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王立秋

一个没有原创性的人。 In the world of poverty, signlessness is best, in the story of love, tonguelessness is best. From him who has not tasted the secrets, Speaking by way of translation is best. (Jami, Lawa'ih)

齐泽克:吃掉最后一个食人者

怎样看待领导人们越来越无耻的倾向

吃掉最后一个食人者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SLAVOJ ŽIŽEK, “Eating the Last Cannibal”, Project Syndicate, Dec 30, 202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putin-trump-false-heroism-of-gutsy-criminality-by-slavoj-zizek-2022-12?=&s=05。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我们时代最出众的思想家之一。著有《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等。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现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总的来说,想声称自己代表“文明”的国家,会努力掩饰自己的原罪,把自己野蛮的阴暗面藏起来。但近来,右翼领导人中出现了一种危险的新趋势,那就是“勇敢地”丢掉伪装,公然拥抱罪恶。


想想那个故事,探险家初遇一个原住民部落。他问,“你们这儿有食人者吗?”他们回答说,“没有,昨天我们吃掉了最后一个食人者。”要通过吃掉最后一个食人来构造一个文明共同体,就必须把最后的食人行为称为别的东西。必须把这种原罪从记忆中抹去。


类似地,在美国“狂野的西部”,向现代法律秩序的转变,也是通过残酷的罪行、通过创造神话来掩饰这些罪行完成的。就像约翰·福特的西部片《双虎屠龙》中的一个角色说的那样,“当传说变成事实,把传说印出来。”


但传说生出的“事实”,并非不可验证的真理。相反,它们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东西,是人们共享的观念,是实际存在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如果足够多的人拒绝它们,那么整个秩序就会瓦解。


这些社会建构出来的东西,使社会的原罪能够一直藏在背景里,在那里沉默地发挥作用,因为现代文明依然依赖野蛮。想想权力的法律机器吧!它通过把法外的酷刑称作“强化审讯技巧”来批准这些酷刑。


但是,一种新的政治豁免正在出现。就像哲学家阿伦卡·祖潘契奇(Alenka Zupančič)在她的新书《让他们腐烂》(Let Them Rot,在这里我大量参考了这部作品)中观察到的那样,我们的领导人越来越为自己的罪行而感到自豪,“就好像那是某种根本的道德差异或性格差异一样,也就是说,‘有勇气’、‘有胆量’公然作恶。”但紧接着,祖潘契奇补充道,


“他们所谓的,通过避免国家法律所要求的‘虚伪’来勇敢地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不过是在直接认同国家权力本身下流的一面而已。那不是什么别的、或不同的东西。他们是在‘违反’他们自己的法律。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他们掌权的时候,这些领导人也表现的好像他们反对、反叛现有的权力那样,无论你用‘深层国家’还是别的什么来称呼这个权力。”


显然,这番描述马上就让人想到川普,他这个月才刚呼吁“终结”美国宪法。但当然了,在俄罗斯,表象也在崩塌。在过去十个月里,普京总统一直坚持乌克兰没有战争,而普通俄罗斯人如果提出相反的意见,就有被刑事起诉的危险。但现在,普京破坏了自己的规定,承认俄罗斯在打仗。


类似地,普京的密友普里戈任长期以来也一直在否认自己和俄罗斯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有关系。但现在,他也承认自己成立了那个集团,以及,他干预过美国的选举并且还会继续这么做。


对像川普和普京那样的政治人物来说,勇气被重新定义为在国家利益——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的情况下,愿意违反国家的法律。言下之意即,只有在有勇敢的爱国者来干脏活的情况下,文明才能持续。这是一种右翼得不能再右翼的“英雄主义”。代表自己的国家高贵地行动很容易,你不需要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会为国家而犯罪。


也因此,1943年,大屠杀的设计师海因里希·希姆莱才会谈到“一个我们历史上一直没有被记录下来,也永远不会被记录下来的光辉篇章”。问题是怎样处理犹太妇女儿童。“我在此决定找到一种斩草除根的解决方案”,希姆莱在会议上对党卫军军官说,“我不认为自己应该只消灭男人………而任由那些儿童长大来找我们的子孙复仇。必须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让这群人从地球上消失。”


但在今天的俄罗斯,那种认为暴行“永远不应被记录下来”的想法越来越不流行了。与忽视吃掉食人者的行为相反,这样的行为反而被写入法律铭记下来。12月14日,俄罗斯杜马通过了一项法案,法案称,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被吞并之前,在这几个乌克兰地区犯下的一切暴行,若是“为俄罗斯联邦的利益服务”,则“不会被认为是应受法律制裁的罪行”。


这个决定是怎么冒出来的尚不明确;但我们有理由假设,如此一来,俄罗斯部队犯下的折磨、强奸、谋杀、劫掠和破坏行为都会被搪塞过去,甚至受到赞美。这不禁让人想起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的悖论,在那里,遵守道德比何某犯罪还危险。


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评论说,“俄罗斯文化”已经变成“普京自啮的食人行为的间接受害者”。因此,“是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了:客观地说,普京算不算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因为没有哪个美国人,对普京所谓的‘俄罗斯世界’造成过有这位领导人造成的伤害一半大的伤害。”哈萨克斯坦记者阿曼·舒拉耶夫也提出了类似的分析。最近,他痛斥俄罗斯驻哈萨克斯坦的战狼大使说:“恐俄症就是你们的愚蠢行动取得的全部成果……你们这些傻逼。你们是自己吃自己的食人者。”


矛盾的是,俄罗斯搞的假透明,通过损害我们的道德感受力,甚至让国家权力的神秘化变得更加危险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像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那样的人物。阿桑奇是我们的安提戈涅。多年来,他一直处于一种不死不活的被孤立状态,因为充当人民的间谍、公开了美国政策的下流阴暗面的一小部分而等待被引渡到美国。虽然阿桑奇可能做过一些非常有问题的事情,但我的新年愿望是,拜登总统能展现出真正的勇气,放弃对阿桑奇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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