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易安

記者/譯者

〔調查報導〕物產豐榮的台灣,究竟為何會缺蛋?

(edited)
這場蛋荒,反映了台灣農業的體質、以及台灣人看待「漲價問題」的方式──某程度而言,其實是全體台灣人的共業。
接受採訪的「水盞養雞場」一家人。他們的蛋得過評比冠軍,卻因為無力經營品牌、拓展通路,而必須依賴包銷制,價格也受「凍漲」限制。

算上之前的養殖漁業和鳳梨釋迦,今天刊出的這篇蛋荒報導,已經是我加入端傳媒之後做的第三篇農業報導。

很有意思的是,前兩次(鳳梨、釋迦)的「供需危機」都和北京直接關聯,因此有更明確的指責對象,反而能動員台灣民眾「團結度過危機」;然而此次缺蛋事件,卻是少數和兩岸動態、地緣政治沒有直接關聯的危機,也沒有明確的「外部敵人」可以歸咎。

此外,鳳梨和釋迦處理的都是「需求消失、生產過剩」的問題,受害的是人數較少的農民,對一般消費者沒有太大影響。

然而此次缺蛋,處理的卻是「生產不足、供不應求」的問題,因此所有消費者都能感受到影響,輿論對執政黨的傷害也更大。

不過歷經這三篇報導之後,我也愈來愈能理解,為什麼農業議題這麼迷人──它不僅關乎人類存世維生的基礎,也具體而微地,反映了台灣社會的樣貌和問題。

這種傳統雞舍,至今仍是台灣蛋雞場的主流,沒有密閉恆溫設施,也讓雞隻更容易感染流行病、影響產量。

總的來說,這次缺蛋危機,是許多因素疊加、串連的結果:

2021年初國際糧價大漲,接著台灣又爆發本土疫情,導致雞蛋需求銳減、蛋價崩跌──許多蛋農眼見飼料變貴、雞蛋需求前景不明,於是紛紛減養蛋雞。

再到了2021年底,蛋雞在冬季裡產蛋效率降低(為了禦寒,母雞會把養分留給自己、減少下蛋,畢竟生蛋就是在把養分排出體外啊,媽媽們辛苦了),再加上彰化出現禽流感、和其他陸禽傳染病──這些季節性因素,都進一步讓蛋量減少。

缺蛋危機的時間線;灰色曲線是進口玉米價格、黃色曲線是雞蛋批發價格的變化。
去年至今,彰化縣通報的禽流感疫情。

但除了上述的外在因素、以及每年都有的季節性因素之外,此次缺蛋還有另一個結構性因素:台灣的雞蛋產銷,至今依然以「包銷制」為主流。

所謂的包銷制,指的是「每個蛋農,固定和一、兩個蛋商配合,不管蛋農生產多少,蛋商都會全數收購」。

由於台灣蛋農至今仍有90%以上,是飼養數不到五萬隻的小農,他們資本不足、飼養設施也不夠現代化,因此特別容易受到季節性因素、和供需風險的影響,也因此「包銷制」就某個意義而言,也是在保障這些小農的銷路穩定和生計。

然而「包銷制」也有缺點:蛋農出貨時,幾乎沒有任何議價空間,因為包銷的大盤批發價,是由北市蛋商公會商議決定的。

更糟糕的是,這個批發價的決策過程高度「中心化」、市場機制不足,也特別容易受到政府介入──農委會在過年前夕宣布「雞蛋凍漲」,就是雞蛋產業「市場機制不足」的「冰山一角」。

於是這下好了:蛋農已經因為飼料大漲、叫苦連天了,結果蛋價又漲不起來,變成「賣一斤、虧五塊」──如果你是蛋農,你願意增產嗎?

這次缺蛋的結構性因素:「包銷制」。

上週在彰化採訪蛋雞場時,也有種仿佛回到阿根廷、烏茲別克的感覺。

當時我和受訪的蛋農說,「我想買200塊的雞蛋,你就用合理的價格算給我吧,不要管政府規定的價格,你不要虧錢,有合理的利潤就好。」

對方聽了之後很高興。

他說,過年期間,也有很多北部人下來,聞風循線來跟蛋農直接買蛋,而蛋農也都很樂意以真正的市場行情價,直接賣給消費者。

「如果賣給大盤,就要用政府凍漲、制定的價格賣,我賣愈多、賠愈多。」

當時我聽了之後覺得,這種狀況,簡直和還有外匯管制的阿根廷、烏茲別克有點像:明明市場價格就不是這樣,但你政府就硬要規定一個價格,導致市場供需失衡,部分人必須以高於「官方價格」的金額私下交易。

我用兩百塊台幣,跟蛋農直接購買的雞蛋。

但話說回來,我們也不必急著為這次缺蛋尋找「頭號戰犯」,因為這起事件,就某個意義上來說也是所有台灣人的共業,反映了台灣雞蛋產業(甚至整個農業)的體質,以及台灣人看待「漲價問題」的方式。

比如上週有些媒體,披露了所謂的「紅盤蛋」機制,並將蛋荒成因指向「蛋商貪婪」、「讓蛋農無利可圖」,所以才會導致雞蛋產量不足。

但事實上,之所以會有「紅盤蛋」機制,也是因為過年期間市場休息、運輸業者放假,但母雞每天都會生蛋,因此蛋農為了增加蛋商收蛋誘因,才會願意降低售價,讓蛋商多賺一點。

換言之,其實就是因為現有的定價制度太過僵化、無法真實反映市場價格,雞蛋產業才會發展出「紅盤蛋」這種機制,來補足市場機制。

彰化縣一處已經清空、不再養雞的雞舍。

此外,農委會的「凍漲」決策,也反映了台灣政府的物價政策,以及政府和民間對於「物價上漲」的認知框架。

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政府如果干預市場、限制價格,本來就很容易造成供需失衡,這次蛋荒就是很好的例子。

然而採用「凍漲」措施的,不只是農委會而已:去年十二月,行政院也曾指示法務部成立「物價稽查小組」,查緝「是否存在不法業者囤積物資、聯合操控價格」。

結果查緝了老半天,我們沒看到哪家業者「囤積物資、操控價格」,只看到法務部發布新聞稿說,某某餐飲業者在接受稽查之後「同意暫緩漲價」,還說這是「公私協力,穩定物價」。

把「介入民間定價」的行為,當作政績在宣傳的法務部新聞稿。

這種做法,儼然是將公部門介入民間定價的行為,當作政績在宣傳,但廠商漲價更大的原因,分明就是原物料漲價,而不是囤積物資、更不是聯合操控物價──要求廠商降價,根本毫無法律依據。

此外,「一看到漲價,就直覺要查緝」的作法,也反映了決策者是以「法律框架」、而非「經濟框架」在看待物價問題(我們的經濟部長居然是學法律出身的),於是才會做出不符市場機制、過度干預的決策。

但說到底,這個問題也不只是台灣政府的責任。

我有時會覺得,台灣社會、媒體對於物價議題,似乎有著不太理性的偏執:哪家鹹粥漲價了,媒體就要去採訪,然後問民眾願不願意買單,但這種報導真的大可不必──消費者覺得貴,市場機制自然就會提出解答了。但在媒體的炒作之下,執政的決策者也就被逼著要「看新聞做決策」,進而做出過度干預市場的決策。

而這次的蛋荒,某個程度上,或許也就是這個「物價思維結構」的間接產物。

再次跟大家推薦這篇調查報導,一起來了解,台灣缺蛋危機的來龍去脈: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221-taiwan-egg-shortage/invite_token/qvUhGpfuOk/?fbclid=IwAR2mc3JtempRXirsngWZHvPTTRcB_WWOD5GGI38qfSpp6aCL06hjoEEm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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