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王立秋

一个没有原创性的人。 In the world of poverty, signlessness is best, in the story of love, tonguelessness is best. From him who has not tasted the secrets, Speaking by way of translation is best. (Jami, Lawa'ih)

马克·里拉:论冷淡

论冷淡




马克·里拉/文

王立秋/译



Mark Lilla, “On Indifference”, Liberties, Fall 2020, Volume 1, Number 1, pp. 108-125.经作者许可翻译。

马克·里拉(Mark Lilla),美国政治思想家,曾任教于纽约大学政治学习和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文科教授。著有《过去和未来的自由派:认同政治之后》(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2017),《搁浅的心灵:论政治反动》(The Shipwrecked Mind: On Political Reaction, 2016)等。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现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这关于美德、关于恶习的诗篇是何等地随意?

恶驱使我,对恶的改正驱使我,我淡然(indifference)而立,

我迈出的,不是吹毛求疵者或否定者的步伐,

我湿润着所有已经长成之物的根。

沃尔特·惠特曼



奥林匹斯众神不是我们的朋友。要不是普罗米修斯把火和其他有用的东西带下来给我们,宙斯早就毁灭我们了。不过,普罗米修斯也不是好心的。他为宙斯把泰坦神族关起来,后又为宙斯在稳固统治后转过来对付他而愤怒。我们人类只是他们游戏中的卒子而已。神话教导我们,我们是来这里受苦的,而我们最好的命运,是被这些为神服务的可怜借口忽视。我们的幸福取决于他们的冷淡(indifference)。幸运的是,对于他们,我们也只有最低限度的义务,所以,在清扫祭祀留下的灰烬,揩干献酒,回收节日花环后,我们就可以自由地起航了。

圣经的上帝则要求更多的关注。尽管时而任性,但他的神意之手,却永远在为那些选择成为选民的人劳作。不过,神意也有代价。我们要敬畏主,服从他的诫命,内化他赐予我们道德准则。对清教徒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一天中的每一个时刻都受管制。但看起来,圣经的主人公却不是这样生活的。他们爱,他们争斗,他们统治王国,他们弹奏里尔琴,而只有在他们觊觎臣民的妻子或在战斗中安排臣民的死亡时,上帝才会停下音乐,向他们问责。悔过后,乐队又开始演奏。圣约限制了人的自由,但也反过来限制了上帝自己的自由。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无限多的。一旦我们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我们就可以探索世界了。在这里我们活得好吗?对,我们活得很好。

啧啧,孩子!万物皆有寓意,只要你能找到它。

红心皇后,《爱丽丝漫游仙境》

但身为基督徒,我的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我必须无时无刻地把效法基督的模糊理想放到眼前,必须试图在每一个处境下回答这个谜一样的问题:耶稣会做什么?——并背负着可能把答案弄错的罪恶感。克尔凯郭尔在说成为基督徒的任务没有止境的时候并不是在夸张。任务也可能是残忍的。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在任何时刻,他们都必须做好听到召唤就放下一切的准备,他还补充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圣保罗的上帝没有界限意识。这个上帝比吹笛手还好管闲事,他总在窥探我们的内心,剖析我们的意图,并要求我们爱他胜过爱自己。比喻大师奥古斯丁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比喻,来描述这个新机制:两种爱形成了两种城:极端至蔑视上帝的自爱形成了世俗之城,极端至蔑视自我的对上帝的爱形成了上帝之城。他匆忙地补充,世俗之城在凡人的生活中起到了必要的作用,在最好的时候,它能提供和平和安慰。但千年来——高于理性的比喻的力量强大如斯——在信仰上下重注的狂热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非要犯错的话,那么,厌恶自己,要比在自己身上发现骄傲的痕迹好。但道德上的审视总会发现点什么。因此,他们把自己锁进了全景敞视监狱,在监狱中扮演自己的监狱长,并且在这里,一切行为都有了精神上的差别(not indifferent)。

后来的基督教神学家对这幅严格的基督徒道德生活图景提出了怀疑。在中世纪,他们就存不存在“无差别的行为(indifferent acts)”即在道德或精神上无所谓的行为而展开讨论。刮胡子,是松弛论者常用的一个例子。仅就胡子而言,阿奎那承认存在这样的行为,但他宣称,如果行动涉及理性的考虑,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无差别的,因为理性总是指向目的,而目的只可能是善或者恶。证明完毕。所以,在天主教的官方教义中,真正无差别的那一类行为是很少的。这对男女修道院里的精英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投入了自我克制的精神操练,伴随他们的是此类折磨人的怀疑:这样的操练算不算骄傲。但他们是另一类人。普通教职人员的生活则更加宽松,这也就是为什么枢机主教会纳妾,会在壁炉上悬挂提香给他们画的肖像画。警醒,不是他们的志业。

按新教的看法,问题就在这里。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带回了道德上的严格,然后把它民主化了。不是每个市民,都会在沉思前定(它因为神秘而令人恐惧)时审查自己。只有在不得不在不同的、相互抱有敌意的宗派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焦虑。只有一个真正的教会吗?对上帝来说,特定教理上的争议是“无差别的问题(matters of indifference)”吗?参加宗教战争的人说不:真的基督徒不但要走对路,还要说对话。但久而久之,随着宗派如池中蝌蚪般激增,随着宗派之间的教义差异日益深奥,严格主义者的界线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说到底,也许,主的房子里有许多房间。

批评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徒担心的正是这点。如果我们承认基督教通往救赎的路不止一条的话,那么,人们就会问,是不是也有非基督教的宗教之路呢。如果我们承认有,那么他们又会问,有没有通往道德完满的体面、可敬的非宗教之路。如果我们承认有的话——关键的一跃就发生在这里——那么他们就会想问,会不会也有不以道德完满为中心的体面、可敬的生活方式。这一跃的危险之处不在于,人们会彻底抛弃道德;自称反道德的人,甚至是尼采,也从来没有抛弃过必须应该这两个词。这一跃的危险之处在于,他们会开始认为道德只是生活的一个维度,这样的维度还有很多,且每一个都应该得到应有的考虑。这将意味着,道德不能再声称自己是评判“什么是好生活”的最终仲裁者了。

这个质疑可能造成巨大的滑坡。在宗教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蒙田就滑到了坡底,还顺手把毫无戒备的读者也拉了下去。他没有公开地反对良知的帝国主义;他要好好地活(bon vivant),而不急着去好好地死(bon mourant)。(直译为:身为一个活得好的人,他并不急着去做一个死得好的人。意思是说蒙田享受生活,不想冒死反对宗教那一套,在他看来那样是在求死,即便那样的死死得其所。)相反,他写了不少看似轻松的随笔,这些随笔充满了这样的轶事,它们把严格主义的生活抬高到荒谬和令人惊恐的地步,暗示一定有更好的生活方式,却不具体地说明那种生活方式是什么。他只把手指向自己,宽容、练达之满足的一个亲切的确也是难以抵抗的例子。

蒙田最伟大的读者帕斯卡尔立刻察觉了那些《随笔》对基督教的道德大厦提出的威胁:蒙田启发了对救赎、恐惧和忏悔的不关心(indifference)。你可以反驳无神论,但你没法反驳不关心。经院关于无差别行为的辩论预设了一种使我们的道德房屋井然有序的欲望。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关于称义的辩论也预设了一种使我们的神学房屋井然有序的欲望。而蒙田的宗教无差别主义(indifferentism,或冷淡主义),则使所有井然有序的房屋看起来险恶或略显荒谬。这就是为什么教宗庇护九世在他1864年发布的《谬误表》(Syllabus of Errors)中把宗教无差别主义和自由主义一同斥为现代的“害虫”。在他看来,对教理来说,没有什么比耸肩表示不关心更要命了。

(如果许多人做同一件事情,那么就它不可能是不义的。)多人行不义是无稽之谈,是过时的想法。多人只会奉行上帝的旨意。直到今天,所有人——国王们、皇帝们和阁下们——都曾在这个常识面前低头。直到现在,我们所有牲畜都通过这个常识得到鼓励。所以上帝也得学着低头。

克尔凯郭尔


美国人和民主的关系从来都不冷淡(indifferent)——也不理性。对我们来说,民主关乎教条的信仰,因此也就关乎激情。(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自登山宝训以来,还有什么论断比这更有争议、更自以为是?但对美国人来说,它不是一个可以检查订正的论题;甚至美国的无神论者也会在肃然沉默中跳过造物主赋予的部分。我们为一个奠基神话(founding myth)所束缚,它如古代神庙般坚实、壮观,我们像如此之多的贞女祭司一样,轮流为它守贞。我们自由地讨论应该怎样诠释那令人敬畏的神秘(mysterium tremendum)和它要求我们举行哪些仪式。但神谕既出就不容置疑。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件好事。不久之前,人们还在轻松愉快地谈论世界-历史的民主化,就好像那是世界上最容易做到的、最自然而然的事情一样。根据那种想法,只要在法律上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pays légal),这个国家的边界内就会自发地出现一个实际的民主国家(pays réel)。今天,在全球各地都在兴建崇拜残暴的地方神祗的神庙的情况下,我们才想起,一个民主的社会是多么地罕见。所以,让我们欣赏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神庙的非理性的、教条的依恋吧。不是一切非理性的东西都是不明智的。

但也不是所有的好东西都完全是好的。教条的心灵难以把握的,就是这点。如果某个目的——比如说,圣人的统治,或无产阶级的专政——被认为是值得追求的,那么,教条主义者就会相信,这个目标是唯一好的、好到完美的目标,它没有任何不连贯自洽的缺陷。必须忽视瑕疵,这样团队才不会分心。可一旦问题不可避免地变得不容忽视,它们就需要解释。于是,问题要么会被归咎于境外的反动势力(它们在渗透我们的天堂!),要么会被归咎于信仰者在追求好的时候不够热诚。两个幽灵困扰着教条的心灵:差异,和冷淡(the indifferent)。

美国人在民主上的教条主义强化了他们对民主的依恋,但它也弱化了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对我们来说,最难的事情,是在我们和现代民主之间建立一个足以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的智识距离。(虽然美国每一所大学都有关于“民主的价值观”的课程,但据我所知,没有哪所大学会开关于“非民主的价值观”的课,尽管后者几乎统治着从古到今的所有社会。)美国的立宪者经历过君主制,并研究过欧洲历史上的那些失败了的共和国。他们把民主看作多种政治形式中的一种,认为民主是实现特定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其他任何一种政治安排一样,它有长处,也有短处。但在后世美国人不再了解民主的生活的情况下,民主也就变成了目的本身,变成了最高的善(summum bonum),所有关于手段的讨论和辩论,都必须从它出发。在美国人问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民主变得更好?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在问的,是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民主变得更民主?——二者之间的差异是微妙而深刻的。

我们的教条主义也会以其他方式出现。出去待一阵时间,你就会开始注意到,美国人很少会像其他人一样,表达关于自己国家的复杂情感。我们毫无幽默感地摇摆在防御性的自我宣传和自我鞭笞之间,特别是后者,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我们一直在严厉地批评自己。今天,没有什么做法,比谴责美国的民主或宣告自己对它的疏远更“美国”了。可我们能对它提出的唯一控诉又是,它不够民主。除像特罗洛普女士(Mrs. Trollope,即Frances Milton Trollope)那样警觉而又有幽默感的国外观察者外,没人理解这个反讽。在某种程度上说,国外的反美主义反的总是民主,也正是这点,使这样的反美主义引人深思,对我们有用。而美国的反美主义呢,则是超级美国式的(hyper-American),和尘土一样认真。我们发现,我们更本就不可能走出自己去看问题。我们培养不出托克维尔,我们必须引进那样的人。

其他国家也会声称尊崇民主,许多国家也的确这么做了。但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会认为民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道德计划,是一部世界-历史的史诗。也没有哪个国家会认为,把民主带给未受民主洗礼的人是他们的神圣责任。新教在美国人的心灵上留下的印记是如此地深刻,以至于,我们集体地接过了清教教会的衣钵,向这样一种救赎前进:在那里,一切都将焕然一新。在我们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成为更虔诚的基督徒这个神圣的个人任务,和成为一个更民主的民主国家这个神圣的集体任务是举头并进的。注意,我说的不是自由民主国家。因为行进中的美国人没什么自由可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征兵的时候,没兴趣的人(the indifferent),也就是那些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暂时不想前进或心里有其他目标的人会跑。一些人会跑到乡下独居,一些人躲进美国的都会城市,一些人逃往外国首都。无论去哪,在这些地方,他们都可以不受“变成更好的人或更好的美国人”这个永无休止的命令的约束。在这些地方,他们才可以只做自己。

用的肥皂越多越干净这个论题

不适用于道德生活,那里用的

原则越多越说明,强烈的洗手

冲动表明道德的卫生情况可疑。

罗伯特·穆齐尔


有人会举手说:可我们不再是一个新教国家了!我们是一个克服了宗教的盲从的世俗国家。你到底想说什么?


感谢你提出那个问题。从一个决定性的方面来看,我们的确超越了新教:我们不再相信自己是堕落的、有罪的造物。新教的牧师对他的羊群(有时,对他的国家)是严厉的,但他也对自己严厉。他爱管闲事因为他的上帝也爱管闲事,新教的上帝把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每个人都置于神的监视之下。圣保罗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怀着这样的想法开始一天的生活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但从其他方面来看,我们保留了我们的新教遗产的残余,甚至还把它们发扬光大了。黑格尔预见了这点。在思考他的时代的道德和宗教的心理动力机制的时候,他评论说,辩证法有种幽默感:才刚把加尔文从前门扔出去,康德又从后门溜进来了。启蒙运动的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才刚让自然去魅,使之失去了一切道德的目的,德国唯心主义就又偷偷地重新在抽象的哲学基础上,把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建立起来。康德才刚促成那次重生,道德冲动就冲破了他的普世主义约束,变得更主观、更不微妙,更容易激动、更不以日常存在为根基了。简言之,它变成了浪漫主义的。圣人已死;“美丽的灵魂”万岁。

什么是美丽的灵魂呢?对创造这个术语的席勒来说,美丽的灵魂是指这样的人,在他身上,道德法则与人类本能之间的古老张力被克服了。他写道,在美丽的灵魂身上,个别行为不属于道德的范畴。相反,整个性格才属于……美丽的灵魂除存在外别无其他美德。席勒想象的是这样的个体,他们完全是道德法则的化身,所以,他们没有道德推理的需要,也无需克服激情。真要说的话,这个美丽的灵魂不会道德地行动,它只是依照本能行为而已——而这样的行为,就是好的。(想起了没?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身为康德的门徒,席勒认为道德法则从定义上说就是普世的。他没料到的是,他的美丽灵魂概念可能在对自己内心的美好深信不疑的人身上激发一种极端的厚颜无耻。谁不想被加冕为太阳王(Roi Soleil),被免去罪感、自我怀疑、忏悔和各种形式的谦卑呢?谁又会拒绝这样的定义呢:所谓公义,就是自以为义?

所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对,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一个后新教民族国家。昔日极端保守的虚伪说教者惨遭羞辱并被逐出了公共广场,可这只是为那些宣告自己内心的梵蒂冈主教的判令的美丽灵魂组成的网络留出了空间。看起来,没人认识到这点:他们是一种返祖现象,是来自过去的烈风,而不是从进步的未来吹来的和风。和他们的祖先一样,他们爱搞分裂,并带着袭击巴勒斯坦的圣殿骑士的轻率投入了内战。可他们又被一种不可动摇的古老信念绑在一起:在涉及使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的时候,不存在无差别(indifferent)的行为,不存在无差别的言词,不存在无差别的思想,品行端正的人永远不得休息。我们的美丽灵魂,是和老圣保罗一样激进的马拉诺基督徒(Marrano Christians)。他们只是不知道这点而已。是啊,辩证法还真有种幽默感。

“啊”,戈斯特里小姐感叹说,“好美国人的名头

得来容易,失去也容易!首先,什么是这样的人?

为什么要仓促地下这样的结论呢?”

亨利·詹姆斯

美国在折腾自己。它几乎总在折腾自己,因为美国人相信,生活是一个计划,对个体和民族来说都一样。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这样笃信这点。没有比利时计划、肯尼亚计划、厄瓜多尔计划、菲律宾计划、加拿大计划。但有美国计划——或者说,一个计划的黑盒子,盒子里面的计划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但盒子本身不会变。我们总在撕下我们集体房屋的墙,增建,修建屋后的平台,凿车道并给它铺上新的沥青。我们很少静止并且绝不安静。在着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会预期每个人都动起来。而每个人指的就是

这就可能使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比如说,你对当前的计划不满。或者,你赞成这个计划,但认为应该以不同的方式为之。又或,你欣赏我们的处理方式,但现在不是特别想加入。再或,你想加入但不喜欢被逼着加入或在得知其他人因为不加入而被惩罚的情况下有所不满。又再或,你不想被打扰,只想一个人待着。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些情绪都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但在美国就不行,在美国折腾自己的时候,它就要折腾你。

眼下,我们的计划听起来激进,但它们也只不过是过去的自由、平等和正义原则的延伸吧了。这点,对眼下的计划来说,当然是有利的。眼下计划的新颖之处在于,多亏了我们的那些美丽的灵魂,现在,使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更好的美国的任务,和使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的任务重合了。在新教的时代,人们也在同时提倡基督教的价值观和民主,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让你接受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和让你接受塔夫脱是你们民族的救星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前者关乎你个人,后者关乎你的国家。

在美丽灵魂的时代,我们的福音派激情依然存在,并且,我们把这些激情转移到这样一个民族计划上,那就是,把美利坚民族人格化。美丽的灵魂相信,一个人的政治,并非推理和与他人对话的结果,而是源自某种内心的道德状态。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他们合理地得出这个结论:建立一种更好的政治,取决于促成他人的内心变化(即,使他人的内心也变得和我们一样),或者说,取决于排斥他者。多亏了技术带来的奇迹,如今,审查他人的灵魂也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了。

这些奇迹也把我们放进了一个虚拟的、全球性的全景敞视监狱。这个监狱没有实体,它只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但单是维持一个微妙的压力,逼着我们展示自己完全支持美国的最新计划还不够。在过去基督教信仰狂热时期,精英会摆出浮夸的信仰姿势来逃避审查。他们会资助十字军,委托创作祭坛画,朝圣,参加宗教团体,或赞助神学护教书。释放美德信号是人的一种古老实践了。只不过今天需要的,是政治而非精神性质的姿势而已。身为个体和机构的我们都知道怎样通过调整我们说话、写作、向世人呈现自己以及向自己呈现世界(这点最为险恶)的方式来做出这样的姿势。如今,我们几乎注意不到,我们在做这样的姿势。但在规则遭到(哪怕是意外地)违反的时候,我们肯定是知道的;我们会快速且无情地做出反应。这样的疏忽,就算出于性情或情感,也会被解读为对建设一个更加民主的美国不关心(indifference),而后者,在新的谬误表上排名很高。

对艺术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的使者

不但应该保持信息不受损害,还应该

以最不容置疑的方式向同行呈现自己。

《色粉画》(1855)


贵族制是冷漠而宁静的。美国的民主则充满了需求和焦虑。它想被爱。它像小狗一样渴望爱抚和零食的款待。谁是好孩子?谁是好宝贝?你只要经常重复这样的话,最终,狗就会来舔你的脸,就像在说,你也是个好孩子!满足这个需求的回报,和未能满足它的惩罚,是强大的诱因,它在美国生活的几乎每一个领域激励人们的服从,在智识和艺术问题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宗教,每一种形式的政府都会提供这样的诱因。自古代以来的世俗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理解这点,那就是,在时不时地屈膝的义务面前,他们从来不是自由的。他们中更聪明的那些,学会了怎样在不得不屈膝的时候微妙地向自己的受众示意。艺术也要领受弥撒(L’art vaut une messe)。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是最早助长这样的奇想——艺术可以完全自主,不受社会约束——的运动,只是它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所有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得信奉的教条。

不过,在必要时自觉地屈膝,然后,在弥撒结束后同样自觉地站起来回去该干嘛干嘛是一回事。说服自己跪舔是常态,或认为必须把工场变成教堂则是另一回事。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指的正是这种公众判断向个体意识的渗透,后者改变了我们关于世界的感知和假设。实际上,多数人的暴政并非“虚假意识”,即,增进支配别人的人的权力的错误信念的持存。相反,它是一种像积云一样任意地变形、再变形的群体意识。虚假意识遮蔽了明确的阶级利益。多数人的暴政则遮蔽了自我的利益、情感、思考和想象。

眼下文化运动的惊人之处在于,如此之多的以观念和想象为业的美国人(作家、编辑、学者、记者、导演、艺术家、策展人)看起来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道德和民主的美国,以之为自己命运的终点的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为自己设定航线的本能。无疑,他们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情;可问题在于,他们是否触及自身,是否与自己有足够的接触和联系,是否足够地认识自己——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感觉到他们被设定的政治义务和他们可能有的其他冲劲和倾向之间的张力。

和今天在创意行业工作的青年谈谈,你会发现,他们在喋喋不休地赞美这个新的集体行程,并轻而易举地把它和他们自己的个人行程关联起来,无论后者多么地简短。在这里,认同的修辞非常有用,因为它不但有个体-心理的意义,也有政治的意义,它模糊了自我表达和集体的道德进步之间的区分。这也是为什么“认同谈”(identity-talk)变成了美国所有拨款和颁奖机构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对委员会来说,在某人的生理特征和个人故事的基础上评判,要比在作品的基础上做审美和智识判断舒适得多。被拉进这场游戏的好心的年轻人也几乎不会怀疑,他们还以为自己正在走入更加进步的二十一世纪。可实际上,他们正在回归十九世纪,只是他们现在必须满足的,是一个新的、更加时髦的市侩(Babbits,巴比特式的人物,指满足于一套狭隘价值观,只关心钱的人)阶级。或者,在更糟糕的情况下,通过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的创造行程真是、且应该是集体的道德行程的一部分,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了市侩。

这不是说,艺术与道德无关。最广义的道德,即不得不在各种相互冲突的目的和可质疑的手段之中做出选择的命运,是艺术特别是文学艺术最伟大的主题之一。但小说家的艺术,不是给人的行动下绝对的道德判断——那是先知的工作。小说家的工作,是把这些行动放到阴影中去看,探索道德推理的各种策略。文学和艺术不为民族救赎的长征提供食粮。它们和“发声”或“讲述我们的故事”或“赞美”任何人或人和群体的成就没有任何关系。非要说它们有关系,是把艺术和广告文案混为一谈。文学和艺术对道德的贡献是间接的。它们有提醒我们注意以下真理的力量,即,如奥古斯丁所说,对我们来说,我们自己就是奥秘。文学不是写给傻逼看的。《比利·巴德》也不是为比利·巴德那样的人写的。文学是写给成年人,或者说,那些会长大成人的人看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到处都是长不大的人(puer aeternus)的地方,文学和其他艺术的地位永不安全。

在美国,合群、怀疑隐私、

认为个人的孤独和自我放逐需要治疗(的态度)

是主流。在新的伊甸园中,上帝的造物

成群地运动。

乔治·斯坦纳


对一些人来说,艺术和反思永远是逃避世界的避难所。在美国,更经常的情况是,世界是逃避艺术和反思的避难所。在谈话从这些主题转向那些被认为实践性、教学性更强,更能在伦理上引人向上或更有治疗作用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只会感到高兴。美国反智主义的历史与其说是在努力消灭心智生活,不如说是在努力使它分心,使它转向无关的目的。(参见三卷本的煌煌巨作《论人文学科对电子工程的有用性》[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Humanities for Electrical Engineering]。)这样的努力反映了一种对所有创造活动背后的爱欲(eros)的变态的升华,这种变态的升华使爱欲脱离创造的人的内心生活,转而以某个可以由委员会来公开评价的活动为对象。结果,从智识和艺术的角度来看,要么是宣传,要么是媚俗。我们也正被二者淹没。

审查在美国来了又去。自我审查亦然(取决于特定时期的公众情绪)。在美国,艺术和文学面临的最持久的威胁是失忆,即在一个人们普遍认为思考、写作和制作必然指向某个外部目的的地方,忘记培养个人的见解或观点是怎样一回事。我们绝不能低估在个人主义的美国成为个人的障碍。托克维尔最深刻的洞见,就在于他洞悉了自主的许诺和现实造成的民主生活的焦虑。自由是深渊;摆脱它的冲动是强烈的。多数人的暴政与其说是一种暴力的强迫,不如说是一种在心理学的层面上可以理解的自愿为奴。

在这样的环境中,维持一种内在的冷淡(indifference)状态本身就是一个成就。冷淡不是冷漠。根本不是。如惠特曼所言,它是湿润所有已经长成之物的根和强烈地体验一个人的自我和世界(不带任何滤镜,也不必考虑那个体验之外的任何目的)的本能。它是一种按下静音键,挡住你关心和关注的一切主张,自信地表示就算是天堂也可以等一等的本能。它是一种支持隐私,拒绝美丽的神和魅力的灵魂的窥视的眼睛和嚼个不停的舌头的本能。它是一种自由的而非民主的本能。

朱迪斯·史克拉曾写道,自由主义从一而终地嫁给了民主——但这是一场权宜婚姻。说得真对。蒙田的自由主义的冷淡,是在他的时代的宗教狂热面前宣告独立。但狂热就是狂热,民主也有自己的狂热。我们可以更加友善地看民主的狂热的目标,但它们和我们土生土长的弥赛亚一样可能危及我们内心的自由。在民主保障自由的限度内,冷淡的人欣赏民主;但在民主请他们进全景敞视监狱谈谈的时候,冷淡的人就不信任民主了,他们会抵抗民主。他们不是反民主派,也不是反正义派,更不是反动派。他们理解这点,即,自由民主国家也需要团结和牺牲,但它也需要改革,有时甚至是激进的改革。他们希望成为好公民,但不认为自己有义务亲自撒网,加入救赎的朝圣。他们的王国不属于这个大陆。

我们时代的矛盾在于,美国人越是学会宽容差异,就越不能宽容冷淡。但现在我们必须肯定的,恰恰是冷淡的权利。也就是说,选择自己的战斗、以自己的方式平衡真善美的权利。抵抗一切悄然逼近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的权利。这样的一体化将使思想家的思想或作家的文字或艺术家或导演的作品向教理问答看齐。鲍德勒博士(Dr. Bowdler,即托马斯·鲍德勒,以对文学名著的道德审查和删改而著称)该死。

美国正在折腾自己。就让它折腾吧,也许能折腾出一些好处。但冷淡的人会礼貌地拒绝现在就开始摇球花(即啦啦队的道具)或加入为美国的灵魂而进行的战斗的邀请。为什么不是现在呢?因为眼下不自由的激情对他们的自主和自我修养构成了威胁,这些激情还塑造了一代这样的人,他们看不到那些东西的价值。这才是最悲伤的地方。也许,再往后的一代人会重新发现逃离这个国家的早期现代主义作家和艺术家的以下信念给人的启发:美国对我们的要求,永远不如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伟大。民主不是一切。道德不是一切。没有什么可以声称自己就是一切。


最终编辑版发布于“燕京书评”: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zQ3OTM1Mg==&mid=2247490879&idx=1&sn=b7a310e158c78c8e456bb2d2b7db1895&chksm=9b3bdf68ac4c567e6636ac188ce976942e76a9bfc8fd46d7a12846ade23f4117e70c711d0424&mpshare=1&scene=1&srcid=06130Nt6xoh0ZMNARwSijOlT&sharer_sharetime=1623523092632&sharer_shareid=03848b054d03171ee706d7d37fb01591#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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