會出現一次嚴重的醜聞,如2001年的安隆公司(Enron)事件、2006年的次級貸款事件,世界各地也有類似的事件,起因都是來自那些利益集團用來圖利自己的寬鬆法規。利益團體相互牽制,也可能造成政府決策的僵局,因為任何改革都會影響相關利益團體,造成反彈與阻礙。如何找出介於全民利益與特殊利益團體之間的均衡,仍是一個難題。

(十)、政黨

作者定義政黨是在某一特定標籤下,尋求勝選進而得到政府職位的團體。美國的政黨曾經是往意識形態立場的光譜中間移動,從1980年代開始才日益極化,變成兩個敵對的陣營,國會鮮少會有跨黨派投票。許多政治學家感嘆中間選民的消失,但1950年代美國政治學會卻批評美國政黨的相似度太高,但仍有許多政治學家認為美國兩大黨的基本價值與政治立場是非常相似的,民選也多位於意識形態的中間立場。

無論在何種政體中,政黨都有幾種重要功能: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橋樑,讓一般人民的需求及想法能被政府聽見;利益聚合,協調利益團體之間的紛爭,將個別利益聚合進入政黨這個大組織之中;納入政治體系,將那些被排除或是遠離政治體系的團體和成員整合進入政治體系之中;政治社會化,教導成員如何遵守政治遊戲規則,這也經常導致一種對於政黨具有穩定的心理歸屬感的政黨認同的產生;動員選民,藉由刺激選民的興趣來提高投票率;組織政府,任命職位,執行政策,也要注意行政官僚的影響。

美國與歐洲政黨在三個方面有差異:

  1. 政黨的權利集中化程度,即政黨的組織中央行使控制權的程度。以色列、英國、德國這些國家,政黨的領袖對候選人提名能有更多掌控,對其黨籍公職成員控制程度相對較高,國會議員們必須依照政黨的政策來進行投票。美國的候選人都是自己組織資源參與選舉,政黨能夠給予的資源有限。在非選舉時,政黨處於一種休眠狀態,所以美國政黨凝聚力也低落。
  2. 政黨參與政府決策的程度。歐洲的內閣制國家,是國會中的勝選政黨組織政府。如果多數黨的施政計劃如果無法獲得過半票數,就必須辭職以示負責。政治責任的歸屬十分清楚,易於選民做出判斷。美國的總統和國會多數黨經常分屬不同黨派,黨內派系林立,有些議員甚至直接轉換黨籍。當法案沒有通過時,是怪無法兌現競選承諾的總統,還是鬆散的黨紀?就算政黨凝聚力很高,無法同時掌握總統和參眾兩院就很難推動政策。有時候碰巧出現能同時控制白宮和國會兩院的強勢總統,政黨的政見才能夠實現。多數美國人還是希望國會議員能按自己的良心投票,而非像歐洲那樣按照政黨領袖的命令去做。
  3. 政黨的資金來源。政黨在選舉上的開支越來越驚人,但透明度卻很低。幾乎每個民主國家的政黨在政治獻金的募集上都有醜聞。歐洲一些國家會按政黨在選舉中得票來補助政黨資金。但美國納稅人的吝嗇,以及候選人不願因接受補助而受到競選經費限制,使得美國候選人更加依賴獻金。

政治學家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提出相關性政黨理論,即認為一個政黨只有在主要政黨在競爭選票或是組成執政聯盟時會將其納入考量,才具有相關性。法國政治學家杜梻傑(Maurice Duverger)認為政黨的形態有三種:擁有大量正式黨員並試圖爭取理念支持者的群眾政黨,少數政治精英組成的幹部型政黨,建立在領袖個人魅力之上的奉獻型政黨

更為常見基本的政黨分類則是依據其意識形態從左至右的光譜:左翼政黨如共產黨,主張將國內主要產業國有化以消弭階級差異;中間偏左政黨,如西歐的社會主義政黨,提倡福利國家而非國有化;中間政黨,如瑞典或意大利的自由黨,主張社會自由,經濟市場競爭;中間偏右政黨,如德國基督教民主黨,想要限制國家福利,支持自由競爭的企業;右翼政黨,如英國柴契爾夫人時期的保守黨,試圖拋棄福利國家制度,削弱工會,激勵資本家。現如今還有極右翼政黨,反對移民與歐盟。

共產體制是指由共產黨統治的國家,經典的共產體制其特徵是由共產黨作為單一執政黨,並與政府、經濟結合在一起。共產黨負責指導、監督以及控制整個國家與經濟結構內部的所有人員。黨員是從頂尖人才中挑選的可靠、富有活力與熱忱的人,大概只佔全國成年人口的10%。多數官員兼具黨員身份,從地方到中央政府的每個級層都具有相應的黨機構,用以提名候選人以及制定一般的政策方針。蘇聯國家的最頂層是立法機構最高蘇維埃,而政黨體系中相應的機構則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其監督最高蘇維埃的候選人提名、設定議程以及指導立法結果。政治局則監督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則領導政治局。中國延續了這個模式,並在此上增加了由7人所構成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單一政黨想要掌握社會內的所有重要事務,經年累月產生了許多問題,而整個體系帶來的龐大利益吸引了大量只想滿足自我私利的投機分子,全職黨工也變得極為保守,無心改革。壟斷權力的單一政黨並不能長時間運作,缺少能夠刺激黨員思辨、競爭、培養責任感等新事物的情況下,共產黨只會變得腐化、僵硬,無法應付當代世界更新、更複雜的課題。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中共嘗試推行經濟私有化,讓大部分企業由民間掌握,自己仍主導許多大型企業(包括銀行)的運行,以及在政治上全面控制,還將商人納為黨員。這種運作方式在長遠未來會有何種結果仍未知。

二戰前,歐洲的政黨都具有特定價值觀,意識形態狹隘,只想吸引部分特定選民的支持,推廣其政黨價值觀。二戰後,隨著社會繁榮,如德國政治學家柯區海默(Otto Kirchheimer)所言,歐洲人開始歡迎大型的、意識形態鬆散、追求成員最大化的“普涵性(catchall)政黨。但這類政黨因為規模龐大,黨內不同觀點的意見過多,也深受內部派系之爭困擾。

政黨體系(party system)是政黨之間互動的關係,常見的有:單一政黨體系,通常伴隨極權或威權體制出現,全國只有一個唯一合法(執)政黨,如前蘇聯、中國和一些亞洲非洲新興國家;一黨獨大體系,反對黨可以參與競選,但難以贏得勝利,如普丁時代的俄羅斯、曾經的印度、日本、墨西哥;兩黨體系,第三黨鮮少勝出,如英國、美國;多黨體系,有許多政黨相互競爭,如瑞典的政黨體系中有8個政黨,還有以色列、荷蘭、挪威等;兩大一小政黨體系,有兩大政黨以及一個以上具有一定政治影響力的相關性小黨,如德國以及近年來的奧地利、英國、西班牙,美國也有向此發展的趨勢;流動性政黨體系,出現於一些新興不穩定民主國家,政黨力量流動且不穩定。只要有兩個以上政黨存在,就可稱該政黨體系為”競爭型政黨體系“。作者認為這類體系可以防止腐化產生,將權力結構內的腐敗政黨踢出權力體制之外,能給中俄帶來明顯的好處。

薩托利等學者對於按政黨數量劃分政黨體系的方法不滿,認為這樣劃分忽略了政黨之間競爭的程度和方式。為此薩托利進一步提出了”溫和多黨體系“和”極化多黨體系“,前者政黨們多爭取多數選民而壓制極端,後者政黨們多爭取極端而攻擊中間。一國政黨體系的形成很複雜且與該國歷史有關,但選舉制度也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單一選區制容易產生兩黨或兩大一小政黨體系,而比例代表制相對而言有利產生多黨。很多國家通過修改選舉法規來改變其政黨體系。作者看到了當前政黨在組織方面的衰弱,以及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凝聚力,所以認為政黨在未來也許只不過是一個商標

(十一)、選舉

美國的選舉投票率和歐洲相比一向都不高,總統選舉最高紀錄是1960年的63%(已被2020年選舉的66.7%打破),非總統級層的選舉則很少超過40%。選民感覺候選人無吸引力、自己的選票不會影響選舉結果、過度的負面選戰與相互攻訐、候選人政策立場的接近、不便的登記投票制度、通常設在週二的投票日、以及繁瑣的選票設計,都是導致美國投票率低迷的因素。有的學者認為這是警訊,政治體系正在失去正當性;另一派學者認為不必擔憂,這代表美國人多數時候對政治體系滿意,或者不滿還不夠強烈。

影響人們去投票的因素有:收入與受教育程度,高收入和高教育程度的選民通常投票意願也較高,這些人更清楚選舉結果與自身的關係,也更容易感受到自身的影響力,但美國高等教育的普及卻並未提升投票率;種族,弱勢的少數族裔如黑人、拉丁裔投票率偏低,但今年已有提升;年齡,年輕人較少涉入政治與投票,其利益和閒暇時間也相對較少,參與興趣較弱,中老年則投票率較高,美國超過70歲的時代往往具有最高投票率;性別,傳統上男性投票意願較高,但女性獲得投票權後差異逐漸縮減乃至近年開始反轉;居住地區,都市比鄉村投票率高,美國北方比南方高。學者唐斯(Downs)從理性選擇的角度,認為人們只有在投票收益大於成本時才會投票,比如其感受到稅率的威脅,或者能以較低成本獲得資訊。可按照其理論大部分選民應該是不會出來投票的,可能的解釋有公民責任心、心理滿足感、成為關鍵票的不確定性等等。

影響人們投票傾向的因素有:政黨認同,常常是從小開始建立的對某一政黨的感情;階級投票,工人階級支持的工會往往與左翼政黨關係密切,但有時也有出現工人階級支持保守政黨的情況;地區性投票,某些地區的居民會強烈認同特定政黨,這也手中央-地方關係的影響;種族與族群,在美國影響很大,少數族裔多傾向民主黨;宗教,2012年美國大選中福音教徒多支持共和黨的羅姆尼,在法國虔誠的天主教徒支持保守政黨等;年齡,這與人們在年輕時的潮流有關,在美國大蕭條時期經歷社會化的年輕人,終生都傾向民主黨(港台現在的年輕人呢?);性別,過去女性投票常被認為傾向傳統和保守,但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情況已經顛覆,美國女性如今傾向民主黨;婚姻,未婚者在美國傾向民主黨,在已婚男女中前述的性別影響則已消失;性取向,2012年美國大選中歐巴馬是依靠同性戀者的支持才最終勝出;城鄉,大城市都傾向自由派或左翼政黨,鄉村及郊區則接受保守價值。

美國選舉制度有廣受批評的兩大弊病:過時的選舉人團制度,選民人數較少的州其選舉人票相對於人口來說偏高,而勝選者則可以獲得該州的全部選舉人票,歷史上幾次造成得票數較少的候選人反而贏得了大選,而要修改這項制度則在修憲極高的門檻下注定會被小州阻礙;糟糕的選票設計,由各州和各郡自行完成,標準不一,又因為預算限制而更新緩慢,以弗羅里達州的棕櫚灘郡最為惡名遠揚,其“蝴蝶式選票”在2000年時讓將近2萬選民投了錯票和廢票,6%的選擇則因為打孔器不完全,而在讀卡是被判定為“未投票”。

選民重組(realignment)理論目前還有爭議,通常人們的政黨認同較穩定,可以保持幾十年不變。一派學者認為,在某些被視為分水嶺的選舉中,選民原有的政黨忠誠徹底瓦解,為新認同所取代。另一派學者則認為漸進重組才是絕大多數情況,需要幾年或者幾十年。還有學者提出選民解組(dealignment)的問題,選民重大且長期性的政黨認同正在衰退,不支持任何政黨的選民人數日漸增加。選民意見遠離共識而向兩個對立陣營移動的極化(polarization)現象也為學者所關注,政黨和政治精英的意識形態傾向、按支持者分佈通過電腦進行的精確選區劃分導致現任者無限連任、選民按文化上適合其居住的區域移動聚居、宗教導致的“文化戰爭”都是影響因素。

讓候選人勝選的因素通常有:個人魅力,對候選人形象的包裝和傳媒展示到了驚人的地步,以溫和上進形象吸引中間選民,政黨對於死忠選民則有另一套不為大眾所注意的、散播對立方當選危害的的策略;回溯性投票,選民基於對現任者過去整體表現的累積印象來決定投票,而選民對當前經濟有信心時,也常會支持執政黨,當然這種回溯也受政黨認同、議題及候選人人格特質的影響;候選人策略與投票團體,既不能疏遠原本的政黨支持者,同時試圖去贏得中間和敵對陣營的選民,美國政黨大選中關注重心在雙方支持度勢均力敵的“搖擺州”,策略需要按選民與選區的意見和需求來量身打造,基於對民意的了解和精確定位各個“投票群體”,政黨通常都有自己的選民資料庫,包含了每個選民諸如關注議題、購物習慣、投票頻率等等的資訊。

候選人經常投機主義式地不斷修正其在議題上的立場,藉此迎合多數選民與選票。強調“一致性”或是“個人原則”的政治人物通常會輸掉選舉,而立場上改變的人則經常被媒體和對手嘲弄,政治人物必須精巧計算其中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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