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風的隨筆

文史星曆,隨便聊聊

李鸿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李文忠公智行若老狐,于庙堂之上,纵横捭阖批亢捣虚;而任事如老牛,于江湖之野,屡涉险地而不避身。以传统手段,处现代世界,坎坷暗礁,所在多有,而未尝辟易。
李鸿章像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内忧外患。各种势力此起彼伏,国家民族震荡无已。然而,不论内外各种强力如何交相侵逼,政治、经济抑或礼教文化之争如何激烈,其中总有一条主线,代表着历史的进程,那就是东方与西方的碰撞,或者说传统与现代的激荡,进而塑造出一个新的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全球历史上东西方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文化碰撞与交流,不仅在军事层面,而且包含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上一次东西交流以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告一段落,这一次,受到冲击的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

东方与西方,本来是平等的。因为近百年,西方率先发展出了现代文化,并在各方面影响了东方,所以人们常以西化为现代化。但是,西方只是提供了现代的一种模式,东方会发展出怎样一种 “现代”,李鸿章等人也在探索。

历史学家雷海宗曾说:“百年来的趋势,我们可称它为政治文化总崩溃的时代·```````西洋有坚强生动的政治机构,有禀性侵略的经济组织,有积极发展的文化势力,无怪中国先是莫测高深,后又怒不可遏,最后一败涂地”。

中国是否“一败涂地”,可以另论。其间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与斗争的复杂和精彩,却足以值得我们反思。李鸿章即是其中一个重要人物。

1901年,梁启超曾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李鸿章自称其“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除了少年科第,几乎每一阶段,都是内政与外交的纠缠,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一)洋务派的先锋

人们习惯于把中国的近代化概括为由器物而制度,由制度而思想。李鸿章常被视为学习西方器物的代表。他对西方,始终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洋务运动时可以实施的器物层面,他就积极学习;那时只会招致身败名裂的制度方面的学习,他就烂在心里。学习西方的步子是大是小,取决于他作为政治家对时局的判断。与中国的近代化同步进行的另一面,则是无数次的权谋术数,家国存亡。

李鸿章办洋务的想法始于平定太平天国时,也就是他所说的“壮年戎马”。太平天国一度占领了清朝的半壁江山。成为清朝的“肘腋之患”,他们的军队从洋人手中购买了大量先进的火器,战斗力极高。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的湘军也纷纷装备洋人火器,甚至雇佣洋人轮船运兵。但武器外采,不惟价钱高,而且处处受制于人。当时,南方有太平天国运动,北方则京畿沦陷于英法,形势危急。战争中,曾国藩就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战后,李鸿章循乃师足迹,创办了一系列的军用、民用企业。计有:

  •     江南制造总局
  •     金陵机器局
  •     淮军行营制造局
  •     轮船招商局
  •     直隶磁州煤矿
  •    直隶开平煤矿
  •    中国电报总局
  •    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

其中许多都是中国第一次开设,如中国电报总局,开平煤矿。这些现代事物第一次在古老的中国扎根,反对的声音从未停息。战争中,胜利第一,尚可以此挡住反对派的嘴。最大的阻力,还是在战后。

数千年来,中国以堂堂上国自居,居高临下,从来都认为周边是蛮夷之邦,更遑论向其学习。

惯性是最可怕的。李鸿章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四万万人民,还有五千年历史。近代化的企业办不起来,“自强”、“求富”便无从谈起。

民用企业中,开平煤矿好容易让朝廷批下来了,启动资金不够,发行股票,社会上又不认可。不得已,李鸿章自己往里面搭钱数万两,又和总办唐廷枢靠着私人关系,四处拉钱,才让煤矿正常开工。开起来后,保守派又以煤矿地近清东陵,会动了地脉,反对的折子一道接一道,拿传统来说事,借祖宗之法行迂腐之念。李鸿章主意坚定,一力扛住朝堂内外的压力,四处奔走,才不至于被关停。磁州煤矿则因为反对者势力过大,几乎没开起来。

修铁路,也同样是一波三折。折子上了好多年,都没动静。乘着要开煤矿、用火车的时机,李鸿章又做了一次努力。他通过光绪皇帝,把铁路先修了一小段,让慈禧先感受一下,再做决定。果然,很快朝廷便同意修建。

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好像是现代化的代表,然而,他巧结圣意借力打力的手段,却是来自于传统;并用这先进的技术,来维护传统的满清贵族的地位;以西方人的技术,来探索中国的“现代”模式;甚至他对抗反对派时的勇气,也是因为维护满清统治,而参加的平定“叛贼”太平天国的运动。

中年李鸿章

(二)传统中的大臣

参加过战争的人,做事会更无情。李鸿章虽然向往西方的先进技术,却不屑于西方的人道主义,他的脑海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古老的忠君爱国,周孔名教。对任何违反这些原则的人,他处理时,会严苛寡恩,绝不手软。

太平天国战争中,淮军与戈登的常胜军一起攻打苏州,苏州城墙坚厚,久攻不下。戈登派人招降,经过努力,和里面的将领达成协议,只要献出城池投降,可保其生路。结果,城门打开时,李鸿章命淮军大开杀戒,答应投降的将领也被统统杀死。戈登得知后大怒,几乎要找李鸿章决斗。搞得李鸿章远远避开,忙向朝廷上奏辩解。他认为对叛贼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戈登的想法,未免理想化。他们的区别在于,戈登把投降的敌人看做平等的人,李鸿章则把他们看做纯粹的叛贼。中国传统的皇权至上与西方的人道主义发生了碰撞。但李鸿章绝非死守义理之人,他总能在遵循那些理念之时,焕发出人性的光辉。他并未因此而仇视戈登,而是从心底产生一种敬佩。多年以后,他还遥遥万里,给身在英国的戈登去信,聊聊彼此近况。

太平天国战争本来是中国的一场内乱,因为发生在近代,所以和西方人有了关系。我们从另一件完全由中国处理的案件中,更可以看出李鸿章做事的风格,以及他走向现代化时所面临的问题。

在直隶总督任上,李鸿章判过一个案子。一个不务正业的青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杀了他的父亲。具体案情是这样的,一天,青年拿了家里的锄头要去典当,母亲发现了,赶忙去追,青年丢出一块石头,砰的一声,没砸上母亲,却把闻声赶来的父亲给砸死了。

平日处理政务时,李鸿章精干明快,绝不拖泥带水。但这件事,他做决定前,估计也稍事踌躇。最后,青年被判了最严重的刑罚——凌迟。至此,这个悲苦家庭的不幸并没有结束,母亲竟也被打三十大板。理由是激怒儿子,间接导致了男主人的死亡。于此可看出李鸿章用刑之重。其刑罚的重点,也不是为了这个家庭的幸福,而是维护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纲常名教,以儆效尤。

现代社会可能会以过失杀人罪,再具体定刑。不会这样粗暴地毁掉一个家庭。另一方面,此案的定罪,主要是威慑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没有现代化的统治机器,政府的势力不能深入到遥远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只能靠刑罚的威力加道德的说教来治理。李鸿章面对的问题,是要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又不得不以传统手段维系帝国的正常运转。

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

(三)屡败屡战的外交

传统与现代,在近代中国相交,东方与西方,也在这里碰撞。在传统世界中如此强势的李鸿章,也不得不在时下纷乱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为中国的落后买单。他要面对的西方文化,已比他竭力维护的纲常名教走得更远。那么在这个时代,应该怎么去处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是否都应该被遗弃?

就任九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之前,李鸿章专门去向老师曾国藩请教,曾问他何以与外国人打交道,已经做过封疆大吏、军中大将的的李鸿章自信地答道,我只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道,你打给我来听听。李鸿章知道说错了话,立马认错,再次正色请教。曾国藩思虑良久,告诉他的门生一字诀窍——“诚”。后来,作为晚清最会与洋人打交道的人,李鸿章说,他从这一字,受益终生。现实中,他会更灵活地处理与各强国、弱国的关系。中英马嘉理事件的处理最能体现他的风格,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或畏畏缩缩,或离题万里,让洋人一团怒火。他一上来就直面问题,既严惩凶手,又据理力争,不答应英方的无理要求,最好地维护了中国的利益。

对强国,他让三分;对弱国,则义不相让。让是出于务实,出于无奈;不让则是出于爱国,出于责任。儒家讲,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点即在于诚字,不仅对他人诚,也要对自己诚。这一诚字,可说是儒家的核心,千年来士人处事之至理。不论什么博弈,到了最后阶段,天地大道,总强过任何套路。传统到了现代,器物可以变,制度可以变,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则不会变。

李鸿章平生甚为得意还有他的以夷制夷之策,即在两国对抗中势力不支时,把与中国利益相关的第三国或第四国拉入局中,使对方相互抗衡。对中国来说,只是吃亏多或吃亏少的区别。这也是来自传统的智慧。对贫弱的中国来说,只有这个无奈之举,才可以更好地立足于虎狼之林吧。1894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很快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中间便有李鸿章运作之功;1904年日俄战争,两国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李鸿章1896年在俄国时签订《中俄密约》,授予俄国在北满修路权益。

1894年中日台湾冲突,1875年中英马嘉理事件,1885年中法战争,似乎都是李鸿章丧权辱国,软弱无能,对外人让步。然而,签订的条约白纸黑字,传之史册,容易看到。不容易看到的,却是李鸿章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其间的据理力争,“唇焦舌敝”。

李鸿章一生最大的污点,还是甲午败绩,一朝居下流,万恶皆归焉。“李二先生是汉奸”,几乎传遍天下。对外事务的失败导致他在国内声名扫地,跌落至人生谷底。人们只看到了战败割地赔款,却没看到北洋舰队在战前一连数年都未添一炮一舰,慈禧的颐和园却办的有声有色。

甲午战后,李鸿章就曾给强学会捐款,思考制度层面的改革。之后,他做两广总督,慈禧从北京传来命令,挖掉康梁祖坟。李鸿章左右推托,迁延不从。最后慈禧在圣谕中声色俱厉,要“拿李鸿章是问”,他才派人去做。

也就是他在南国做两广总督时,北方的义和团运动爆发,李鸿章断然与南方几位大员实行了“东南互保”,他早年办洋务,被人斥为奇技淫巧,这时,见到了真正的奇技淫巧,若是他身在北方,估计会像当年对太平天国一样,将之斩尽杀绝。下层的狂热和异国被改造过的基督文化,在他所受的儒家教育和对现实的洞察之下,从来都是虚妄与荒诞。

义和团运动之后,烂摊子总得有人收拾,最懂洋务的李鸿章受命北上,再一次签订和约。此时,他已78岁。很多人劝他留下,朝廷只剩了个空架子,何必再去签约受骂。李鸿章以他勇于任事的脾气,毅然北上赴召。如果天下人要责骂,五年前《马关条约》签订时就已将他骂死千万遍。身后荣辱,他早已比谁都看的开了。

《辛丑条约》签了,朝廷痛定思痛,清末新政逐渐开始。设议院、改军制、废科举,这些关乎“立国之本”的事情终于提上日程。吊诡的是,他在器物层面付出的半生心血连同政治声誉灰飞烟灭时,朝廷才能思考他早年胸中所想的制度层面的事情。其实,他在1872年就说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话,但中国太大,历史太久,现代事物不能遽然生根,握大权之人又未全力支持,所以只得先从器物着手,即使是器物,也要在传统的政治泥坑中辗转腾挪。和李鸿章同时代的英国驻华使馆参赞罗伯特·道格拉斯评价道:“虽然他具有超凡的能力,绝佳的机会,但是他不能从桎梏了他和他的无数代同胞的狭隘、顽固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可谓至言。

李鸿章立身处世,始终秉持着儒家义理,诚之一字,待人做事。他又可以随时变通,积极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他也没有古代读书人好名、清高的脾气,虽然有狐狸的圆滑,遇事时却又有老牛的脾气,任劳任怨,身处险地,从不后悔。

晚年李鸿章

从传统到现代,中国走了很多弯路。在西方洋枪利炮的冲击下,没能亡国,是因为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将近百年都是在器物层面徘徊,终至一败再败,丧师辱国,是因为历史悠久文化绵长。其间多少先知先觉的人物如郭嵩焘、郑观应、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等等,或受制于人微言轻,或折戟于政坛敌手,都不能一展抱负。

传统为近代中国的走向提供了一盏微弱的灯光,一副沉重的镣铐。但是也有稍纵即逝的良机。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传统与现代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只有大概的比例。日本、俄国的君权至上、厉行扩张是一种现代化;美国、英国的民主议会、光荣孤立也是一种现代化。 

中国应该走哪种现代化,李鸿章及其同时代的人也在探索。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or like, so I know you are with me..

CC BY-NC-ND 2.0

Want to read more ?

Login with one click and join the most diverse creator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