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自由并非是区块链乱想的凭借

积极自由和消极的自由

• 两种自由的概念

a.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非是一个精确的概念，伯林认为他只是继承了两个词形式上的概念，而重新去阐释它们的含义，流行的解释中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分别被解释为：

消极自由：free from something

积极自由：free to do something

消极自由是免除阻碍的自由，积极自由是得以实现某种愿望的自由，但是伯林指出这两种自由的解释有着明显的缺陷，伯林指出 “自由概念的本质，不论在其‘积极’还是‘消极’的意义上，都是抵挡（holding off）某物或某人——抵挡试图闯入我的领地或对我施加权威的人，或者抵挡幻想、恐惧、焦虑、非理性的力量之类的入侵者或专制者”，因此这时积极自由就同样也拥有了消极自由的含义，于是差异的概念似乎此时分有了相同的意涵， 于是上述传统的范畴就不能当作我们谈论两种自由的主要解释，所以下面谈论的两种自由只是形式上使用这两个概念，而实质上要谈就两种概念的细致差异。

b. 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有着诸多含义，在个体意义上，伯林认为积极自由是做自己的主人，称为一个主体而非个体，而消极自由意味着不受别人阻碍的做出选择的自由。在公民角度，他认为消极自由是法律所保障的自由，积极自由则是 “民主的自治” 和 “自我管理” 的自由，诉求的是个人自主，其他人也有不一样的阐释。但这里我们套用，McCallum 的自由公式，即 X 摆脱 Y 去做 Z 的自由，那么

消极自由：

1. X 是经验的自我，其驱动可以是自主自我也可以是非理性我。
2. Y 是外部阻止我实现愿望的力量，满足人为的、非自然的、外部的、非内心的。
3. Z 是一种不受外部影响的领域，这个领域是不受外界影响的，而 X 未必需要付出行动。

积极自由：

1. X 是自主自我，自由是指实现高级的、理性的愿望。
2. Y 是阻碍自主自我实现愿望的障碍。
3. Z 是自主自我的理性、实现自主性的行动。

c. 于是若是一个人被大雨阻碍了出门，那么这是自然的阻碍，而并非人为的阻碍，就不算是阻碍自由。

• 对自由的滥用

a. 伯林坚信世界上存在着多元且不可通约的终极价值，他认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就是这样无法通约的终极价值，于是，就不能两者的不可通约性在论证时就不能构成一种只存在一种价值的一元论，反而因为逻辑的不同，两种自由可能在一些方面互相补充，另一些方面互相冲突。

b. 伯林认为一元论的自由反而有可能走向两种自由各自的危害，积极自由很容易被利用，强制是这样一种行为，在一种较低的程度上，强制某人一些事，反而帮助某人践行了积极自由，但是若是强制的程度拉高，强制反而就走向自由的反面，成为了惨剧。积极自由诉诸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概念来抽析出一种积极的、理性的、自主的自我，而另一面则是欲望的和激情的自我，从而导致了人的自我的二元分裂。第一种自我再经过一系列的形上学的论证和范畴之间的衔接从而被等同于宗教、社群、民族、国家乃至于公意这样的概念，而这些力量又并非一定来自积极自由，于是就为积极自由的扭曲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以自由之名而行极权之事。

c. 伯林总结了两种积极自由被滥用的形态

1. 向内迁移的形态，由于真正的积极自由难以实现，所以退回到城堡式的遁世主义，如佛教的 “无欲则刚”，于是我就没有因为屈服于欲望而成为了自己的主人，通过灭绝欲望的同时就获得了自由。
2. 扭曲的自我，积极自由的原初含义指的是理性人做的有理性的事情，但是历史的观念演变中，往往将其变成一种社群、宗教、民族、国家的意志，于是 “真实的自我” 就变成一个个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再以这样的结果去约束社会的每个人，从而强制人们称为自由的。

消极的自由也并不能摆脱被滥用的命运，比如一种基于不公平现实的自由至上主义，每个人都可以不公平的攫取自身的经济利益，伯林认为消极自由：

1. 兼容各种由来已久的社会之恶，比如倡导不干涉的自由来为各种巧取豪夺的行为正名。
2. 对于衣不遮体和食不果腹的人，应该给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各种自由权利，而是最基本的人权救助。
3. 无约束的放任自由只会威胁自由的权利本身，从而变成不平等的凭借，反而会导致不平等的社会权利，从而破坏民主。

• 原初的自由

a. 在伯林看来，消极自由的含义更加贴近原初的自由，在他看来强制是一种跨文化和地域的人类共有的苦难，因而因此而生的反对强制是人类共有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所贴近的是反对强制，摆脱奴役的行为，所以自由被赋予这样的词是最恰当的。

b. 将摆脱外部的强制作为自由的原初起点，并且将自由界定为“外部人为干涉或者强制的缺乏”，就赋予了自由明确而特定的含义。伯林不认为启蒙理性主义所倡导的人类自主是人类所能通达的人类彼岸，未知、未决、茫然、拖延和等待都是存在论意义上人类生命的一部分，于是积极自由所凭借的人类自主性在脱离人类经验之后就可能变的空洞而无意义，积极自由者无法回答的是，是否应该强制一些仍未启蒙之人，使他们成为“自主”的人，伯林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虽然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是我的确知道我不想要什么，也就是即使我不知道未来的我会走向何方，但我的确知道我不要强制或者束缚。

c. 消极自由应该作为人们行动的基础，而诉求个人自主的积极自由往往需要教育和启蒙，需要文化和价值资源，需要开放和对话的环境。

而当人们处在一个压制性的、不利于“个人自主性”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比如伯林熟知的集权主义苏联），被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环境包围，面对着一整套“伟大而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许多人对于自己需要什么、珍视什么和信奉什么或者什么才是理想人生的理念，往往是虚弱的、幽暗的、迷茫的、未经反思的、不自觉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精神上的贫困者或弱势者，人们是不是能够要求自由的权利，凭借什么来争取自由？如果人们几乎没有积极的自主意识，难以提出正面的和理性的依据，是不是只能接受强者或者那套“标准答案”的要求？伯林的消极自由观蕴含的回答是：人们可以说“不！”，或者可以从说“不！”开始，这种否定性（消极）的要求本身就是在争取自由。也就是说，反对强制的消极自由并不要求以个人自主性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