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風的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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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丘墟:陈寅恪“河北胡化论”的形成

陈寅恪的“河北胡化论”自形成以来,已经成为解释中晚唐历史的经典理论之一,在史学界受到广泛讨论,至今八十余年,影响甚至溢出学界,大众稍知历史者,对此都有耳闻。

“河北胡化论”指安史乱后,唐河北地区(今河北、山东、河南北部一带)不仅在军事上割据自雄,政治上、文化上也离以长安为中心的唐廷愈来愈远,胡风甚胜。即如陈寅恪所言:“(大唐)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换言之,“大唐帝国之版图以内实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

陈寅恪的主要依据,是杜牧所写的《范阳卢秀才墓志》,说卢秀才祖上自天宝以后,三代人都仕于燕赵,及至卢本人,二十岁都不知有周公、孔子,平日走马射兔,击球饮酒,所言尽是战攻驻守之事;还有广为人知的韩愈《送董召南序》,董召南长安科举失利,不得已北走燕赵,陈又从字里行间的信息,判断出河北与长安的文化、政治气氛已截然不同;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说安史乱后六七十年,幽州一带仍呼安史为“二圣”,以此证明安史影响力之广泛;此外,陈寅恪还发现了很多来到河北的汉人胡化的事情。初读这些推断,好像一个侦探通过条条蛛丝马迹,忽然扬手,一副阔大、复杂的幕布就此揭开,华夏世界一分为二,西边是以唐廷为中心的汉文化区域,东部则胡风浓厚,是高鼻深目、衣着语言不尽相同的河北藩镇。

 历史是复杂的。某一解释历史的理论的形成也是复杂的。往往与历史学家所处的环境及其心境有关。

陈寅恪此条理论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大原因:

一、历史渊源

历史渊源上来说,唐朝时魏博节度留后田弘正曾说过河北地区“悉化戎墟”,这是他上表朝廷请求归附时所言,强调河北地区不慕王化,反衬唐廷文化繁盛,也显出自己投诚的重要性,虽然有自谦成分,应该有一部分真实性。明朝末年王夫之也曾提出过相似解释。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安史乱后,河北“数千里之区,士民无清醒之气,凡背君父、戴夷盗、结宫闱、事奄宦、争权利、夸武虣者,皆其相尚以雄、恬不知耻之习也。”王夫之(1619年-1692年)一生,恰逢明末清初,前半生投笔从戎,慷慨抗敌,明亡后被迫隐没深山。家国沦亡于异族,是他一生心中大恨。故对华夷之辨,看得极为重要。谈及历史上外族南下之事,便格外敏感、敏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胡化的概念,在他笔下,唐中后期的河北已隐然成为化外之地。这些古人的看法,都没有系统的论述,至陈寅恪,才将此作为一大问题,专门提出。

青年陈寅恪

二、历史学家的处境

从历史学家的处境来看,陈寅恪这条理论出自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该书1942年出版。此前的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一家极富民族气节,八十高龄的父亲为此绝食而死,他自己急于离开沦陷的北平,顾不上治疗眼疾,以致一眼失明。其后整个抗战期间,衰年病体,扶家携口,先是流落西南,继而香港、广西、四川,颠沛流离。因为生活困难,营养不佳,又长期抑郁,在1944年的一个清晨,连仅剩的一只眼睛也因此失明。唐朝时河北沦陷,当下,华北、江南统统陷于敌手,亡国之感,陈寅恪体会尤深,也让他对河北地区的胡化,印象更深。

三、历史学家的性格

与历史学家的性格有关,陈寅恪性格偏悲观。抗战刚爆发,他即对前途甚是悲观(这悲观与他强烈的爱国情怀适成对比)。抗战胜利,举国欢庆,陈寅恪仍有一种不能掩饰的淡淡悲伤,从他当时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

《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1945年8月,经过八年奋斗,日本决定投降的消息传到中国。本来是一大喜事,陈寅恪欢喜之余,想到抗战以来的重重苦难,却不禁黯然神伤,“喜心题句又成悲”。

更早的时候,也能看出陈寅恪性格的这一倾向,二十年代在TH任教时,与王国维论及故国,就常常“相顾南冠泣数行”。

而宏大的理论所需调动的丰富想象,可以把阴灰的现实撕开一个口子。

四、研究方法

与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有关,陈寅恪曾留学德国,常以经济、社会阶层来分析历史,卓有成效。唐代“关陇集团”“山东集团”的提出,便是基于此。但他做学问,一方面踏实谨严,一方面也有大胆的想象。如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中论证曹冲称象、华佗治病的故事有印度佛经的影响,《狐臭与胡臭》中论述中华狐臭可能来于胡人。都是险而奇,虽然不能证其绝对真实,但也不能证其为伪。总之,他的思维极活跃,绝不被纸面上的文字所束缚,他严谨的思维,又让大胆的想象,能经得住理智的考察,“河北胡化论”便是一例。

胡人俑

此外,陈寅恪出身世家,自视极高,在隋唐史领域耕耘多年,他有更多的自信,提出可能会被人议论的看法。

历史学家的性格、处境、学术渊源我们可以分析,他独特的天赋、对人性幽微与社会变革的悟性,则不能分析。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学者们已经从更多的角度来看待陈寅恪这一理论。有的学者从地域角度,根据唐河北地区北部、中部、南部胡化状况的不同来分析;有的学者从时间角度,根据安史乱后至唐亡一百多年胡化程度的不同来分析;还有的学者从藩镇需朝廷册封以加强政治权威、朝廷以此来制衡藩镇等角度来出发,说明朝、藩互动交流的情况,淡化“河北胡化论”的色彩。

然而,面对这一著名的理论,不论是试图冲破它,还是分解它,都不能忽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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