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風的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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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都付一笑中:钱钟书先生逝世23周年纪念

钱钟书当年要横扫的清华图书馆,今为清华图书馆老馆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去世。他被誉为“文化昆仑”,一生跨越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朝代”,游历欧美,博览中西。晚年,在世纪之交,88岁时溘然长逝。

少年时,我第一次听到《围城》,以为是乱世征战中类似张巡守睢阳那样一场惨烈的围城之战,会有许多慷慨激昂、感天泣地的故事。后来看到原书,只是几个平凡知识分子的琐碎人生,不禁大为失望。

其实,钱钟书先生喜欢的风格、关注的焦点都和我最初的想象完全相反。他的世界里,轻松、调皮、机智、幽默俯拾即是。对那些宏大叙事、英雄壮举,他始终敬而远之。即使自己身处一个“可以生、可以死”的大时代。

这风格也体现在学术上。钱钟书和陈寅恪的对比,能更清晰地看出他的为学特点。

钱钟书在清华读书时,陈寅恪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大名鼎鼎的四大导师之一,许多外系学生慕名去听课,其中就有后来成名的季羡林。钱钟书始终未曾一顾,两个天才就这样失之交臂。

据钱钟书说,陈寅恪的研究太过琐碎,言下之意不大看得上。其实是因为二人的兴趣、关怀、研究方法都不一样。

陈寅恪学问的落脚点始终在历史上,他受德国留学的经验影响,重视社会阶层及经济潮流的变动,这些偏向于宏观的成果常由他素所欣赏的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得来。由严肃、谨慎的微观考证得到宏观的结果,是陈寅恪颇为自豪的一点。

钱钟书的禀赋与这两点恰好相反,他喜欢调侃、戏谑、揶揄的思维倾向让本就枯燥的考证显得更加乏味。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感性的文学,对社会、经济的宏观潮流不太感冒。加上年轻自傲,身边也从来不缺大师巨子,对于和陈寅恪的交往,也不怎么看重了。

青年钱钟书

当然,两人都是智者型的人物,都有磅礴恣肆打通中西的知识结构,都不致力于建立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有了完整的体系,接下来的发展,就是要被人打破了。

钱钟书的老师吴宓当时评价:当今学文史的人当中,老一辈的有陈寅恪,小一辈的有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龙凤。一龙一凤,意指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此话当做如是解。

清华时期,钱钟书还有很多趣事。

他以“偏科王”考上清华,数学仅得了15分。因为英语和国文试卷上的超一流水准,才被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

钱钟书刚进清华,就立下一条宏愿:“横扫清华图书馆”;

他上课就在课桌后面看小说,考试还经常拿第一;

与杨绛谈恋爱时,穿着一袭长袍,用英文写情书;

毕业前冯友兰请他留校读研,他口出狂言:“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做得了钱某人的导师”,等等等等。

钱钟书一生最快乐的日子,应该是他在清华和英法留学的时光。在清华是遇到了杨绛,在英法,是来到了第二精神故乡。在英国时准备牛津的博士论文,要查阅大量资料,还比较忙,在法国就轻松多了。杨绛后来回忆,1938年在巴黎,“他(钱钟书)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钟书肆意读书的一年”。

后人常惊叹于他学问的渊博、“照相机式的记忆”。他确实悟性高,记忆力好,却不完全依赖天赋,读书都要记笔记,有时一本书记的笔记比原书还多,一生留下的笔记,有数百万字之多。

晚年钱钟书与杨绛

对于书,钱钟书几乎无所不读,尤其喜欢各种杂书。有个朋友曾向他请教西方打猎方面的小说,他一口气写了二十多个英文书名,让朋友瞠目结舌。他小时候喜欢读《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国的各种小说。成年后留学英国,对孙悟空金箍棒的重量,还津津乐道。即使没有对英雄主义的想象,他的渊博恣肆天马行空,本身就是一种不拘常俗的气度。也在多年以前,开启了我对西方文化最初的兴趣。

钱钟书一生著作等身,他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却是一本小书——《围城》。

抗日军兴,钱钟书回到祖国,被清华大学破例任为教授,赴大后方的西南联大任教,时年28岁,任教于中国最好的大学,可谓青年得志。但短短一年,就离任而去,转赴湖南的蓝田国立师范学校。可能因为西南联大由三校组成,人际关系复杂,钱钟书又心高气傲,随意臧否人物,所以呆得并不长久。

《围城》的构思就在这时,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抗战大后方的知识分子众生相,一方面是电影《无问西东》中的读书报国共克时艰;另一方面,是大时代下自己的小算盘。在书里,还有对知识的调侃,对人性的剖析,对婚姻的解构,种种复杂的事情,都由一个个俏皮的玩笑或比拟来说出。

钱钟书的时代,战火不断,不论是抗战时期寄身“孤岛”上海,还是建国后供职文学研究所,他需要的,只是一张安静的书桌,其他别无所求。传统也在继续解体,西方涌入的文化还未生根,我们该学习西方的哪部分文化?中国的经书是否应该继续读?中国是该“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

梁漱溟、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等人都给出了他们的回答。钱钟书是他们的学生辈人物,也在这条思考的延长线上。这样重大深沉的问题,他的诙谐、机智该如何应对?

钱钟书幽默、机智的眼神

他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而是以著作的形式,给出了答案。

上世纪60至70年代,文革中,中西方所有的文化都被打倒,他写出了自己几乎最重要的著作《管锥编》,这部皇皇巨著用文言写成,模仿中国传统的笔记形式,记下了他对中西文化的对比分析与点滴心得。征引的作者超过四千人,引用的书目超过上万种。既有《周易》《毛诗》《左传》《史记》《太平广记》等中国典籍,也有十八九世纪的英法德诗歌。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里的这句话,正可以代表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

文革结束后,1978年,余英时第一次见到钱钟书,谈话中,余问到一个特别专业的问题,钱钟书忽而露出一种幽默的表情,眼中闪现一股智慧,好像余在考验他的记忆力似的,想了一下,然后才正式回答。

如果要问钱钟书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东西,或者非常严肃深沉的话题,他估计也会先是这样一个滑稽而智慧的表情,然后再认真作答。

钱钟书的趣闻轶事,还有很多。他的傲气、博学、犀利、童真,已经广为人们所知。这里仅述及一鳞半甲,以纪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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