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王立秋

一个没有原创性的人。 In the world of poverty, signlessness is best, in the story of love, tonguelessness is best. From him who has not tasted the secrets, Speaking by way of translation is best. (Jami, Lawa'ih)

假新闻并不新鲜:错误信息与伊斯兰的批判的认识论



阿诺德·雅辛·莫尔

杰洛恩·弗拉格/文

王立秋/译



译自Arnold Yasin Mol and Jeroen Vlug, “Fake News is Nothing New: Misinformation and Islamic Critical Epistemology”, 原载https://yaqeeninstitute.org/arnold-yasin-mol/fake-news-is-nothing-new-misinformation-and-islamic-critical-epistemology/。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需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



假新闻常有


世界危机对我们来说并不新鲜。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周期里,就已经发生过多次大屠杀(比如说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大屠杀)和大干旱和大规模的饥荒(比如说索马里的饥荒)。我们也经历过多次经济衰退。但和当前的新冠病毒一样的灾难性的流行病,我们只在历史书上读到过。这场流行病在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同时,也在塑造我们的思想。随着这个影响的增大,我们也见证了这点,即,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有意的谎言和阴谋论的存在,这些东西试图给我们造成和病毒本身一样大的伤害。


伊斯兰思考人类的方式,即伊斯兰的人类学,是与悲观主义(如原罪概念所体现的那样)相对的乐观主义之一。但伊斯兰也提倡现实主义;它并不幼稚。人会伤害他人并可能真是邪恶的。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之一就在于,许多人都会说谎。但就像先知的圣训说的那样,对一名信仰者来说,这个行为不应该变得“自然”:


“信仰者的天性有多种倾向,但说谎和背叛不在其中。”


在人类的智识史上,说谎一直被视为一种恶。只在特定例外的环境下,说谎才被认为是可接受的、甚或是必要的,比如说,为防止像生命的丧失那样的巨大伤害而说谎。在伊斯兰的伦理传统(akhlaq)中,人们是这样描述说谎(kadhib)的:


“说谎是由空话构成的一种恶(sharr),因为它传达一种不真实的信念,并可能造成伤害。所以说谎应受责备,它是无用的轻浮之举。”


著名的奥斯曼学者Ṭāshkuprī’zāda(归真于伊历968年)通过拿先知身份来和文明比较,评注了这段话:如果真(sidq)不是先知身份的基础的话,那么,启示和沙里亚就会变得空洞。如此,类似地,真也是文明的基础;若人不真诚待人,则社会亦无法立足。


谎言、错误的信息、和假新闻会对人的性格、人际关系和作为整体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人们一直都在关注的问题。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创造、接收和分享信息也变得越来越容易了,而人们也更加关注这个问题。错误信息的基本定义是“错的信息”,而虚假信息呢,则是“为骗人而传播的假的信息”。错误信息可能是在无意间创造出来的,或是在不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滥用科学得出的;而虚假信息,则意在扭曲我们关于相关问题的真相的看法。它涉及有意地撒谎。在关于新冠病毒的信息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光谱。在危机中,人们经常转而责怪他们之中的文化和宗教的他者。在中世纪的瘟疫期间,主流的基督教社群会把犹太人视为流行病的起因。如今,在一些国家,身为少数的穆斯林,也被当作新冠病毒的源头来谴责。仇外和更为新近的,仇伊的心理机制,支撑了这种文化和宗教的他者化。一些错误信息可能看起来无害,但许多这样的信息,也以骗人为目的,也有一些错误信息,是为了杀人。


尽管伪误和谎言应当有悖于信仰者的天性,但在涉及错误信息的时候,穆斯林也既是受害者,又是传播者。穆斯林间流传的错误信息,不少于非穆斯林传播的错误信息;这些错误信息(即穆斯林传播的错误信息)可能涉及世界政治、卫生与医疗、甚至是金融诈骗,其中的一些,还专门以穆斯林为目标。现在,在关于新冠病毒的信息中,我们也看到了相同的情况——人们都在盲目地转发大量信息。先知穆圣警告我们,不加批判地转发信息是危险的:


“单是传述自己听到的一切,就足够伪误了。”


古兰也警告我们,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信息:


“信道的人们啊!如果一个恶人报告你们一个消息,你们应当弄清楚,以免你们无知地伤害他人,到头来悔恨自己的行为。”(49:6,马坚译文)


一些假新闻是可以杀人的。而伊斯兰教法和伦理的中心准则之一,和医者共同体的核心准则一样,是避免、和消除伤害。因此,我们有理解这点的义务,那就是,我们该怎样获取信息,我们该怎样正确地获取信息,以避免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也就是说,不做信息文盲)。这表明,面对信息,穆斯林(非穆斯林也一样)必须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幸运的是,数个世纪以来,伊斯兰传统也在传授这个知识。



问题的解决方案:伊斯兰的批判的认识论


认识论是一个技术术语,它指的是关于人的认识/知识,其性质、起源和极限的理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所有其他科学的第一科学。什么是认识,我们怎样认识?按希腊哲学的理解,认识论问题,是关于灵魂论、人类的心智的讨论的一部分,而在伊斯兰哲学及其更为宽泛的智识史中,人们也是这样研究认识论的。我们怎样认识事物这个问题,对神学来说也有深刻的意义。我们该怎样认识真主,认识祂的存在,祂对我们的要求,和祂和我们的交流?因此,古典时代,人们是在关于教义和哲学神学/凯拉姆学(’aqidah and ilm ‘al-kalam)的作品中讨论认识论问题的,而这些问题也被打上了“知识的原因”(asbab al-‘ilm)或“认识的来源”(masadir al-ma’rifa)的标签。十三世纪著名的伊斯兰学者马图里迪在他的《阿嘎伊德·奈赛斐》中总结了这些原因:


(1.) 确实的感知(al-hawass al-salimah),

(2.) 可靠的报告(al=khabar al-sadiq),

(3.) 智识/推理(al-‘aql)。


在早期关于伦理学和先知身份这两个主题的凯拉姆著作中,神学家们讨论了知识的来源问题,即,为什么我们会需要作为知识的一个来源的“启示”?人可以靠自己获得关于世界的全部真理吗?如此,神学家们开始划分知识的四种不同的形式和原因。我们可以用感官(hiss)来观察,通过受想象、心、和原始天性(fitrah)援助的理智(这些东西加起来,可以把我们引向真与善)来理解物理的世界及其物理的运作。这些构成了经验的、理性的、和演绎的知识(al-‘ilm al-nazari wa-al-istidlali)。人类也会创造知识、习俗、和技术;也即,文化的知识。一些自然的和文化的知识会持续更新(“创新”),其他形式的知识则会佚失,总的来说,在文化中,有一种通过“报告”来分享的知识积累,也即,传述或传递的知识(al-‘ilm al-naqli)。一些报告是可疑的,其他报告则是可信的。所以,传述的知识的可信度是分等级的,就像先知的圣训是分等级的,人们会根据可靠程度来评判传述知识的人(即’ilm al-rijal的学问),剔除那些没人知道的、和说谎的人那样。我们有普遍的报告,这些报告可以生成推测性的、或可能的知识(zanni),和不可否认的或确定的知识(al-‘ilm al-daruri)——比如说,关于存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或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重要历史人物的知识。所以,我们持续地生成关于我们周围的世界的知识,并分享这些积累的知识,二者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解释世界的可能性。但这能为我们提供一套对世界的全盘解释吗?在物理的世界之外还存在别的东西吗?我们怎样获得关于非物理世界的知识?世界有目的吗,我们能认识它的目的/终点吗?凯拉姆神学家相信,在无启示帮助的情况下,人可以通过感官、理智和分享的知识,认识到一种“极简的”神学和伦理学。但要完全认识我们的伦理责任、真主对我们的预期、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先知!但我们怎么知道真正来自真主的信息是什么呢?许多人声称自己是先知。世上也有许多宗教。为认识谁是真主派遣来的、为知道先知传达的信息来自真主,我们需要只有真主才能生成的,本真性的迹象。只有世界的掌控者才能生成奇迹、超自然的事件。那么我们怎样识别它们,怎样认识这些迹象呢?再一次地,我们以我们人类的有限的感官(观察奇迹)、理智(辨别真假、思考其意义)、和分享的知识(把这些认识告诉他人)而告终。而且,先知也带来了信息,而为使我们的神学最大化,我们需要那些信息,也即,启示。因此,就人们分享的,关于先知及其启示的知识而言,我们也需要区分可能的、和确定的知识。我们需要检验,它们是否符合我们的极简的神学,我们需要给分享的报告分级。因为我们的生活的不同方面要求不同程度的确定性,所以,我们要按不可信到可能到肯定,为分享的报告分级。如果某个行为确实必须惩以死刑的话,那么,我们想要有最大的确定性,来肯定真主的确这么说过,并且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获取的知识所需的确定性的等级,既会影响那个知识,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极简的神学取决于经验主义、历史性、理性和逻辑,最大的神学亦然。因此我们需要在一切事物上运用这些知识的原因,并批判地使用它们——因为我们要对被我们接受为知识的东西,特别是作为我们的行为之基础的知识负责。因此,我们也需要认识这点,即,怎样才能批判地考察分享的知识及适用于这个知识的推理的内容。这里,伊斯兰传统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救命的绳索。



正确地思考:逻辑在伊斯兰学识中占据的核心地位


伊斯兰文明从一开始,就有各种系统的,正确推理的方式,它们是为伊斯兰智识传统所固有的;不过,从十一世纪开始,正式化的阿拉伯逻辑系统(‘ilm al-mantiq)就变成了人们用来进行推理和批判分析的,主要的智识工具。众所周知,就像伊斯兰学者艾布·哈米德·安萨里在他对伊斯兰法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教法学原则精析》(al-Mustaṣfá min ʿilm al-uṣūl)中提出的那样,伊斯兰的逻辑不只是正确推理的一个工具。他还说:


“逻辑是所有科学的引子,不理解逻辑的人的学术亦不可信。”


在伊斯兰的智识传统中,逻辑是科学话语和科学发现的主要工具,它保障了科学推理的精确性,并保护人们在思考的时候,不会苦于隐藏的假设和逻辑的谬误。作为一个关于正确思考的规则与准则系统,逻辑涵盖了诸如怎样下正确的定义(al-hadd)和提出命题(al-qadiyah)和怎样以三段论的形式(al-qiyas)建立正确的论证此类的问题。一个既有的论证的潜在前提是什么——怎样从概念的角度(tasawwur)来思考这个论证?我们还需要验证(tas diq)这个概念的思考——是否使用了正确的定义和命题?在我们说到一个术语的时候,我们准确地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吗?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回事?在假新闻和错误信息肆虐的现代世界中,逻辑,作为一个正确推理和消除无根据的信念、仓促的猜测或错误的论证的系统,可以为我们提供合理的指南。


事实上,逻辑,是在伊斯兰“正确思考”的传统上,人们使用的工具箱中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箱除逻辑外还包括:辩证(‘ilm al-bahth wa-al-munazarah)、修辞(‘ilm al-balaghah)、和语义(‘ilm al-wad’)的学问。这些学问被统称为“工具之学”(‘ulum al-alah),对研究神圣知识的学者来说,它们是进而研究所谓的“更高级的学问”(‘ulum al-‘aliyah)比如说教法学(figh)、法哲学(us ul al-fiqh)、古兰经注学(tafsir)或哲学神学/凯拉姆学(Kalam)之前必须掌握的基本前提。逻辑是伊斯兰各自研究法的一部分,在古典穆斯林经堂的课程设置中占核心位置。


尽管东方学家声称,在十四世纪之后,伊斯兰世界的逻辑学就不再繁荣了,但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事实上,伊斯兰世界的逻辑学一直发展和繁荣到了我们所处的现代。当前的研究正在缓慢、但稳定地趋近这样一个事实:直到今天,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在穆斯林的神学院里,逻辑学和其他智识辅助学问,也依然被当作一个活的智识传统的一部分来教授。而身为穆斯林的我们,也应努力珍视这个传统并认真学习它,特别是在这个错误信息、错误推理和阴谋论思维盛行的时代。



结论:转发信息的礼仪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在开头讨论的问题。关于伊斯兰、世界政治或新冠病毒的信息,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在我们接受、应用、和分享这类信息之前,我们必须确定,它们是高度可信的,伊斯兰教法学原理(Usul al-figh)在确定教法时只接受特定的来源、诠释工具(诠释学)和专业知识。医学也有自己的原理,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伊斯兰教法学委员会,都会用医学的专业知识来创造关于像克隆和器官捐赠那样的现代生物伦理问题的意见。我们需要尊重各门学问的专业领域。我们必须信任和遵从(taqlid)有资格处理这些问题的专家(古兰21:7:“如果你们不知道,就应当询问精通记念者”,马坚译文)。但和穆斯林学者一样,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也经常产生分歧,在这种情况下,秉持着同样的精神,我们也应该遵从多数(jamhur)的、和成为共识(ijma’)的意见,而避免偏僻(shadhdh)的意见。我们有知情、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和认识怎样以最好的方式行动以避免伤害的权利和义务。这就要求我们在和信息打交道的时候,采取批判的态度,就像数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智识传统教我们的那样。伊斯兰的传统,给我们提供了在多个分析层面上评估传到我们这里的信息的有力工具。我们几乎是无意地通过我们的感官来观察它们,所以,我们需要批判地评估它们。这个信息来自哪里?它的来源是什么,它的传述链条(isnad)又如何?它是怎样传到我这里的?话是谁说的,说话的人可信吗,他有资格讨论这些问题吗?这个信息的背景又是什么?它合理吗,合乎逻辑吗,可以得到其他信息的印证和肯定吗?在相关的问题上,多数的意见和共识是什么?它有坚实的前提吗?这个信息能帮助我避免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吗?比如说,有人声称,5G技术与新冠病毒爆发有关,这时,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是,这个说法源于何处。是有提出这个问题、研究这个关联的必要知识的科学家说的,还是非专家说的?事实证明,是后者。因此,我们要问,这些非专家是否使用了可靠的定义和前提。他们在声称5G技术和这个传染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时候使用的论证是否有效?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提出有效的论证。在我们步步深挖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在新冠之前公众就在关注5G技术,而这个关注,被错误地,和最近流行病的爆发关联起来。因此,这个信息缺乏可靠的isnad。因此,我们应该斥之为不可靠的知识。假新闻。


分享的信息——检查传述链条:1.信息是怎样传到我这里的?2.它的起源可知吗?3.对此类信息来说,那个源头是否可靠,是否适当(信息通过检测则可能可信,但要进一步检查信息的内容;信息没通过检测则很可能不可信,不应该再分享它)——检查内容:1.术语是否清晰无歧义?2.前提是否为真?3.论证在逻辑上是否有效?(信息通过检测则可能可信,可以分享给别人;信息没通过检测则很可能不可信,不应再分享它)——进一步的行动:若可信的信息适用于你的语境,则在信息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行动;把信息分享给可能从中受益的人。


在同胞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善意(husn al-zann)来揣测那个人。但这个善意也不是没有限度的。要相信你的同胞,特别是你的兄弟姐妹。但千万不要假设,他们已经检查过信息的来源了。问一问他们是从哪里得到信息的,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信息是可靠的。和他们一起批判地处理信息。秉持着我们智识传统的批判工具的精神,我们需要应用一种转发和分享信息的礼仪,把它当作一个伦理的行为来看待(译注:即,要谨慎和负责任地转发和分享信息,不加检查地乱转信息是不道德的)。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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