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向南

記者。

龚云飞自述重庆龚刚模与李庄案真相:比周星驰《九品芝麻官》还乱

我第一次见到龚云飞是在2018年的12月,我在重庆,李庄也到了重庆,一起吃晚饭时,几个人聊得畅快,我喝醉了酒,后来曾跟着李庄一起到他住的酒店,坐在他酒店套房的客厅沙发上打了一个盹,醒来时,发现房间里多了一个人,李庄介绍说,他就是龚云飞。

龚云飞是龚刚模的堂弟。龚刚模是薄王打黑系列案件中的大名鼎鼎的角色。他于2009年6月被抓,后成为“重庆打黑第一案”中的头号被告,在彼时重庆陆续被抓的各“黑老大”中名列第三。而尤广为人知的情节是,在当年的重压之下,他检举其辩护律师李庄涉嫌教唆其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李庄随后也被抓判刑。而龚云飞——龚刚模的堂弟,也是其生意上的伙伴——亲历了这整个过程,他也曾失去自由,并被迫在法庭上作证指控李庄。

龚云飞个子不高,读过大学,是龚家兄弟中文化水平最高者。我对他的印象是质朴、老实、做事谨小慎微,就像我在重庆认识的很多所谓“黑社会老大”的家属一样,在他身上也看不出什么“黑社会”的影子。我和他认识后,曾专门约到一起长聊了他所亲历的龚刚模案及李庄案的前后过程。作为重要见证者和当事人,以下他的这份自述,尽管只是单方面的叙述,无疑仍是关于重庆薄王打黑真相的一份宝贵证词。

在我和龚云飞的长聊中,以下这段对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龚云飞:我被放出来的时候,我还对警察说,如果我有个儿子,绝对不让他找公检法家庭的女儿,如果有个女儿,也绝对不让她嫁给公检法的人。确实太乱了,比周星驰演的那个《七品芝麻官》还要乱。

刘向南:周星驰的《七品芝麻官》我也看过,常威杀人,反咬一口,颠倒黑白。我们前几天见面时就听你聊到过这个电影。

龚云飞:是的,那次我也说,我们这个事情比电影里还乱。

刘向南:你在什么时候看过这个《九品芝麻官》?

龚云飞:看了很久了。在出事前看过,出事之后也看过。出来后看,感触更深。

而重庆的打黑故事,无论是对于这些当事人来说,还是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来说,也并不是过去时,仍是现在进行时。

创业:从销售摩托车起家

我和龚刚模是堂兄弟,他生于1963年,我小一岁,生于1964年。我们上一辈共四个兄弟,他的父亲是老二,我的父亲是老三。

龚刚模的亲兄弟共三人。他的大哥是同父异母所生,是她母亲改嫁到龚家时带来的,这个大哥已经死了。龚刚模还有一个哥哥,就是龚刚华。

我和龚刚模从小一起玩,一起长大。他小学还没毕业就去重庆做生意了。我读书,后来读天津铁路工程学校,1989年毕业分到綦江县的松藻铁路局工作,去管一条铁路专用线。我在这个铁路局工作了5年。

龚刚模一直在重庆做生意。1993年,他和同村的涂建华——也就是现在龙鑫集团的老总,还有一个从嘉陵厂出来的技术人员,他们三个开始一起做生意,龚刚模负责销售,涂建华负责全面,这就是龙鑫集团的起始。他们在一起做了一年,后来应该是因为观念上的分歧,龚刚模出来自己做,而涂建华和搞技术的那个人还在一起做。 

我是农村出身,找了个夫人,也是农村的,那时候单位分房子,要双职工家庭才能分的到,我们不是这样的条件,分不到。那时生活还很艰苦,我刚出来工作时,工资才72块钱一个月,加上奖金这些,杂七杂八的,一个月能挣100多块钱。我们有了一个女儿,三口之家,还是很吃力。我堂哥和涂建华他们分开,自己出来做生意,我也就下海了,开始给他帮忙。那是1994年。

龚功模自己搞了个摩托车发动机厂。一开始,我是在厂里做工程技术人员,当时都没有什么文化,就我文化水平还高一点,他是想培养我。我就跟厂里的工程师学习摩托车工程技术。那个时候,摩托车发动机的市场很好,卖一台能赚1000块钱左右。那些发动机都是拉到浙江卖。但是1995年过后就不行了,再拉发动机到浙江就收不到货款了,那边的摩托车厂家就用他们的摩托车来抵款,也就是说,我们拉发动机过去,拉摩托车返回。我们积攒了几千台摩托车。从1995年开始,我就开始帮龚刚模卖摩托车。我们主要是把摩托车拉到成都的彭县,也就是现在的彭州,在那里找了一家卖摩托车比较好的商家,由他们代销,我就守在那里收款。

那个发动机厂我们做到1996年,之后就做不下去了,因为拉发动机出去,没有资金能收回来,欠款很多。从1996年开始,我们把厂关了,开始专门销售摩托车,在成都的摩托车市场搞批发,一方面卖我们拉来的抵款的摩托车,另一方面,也卖龙鑫和宗申的摩托车,他们和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龚刚模十多岁就出来跑销售了,他这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

刚开始做销售,卖的量不是很大。前三年没什么经验,做得很艰苦。到了1999年,经验多了一些,自己也懂了一些市场情况,就卖得比较好了。1998年,成都西南摩托车市场刚开张,我们就在那里租了门面做批发,先卖的是重庆宗申的摩托车,这是一个好牌子,之前卖的是从浙江拉来的杂牌子。宗申是真正的品牌,质量比较好,很好卖,一天卖几百辆。后来,龙鑫也把摩托车拉过来,我们之间是朋友,我们也没多少钱,就是拉过来代销,卖了车再给他们钱。这两个品牌之外,银钢集团的摩托车也由我们来卖。我们在成都做销售的时候,信誉很好。当时,我在成都总负责。

2000年,我们又把销售做到了河北石家庄。当时银钢集团已经在那里有了一个代理商,但是做得很差。因为我们在成都做得好,银钢集团就把代理交给我们来做,做河北整个省。当时,我们在河北是做银钢集团和龙鑫集团两个厂家的摩托车代理商。我们在河北做了一年,做得非常好。银钢集团之前在那里的代理商,一年只卖了3000多台车。我说,如果我们做不到一年卖出20000台,年终奖励一分不要。年终奖励本来是卖一台车100块钱。那一年,我们就卖了20000多台车。后来银钢集团又把整个山东省给我们做。

当时我们的公司名叫万贯科技,以卖摩托车为主。后来我们做了三个省的总代理。销售量最高的时候,一年能卖10多万台摩托车。一台是200多块钱的纯利润。那几年摩托车的需求很大,到处都在买摩托车。

最辛苦是在河北卖摩托车的时候。刚开始,河北省的摩托车市场还没有形成起来,我们就在石家庄的东面租了一个牛棚做仓库,仓库对面就是奶牛厂,很臭,苍蝇多得不得了。那是2001年吧,当时一辆大车能拉60台摩托车,晚上到货,下货都是我们自己来,没有叉车,都是人工下,一台摩托车几百斤重,几个人抬。龚刚模也跟着一起抬。这种状况持续了半年多,后来摩托车市场建好了,我们才搬到了市场里,有了叉车,上下货才方便了。

“打黑”前的生意

我们从1995年开始入行做摩托车销售,一直做到2005年,做了10年。

到了2005年,我们觉得摩托车市场开始变得不好,销售量开始下滑,而且我们代理的品牌在品质上好像赶不上江西的摩托,江西的品牌逐渐侵占了市场。2004年我们还做得很好,卖了16万多台摩托车。当时我们对形势的判断是,如果再继续做,2005年的销量不会再像过去那么多。做得不好,厂家可能也会有意见。后来,刚模说,干脆我们就不做了。

当时我们有很多现金,卖摩托车赚的钱有一亿多。我们讨论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我说我喜欢搞绿色农业,我想到农村去发展。龚刚模这边,他在2001年就建起了一个油漆厂。那时房地产热已经开始抬头了,很多人都在搞房地产,很多搞房地产的缺钱,龚刚模说,他不懂房地产,但是可以把那个钱拿来搞一个小额贷款公司,把钱借给他们,就是放贷。后来他就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公司。这个公司借钱,都是借给当时重庆的一些公司,都是朋友之间,有的2分利息,很便宜,后来就涨到了5分利息。有些人要还贷,没有钱,就来借钱,打个时间差。有朋友看他做这个,说这个好像钱来得快一些。但是,这个公司直到他被抓,执照都没有办下来。后来就给他定了一条罪,说他非法经营,放高利贷,就是指这件事情。

2006年,龚刚模还收购了一个资产包,是中国银行下面的东方资产公司的,属于银行的呆账。这个资产包中的资产共22亿多,招投标,有几家公司去投标,我们买了下来,花了4000多万。

这个资产包中,有20多家国有企业,有的是在银行贷款,用厂房这些做抵押。这个应该是很有搞头的。我们去收一家无线电厂,它是以地皮作抵押在银行贷的款,从法律上讲,这个地皮肯定能拿得到的。后来市里找到我们,说那些职工怎么办?市里说为了大局和稳定,由渝富资产公司回购回去,渝富资产公司只出本钱,比如100块钱的资产包,我们花2块钱,他们回购还是给我们2块钱。龚刚模答应了。回购的这部分,包括的资产共13亿多吧,是关于国企的部分。当时的市长跟我们的关系也很熟,他经常跟我们打招呼,他说你们也别赚钱了,我们给你们买回去算了。

渝富资产公司回购的事情,应该是发生在2007年。这一块是我们认为最有搞头的,是一块肥肉,他们就买回去了。之后资产包里剩下的就是民营企业和个人的资产了。后来我们还专门为这个事情成立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就是想合理合法地去收,但是,有些欠账的人连人都找不到了。我们陆陆续续地收,购买这个资产包的本钱还是收了回来。到龚刚模被抓,这个资产包里还有7个多亿的呆账没有收回来。

其中有一家公司,欠钱7000多万,这个应该是很有搞头的,我们当时已经知道,他在石桥铺有个2000多平方米的写字楼,我们还发现了他的一个银行账户,冻结了他2300万存款。我听龚刚模说过,这个人的关系硬,他应该在当时找了公安局长朱明国。这个人对我堂兄说,这个单子以800万来了结,我堂兄没有同意,我堂兄告诉他,那个2000多平方米的写字楼就不管了,银行资产这一块,冻结了2300万,也不全部要,只要1300万。但是尽管这样,对方仍旧不同意,他们只想出800万。

后来听龚刚模说过,他之所以被抓,可能是和这件事情有关系,他说他也没有得罪过其他人。后来这件事情就没有搞下去,即使是重庆市高院判了,我们胜诉,那冻结的2300万也没能执行下去。2009年龚刚模在“打黑”中被抓后,听人说,这个已经按800万执行了。当时公司的文件都被搜走了,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应该是在2010年执行的,都过了半年了,我才知道。那800万是被划到公安在巴南区开的一个银行账户上,他们在巴南区开的账户,然后把800万打过去。2011年,我们的律师把那个账户打出来,我看到上面只剩了700多万。薄王倒台后,那个账户就被注销了,钱应该也被划走了,但划到了哪里,我们就不清楚了。

龚刚模在重庆做这些生意,我则去家乡大足搞林业。我们成立了一家林业公司。是这样的:2008年春节,我们的老家大足县三驱镇召集在外地的成功人士开了个会,说是要大家为家乡做点事。我当时去参加了这个会。之后我就问刚模,我们是要为家乡捐点钱,还是做什么。刚模说如果捐钱,这个钱也许会被拿去做别的用了。他说可以去栽树。当时,很多农民都出门打工,在老家有很多荒地。刚模说那些地都抛荒了,我们出钱栽树。然后我就对镇里说,镇里有多少荒坡,我们出钱,全部栽上树。就这样,在2008年3月,我们的林业公司就成立了。

我们先在我们镇的坡地上栽了5000多亩树。栽了这些树后,大足县的领导说,你们只在三驱镇栽不行啊,我召集各个镇的干部来,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栽,如果他们愿意,你给他们也栽上。我问了刚模,刚模说可以,他说你喜欢,你自己来做。后来县里开会之后,他们很多都同意栽树。我们做的这件事情的模式是:我们出钱买树苗、栽树和管理,老百姓不用做什么,等树成材之后,卖了树,我们和老百姓一起分钱,我们占51%,他们占49%。我们栽树不用给租金,因为都是荒山。老百姓都很愿意。那些镇干部也都很踊跃。从2008年到2009年龚刚模被抓之前,我们在大足县一共栽了6万多亩的树。

我们当时还有这样的设想:树栽下来,林子成熟了,林下可以搞生态养殖,老百姓可以在林下圈起来养鸡,我们专门给老百姓卖鸡卖蛋,因为我们的长处在于销售,我们的销售队伍有100多人,销售能力比较强。当时我们想,做这个事情,也是帮助家乡建设,它牵扯到6个乡镇,36个村,如果做下来,将会有近10万农民受益。

我们在2008年上半年在大足栽树的时候,薄熙来还没有提倡栽树,直到那年下半年,他才开始提倡,并且提出来,植树造林,每亩补助200块钱。我们栽了几万亩,但是只拿了一点的补助,因为这个补助是三年才给完,第一年80块钱,第二年70块,第三年50块,我们只拿了第一年的80块钱。

第一年我们就栽了6万亩。我对龚刚模说,这个好像有搞头,下半年薄熙来提出每亩补助200块钱,这200块钱,买树苗和载种的成本基本上就够用了。我们的计划是栽五六十万亩,成立一个大型的营业集团,还想着能有一天成立上市公司,把老百姓的荒地都变成股票。当时我跟龚刚模商量的,就是要这么做。老百姓和政府也很支持。我们自己掏点本钱,先垫资进去,就可以滚动起来了。这个模式还引起了薄熙来的注意,市里专门请了北京的几个专家,他们来找我来介绍过情况,谈这个模式,市林业局的领导也看过现场。为这个事情,我还上了电视。

但是,2009年龚刚模突然被抓,这整事情就完了。

“打黑”风暴:李庄出场

重庆开始“唱红打黑”时,我在农村,对这些事情都不是很清楚。我记得,龚刚模是在2009年6月19号晚上被抓的,6月15号,我到他家去,我跟他谈农业这一块,他说农业这一块可以发展的,我说听说外面好像在打黑,打得很凶,到处在抓人。他说我们是搞企业的,不会有什么事。

龚刚模住在南方花园的别墅里,他是在他家前面那个酒店里被抓的。他被抓了,我们还不知道。往常有时候他也不回家,所以他老婆也不知道。隔了两天,来抄家了,我们才知道出了这个事情。抄家之后,他的老婆问公安局人在哪里,公安局的人还不告诉她,还对她说:你报案吧,我们帮你找。后来真报案了。公安局的说帮你找。我们让朋友们帮忙打听,后来打听到,龚刚模是被关到南川去了。

当时只抓了龚刚模一个人,也没有抓我们。他刚被抓后,三哥龚刚华对我说,会不会对我们搞监听。我说我们搞企业,不会扯到这个事情上来。当时龚刚华已经不做什么了,已经基本上是在休息了。我们销售摩托车的那十年,非常辛苦,搞得身上基本都有病。我当时是乙肝肝硬化,但不是很严重,身体虚得很。

我们知道了龚刚模的下落,就想办法请律师。我们在石家庄销售摩托车时,有个开摩托车市场的朋友,姓杨。我三哥龚刚华到石家庄去,找到杨,杨介绍的李庄。这是在2009年7月份。三哥回来后介绍情况,他说他们到李庄家里去,李庄当时应该是很了解重庆的情况,他说重庆水很深。当时三哥只是和李庄见了一下,李庄说要请示一下他律所的领导傅洋。我三哥好像也到傅洋家里去了一下。那个时候,连人在里面是个什么样都不知道,我三哥对李庄他们说,等要请律师的时候就跟李庄联系。

龚刚华回到重庆,已经是9月底了。国庆节过后,检察院正式发出通知,要起诉了,可以请律师了。开庭时间也定下来了,是那年的11月5号。

当时我还是在大足管着农业这一块。在前期,三哥龚刚华在重庆也找了一些当地的律师,但是当地的律师没有哪个敢接这个案子。也去成都找过律师。后来朋友推荐了在重庆当地做律师的吴家友,他原来是公安系统的人,我们找了他,他给我们打听了一些消息。找到吴家友,也是国庆节过后的事情。

当时除了抓了龚刚模,后来我们听说还抓了一个给他做饭的,姓何,把他的两个司机也抓了。到了8月份,给家里送来了一张逮捕通知书,说龚刚模涉嫌故意杀人。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从南川转到江北了,到了“6 ·3”专案组。

他是怎么从南川转到江北的,我们当时都不清楚。薄熙来和王立军倒台之后,有个“6 ·3”专案组内部的人,出于良心吧,一天晚上,他约我到一个茶楼,给我讲了一些内幕。这个人是“6 ·3”专案组的重要成员,是他去把龚刚模从南川接到的江北,所以那段事情他最清楚。

“6 ·3”专案,也就是2009年发生的“爱丁堡枪案”。这个案件发生后,成立了这个专案组,专办这个枪案,组长是江北分局的局长。这位内部人士说,到了当年的六月十几号,已经把涉嫌杀人的张孟军、吴川江、付世培这些人都抓了,他们已经交代了,枪也找到了,人证物证都有了。六月二十几号,王立军宣布这个案子已经破获了,当时还表彰了专案组。到了8月份,他们却让去把龚刚模从南川调到专案组来,并叮嘱一定要说是龚刚模和这个杀人案有关。

这很突然。这个是在案子那时已经破了。“6 ·3”专案就是毒贩之间的事情:吴川江和李明航是毒贩,他们给了李明航六万块钱,但是李明航没给他们毒品,过了几年了都没给,张孟军和吴川江在重庆碰到了李明航,让他还钱,或者给毒品,后来把他杀了。大致情节就是这样。当时龚刚模被抓后,关在南川,不在“6 ·3”专案组。到了8月份,才把人转到“6 ·3”专案组。当时他们开会说,一定要说成这个杀人案是龚刚模指示的,跟龚刚模有关。这是王立军的指示。开这个会时,那个内部的人也在场。所以原来那些材料就不要了,要重新做笔录。这位内部人士说,之前都没有刑讯逼供,都是正常来审,毒贩之间也都认账,人证物证都有了。后来就开始刑讯逼供,因为要让他们重新来。然后就把这些人都扔到铁山坪去了。他们只是在江北看守所挂个名。

这位人士说,在转到铁山坪之后,最“艰苦”的是在9月15号到30号那15天,被带到铁山坪上去的那些人比死还难受。被打得最狠的是樊启航。因为樊启航是很义气的一个人。他们一定要樊启航咬是龚刚模指示杀的人,他说樊启航就是不承认。整得樊启航把舌头都咬断了,这样他自己就不能说话了。龚刚模也吊了几天,这是后来李庄去见龚刚模,刚模说的,他说断断续续吊了7天7夜,吊得屎尿都拉在了身上。专案组的这个人说,当时都是把口供打好,让刚模签字。刚模人比较矮,脚尖着地,如果签一张字,下面就给他垫点东西,再签一张,就再垫一点。后来刚模说,那个时候真想死了算了。

后来我们看到笔录,刚模“招”了,其他人还是没有“招”。杀人的张孟军吴川江这些,也没有说和龚刚模有关系。樊启航也没有说。樊启航在笔录里说,龚刚模比他岁数大,所以叫他大哥,说重庆都是这么叫。

樊启航是涪陵人,一个榨菜厂要借钱,找到刚模,樊启航在中间担保,借了200万块钱。他们就是这样认识的。我听专案组的人说,他们在做这个案子时,要说成是樊启航指示的杀人,龚刚模又是樊启航的大哥,他们是想通过这个关系,把龚刚模拉到一起。后来樊启航的律师朱明勇也说过,樊启航罪不该死,他是一个搞工程的,他和这个杀人案应该没有直接关系。

那天晚上,我听专案组的那个人给我讲这些,听得毛骨悚然。

后来我被抓进去,关在江北看守所,和一个姓王的贩毒头目关在一个监室。他和龚刚模同案。龚刚模等人的案子开庭后,审完第一天,他回来说:我以为龚刚模是一个大个子,很威武,原来是这样一个小个子。他是同案的贩毒头目,他却不认识龚刚模。

到了2009年10月份,起诉意见书已经下来了。那时,龚刚模的爱人程琪正在北京住院,龚刚华打电话给程琪,让她跟李庄联系。李庄就去医院见了程琪。当时李庄只要了20万元的代理费。李庄到重庆来之后,我负责接待。他第一次来,具体时间记得不是很清楚,是在2009年10月份。他是晚上到的,和他助理马晓军一起。这是我第一次见他。那天晚上他住在重庆高院边上的五洲大酒店。第二天下午,他们去一中院复印资料。复印回来,我送他们去江北看守所会见刚模。我听他回来说,会见的时候,搞得还有点凶,就是说,必须要专案组的人站在那里看着,一起来会见。

那天他们会见刚模回来,已经很晚了,我们一起吃了饭,到南方花园边上的一个茶楼,听李庄讲会见的情况。当时有我、龚刚华、吴家友几个人在。李庄说他会见龚刚模,先向刚模介绍情况,说是石家庄姓杨的朋友介绍他来给他当律师,刚模听了,当场就哭起来了。李庄说刚模开始不敢说,他就让刚模大胆地说,有什么就都说出来。龚刚模就谈了他被刑讯逼供的情况,说当时他被吊了几天,吊得大小便失禁,说警察让他自己去洗了之后又吊到那里。当时,我和三哥他们听了,都特别伤心,觉得被整得很惨。

那天从茶馆出来,很晚了,凌晨一点多了,我就送李庄回去。李庄看了起诉意见书,说跟龚刚华说的有出入。李庄说看这些罪状,说龚刚模有九大罪状,条条死罪,但是,他把起诉意见书看了以后,发现里面问题很多,都是前后矛盾的。李庄说他回去后,找专家来讨论刚模的案子。李庄第二天就回北京了。

李庄第二次来重庆,是在2009年11月1号晚上。因为11月5号就要开庭了,通知他来开庭前会议。我去接的他,当时很晚了,他告诉我北京专家的讨论意见,说对刚模的指控哪些不成立。李庄在北京找的陈光中等法律专家。陈光中的意见,说是考虑到当前的政治情况,能够保住刚模的脑袋就不错了。李庄说,如果从证据方面来说,应该没有多严重,最多非法持枪那个罪名成立,还有几万块钱的行贿。他说能够谈得上证据的,只有这两个罪名,其他的,都是在说的别人,都不是他自己的,只是为了给他栽一个黑老大的罪名。

这次来,李庄还是住在五洲大酒店。第二天上午,我送他到一中院门口,他去开庭前会议,我在五洲大酒店等他,下午很晚了,他才回来。看来他还是很自信。他说在开会时,有主审法官,有中院的一个负责刑事的副院长,另外有两个人,他不认识,应该是专案组的代表。他就把专家的意见说了一下,说哪些是不成立的。他们是要求李庄配合把开庭做完,也就是配合他们把这个案子做了。李庄说从龚刚模的整个罪名看,就那两个罪名成立,其他的都不成立,李庄说你要我配合你们把庭开完,你们把他排到十几位以后去。龚刚模本来是一号被告。

李庄说当时吵得很凶。他还点出了笔录里相互矛盾的地方,点出了错的和重复的地方。他说笔录矛盾重重,笔录和起诉意见书都是相互矛盾的。李庄说这个庭可能开不成。后来副院长让李庄等电话,看11月5号还能不能开庭,就是让他等确定的消息。

我们就一直等,等到晚上九点多,真的打电话来了,说庭开不成了,暂时不开了。就是这么通知李庄的。还说具体什么时候开,另外通知他。李庄听了这个电话,说:不妙,赶快跑。李庄他们就赶快收拾东西。李庄说要赶快离开。李庄判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如果开庭,他在法院上闹起来,下不了台,但是把刚模的被告从一号挪到第十几号,他们也不会同意;第二种情况,李庄说可能要抓他。李庄有这种感觉。

李庄这次来重庆的前一天,吴家友来过,他说,很多来重庆的外地律师,头一天来,第二天不说话就提包走了。为刚模这个事情,程琪早前找过一个冯教授,冯教授在政法界也有名气,他推荐了一个姓马的律师,这个律师来了重庆,也是住在五洲大酒店,住了一晚,第二天他说要退了这个案子,也不说为什么,我就觉得奇怪:怎么头一天晚上还接,第二天早上就退出了?最后他才说,当天晚上公安给他打电话,说要么你退出,要么你就是被抓的人。公安威胁了他。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李庄感觉重庆不安全,可能要抓他,我就开车送他们离开重庆,开了不到两小时,就到成都了。李庄他们在成都一个酒店住下来。在成都期间,李庄说,5号不开庭了,不知道龚刚模知不知道这个情况。他让助理马晓军再去会见一下龚刚模。我就开车送马晓军回重庆。我在重庆又找了一个律师,他们一起去会见,给刚模说了这些情况,说不开庭了,让刚模放心。会见之后,我又开车送马晓军回成都。

后来,李庄他们是从成都走的,他们回北京,我回重庆。

从被抓到出庭:指控李庄

我是2009年11月9号晚上被抓的。我也住在南方花园,当时我在家。晚上八九点钟,吃完晚饭,我正和我的女儿一起玩,当时她只有几岁。突然有人敲门进来,是一帮警察,都穿着制服。当时我和孩子在卧室里,他们进来后,把我薅出去,要给我戴手铐。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说:孩子在这里,不要当着她的面戴,我出去戴。我跟他们商量。我出去以后,上了他们的车,他们给我戴上了手铐。

当时他们什么都没说,就把我带走,给我戴上一个头套,把眼睛蒙住。虽然戴着头套,我还是能看得到一些光线。他们开车绕了很久,后来我看到是进了沙坪公园。出来后我去找了一下,那时我们进的是沙坪公园里的一个宾馆。当时把我送进那个宾馆,进去后就把我铐在一个铁的老虎凳上,然后就是一顿打。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我被打哭了。我记得一个耳光打过来,嘴巴里是咸的,我想应该是被打出血了。打过之后,他们说:你最近都做了些什么事,老实交代。我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要我说哪一方面。就一直在哭。最后他们说:你就说李庄,说李庄的情况。

然后我就实话实说,包括怎么接待的李庄。他们肯定不满意,又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大概晚上十二点过了,很冷,他们让我接电话,是我堂兄打过来的,我就接了。龚刚模那边应该是用的免提,因为我听到他先说:龚云飞是个老实人,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情。说了这句话,他又对我说:他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同时他对警察说:不要为难他。我就一直哭。

搁下电话后,我说我怎么做嘛,他们又让我说一遍。我没有经历过这些,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他们说你这个家伙不老实。最后他们写好,让我签字。这样搞到第二天中午。

对于当时让龚云飞签字的这份针对指控李庄的笔录,我很好奇都是写了些什么。我问龚云飞。

刘向南:签字了吗?

龚云飞:签了字。

刘向南:内容是什么呢?

龚云飞:我真的不太记得了。

刘向南:就是针对他们指控李庄的一些事情吗?

龚云飞:应该就是这个。当时就只抓了我一个,他们可能就是想拿着我这张笔录去抓李庄,作为一个依据,因为李庄是11月11号被抓的。

龚云飞接着说。

头天他们本来说,你交代好的话,我们明天就把你送回去。当时我还谈到了做林业这个情况,我说那几天我接待了李庄,同时去大足县林业局开了一个证明,证明龚刚模在大足栽了六万多亩树。好家伙,他们抓住证据了,就说我这个证明是假的,就搞了一个伪证罪逮捕我。第二天晚上,他们出了一个逮捕证,把我弄到江北看守所。 

后来还有个警察问过我,问我栽的树子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是真的,我栽了的,你们可以去调查。后来他们专案组去调查核实了。后来我听林业局的说带着他们去坡上找,走了一下。大足林业局给我开的那个证明上写的是栽了57000亩,结果他们去查,合同上写的是63000多亩。

我被关进江北看守所,已经是11月11号了,他们拿着我的东西,应该去抓李庄了。他们对我的笔录还是不满意,从12号晚上开始,每天晚上十点钟,等其他人要睡觉了,再把我找去审问。就是在看守所里审问,做询问笔录,都是熬到第二天早上,熬得我脑壳一直都是蒙的。

这样连续搞了三四天。吴家友也被抓了,关了两个月。在江北看守所,最后一次做笔录,我印象很深。我原来的笔录可能是和吴家友的对不上。最后那次,是他们把吴家友的笔录读给我听,就是为了给李庄按上。反正是他们搞好,我签字。之后就把我放在看守所,不再问了。

我在江北看守所也是前后关了两个月。到看守所后不久,我一直尿血,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尿了一个星期。估计是挨打的时候,不知道打到什么地方了。我出来后,吃了半年的中药。

后来还来了记者,应该是重庆的,到看守所里采访我和吴家友,录音录像。还是让我们说李庄。当时我说,我在大足那边还有几千亩树子,牵扯到十万农民,如果我的头像出镜,估计林业会被毁。我出来后,听说对我们的采访是播了的,用了我的名字,但我的头像被遮住了。

我们关在看守所里,就一直没有再动。在李庄案一审开庭前,来了检察院的人,搞同步的录音录像。当时说的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搞这个录音录像时,我的面前是笔录,我坐着,看一下,说一下,再看一下,再说一下。后来检察院还给我们搞了一个自愿不出庭,说你不要管,就说你自己不愿意出庭就行了,你签个字。他们还说,你没有事,等李庄判了,就把你放出去。

李庄的一审,我就没有出庭。等李庄判下来,第二天早上,看守所通知我,把东西收拾收拾,可以出去了。

李庄的一审是在2010年1月8号判的,我听看守所管教说,李庄被判了两年半。我肯定知道他是冤枉的,但那个时候没办法说太多。1月9号我就出了看守所,一出来,就看到七八个我认识的人,其中有给龚刚华开车的司机,有一个是原来在保利夜总会上班的会计,还有两个服务员,他们都在外面,他们也被关了,说是保释。我也签了保释。之后,警察用他们的车子把我们这帮人全拉到歌乐山上的一个度假村里去了。

其他那几个人当中,在保利夜总会上班的会计、服务员被抓,是为了让他们来证实一下这个夜总会是不是龚刚模的。针对李庄案,除了我被抓之外,龚刚华也被抓了。为了抓龚刚华,抓了很多人。抓我的时候,为了让我就范,还抓了我的夫人。我被抓的第二天,我夫人的姐姐到我家里,就把我夫人的这个姐姐也一起抓了。他们对我说,你如果不老实,你老婆也判刑,让你女儿成个孤儿。当时我夫人也被关在沙坪公园的那个宾馆里。他们说你老婆就关在你对面。把我送进看守所后,她就被放了。

我们被送到歌乐山上的一个度假村,是包的一个小院,应该是个农家乐,不能出门,由两个穿便装的警察看着。我们的手机被搜走了。我们给家人报了个平安,说出来了,没事了。我们可以在小院里吃,在小院里活动,也可以聊天,可以一起打打麻将。

在这个地方,我们呆了大概10天多一点。有一天,有两个人进到小院里拍照,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可能是游客。那两个警察就慌了,他们以为是李庄的律师让人来的,发现我们在哪里了。当天晚上,他们就让我们赶快搬家。当天就搬到小南海的一个度假村去了。

在小南海,他们通知我,说李庄的律师上诉了,二审你也不出庭。过了几天,又说领导打电话来,必须要我和龚刚华出庭作证,说不出庭作证不行,搞得很凶。说是李庄请了很有名的律师,他们怕了。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江北分局一个副局长,姓李,带着两个人,拿了一些资料来,给我和龚刚华搞培训。就是根据那些资料,问什么,答什么,怎么问,怎么答,在度假村里培训。我们在那里天天看资料,背资料。背了几天后,还检验了一次,他们把我和龚刚华分别送回家,到了家里,警察在外面等着,然后就来了检察院的人,他们问话,就是说李庄怎么怎么样,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了怎么怎么样,我又实话实说。检察院的回去后说:不行,过不了关。然后又把我送回小南海的度假村,说我背得不行,继续培训。

回到小南海,我又背那些资料,背了几天。一天,江北分局的何局长带了几个人来,在度假村的一个办公室里,开始搞模拟法庭。有人装律师,有人装法官,有人装检察院的人,我和龚刚华是证人。然后开始问,一问一答。走得时候,他们说:应该差不多了。

搞这个模拟法庭时,离李庄案二审开庭没有几天了,大概是在开庭前两天吧。他们特意交待:第一个,到了庭上,不能说普通话,连重庆普通话都不能说,一定要说重庆的土话,这样李庄的律师就听不懂;第二个,如果答不起来,就说笔录上已经有了,笔录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第三个,如果实在不行了,就说搞忘了,记不得了。这三个必须要记住。龚刚华不认识字,就让他装头疼,说他们问你什么,你记不起来,就装头疼,就是让龚刚华不说话。他们还说,在庭上,检察院的人自然会给我们解围。

出庭前的头一天,还去检察院的一分院做了一个同步录音。怎么问,怎么答。那时基本上背得差不多了。他们说我们做了这个录音,要存档,就是说我们在庭上不能翻供,翻供就是说假话,要判刑。

在出庭的前一天晚上,他们让我们回了家。第二天一早,按他们的要求,我们打车到一中院的某个地方,警察来接我们,把我们接到法院。法院专门安排了一个房间给我和龚刚华这两个证人,房间里有两个警察,还有分局的李副局长,陪同我们一起。然后就开庭了。

我心里还是很慌,因为从来没有上过法庭。到了法庭上,怎么问的,怎么答的,现在确实记不得了。我很紧张。连李庄问了一个龚刚模是谁,我都答不上来。我在法庭上不能说普通话。我之前在北方读了几年书,能说普通话。就是不让我说普通话。李庄的律师说听不懂我说什么,法庭就给我找了个翻译,站在我旁边。我说一句重庆话,再翻译成普通话。很喜剧。

当时出庭作证的,有我和龚刚华两个人。答完之后,回到那个房间,他们说等一下,听领导的意见,就是要看领导对我们的表现满不满意。没等多久,有人进来,说领导很满意。他们给我们每个人200块钱。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钱,让我们签字,我们都没有签。

之后,我们还是被送回了小南海的那个度假村,因为那些人还在那里。去开庭前,他们跟我们说了,如果你们翻供,领导不满意,你们这八个人明天别想回家,全部送进看守所,每个人都要判刑。这是在我们上庭前,他们做的特别交代。等李庄二审判下来,也要过春节了,我们就都被放回家了。

李庄二审,判了一年半。

申诉至今,期盼纠错

2011年,李庄一出来,我和龚刚华就到北京去,给李庄道歉。

李庄表示理解,因为那个时候那种情况,他们是拿龚刚模的生命来做威胁。在看守所里的时候,公安明说:如果李庄不被定罪,龚刚模有罪没罪都会判死刑。这一帮,包括被抓的那些人,包括我老婆,当时全都是黑社会成员,他们说至少判你们五年。我相信他们肯定做得到。所以李庄说他理解那个时候的情况,他说连我都敢抓,你可以想一下。那次我们在北京,李庄还拿手机录了一个视频,我们也给傅洋道了歉。我们说对不起。我们确实是对不起。

刚模也说,让我们给李庄道歉。他说,在有生之年,我们龚家是欠李庄了。我们认为,如果李庄不来重庆,刚模可能就已经被枪毙了。后来,重庆认为李庄才是对他们的威胁,就把重心转到李庄那里去了,龚刚模成了次要的人物。他们认为如果李庄要是闹下去,重庆打黑就搞不下去了。后来龚刚模他们的案件判下来,二号被告樊启航和三号被告吴川江都被枪毙了,然后张孟军是死缓,好几个都是死缓。龚刚模作为一号被告,却是无期。我们觉得,是李庄案救了龚刚模。

我们那次到北京给李庄道歉,王立军还没有倒台。从李庄的案子审完,到王立军、薄熙来倒台之前的那几年,我们过得都很不安宁。他们三天五天就打电话叫我去坐一下,不做什么,就是要去坐一下,去江北分局,或者去派出所,吹一下牛。目的是不让我们出去乱讲。他们三天两头打电话来,不得不去。李庄二审被判了之后,我们从小南海那个度假村走的时候,他们还特别交代,说你们出去不能说,你们给哪个人说,就是害了哪个人。就是让我们绝对不能说真话,让我们把这些事情烂在肚子里。他们说,如果你们讲了,随时可以把你们抓回来。所以那几年我们确实不敢讲。那个时候,一听到那个电话响,我就心惊胆战。

就是在讲到这里时,龚刚华向我讲起了他看周星驰主演的电影《九品芝麻官》的感受,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龚云飞:我被放出来的时候,我还对警察说,如果我有个儿子,绝对不让他找公检法家庭的女儿,如果有个女儿,也绝对不让她嫁给公检法的人。确实太乱了,比周星驰演的那个《九品芝麻官》还要乱。

刘向南: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我也看过,常威杀人,反咬一口,颠倒黑白。我们前几天见面时也听你聊到过这个电影。

龚云飞:是的,那次我也说,我们这个事情比电影里还乱。

刘向南:你在什么时候看过这个《九品芝麻官》?

龚云飞:看了很久了。在出事前看过,出事之后也看过。出来后看,感触更深。

龚云飞接着说。

王立军、薄熙来倒台,确实是意外,倒得太快了,他们是报应,报应来得太快了。他们两个还在重庆时,我们觉得完全没有希望了,我都想搬家了,最少要搬到成都去。我在成都有一个同学,我当时想把房子卖了搬过去。我就是想远离这里。

我记得王立军已经倒台了,当时薄熙来还没有倒,他们又一次打电话来。当时我在家里,我那个一直在用的以13开头的号码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我在电话里说:如果你们觉得我犯了罪,你们就来抓我,就把我抓进去;如果我没犯罪,你们就不要来骚扰我,我说从今天开始,我就不用这个电话号码了。因为王立军倒台了,我们终于有点底气了。之后我就不用那个电话号码了,他们也就没有再打过电话来。

这几年我也没有做什么事,我就是搞农业,在老家租了点地,种点绿色蔬菜,养了一点鸡,养了点猪。2012年薄熙来倒台前,我还是有点担心,龚刚模判了刑,做其他的事情,也许有人会找借口,来找你麻烦。我说我当农民,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薄熙来倒台后,我的心情变了。再也没有那种听到电话响就紧张的事情了。但是龚刚模的冤案迟迟不能纠正。我说我们会坚持到底,除非我死了。我说我和龚刚模、龚刚华一起创业,一直一起做到到最后,这个过程我最清楚。我说我们一直搞企业,那个时候我还是负责人,总经理。如果他是黑社会,我也应该被抓,因为很多都是我在管,我亲管的。

当时王立军把龚刚模排在打黑的第三号人物。第一个是陈明亮,第二个是黎强,第三个就是他。后来听专案组的人说,他们去接南川接他到江北的时候,在南川做的卷宗,龚刚模是没有罪的,那时已经查了一个多月了,从6月份抓进去,查到8月份。他说他们开会,王立军下不了台了。王立军说舆论宣传龚刚模是排在黑社会头目第三,没罪怎么行,所以他让不管想什么办法,往死里弄,所以后来他们整得很凶。

我觉得李庄的案子是个假案子,假案应该纠正。在重庆的公检法,谁都知道龚刚模的案子是冤的,谁都知道李庄的案子是个假案子。但是,李庄的案子也迟迟不动。作为当事人,我们已经给李庄写过好几次材料,其中一份交到了最高检。

我们在大足栽树,做农业,刚刚做起来,就出了这个事。到龚刚模被抓,我们做这个公司,一共投入了1000多万。龚刚模被抓,这个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就被公安搜走了。在这之后,我还掏钱管了一年。当时有500多个管树的人,我还要给他们发工资。我们都是请当地的农民给我们管,做除草、上肥、防火这些事情。人力不贵,500块钱一个月。我管这些,到2010年龚刚模的案子二审结束,我看到没有希望了,我自己也掏不出钱来了,我对那些农民说,你们愿意看管就看管,不愿意看管,我们也没有钱付了。我们栽的树,后来成林的有三万多亩,有两万多亩没有长起来。 

我们当初做这个公司,注册资本只有30多万元,龚刚模是法人,他60%的股份,我占40%。龚刚模被抓,这个公司也被收了。因为这个公司的事情,后来我写了几封信给政府和专案组,都没有回音,我就是想求他们把这个公司还给我们,让我们管起来。后来我看到,那三万多亩成了林的,很多树都被老百姓砍了卖了。两万多亩没有成林,老百姓没收益,他们还有意见,因为我们当初的承诺没能实现,现在我们还成了理亏的一方。

龚刚模被判刑,没收所有个人财产。但是,那个万贯科技公司,龚刚模占股90%,,其他的10%,我占5%,龚刚华占5%。这个公司的钱都是我们当年销售摩托车时赚的。这个公司也全被收走了。因为这10%的股份,我们也受了很多苦,当年专案组把我们找去很多次,要我们放弃,就说那些钱都是龚刚模一个人出的。我们说那个钱是我们一起做摩托车赚的。我们都没有放弃。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能不坐牢就算是好事情了。

薄熙来倒台之后,我们就开始给龚刚模申诉。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动静。重庆高院对我们的申诉,既不驳回,也不做结论。像其他那些打黑申诉案件一样,就这么搁置着。

孙政才在的时候,我给他写过三封信,但是半句回音都没有。当时认为是换了一个领导,应该有希望了。我把材料、证据都给他交过去,仍是一点回音都没有。后来,我听朋友说,对于重庆这些事情,孙政才下了指示,他说不忙纠。

就我知道的,重庆一些大企业的老板,也都很关心这些案件,他们都说,这些案件不纠错,他们这些民营企业家心里的石头就放不下。因为他们都知道龚刚模的这个事情是假的,原来他们都是一起做生意的,我们给他们卖摩托车。

现在全国都在喊为民营企业家平反冤假错案,我觉得重庆应该是典型中的典型,如果重庆的事情纠了,全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因为重庆的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的聚焦,也是国际上的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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